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的地方性
本文选自《不与天下府州同》一书，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北宋后期流落巴蜀地区的诗文书法俱称一流的黄庭坚，偶然结识了一名叫秦世章（字子明）的四川籍军官，此人当时任“左藏库副使、东南第八将”，左藏库副使为从七品武阶官，而其东南第八将的官名则属于神宗以后实施将兵法的新型禁军编制，当时将各地军队统一编制为将、部、队三级，将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管辖路一级的“系将禁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四年（1081）将东南地区十一路（淮东、淮西、浙西、浙东、江东、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的禁军编制为十三将，其中第八将驻守荆湖南路的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据王曾瑜考证，东南第八将的兵力当在5000人左右。秦世章可以算是当时地方禁军系统的高级统兵官了。秦世章在长沙任职时曾摹刻了一套古代书法的“法帖”，后来带回家乡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展示在为战争期间阵亡将士追福的绍圣院中，成为当地一处书法名迹。为了表彰这套刻帖，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专门写了一篇题跋。在题跋的开篇，黄庭坚就对巴蜀地区的地方性进行了历史考察，他的结论是“巴蜀自古多奇士”，这是把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地理单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观察，一个“奇”字，便把巴蜀的地方性突显了出来，而这篇题跋的文眼也在这个“奇”字。在黄庭坚看来，巴蜀地区实在处处透着“奇”。首先，秦世章本人就是一个奇人，“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许不肯出赵国珍下，不可谓黔中无奇士也”。他身为武将，却购置书法法帖，在家乡弘扬文气，可谓“惊动里中子弟耳目”之举，黄庭坚解读秦世明此举是“欲变里中之俗，其意甚美，书字盖其小小者耳”。以武人而有文气，且此举大有移风易俗的先声夺人之势，因为黔州“斗绝入蛮夷中，颇有以武功显者，天下一统盖百余年，而文士终不竞”。引入书法的意义，在于培育黔州的文化氛围。在黄庭坚看来，这正是转变黔州文化落后的契机，因为“风俗以道术为根源，其波澜枝叶乃有所依而建立”，书法正是文化兴起的初步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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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法与地方文化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黄庭坚从巴蜀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奇”入手，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考察。他感到奇怪的是，巴蜀地区“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书法的发达，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文学名士辈出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符合这一惯例，因为这里历史上没有书法名家闻世。
但他对此也尝试做了些符合普遍原理的解释，如三国时代蜀国没有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闻以善书名世者”，原因是“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笔研，亦无足怪”。虽然他没有明说，但稍稍熟悉一点书法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解释是不通的，因为同样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三国中的另外两方，北方曹魏政权中有宗师级的大书法家钟繇，东吴政权也有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的《天发神谶碑》书写者——书法界的一流人物皇象，魏、吴政权内以书法闻名的二、三流人物就更多了。
事实上，黄庭坚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普遍性理路的解释方式，真正的问题可能在“地方性”上。随着历史的推进，即便乱世结束后，在“书法”问题上，巴蜀地区仍然显得很特别，因为“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换句话说，从汉到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书法从蔚然兴起到蔚为大观的重要时段，文化发达的巴蜀地区居然缺席，似乎和这种大势“不同步”，面对“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奇怪现象，黄庭坚也只能发出“何哉”的感叹。
但更为“奇”的是，上述一千年间，巴蜀地区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落后”的“不同步”，到了宋代却开始出现某种“超前”的“不同步”。因为奇人中的奇人苏轼出现了，“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苏轼可以说是引领宋代书风转型的开山式人物。苏轼才华横溢地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新时代，彻底扭转了宋初书法的颓势，并深刻地影响了黄庭坚本人和稍后集宋代书法之大成的米芾。黄庭坚评其为“翰墨之冠”确非虚誉。
不过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横空出世只是个人造化所致，并不代表巴蜀地区书法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苏轼的影响下，也只能“
于是两川稍稍能书，然其风流不被于巴东”。巴蜀地区东部属于巴的范围的地区仍然是不善书法的。
在这里，黄庭坚清晰地感知到巴蜀、两川、巴东之间既为一体又内中有别的复杂关系。关于黄庭坚提出的巴蜀书法的特点，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展开的、很有意思的话题。甚至时至今日，巴蜀书法风格仍然是以“怪”的面目名世，似乎也颇印证着黄庭坚当年所下的“奇”的断语。在这篇题跋文章中，黄氏笔下的两川所指即前揭所论东川、西川，也就是蜀的范围。从巴蜀、两川到巴东的认识路径，黄庭坚可以说在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中很好地运用了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分析方法。
本书所谓的“地方性”是区别于普遍性而言的，换句话就是，在传统中国“天下”的整体性中试图通过展示人们对地方性经验的表现和表达，通过所谓士大夫书写中为巴蜀地区描述出来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意识等内容的考察，揭示宋代的政治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一般样态。而地方性的意义，则成就了它的特殊性。可以说，对地方性的关注，就是要揭示历史文化中的地方性情景，这是本书尝试的用力点之一，即希望通过对巴蜀地方性的揭示，发掘一些宋代政治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事实上，多年以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学术界对于宋代四川的地方性的阐发却一直持续不断。而在笔者看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目前最突出地揭示这一主题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方面的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宋代四川学术特色的梳理与揭示，特别是对于宋代“蜀学”“史学”“易学”等颇具地方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成就的研究。首先，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中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林天蔚、林文勋、余蔚等学者先后有过少细致的讨论，粟品孝老师则进一步指出，两宋时期存在着朝廷对四川治理的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立足成都，以成都府控带整个川峡四路；二是对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的选任特别严格；三是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长期具有“便宜从事”的特权；四是南宋时期在四川长期推行一种独特的科考形式“
类省试”。对这一系列的政策，他从地理形势、经济条件和战略地位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地方治理特殊化的原因：具体而言，地理形势上四川位于盆地之中，地势险要，又远离王朝政治中心，为此宋廷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来应对四川的地理特点；而经济方面，由于成都平原的经济基础优越，整个四川地域的广阔性，造就了四川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最后是四川独特的战略地位，一方面拥有脱离王朝中央自主割据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牵制全局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南宋，川陕战场成为南宋军事防务的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关于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宋代四川的地方性对于朝廷的特殊政治意义，与黄庭坚所理解的那种地方性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事实上，真正对宋代巴蜀地区地方性的揭示，则是关于宋代四川地区的学术特色的梳理和研究。目前的研究可以说相当丰富，不少学者从儒学、史学、易学、文学等多个角度都有丰富的阐发。其中《宋代蜀学研究》一书颇具开创之功，该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作为一种学派性质的“蜀学”在宋代的产生、兴盛和流变的全过程，并且奠定了学界对宋代的“四川学术”研究的基础。直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了许多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但仍未脱离该书建立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判断。宋代正是蜀学的最高峰，其繁荣度和学术成就远超先前的汉唐和后来的明清。因此宋代对于我们理解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样态有着重要意义。书中对此也有总结性的讨论，特别是从中唐以来四川地区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形势的角度观察了四川的地方性对蜀学发展的影响，并且具体归结为四点：政治的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的持续繁荣、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以及教育的相对发达和普及。
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有较深的体会，虽然承认较之其他地区的学术流派而言，蜀学似未自成系统，但也强调蜀学不无地方特色。作者认为，蜀学的特色表现在易学发达，学术家族众多，苏、程二派是主流以及史学发达四个方面。此外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也有较为长时段的思考，如指出四川学术缺乏正统气象，从而带有较多的“异端”色彩，以及巴蜀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文人辈出、文学尤为发达的奇特现象等。显然，宋代巴蜀学术为世人呈现的种种特点，是理解和揭示巴蜀地方性的关键渠道之一。不过就研究者来说，除了上述这些主流路径外，对于地方性的理解还可有更多丰富的层次可以开拓。《汉书·地理志》已经较早地揭示出所谓地方性的本质，“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所谓风俗，正是地方性特点与时代政治文化相浸染而成的。通过对风俗的观察，班固已经将巴蜀的地方性整合为具有某些区域一致性特点的特殊风俗，如从地理环境论层面阐释了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的优势，使其具有地区性经济生活上的“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优点，但也形成了一些诸如“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的不良风俗。这可以说是历史叙述中对巴蜀地区政治文化做出的最早阐释，其影响自然深远，其中一些文辞到了宋代仍然相当流行。《宋史·地理志》对宋代巴蜀地区所产生的一个全新地域概念——“川峡四路”的描述，则与《汉书》大体相当：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除地理上的特点造就了外界对巴蜀地区经济条件较好的体会外，虽然经过了千年的历史演变，但巴蜀地区的所谓俗不愁苦、轻易淫泆之风，仍然以少愁苦、尚奢靡的形式存续着，《宋史》对这一地理单元的认识大体与《汉书》一致。“风俗”作为地方性的一种表现，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是理解和揭示地方性的一个重要渠道。近期曹鹏程兄注意到宋代蜀地形象的问题，并对宋代流行的“蜀人好乱”之说进行梳理，指出宋代前期四川给外界的“易动难安”的印象，直至南宋才得到改观。事实上所谓宋人对蜀地形象的塑造，本质上就是对蜀地风俗的理解和阐释。宋初梁周翰的观感颇具代表性，“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在他看来，蜀地的种种不良问题表现为礼义败坏，其根源在于蜀地多繁侈的风俗，而这种风俗特点又反过来影响到朝廷对四川社会的基本判断。北宋中期，蜀人文同在写给时任成都知府吴中复（1011—1078）的一首诗中称：“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此说深刻道出了宋代四川地方性与宋初四川治策特殊性之间相互成就的关系。因此，今天我们要回到宋人的情境中去理解宋代巴蜀的地方性，风俗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谣言、风俗与学术，核心所在便是最能体现地方性的“风俗”，而另外两个关键词“谣言”与“学术”则某种程度上是“风俗”在某些时期的实际政治运作和文化生活中的两种表现形式。本书并不打算做关于“风俗”现象的一般梳理，而是尝试将地方性在上述三个关键词中的深层结构揭示出来，三者之间的背后，或者正好可以借助“政治文化”这一历史观察工具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这三个看似关联不大的问题放到一本书中来集中剖析。《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黄博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重回宋朝！
带你领略宋代四川的独特魅力，不一样的王朝史书写，重新理解帝国政治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