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七七级）大学生毕业的年份。这一届学生坊间有俗称“黄埔一期”，据说原来是中国科学院“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七八级）中流行的戏称，后来也用于第一届本科大学生。2007年时媒体曾经有一阵纪念他们高考入学30周年的热潮，到了今年，一些媒体又组织纪念这些“黄埔一期”毕业并开始工作的30周年，有朋友也向我们约稿。但说实话，1982年“黄埔一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基本都奇货可居，与今天海量的毕业生“就业难”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分配大都很顺利，没什么跌宕起伏可写。倒是他们的入学有很多故事。当年入学30周年时我没有写什么，现在写这些可以交差吗？答曰可以。于是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
1977年的高考与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黄埔一期”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过程几经讨论，10月才定下规则，12月才考试，所谓七七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在1978年1-2月才进校的。但是几乎在高考规则确定的同时，1977年10月高层就已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让中国科学院招生，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设想出来，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决定把研究生招生主体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报考资格放得如此之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录取名额之比只有如今的几十分之一，要过初试、复试两道关，从而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教育部同时还决定把1977、1978两级研究生一并招考，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
决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七七级大学生进校才3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5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由于导师力保才得过关，我曾在回忆赵俪生先生的文章中叙述过此殊恩），所以未被录取。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后来知道是一些地方旧习未除，“政审”卡掉了不少人才，邓小平得知后认为不对，遂决定在高分未录生中再选遗珠，这也是那届高考的又一特殊之处。我虽非因政审被卡，但也获得补录。不过这次补录的学校都属低档，而且多在考生志愿外，属于多给一次机会，不去也不勉强（当时按志愿正式录取者不去是要受处罚的，记得那处罚是下年不得报考）。我因为当时已经报考了研究生，补录学校又很不理想，权衡再三就放弃了这次补录。
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9年多的“知青”，是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说白了就是个农民。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9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在1966-1969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在学校里我们那一派组织中，由于此后再无人入校，我们也没上过课，于是一直被别人叫做“新生”，枪炮声一停，我们忽然就成了“毕业生”。尽管在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工人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而且大多起码还是读过中学的。我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当时我县23个考研者中没读过大学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们系那届录取的11个研究生中，8个是老大学生，两个是工农兵学员，“同等学力者”也只有我一个。全校录取的“同等学力者”倒是还有若干，但本人身为农民的，至少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
我虽然比较自信，但也不至于狂妄，当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认，论“表现”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还是有口碑的，论文化也不怕考试，但过去无论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荐”，还是重分数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来，主要是体检过不去。有人说只看体检表，给人的印象你就是个半瞎，应该走残疾人就业这条路。我当然不服气，可是寻思要突破体检关，恐怕得有得力的“伯乐”力荐。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几百万，统一命题，集体改卷，除非是“状元”，不可能引起注意。这时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时培养研究生是一个导师带几个弟子，犹如师徒相传，师傅选徒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体现个性化的。
于是趁在文化局搞乡土文艺的机会，我在县里查了全国招生导师目录，觉得有两位先生可能给我机会，一位是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我给他寄了篇“习作”，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我写的一篇笔记“金元帝国的崩溃”。虽然当时寄出这篇文章后没有得到回信（完全可以理解），但华东师大（当时叫上海师大）还是寄来了准考证。不过那年考研的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一人不能分考两头，所以我只能放弃。现在想来，没有导师的力荐帮助我克服体检障碍，加上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外文优势我并不具备，考上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后来的恩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之前活跃于史坛，所着（包括与师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几本书我们家里都有。家父1949年前在大学就是读历史系，以后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兴趣，家里这方面的书不少，赵先生当年在山东大学与几位同仁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从开始征订到“文革”一度停刊，我们家也一期不缺。这些我原来都读过，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这一熟悉名字后又让家里把这些书和文章都寄来细读，对先生的研究有了较多了解。先生这些著述多数是关于农民战争史和史学理论的。在“反右”中蒙难后，先生的精力转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却被剥夺了发表著述的权利，他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时代发表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不过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五个讨论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加上在农村9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给先生致信请教，除表达投师之意外，还寄去一些我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现在看来只能叫读书笔记）。
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我后来又告诉他我可能遇到体检问题。先生说：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
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感动。“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我放弃补录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学”学外语
其实从2月间报名到5月间考试，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还不算最多。当时除体检外，外语是另一个障碍。记得1977年高考时，除外语专业外，一般考生的外语成绩是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的。但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个硬杠。当时“文革”刚过，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低，“黄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医、中国史这类带有“国学”色彩的专业，导师大都主张重专业，而不过分要求外语。但总分数仍是一道坎。而赵先生当年是清华外文系出身，他还是重视外语的。我当时只读过先生的著述，对他的早年一无所知，但我自知与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体检的障碍和资历的缺失，我必须在其他方面样样都让人无话可说，先生才好为我争取。
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来不及），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篇课文以增加词汇量。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
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故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着，阅读中理解不了的疑点记下来。上外语课时老师讲的我似懂非懂，下课时就拿原着追着老师请教与课堂内容不相干的一大堆问题。这样很短时间内，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试中由初级班升入高级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语）、二外（日语）的第一次“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幸好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
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
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还要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在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9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
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多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
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旅行。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
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刚买的新机器就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人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
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刘瑜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他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秦晖先生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现实世界及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正如张鸣老师所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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