李虹霖：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之流传与递藏探考

文化 2024-10-15 00:02 广东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引言

《资治通鉴》乃中华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体例严谨，脉络清晰，史料充实，考证稽详。是书由司马光主持编撰，其手稿汗牛充栋，然唯其一留存至今，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人才济济，于版本研究方面着力为多，成绩斐然。笔者长期浸于国家典籍博物中，耳濡目染，又因早年受教于徐邦达先生，用力于书画鉴藏，无意间注意到现存稿卷上所钤百余方收藏印记几乎都来自于历代著名书画收藏家，乾隆帝亦将该卷评为“上等”并收录于著录清内府所藏历代书画的《石渠宝笈》一书中，而非记录皇室藏书的《天禄琳琅》。由是推知，此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所以能流传至今，大抵多仰赖于历代书画藏家的保存与爱护。以前专家们多从典籍和版本角度来考证研究，笔者遂从另一个角度，即书画鉴藏的角度来考量，在详究其印鉴并稽考历代文献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惊喜的发现，如明确了几方钤印的归属，“紫云溪翁”属程珌，非“程玖”或“程垓”；“五公世家”属袁忠彻，非饶介；“云中”属梁清标等；明确了赵汝述与赵汝謮非同一人，应是同辈宋宗室；同时将此卷最早著录追溯至南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并推测还原了《资治通鉴》手稿卷未割裂前的情形，进而梳理出该卷的大致流传脉络，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此卷历经千年历史变迁背后之人文景观。能够填补些许空白，解其疑惑，乃人生一乐事，遂于疫情闲暇时成此小文，愿与同道一同探讨。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

现存《资治通鉴》稿卷之概况

现存稿卷系司马光（1019—1086）亲笔《资治通鉴》原稿之一，长130厘米，宽33.8厘米，共29行465个字。文字乃述东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起兵谋反之历史，每段仅书头尾数字，中间省略，以“云云”二字代替。行文中屡有涂抹删改，可见司马光治学之严谨。

稿草由二纸连缀而成，第二纸后半有不少涂抹勾除痕迹，依稀可辨涂抹勾除者乃范仲淹之子范纯仁（1027—1101）致司马光长兄司马旦（1006—1087）信札文字，(1) 即司马光书通鉴稿于信札之上。此种案例十分罕见，推测司马光编撰之时，心无旁骛，一纸用完随手取案边一纸，未料此乃范纯仁札，然正当思如泉涌之际，无所顾忌，起草于书札之上。从中可见司马光编撰之用心。

此卷末尾尚有一封“谢人惠物状”，(2) 即司马光写给朋友的一封感谢信。虽仅数字，却显露出司马光为人之正直、诚恳。

《资治通鉴》稿卷之收藏传承与著录

从南宋开始，《资治通鉴》稿卷进入收藏家视野。画卷上计有鉴藏印记百余方，其中包括袁忠彻、项元汴、梁清标等著名藏家印鉴多方，并经南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明汪砢玉《珊瑚网》、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石渠宝笈》等著录，流传有绪。

入藏南宋内府

现存稿卷后第一段题跋为南宋任希夷所作：“温公修通鉴，起草于书牍间。可见当日用意之勤。至答送物状亦自为检。前辈之不茍如此，可师也已。嘉定八年（1215）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观于玉堂夜直。”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任希夷跋

任希夷（1156—？），字伯起，号斯庵，眉州眉山人。曾从朱熹学，深受器重。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任太子舍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等。(3)

开禧元年（1205），任希夷任职太常寺，掌管祭祀礼乐。鉴于礼仪失编的状况，他请求编修礼书获准，并受命收集整理资料，一一核实。故任希夷能够较多地接触皇家所藏图籍。

任希夷跋文中称观此稿卷于“玉堂夜直”，当即其值宿禁中之时。“玉堂”乃唐宋以来翰林院之通称。(4) 宋代始有翰林学士每夜一人轮流在学士院值宿之制度。轮值者准备皇帝随时召对，或咨询政务，或草拟制诰，或收发当夜外廷呈送的紧急封奏，转呈皇帝。(5) 南宋承北宋制，不少南宋诗文中都有记录，如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南宋诗人洪咨夔《直玉堂作》等。此由可推测，该手稿卷曾入藏南宋内府，或即藏于翰林院中。(6)

而据《宋史》:“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记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又“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7) 经靖康之乱，内府庋藏尽散。南宋时，政府通过多方搜集，建立起将近六万卷的国家藏书。由此可想见，司马光的诸多通鉴手稿或于战乱中遗失，仅此残卷保留下来，南宋内府将其保藏。这也说明司马光的手迹在当时已不多见，如王羲之书札一般，只言片语皆为至宝。任希夷䟦中提及“起草于书牍间”当意指手稿后半部分书于范纯仁致司马光长兄司马旦的书札之上。“至答送物状”则指手稿结尾的感谢信。由此可知，该卷至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已连缀成卷。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汝述明可跋

现存稿卷后第二段题跋为汝述明可所书：“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恵物状草也。副纸之间，三絶具焉，诚可宝哉。岐国汝述明可识。”下钤“玉比德斋”朱文长方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著录时，皆首先录入赵汝述的题跋，次为任希夷跋。《石渠宝笈》著录则首先录入任希夷跋，故推测原稿在明后期重装时，藏家或因任跋有明确年岁及地点而将其与赵跋调换顺序。

汝述明可乃宋太宗八世孙赵汝述，字明可。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历任起居郎兼密院都承旨、兵部侍郎、邢部侍郎等。嘉定十四年（1221）迁邢部尚书，知平江府，卒于任所。(8) 赵汝述生卒年无明确记载。从其四弟赵汝适(1170—1231，字伯可）推断，赵汝述当生于1170年前。又据《姑苏志》，嘉定十六年（1223），知府赵汝述曾修治金兵南侵中被毁坏的苏州城墙。(9) 而绍定元年（1228）十二月，知府已由李寿朋担任，可推知赵汝述卒于1228年前。

汝述乃赵善待（1128—1188）子，岐王赵仲忽(10) 六世孙，故款属“岐国”以溯祖。现存稿卷前钤有“岐国汝述明可图籍”朱文长方印，“谢人惠物状”下方还钤有“玉比德斋”朱文长方印，可知该手卷曾为赵汝述所藏。如前所述，经靖康之乱，内府庋藏尽散，南宋政府多方搜集，重建国家藏书。此稿草手稿卷或即为赵氏所进献。如此则在进入南宋内府之前，司马光《通鉴》稿草及“谢人惠物状”已连缀成卷。

左：卷后赵汝述题跋款属及钤印“玉比德斋”；

中：卷前赵明可鉴藏印记“岐国汝述明可图籍”及赵汝謮印记“赵汝謮印”；

右：卷后赵明可印记“玉比德斋”及赵汝謮印记“赵汝謮印”

现存《通鉴》稿卷前后尚各有一方“赵汝謮印”朱白文方印。或有论者以为汝述明可即赵汝謮。然两方“赵汝謮印”印色与卷首“岐国汝述明可图籍”朱文长方印不尽相同。且赵汝述兄弟四人（汝述、汝逵、汝遇、汝适）取名皆用“辶”。故笔者疑二者并非同一人。又据《咸淳临安志》，赵汝謮曾担任临安府通判，从五品或者正六品。(11) 而赵汝述为权相史弥远（1164—1233）所亲，官至正一品，(12) 由此可知赵汝述与赵汝謮并非同一人，应是同辈宋宗室。

赵汝述、赵汝謮书与印记皆不见记载，此处可补目前关于二人书风及其别号、用印之空白。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葛洪程珌、赵崇龢观款

赵汝述跋后是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观款：“此属藳尔，而字画无一欹倾。惟公不欺之学，何徃而不在哉。葛洪、程珌、赵崇龢同观，因相与叹仰如此。”

葛洪（1152—1237年），字容父，号蟠室，浙江东阳人。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历工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学士等，守本职致仕。

赵崇龢，生卒不详，宝庆元年（1226）运副，三年（1227）除工部侍郎。(13)

程珌，由于签名及印文颇难辨，或有释作“程玖”、“程垓”者。(14) 查程玖无考。程垓为南宋时人（1140—？），1213年尚在，字正伯，眉山（今属四川）人。程垓一生未仕。而葛洪、赵崇龢均为翰林，因此为程垓的可能性不大。

程珌（1164—1242）为南宋重臣，连任光宗、宁宗、理宗三朝。字怀古，号洺水遗民，休宁（今属安徽）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历枢密院编修官、守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等。淳佑二年（124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有《洺水集》六十卷等。《宋史》有传。(15)

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观款及“程珌之印”（上）、“紫云谿翁”（下）

跋后钤有“紫云溪翁”印。紫云溪为汊水河源头，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南端，是徽州通往江西、浙江的要冲。紫云溪之名为程珌所取。另，程珌与葛洪同朝为官，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宋理宗曾“诏以礼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着、中书舍人真德秀兼侍读；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乔行简、宗正少卿陈贵谊、军器监王墍兼侍讲。”由此可知，当为程珌无疑。“紫云溪翁”为程珌之别号。

该跋未明言是谁所书。而通过跋后钤印推知为程珌所书。此亦可补目前程珌书风及其别号、用印之空白。

另，据程珌年谱，嘉定十四年（1221），程珌回京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直舍人院。又嘉定十七年（1224）之前，葛洪尚在饶州（今江西上饶）担任江东路提刑。嘉定十七年（1224）方回京授工部尚书兼侍读，次年（1225）授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学士。此后一直在京师，守本职致仕。而绍定元年（1228），程珌离开京城，出知建宁府（在福建）。(16) 由此推测，三人观此《通鉴》稿卷或在1224—1228年间。

南宋末年流入民间

周密（1232—1298）《云烟过眼录》中曾记载赵与懃收藏有“温公《通鉴稿》”一条。(17) 此或为司马光《通鉴》稿卷之最早著录。

赵与懃，生卒不详，字话舜，号兰坡先生，宋太祖十世孙。嘉熙二年（1238）进士。官至枢密院都丞、右文殿修撰等。赵与懃是赵孟頫的伯父，收藏甚丰，可与贾似道比肩。

周密《云烟过眼录》（明代冯舒藏1569年抄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现存《通鉴》稿卷后有一方“赵xxx”朱文印。由于该印恰处于补缀接缝处，印文不甚清晰且变形。《石渠宝笈》著录时，释为“赵氏子昻”。恩师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释为“赵氏？？”。(18) 将该印与现今出版的各印鉴书籍所录赵孟頫诸印比对，均不太吻合。而以赵孟頫钤印习惯来看，鲜少仅钤一印者，故此印或非出自赵孟頫。考虑到周密《云烟过眼录》所录，推测此印或归赵与懃所有。

至顺年间，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转入余姚（今宁波）徐氏处。

稿卷后有元栁贯至顺二年（1331）跋：“四百五十三字，无一笔作草，则其忠信诚慤根于其中者可知己。永昌元年，其歳壬午，晋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还。每事第书发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则以云云摄之。校今通鉴，是年所书凡目，时有异同。此或初槁而后更删定之欤？始公辟官置局，前后汉则刘贡父；自三国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父。至于削繁举要，必经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亊，公不以属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欤？然则文正、忠宣之手泽所存，犹足企想元祐一时际会之盛，岂固以翰墨争长为可传哉？至顺二年嵗次辛未，夏四月乙丑，东阳栁贯题。”钤“柳氏道傳”朱文印一方。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栁贯题跋

栁贯（1270—1342），字道传，婺州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官至翰林待制。工书，学识渊博，作文沉郁从容，与黄溍、虞集、揭傒斯并称“儒林四杰”。从学者数千人，其中著名者包括宋濂、危素、戴良等。有《待制集》等。

柳贯《待制集》中著录有该跋文，题为“跋司马温公修通鉴草”。然《待制集》所录较今之现存题跋多出一句：“余姚徐氏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一纸”。(19) 可知元至顺年间该卷藏于余姚（今宁波）徐氏处。

余姚徐氏始祖徐处仁（1062—1127），为北宋宰相。北宋末年，他随宋高宗南渡，率兵屯驻余姚，其后裔成为当地望族。余姚徐氏诗礼传家，富收藏，有范仲淹、杨补等人手札。(20) 徐氏与赵与懃交好，《通鉴》稿卷或直接得自于赵与懃。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今之现存题跋直接以“四百五十三字”开头，颇为奇怪，且题跋十分靠近纸边，故推测“余姚徐氏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一纸”句为后人裁去，另做他用。

栁贯《待制集》卷十八“跋司马温公修通鉴草”条

另据明人汪砢玉《珊瑚网》和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著录，柳贯题跋之后，尚有元代韩性(21)、吴莱(22)、甘立(23) 三人题跋，而《石渠宝笈》无著录，可推知，清初时，题跋已被裁去。

韩性、甘立跋无年款，吴莱跋于“至順二年秋八月朔”，与柳贯跋于同一年而时月稍晚，故推测，三人皆于徐氏处获观《通鉴》稿卷并作跋。

与柳贯齐名的黄溍亦于至正元年（1341）书跋于稿卷后：“温公于通鉴书晋永昌元年事，视此尤为详备。此特其初槁耳，而作字方整，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无所茍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欤？今之文人类以敏㨗为髙，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也。展玩之余，惟有掩巻太息而已。至正元年夏四月二十三日，后学黄溍书。”下钤“黄溍”白文印一方。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官至翰林侍讲。有《金华黄先生文集》、《日损斋稿》等。此跋收入《金华黄先生文集》及《文獻集》(24) 中。

黄溍的祖母徐氏为进士徐彬之女，与余姚徐氏有血亲关系。至正元年（1341），黄溍在江浙儒学提举任上。由此可知，该稿卷仍在浙江宁波一带。

黄溍之后，宇文公谅得观该稿卷并跋：“张南轩跋荆公书，谓‘丞相平生何得有许忙事？’此言深中其病。今观温公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审迺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耶？后学宇文公谅书。”下钤“京兆宇文公谅子贞章”白文印一方。

宇文公谅（约1338年前后在世，字子贞），吴兴人。通经史百家言。至顺四年（1333年）进士，历国子助教、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等。《元史》有传。(25)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黄溍宇文公谅题跋

其后为元代著名画家朱德润至正三年（1343）跋：“司马公通鉴编年，一变班、马旧史之习，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备此书矣。故以事系月，以月系年，而不以日。或以年，不以月者，盖周岁之中，纪事之要。总为一编，而君臣父子，是非得失之互见，使人得便观览。有春秋之义例焉。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故公不得不手书之。范忠宣与公继居相位，今获观二公手笔于一纸，岂胜幸哉？至正三年（1343）十月朔旦，后学朱徳润书。”(26) 下钤“朱氏泽民”朱文印一方。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号睢阳散人。年少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经赵孟頫推荐，官国史编修、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至治三年（1323）英宗遇刺后，归家闲居近30年。著有《存复斋集》。此跋作于其隐居期间。

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七“跋司马温公于范忠宣手帖上书修通鉴稿”条

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最后为郑元祐跋：“典午渡江后，盗臣接迹起。由其创业初，所事不以理。温公成通鉴，善恶悉就纪。心画既严正，形见在稿纸。稿盖人所忽，敬慎不少弛。固宜公之心，天地同终始。郑元祐。”左下钤“郑元祐印”朱文印、“遂昌山樵”朱文印二方。

郑元祐（1292—1364），称遂昌先生，吴中学人的代表，当时吴中碑碣序文之作多出其手。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朱德润、郑元祐跋

现存《通鉴》稿卷上的题跋止于元代。从明代开始，收藏者皆只盖印鉴，不再作题。

元末明初，该稿卷由栁贯的学生戴良递藏，卷首钤有戴良印记“戴氏叔能”白文印一方。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建溪（今浙江诸暨）人。通经史百家，曾任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元亡，隐居四明山。洪武十五年（1382），因忤逆太祖意入狱。次年（1383），卒于狱中。有《九灵山房集》等。

戴良曾学医于朱丹溪（1281—1358），又学经史古文于柳贯、黄溍、吴莱，学诗于余阙（1303—1358），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诗文负盛名。柳贯一生未得大用，但其实有志于政事，有所抱负。戴良亦如是，《九灵山房集》中谈论政事颇多。戴良传承司马光《通鉴》稿或有其原由。

卷后题跋上尚有一方“危素私印”白文印，钤盖位置颇为奇怪，盖于栁跋与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观款间的空位上，或为观看印记。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临川金溪（今属江西）人，唐朝抚州刺史危全讽的后代，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历元国子助教、翰林应奉、翰林学士承旨。修宋、辽、金三史。至明，历翰林侍讲学士、弘文馆学士。又与宋濂同修《元史》。危素与戴良同时，皆为栁贯学生。

明初，是《通鉴》稿卷由袁珙、袁忠彻父子递藏。

袁珙(1335—1410)，字廷玉，号柳庄居士，浙江宁波人。明朝相术奇人，曾预言朱棣夺取帝位，朱棣登极后，拜为太常寺丞。有《柳庄集》。《明史》有传。(27)

袁忠彻(1377—1459)，字公达，袁珙子。袁忠彻好学，幼传父术，博涉多闻，喜吟咏经史。家收藏图书甚富，为江浙四明一带知名藏书家。有藏书楼，名“瞻衮堂”，又名“静思斋”。曾收藏《清明上河图》。

《通鉴》稿卷上钤有袁氏父子印鉴13方，其中卷前“柳庄”及卷后“廷玉”当属袁珙。“柳庄”一印，《石渠宝笈》释作“桃庄”，应误。现所见印鉴书籍未录袁珙藏印，此可补印鉴之空白。

另卷后朱德润题跋前空白处中部有一方“五公世家”白文印。国内印鉴书籍亦未载。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晋唐以来书画家鉴藏家款印谱》（1964年版）将此印归属饶介。(28)

饶介（？—1367）字介之，号醉樵、醉翁、华盖山樵、紫玄洞樵等，江西临川人。元末以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事，累升淮南行省参政，分守吴中。至正十六年（1536），张士诚据吴，三顾茅庐而“强起之”，委以重任，官至右相。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败，饶介被俘至南京，处死。

饶介以诗书名世，其诗立意奇巧，遣句工严，自具一格；其书承康里子山，重视晋唐古法，圆劲畅朗、清丽瑰诡，在苏州影响很大。明初书坛的“二宋”——宋克、宋广出自其门下，文徵明也深受他的影响。饶介还是元末诗坛的召集人，赞助了“北郭十友”、“吴中十子”中的大部分人物。

饶介是张氏政权文人圈中的关键人物，江南地区文人雅士争相与其交往。若饶介有显赫家世，与其诗文唱和者当不会不提及。而从饶介自号醉樵、华蓋山樵、紫玄洞樵，并曾组织“醉樵歌文会”等活动来看，其当向往远离名利，徜徉山林的隐逸生活，与“五公世家”意在标榜、炫耀出身不甚相符。

临川饶氏虽为临川大户，史上并无“五公”之说。而东汉时，袁氏一门四世出了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五位“三公”，即世所谓“袁氏四世五公”。(29) 且“五公世家”印与卷前“世家”半印当属同一方印。而“世家”半印与下方的“袁氏”半印应归属袁忠彻。故“五公世家”当为袁忠彻印记无疑。

左：卷后题跋上钤“五公世家”白文印；中：卷前“世家”半印；右：卷前“世家”半印及“袁氏”半印

是稿卷前有“宝岘楼”朱文印，可知稿卷后为嘉兴鉴藏家王济（约1479—1540）收入囊中。

王济，字伯雨，号雨舟、紫髯仙客等。与祝允明、文徵明、黄省曾为翰墨游，又与龙霓、刘麟、孙一元等结社觞咏其诗。著有《白铁道人诗集》、《二溪编》、《谷应集》、《水南词》、《碧梧馆传奇》等。

王济喜收藏名人字画、书籍、古董。曾藏有冯承素摹《兰亭序》（神龙本）等。司马光通鉴史草稿卷前钤有“宝岘楼”朱文印一方。而据王济年谱，宝岘楼约是其1522年以母老乞归后所营造，因此，王氏收此卷当在1522年后。

至明嘉靖年间，由无锡大收藏家安国（1481—1534）所收藏。卷上鈐有“明安國玩”印记。

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明代中叶无锡地区最著名的书籍出版家以及古物、古籍与书画收藏家。他以布衣经商起家，为明代嘉靖年间有名的富豪。喜欢购买古书名画，闻人有奇书，必重价购之，以至充栋。其所藏包括晋代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人李嵩《钱塘观潮图》和《纨扇画》册、元人王蒙《秋林万壑图》等珍品。安国过世后，家产为六子分割，安家逐渐败落。

安国之后，此卷为嘉兴项元汴（1525—1590）收入囊中。(30) 汪砢玉《珊瑚网》著录该卷后诸家题跋，最末有“隆庆辛未（1571年）仲夏得于无锡安氏，用价二十二金。”句。该跋无名名款。项氏有在卷末注明作品来源、购藏时间及价格之习；(31) 且嘉靖至万历间的鉴藏家，仅见项元汴以此方式题识；而项氏从安国后人处购得的书画不少都题有时间和价格，如俞和《行书自书诗》后跋：“嘉靖四十一年春季，购于无锡安桂坡孙仲泉处。价二拾金”。(32) 王羲之《此事帖》后跋：“墨林主人項元汴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时隆庆三年（1569）八月朔日”。(33) 故推测汪砢玉所录跋文为项元汴所书。入清内府前，此跋已被割去，《石渠宝笈》未录。

(明)汪砢玉《珊瑚网》（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左：项元汴跋《俞和行书自书诗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右：项元汴跋《元张渥竹西草堂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项元汴富甲江南，所收法书名画不胜枚举。其所藏书画大都钤有其鉴藏印记。项元汴于《通鉴》稿卷上钤了50多方印记，若加上被割裂部分的11方印，(34) 则项氏在该作品上钤了将近70方印记。其宝爱之至可想而知。(35)

而其所钤印记中有两方“考古证今”朱文印，二印的印文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项氏本人收藏该作之目的与态度。(36) 此二印分别钤盖于范纯仁信札起首处，以及栁贯考证手稿字数跋的起首处。由此可以推想，项元汴对此手稿卷作了仔细的阅读，也做了一翻考证。其考核古事、古义以论证今事的史的态度呼之欲出。

项元汴对《通鉴》稿卷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项元汴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人，也是有很高素养的文人，甚至可以认为是颇具历史观念的收藏家。

项元汴“考古证今”印

项元汴之后，或为汪氏父子递藏，汪砢玉《珊瑚网》有著录。

汪砢玉（1587—约1646），字玉水，号乐卿，自号乐闲外史，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其父汪继美（？—1628），与项元汴交好，富收藏富。汪砢玉继之又广为搜罗，并就其所藏及闻见所及，撰成《珊瑚网》一书。

汪砢玉与项元汴诸子，如项德新（项元汴第三子）、项德弘（项元汴第五子）等交谊甚笃，更与项圣谟（项元汴孙）有姻亲关系。《通鉴》稿卷经由项氏子孙转入汪砢玉之手则在常理中。

汪砢玉《珊瑚网》于“宋范忠宣手簡司馬温公史草短啟帖”条下，详细著录了史草稿卷内夹杂的范纯仁书札，以及卷后各家的题跋，并小字注明“（史草不及録）”。(37)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汪砢玉《珊瑚网》录入范纯仁书札全文：“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念者，日企轩驭之来，以释倾渇。天气计寒，必已倦出，应且盘桓过冬，况伯康初安，谅难离去，咫尺无由往见，岂胜思仰之情，更祈以时，倍加保重，其他书不能尽。纯仁顿首，上伯康、君实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38) “纯仁再拜”至“自取疲耗”这段文字夹在现存的《通鉴》史草稿卷中最后几行文内。而“疲耗”以下尚多出79字。由此可知，原《通鉴》史草稿卷较现今所存作品要长，即现存《通鉴》史草稿卷曾遭分割。

根据《通鉴》稿卷后元人柳贯跋称《通鉴》稿“四百五十三字”，与此卷现存字数所差不多。由此推测，在明代中后期书画古董市场繁荣兴盛之大背景下，其时藏家或古董商一方面或为使司马光手稿卷更为紧凑统一；另一方面，则亦或意在多一件宋人手札，故而割去范纯仁书札之后半段。

幸运的是，被割去的范纯仕手札也保存了下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名范纯仁《致伯康君实尺牍》。

范纯仁《致伯康君实尺牍》，纵31.5厘米，横37.7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存范札上有袁忠彻、王济、安国、项元汴藏印，结合汪砢玉《珊瑚网》著录，可知，至汪砢玉《珊瑚网》著录时，范札全文与司马光通鉴手稿仍是连缀为一的。

推测还原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卷未割裂前情况

而现所存范纯仁书札上还三方李肇亨（1592—1664，嘉兴人，字会嘉，李日华子）的鉴藏印记，而司马光《通鉴》稿卷上却没有李肇亨的印记，由此推测，至晚在1664年前，范纯仁手札之后半段已独立成帖。又，汪砢玉与李肇亨互为姻亲，(39) 范纯仁手札入藏李肇亨处亦在情理中。考虑到汪继美亡故后，汪砢玉为“营殡事”，不得不“典质古玩”，出售家藏书画来筹集相应的费用，(40) 且汪砢玉与古董商、装潢匠人多有往来，则若是其将原司马光《通鉴》稿卷一分为二亦不是没有可能。

汪砢玉之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41) 及顾复《平生壮观》都著录了司马光《通鉴》稿卷及范纯仁手札，并分别列于二人姓名条下。(42) 《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中改《珊瑚网》中标题为“司馬温公史草并短啟附范忠宣手簡”；并另录“范忠宣公日企軒馭帖”于范純仁名下，且其所录范札全文为：“念者日企軒馭之來以釋煩渴天氣斗寒必已倦出應且盤桓過冬況伯康初安諒難離去咫尺無由往見豈勝思仰之情更祈以時倍加保重其他書不能盡純仁頓首上伯康君實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即被割去的部分。《平生壮观》中虽未录范札具体文字，但名其为“与伯康、君实二兄座前札”，二者皆可证明末清初时，范纯仁手札之后半部分已从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中独立出来。

此外，《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司马光《通鉴》稿卷后题跋时将“珊瑚网云隆庆辛未仲夏得于无锡安氏用价二十二金”标注为“外录”，可知项元汴跋也已失去，或与范纯仁手札一同被割去。

左：《珊瑚网》；中：《式古堂书画汇考》；右：《平生壮观》

从江南到北方

明清交替，随着北方新皇室和新官僚的兴起，江南地区的大量藏品开始流向北方。司马光《通鉴》稿卷也随此潮流进入清初著名鉴藏家梁清标(1620—1691)(43) 秘箧。

梁清标曾对该卷进行过重装，现今所见的前后隔水即为梁清标所添。现手稿卷上钤有“棠村审定”、“蕉林玉立氏图书”等九方收藏印记。

另，卷后诸跋押缝有“云中”印。《石渠宝笈》中有著录。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晋唐以来书画家鉴赏家款印谱》将此印归入梁清标名下，(44) 但大陆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45)、《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46) 均未收入。从印色来看，该印与梁清标其他印鉴的颜色相一致。

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里巎巎草书谪龙说卷》卷中段隔水有“云中”印钤于书作与绫子的接缝处，与之相对为梁清标“冶溪渔隐”朱文印。由此可证，“云中”印确为梁清标所用印。

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为梁清标旧藏《蔡襄行书自书诗卷》拖尾亦有两方“云中”印，亦钤盖于接缝处。由此，推测“云中”印为梁清标专门用于接缝之押印。

上：《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上“云中”印记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里巎巎<草书谪龙说卷>》局部

此外，现存《通鉴》稿卷上还钤有6方“无恙一鹤”（或称“鱼雁无恙”）白文印。根据目前出版的印鉴款识，该印为安岐（1683—？）所有，可知，该卷亦曾入安氏箧中。安岐《墨缘彙观》著录了范札，(47) 然未录《通鉴》稿卷，或因《墨缘彙观》成书后方获藏稿卷，亦或以稿卷非法帖而未录入。

入藏清内府及建国后的归属

乾隆年间，司马光手稿卷入清内府，藏于御书房。乾隆帝御题签“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钤“乾隆宸翰”一玺。《石渠宝笈》卷二十九著录并评为：“上等，辰一”。

本幅乾隆五玺全：“乾隆鉴赏”圆印白文、“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三希堂精鉴玺”朱文、“宜子孙”白文、“石渠宝笈”朱文印。并嘉庆鉴藏印二方：“御书房鉴藏宝”朱文、“嘉庆御览之宝”朱文。

清廷末，溥仪于稿卷上钤鉴藏印三方：“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后又以“赏赐”溥杰、溥佳的名义，将是卷偷盗出宫，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司马光手稿卷在溥仪心中所具有的道统上的意义。(48)

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将司马光《通鉴》稿卷及35箱善本书存放于伪皇宫东院的缉熙楼、同德殿内保存。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发现了这批古物，便妥善地保护了起来。后由东北博物馆转交北京故宫博物院。1960年6月9日，文化部将该稿卷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拔至北京图书馆，即今年国家图书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此外，卷首尚有一方白文小圆印，清《石渠宝笈》释作“长”字。另卷前下部尚有“贞白子”、“石山珍玩”二印，尚无证为何人所钤用，从印色似水印推断应为元以前印，留待日后再考。

余论司马光书风特色与“书如其人”

司马光的作品甚少，其现存墨迹唯三，此《资治通鉴》稿是其一，另两件为上海博物馆藏小楷《宁州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楷《天圣帖》。而相较于另两件，此《资治通鉴》稿字数尤多，其所呈现出司马光的书风特色更为明显也更具代表性。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局部）

观此《资治通鉴》稿草所书，结字宽整平和，结字间架明显融入了隶书趣味，笔画波挑间更时见波磔，楷中有隶意，别具特色。

北宋时期，由于皇家的重视与推介，《阁帖》的流行，书家多承帖学，“尚意”而注重姿态。司马光则跳出时俗，独出机杼。从《资治通鉴》稿来看，司马光笔下，不论是间架结构还是笔性笔势都有较为浓重的“碑”意。

今存世司马光书作，尚有几件碑刻，如杭州南屏山兴教寺摩崖隶书《家人》卦、河南出土隶书《王尚恭墓志》等。尤其《王尚恭墓志》，起笔多方折，波磔俨然，颇具《张迁碑》式骨鲠与生拙，结字则端稳开张，也杂糅一些楷书结体和用笔趣味。宋高宗曾评论之：“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可知其确是在帖学流行之际，力追碑书，这是十分难得的。

从另一方面看，《资治通鉴》稿草中四百六十余字无一字作草，笔笔持重，字字端严，生拙中蕴雅意，刚柔并济中尽显文人士大夫刚正不阿的堂堂正气。

中国自古有书如心画说，所谓“书，心画也。”“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人的品性、学识、志趣、思想倾向、道德风貌与其书法的形质、神采互为表里。

现存稿卷后诸家题跋，无一不推重司马光持重端严、气象凛然的书风。黄庭坚见过司马光的其他手稿，亦曰“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并称赞“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49) 宋高宗赵构亦曾评之：“司马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范成大更直接点出在司马光身上完美体现了“书如其人”说：“世传字书似其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献之严整而好作草圣，王文正之沉毅，而笔意洒落，欹侧有态。岂皆似其人哉？惟温公则几耳。开卷俨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尽，而况于亲炙之者乎？”(50) 由此可见，司马光虽不以书法著称，却可称“书如其人”的典型代表。

自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以来，已九百余载。此卷虽为稿草，其所承载之巨大历史及文化意义已足以标程百代；而其清晰地显示出了司马光在帖学流行之际力追碑书的书风特点，为后世留下了“尚意”书风之外的北宋书法的另一个面相；而全卷所显示出的一丝不苟、持重端严的作书与治学的态度，更使其成为一件无比珍贵的国宝。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22年第8期

注释：

（1）范纯仕书札云：“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这段文字夹在现存司马官《通鉴》手稿卷最后几行文内。需要注意的是，“疲耗”后原尚有79字，明后期被割去。详见下文。

（2）答谢的一种文书，即收礼后之回答。

（3）《宋史》卷三九五·列传第一百五十四·任希夷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翰林学士院因地在宫禁，待遇优异，号称“玉署”、“玉堂”。

（5）洪迈《容斋随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翰林院隶下的御书院在宋代是收藏历代书法墨迹尤其是皇帝御书御制及其他图书的重要处所。详见方建新、高深《宋代宫廷藏书考》，载《浙江大学学报》第37卷第3期（2007年5月），52-60页。

（7）《宋史》卷二〇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宋史》卷二百四十七《列传》第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赵仲忽擅草书，与米芾交好。

（11）咸淳临安志》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咸淳临安志》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顾复《平生壮观》及《石渠宝笈》释作“程玖”，见《平生壮观》（清抄本）卷二；《石渠宝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九。

（15）《宋史》卷四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黄宽重《程珌年谱》，《史原》（台湾）第5期（1974年10月），第115-162页。

（17）周密《云烟过眼录》（明•冯舒藏1569年抄本）卷上。《清河书画舫》亦录。

（18）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五代书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19）《待制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待制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韩跋为：“温公被命为通鉴给笔札辟僚属其事至重其以牍背起草可以见其俭字必端谨，可以见其诚，比事而书，该以一二字可以见其博，纸尾谢状稿，此寻常之事，亦出于手书，可以见其遇事之不苟也。方公作此时，岂料其为后世之传，由今传之盛徳之藴自然而形见盖有不可胜言者，敬慕不已。谨题卷末。”

（22）吴跋为：“司马温公编通鉴用范忠宣公手帖起草，方晋之东海内多事晋书多引小书世说论语之类，极丛冗，此载永昌之初一年，或加之以润色之辞矣，公尝自言编閲旧史旁采小说，岂果为晋史故耶，此则未之见也。至顺二年秋八月朔，浦江吴莱谨跋。”。该题跋亦收入吴莱《渊颖集》中。

（23）甘跋为：“司马公作通鉴长编，范忠宣实与共事，大纲领处皆公手自笔削，而元祐名臣汉唐以下，人物非所伦也，故其相继为相，使四夷懐畏人莫敢有议者，今观此卷，一时典型，犹在若冠冕而立殿陛之下，展玩惟有景慕。”

（24）黄溍《文献集》卷四《跋温公通鉴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元史》卷一百九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此跋亦收入朱德润《存复斋文集》（项璁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卷七，国家图书馆藏）。

（27）《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2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晋唐以来书画家鉴藏家款印谱》（香港：艺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册，第364-365页。

（29）《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称袁绍家世“四世五公”。宋楼钥《送袁恭安赴江州节推》首句即言及“袁氏四世凡五公，唐朝三相传家风。”

（30）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安国及其家族的书画收藏未受到学界太多关注。其实，项元汴的藏品多来自于安国和华夏。

（31）明人姜绍书（1597-1679）《韵石斋笔谈》之《项墨林收藏》谈到项氏“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

（32）见元代俞和《行书自书诗卷》（纸本纵28.8厘米，横216.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卷后。

（33）《珊瑚网》卷一，《晋右将军王羲之毎思帖》。《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六，《王右军此事帖》，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34）关于该卷被割裂一事，后文详述。

（35）书画上的收藏印记虽然有破坏作品面目之嫌，尤其是乾隆皇帝更因喜爱在作品上钤印而饱受批评。然而，历代藏家的收藏印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品经历的见证，也为作品平添了许多故事与趣味。对于书画收藏家而言，在书画上钤上自己的印记表示自己曾收藏过该作品；而所钤盖印记的数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家该作的重视与喜爱程度：钤印越多表示藏家观赏该作的次数越多，也越是喜爱、珍视该作品。就目前所见，项元汴钤盖收藏印记最多的作品是《卢鸿<草堂十志>》，有将近一百方；《怀素<自叙帖>》有七十多方；《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则有四十余方。

（36）收藏者收藏印记的印文、使用情形等，多多少少代表了藏家的学养、人生态度，及对该作品的态度。

（37）汪砢玉《珊瑚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珊瑚网》四库全书本，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卷三《宋范忠宣手简司马温公史草短启帖》，《珊瑚网》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

（39）项氏、汪氏、李氏三家互通姻亲，是嘉兴书画史上之一时盛景。

（40）《珊瑚网》，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41）《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二十二。

（42）顾复《平生壮观》（成书于1692年，清抄本），卷二。

（43）关于梁清标及其鉴藏的研究，详见笔者《鉴藏大家梁清标与历代名迹》一文，载《中国文化报》2015年8月24日。

（44）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晋唐以来书画家鉴藏家款印谱》（香港：艺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三册，第149-151页。

（45）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46）钟银兰主编《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47）安岐著，郑炳纯、郑增思、范景中审定校点《墨缘汇观》（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48）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49）《山谷集》，外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50）范成大跋《司马温公帖》，见《范成大佚著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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