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晚年的反思：
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文：彭苏 编：先知书店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参差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邵燕祥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从根正苗红到戴上“帽子”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生于北京，笔名雁祥、汉野平，原籍浙江绍兴。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
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在1955年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2007年，邵燕祥在海参崴
瞻仰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纪念像
1956年，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
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读后感，至于《忆西湖》，他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戴帽”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1958年3月，戴帽定案后，下放劳改前，
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耻在动荡时期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邵燕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
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
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遭难，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动荡中，他被控制，“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左起邵燕祥、章诒和、钱理群
动荡时期结束后，邵燕祥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后30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平反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他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
“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1958年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邵燕祥在他2014年出版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说：“我们曾被欺骗，我们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邵燕祥先生晚年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
通过对自己灵魂的救赎，邵燕祥在晚年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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