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父亲
欧阳娟
一
父亲以类似于一只大白蚁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矮的、胖的，肤质半透明，黏答答的渗着某种体液。这听上去有点恶心，而我喜欢白蚁。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喜欢任何一种昆虫都不稀奇。日复一日跟着母亲在田地间劳作，从没见过玩具和宠物，偶尔在松软的泥土里翻出这种玉一样的小东西，足以让沉闷的生活发出老鼠嫁女般吱吱叫的欢呼声。大白蚁实在是我当年能为父亲找到的最可爱的比喻。
六月天，夕阳拖着箭一样的光线，他撒手撒脚逆着光线走来，肥白的肌肤即将被射穿了似的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一条雪白的毛巾搭在肩膀上，走两步擦两把额头渗出的细汗。一只巨大的人形白蚁，就是这样的。金花灿烂的斜阳和他起起落落擦汗的毛巾，晃得我头晕目眩。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那是最肥最白的人。春插的雨水，双抢的烈日，风干气燥的秋收拧紧了村里人的骨肉涂黑了村里人的皮肤。除了父亲，我还未曾在这种被拧紧、涂黑过的身体之外见识过别样人物。
得知父亲要来，我一天三次跑到村口去看。还是十多天前，母亲就带着难得的满脸喜色压低了嗓门说：“你爸爸要回来了。”她压低嗓门的行为，仿佛在透露一个秘密。我追随着她的情绪，按耐着隐秘的欢喜。那些天，村口时常站着个头发稀黄歪着马尾辫的小孩，不声不响、趾高气昂，捧着被早中晚饭塞得圆溜溜的肚子，等待着谜底揭晓。
父亲在邻县的镇上工作。在母亲的叙述里，回家的父亲需要步行半个小时，搭十五分钟的火车，再步行一个半小时，才能出现在我的面前。
步行半个小时再加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有多远，扯直了有多长？火车又是什么，十五分钟能开多远？从村头到村尾，吸根冰棒能走两个来回。从没离开过村子的我，无以丈量这浩大的距离。
按理说，我应该是见过父亲的。距离再远，一个正常的男人也不可能持续七年不与女儿谋面，可在此之前，我记忆中遍寻不着父亲的踪影，也不敢向母亲问起。母亲先天性不足，一年四季病着。一个病人拉扯着一双儿女，还要起早贪黑上山下地洗衣做饭，目测随时都有暴怒的可能。在贫穷和挫折中存活，我从小就有眼力劲儿，绝不自讨没趣。虽则母亲从未展示过暴怒的形态。
村里的孩子，不被打骂就是幸福的。我巧妙地周旋在母亲的情绪里，连句重话都没听过。
跟着母亲已经够幸福的了。再加上父亲，我该幸福成什么样儿呢？正如穷人无法想象富豪的生活，我也无法想象父亲回家后的快乐。
关于幸福，我是有些经验的。闲游浪荡哼着歌，扬起笑脸迎着风，跳舞样的转圈圈，奔跑着扑向张开双臂的某个怀抱……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那么我，为了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应该唱首歌？咧着缺了两颗门牙的小嘴笑呵呵？借着风势将裙摆旋转出降落伞的样子？一头扎进那个又软又厚的怀抱里？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激烈的想象让我两颊发烫，缺失陪练的动作令我手足发僵。他来了他来了，我一猫身钻进了村口的小竹林里。
跟一万种预想过的表现都不一样，我不是别人家电视里上演过的角色。
竹林里糊着密密麻麻的蛛网，我抹开满脸的蛛网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男人。母亲叮嘱过，见了父亲一定要叫“爸爸”的。我胸口嘭嘭乱跳，喉咙里火烧火燎，甜美的称呼闪电一样憋在心尖尖上一亮一亮。
“娟妹。”父亲率先开了口，携带一脸柔软的笑。我蓦然低头，避开这无从应对的亲密。
落落大方的幻影变作一双惊惶的眼睛。眼睛里是慌忙钻入竹林时撩起的裙摆。裙摆下，一条打着补丁的内裤翠绿翠绿。内裤那样小，竹叶一样无以蔽体。父亲转过身去，脸上的笑容随之消散，咫尺之遥的怀抱越拉越远。
这一幕让我数十年来无以释怀。头一次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我展示的是一个女人最深的羞耻。
二
父亲的汗是咖啡色的。我闻过他擦汗的毛巾，趁着它晾在脸盆架上的时刻。它氤氲着湿气，跟缺了嘴的老茶壶一样好闻。壶里泡的是山上的野茶，天天过滚水，无需清洗——母亲这样认为。茶壶里结着滑溜溜的茶垢，咖啡色的。
父亲的牙齿是草珊瑚的味道。他仰着脖子呼噜噜漱口时，有种慷慨激昂的劲头，不像母亲那样曲意逢迎，更不像我和哥哥偷工减料。他一身正气、一丝不苟，“噗啦”一声将混着泡沫的井水吐在排水的小沟里。淡绿的井水流经我面前，散发出草珊瑚青涩的气息。
父亲的鼾声是鼎盛的集市。他一合眼，房间里就弥漫着前赴后继的热闹，不中断、不强调，稳定而绵长。蹲在窗口的野猫，结在房梁下的虫蛹，都跟我一起浸没在这稳固的热闹中。
我在父亲的毛巾、牙齿和鼾声中跋山涉水，等待着命中注定的父慈女孝。不论过程多么曲折漫长，我和父亲终将相亲相爱。在七岁的我看来，这是必然的，就像读完一年级终归有个二年级等在那里，成绩再差，最多留个级。
那个年代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有留级生的，我有幸不在此列。事实上，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骑绝尘，面对卷面上的分数，找不到与第二名进行比较的意义。而面对父亲，我做的是每次进阶一级都留两年级的准备。如果父慈女孝也跟升学考试一样，做为优等生的我堪称极度谦虚。
却不承想，留级之外，还有降级。
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怎么能想到降级这种事呢？
父亲只用一句话，就将我在降无可降处降了一级。
他说：“你这样的人，放到社会上活不下去。”
我正用井水洒在忙活了半天扒拢在一起的浮灰上，泡出一只只濡湿的“小鸡”。巷子里凉风习习，梧桐花犹如一个个纸做的小喇叭。一切如常，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刚满七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放到社会上去？
“我九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出去挑煤，山路陡得跟楼梯一样，一抬头帽子就往下掉。”
我似懂非懂，父亲的意思大约是九岁的社会需要七岁时开始预备。我的表现不符合他对七岁儿童的期许。
那是头一次，父亲对我发起语言攻击。
我还没来得及向他充分证明自己的社会适应力，第二轮攻击又猝然降临。
“你这样的人，打起仗来死得最快。”
太平盛世，何来战争？为什么要用打仗来衡量我的生存能力？
父亲发起攻击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理由越来越随心所欲。奇奇怪怪的话张口就来。
“戆人多笑，戆狗多叫。”
快乐变成了智力不足的表现。
“舆论置于人的死地。”
什么是舆论？我懵然无知。
……
我期待的天伦之乐尚未开演便急遽退场，父亲带来的不是我牵肠挂肚的相亲相爱，是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
谜底揭开了，我无需思考将会幸福成什么样儿，迫在眉睫的是如何避免遭受斥责。
哥哥被拎起双腿摔在地上时，更为迫在眉睫的事，变成了如何避免挨揍。
在母亲面前万试万灵的眼力劲儿纯然失效了，满嘴社会的父亲，不在乎情绪价值。
他飞起的右腿踩在了我的胸口上。费尽心机严防死守，最恐惧的情形还是出现了。那一刻，诧异、震惊，思维骤停，我不敢相信自己会变成被父母暴打的小孩，尽管哥哥已成前车之鉴。
毫无逻辑。做为一个短见薄识的小女孩，我实在捋不清自身的言行与挨揍之间的关系。
只是一句随兴所至的俏皮话而已。哥哥建议我用自行车往水田里运送草木灰。我笑着说：“在田垄里骑车，我自身都难保。”父亲的腿突然就飞起来了。机灵如我，在它抵达我脆薄的胸骨之前，竟不曾意识到它的目标。我可是在屋场里跟村上的野孩子们打着架长大的呀，自认为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事，这样的低级失误实在匪夷所思。
激怒他的是“自身难保”这个成语还是我脸上的笑？我捉襟见肘的阅历，参不透个中端倪。
真是个莫测的男人。他云谲波诡的怒火，照着我无所适从的呆滞。
母亲说，回家的父亲需要步行半个小时，搭十五分钟的火车，再步行一个半小时，才能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一腿，让我看见了比那段令我无以丈量的距离更为浩大的距离。它大到如同宇宙，难测界限的有无。
疼痛是个奇怪的东西，伤心到极致时，它会自动隐身。
我只是全身震动了一下，毫无痛感，像个稻草人，没心没肺没神经。
以后的路还长呢，我要跋涉的远远不止父亲的毛巾、牙齿和鼾声，还有他九岁时挑过的煤，掉到悬崖下的帽子，对战争和舆论的恐惧，对快乐的鄙视……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没有眼泪。优等生的毅力，不是踢一脚就能击溃的。
我迟早要让这个男人归顺。像个真正的父亲那样，向优秀、孝顺的儿女归顺。像个真正的父亲那样，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三
日子变得清晰而缓慢，我扫雷一样步步为营。
学生时代，取悦父母最有效的方式自然是努力学习。我本就优秀的成绩进一步提升，除了语文和政治之外几乎门门满分。我误以为积累了跟父亲和谈的资本，得到的却是嗤之以鼻。父亲竖着鼻孔说：“在班上称王称霸算什么？要跟全校的学生比，要跟全乡的学生比，要跟全省全国的学生比……”我跟全省全国的学生比，也不可能在总分之外再多考出一分呀，而语文的作文和政治的论述题，老师从不给满分。我试图跟父亲反映反映这个现实，得到的是咒死骂绝的歇斯底里。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村里最体面的身份就是教师，为了让父亲荣耀乡里，我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报考了中师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瞬，父亲脸上有过短暂的满意，紧接着出门左拐挨家挨户吹牛逼。尽兴而归后，照样为我吃饭不够快、夹菜不够规矩、一泡屎拉在别人茅房里之类鸡毛蒜皮歇斯底里。
我如同乞怜的家犬叼着心爱的骨头，断送上大学的理想用来向父亲献媚，得到的仍然是歇斯底里。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吃饭将来要饿死的！要饿死！”
我愕然而惊奇，吃饭慢一点而已，怎么就会饿死呢？细嚼慢咽不是有益肠胃？
要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隐约摸索出了他歇斯底里背后的脉络。
父亲九岁痛失双亲。我爷爷奶奶都是吊死的。为什么吊死？是自己吊死的，还是被人吊死的？没人跟我说，也没人追问过。父亲唯一的亲姐姐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婆家，借着性别优势解决了温饱问题。他孤身一人外出谋生，瞎猫撞耗子样到处乱窜，不知走了多少路，挨了多少饿，最后找到了一份挑煤的零活。
煤老板包吃包住。所谓的包吃，就是群殴般围着一甑米饭和一脸盆咸菜抢食。至于包住，只不过是获准在小煤窑附近结伴躺着而已，偶遇豺狼野猪毒蛇之类，彼此有个照应。
父亲吃饭的速度，就是在挑煤时习得的。
关于个中情形，他隔三差五就要提起一回，增缺补漏、举一反三。
综合他多年口述，我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如下场景：
跟父亲一起挑煤的大都是身强体壮的汉子，饭量本就不俗，再加上缺少油水，个个都跟饿鬼似的。饿成什么样呢？一顿进食三四碗米饭不在话下，更有甚者连整笼的馒头都吃得下。一边吃一边消化，起头五六个馒头是不占肚子的，都吸到肉里去了。这是父亲面对质疑时做出的解释。为了佐证挑煤工突破人类极限的食量，他举了个例子。有次两个挑煤工打赌，如果哪个一次吃得下十斤红烧肉，就由对方请客。结果当中一位一气呵成，头都没抬一下。吃完后还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说肚子里有个角还空着。
九岁的父亲跟这些饿鬼混在一起，一碗饭还没吃完，别人已经添到第三碗了。
九岁的孩子，前胸贴着后背，看上去芝麻杆子一样，肚子却可圆可扁。圆起来，芝麻杆子上鼓得起大筲箕。正是吃长饭的年龄，消化能力比成人还强。
一碗饭不足以让九岁的父亲称心，他开始练习速度。可年龄的弱势，让他一开始排队时就难以占据靠前的位置。虽然速度练到跟那些壮汉差不多快了，等他第二次排到饭甑面前时，米饭往往仍然没剩多少。用现在的话说，关于在小煤窑抢食那段经历，父亲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他开始动起了速度以外的脑筋，盛完一碗饭后就在饭甑附近吃，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吞食的状态，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归队伍的轮回。尽管如此，仍然偶有添不满第二碗饭的时候。说到底，他会动脑筋，别人也会动脑筋。在小煤窑抢食的这些人，内卷到了个个黏着饭甑吃饭的地步。
欲壑难填的饥饿增厚了父亲的脸皮，他开始利用孩子的优势享受厚颜无耻带来的利益。成年人离饭甑再近，吃完一碗饭后总要假模假式重新排个队，他却一只脚插在饭甑前，身体斜出队伍就开吃。别人怎么骂他推他都没用。吃完一碗，他就理所当然将身体摆进插在饭甑前的那只脚里。身体在脚上归位，算不得插队，这是父亲自创的道理。他理所当然地拿起饭勺将白花花的米饭舀进碗里，压紧、拍实，起禾堆样的一层层垒得老高。
技巧不断更新，演化到最后，这孩子索性盛小半碗饭斜出身体，盛小半碗饭又斜出身体，一来一去足足可以吃上两个半碗外加一个起禾堆的满碗。
经过了这样的历练，父亲怎能不把吃饭的速度当作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
也就是说，父亲在本该上学的年龄，一直在练习怎么吃饭。他根本就不知道语文的作文和政治的论述题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为什么拿不到满分。他只是以种种严重匮乏的遭遇，得出任何事物都必需要满到不能再满才有安全感的结论。
这听上去尚可理解，但父亲缺乏归纳总结的能力。他只是在插秧抻腰时、种花生点灰时、栽菜数秧子时……一点一点把这些经历前言不搭后语的讲来，显得零碎而杂乱，还有些危言耸听的嫌疑。不止是父亲，在那个充斥着体力劳动的村庄里，没多少父母有意抽出空闲坐在孩子身边细说从前。等到我捡沙子样耗费成千上万个瞬间将无数细碎的讲述垒砌起来，才搭建起父亲从童年过度到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四
父女之间必须相亲相爱，老师是这么说的，课本上是这么写的，电视里也是这么演的，于是对于学龄前缺乏与父亲共处经验的我来说，这个观念就跟父亲认为吃饭必须要快如出一辙。我在他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中，不屈不挠地践行着相亲相爱的价值观。
仅有的一次，我以为这目标即将达成。
那段时间跟我一起带班的老师被抽调去了另一个单位，校长看人下菜碟，见我不声不响，就把两个人的课全往我一个人身上堆。我天真地以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超工作量的负荷，人人都该看在眼里。不料日复一日不停讲课致使我喉咙发炎时，校长非但没有就长期一人分饰两角的辛苦给予肯定，反而对偶然的一次力不从心进行了批评。那天我肿涨的喉咙牵连到了整个牙龈，嘴里含着两块烙铁似的，一提气说话就咳到吐血。肉体痛苦再加上精神打击，我整个地崩溃了。母亲常说哥哥是“家里霸王龙，出门怂成虫”。我恰恰相反，关在家里是温顺的羔羊，放出门去就是母老虎一只。校长被我骂得灰头土脸，扬言要把我开除。
我才十八岁多一点，不懂得开除工作需要履行哪些程序，只当一校之长要开除一个本校的老师只是分分钟的事。
我坐在房间里哭。父亲割草回来途经我房门口，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镰刀。他以前所未有的温柔询问我闷声抹泪的缘故。我以满腹愤懑的姿态如实讲明了原委。父亲大怒，扬言要向校长讨个公道。他手里的镰刀让我联想到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场景。那一刻，“父爱如山”四个字不期而至，浇灭了愤怒、抚平了委屈。我以为，我苦苦追求的父爱终于得以降临。
或是说，我以为那爱一直都在，只是与预想中有所不同而已。见惯了母亲的轻言软语，甜暖的关怀被我当作爱的唯一表达方式，从没想过父亲是男人，也许拥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状态。或许男人的爱原本就是这样的，刚猛而陡峭，在肩膀上、在刀剑里。
我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不！我确实感动到落下了自作多情的眼泪。
父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房门口，他手里仍然拿着镰刀，温柔的询问转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质疑。校长为什么要开除你？你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当得上校长的人怎么会不讲道理？
父亲手里的镰刀，不曾挥舞在校长面前。所谓“父爱如山”，是我翻了十余年仍然翻不过去的山。镰刀在头顶变换着不同的角度，我疑心它随时都要劈落下来。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也许是懦弱的？
坐在北京某个地下室的台阶上互相倾诉黑暗的成长经历时，朋友这样问。
我父亲怎么会懦弱呢？抱病终生的母亲可能懦弱，身强力壮的父亲怎么可能懦弱？客居在外婆村上的哥哥和我可能懦弱，走南闯北的父亲怎么可能懦弱？一年到头种田栽菜的村里人可能懦弱，在几千人的大单位当过了几十年的小领导的父亲怎么可能懦弱？母亲、哥哥和我以及大部分村里人都不懦弱，被大单位的小领导职务滋养得皮肤白成透明状的父亲凭什么懦弱？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九岁的孤儿从吊着父母的家里走到另一个县城荒郊野外的小煤窑里，需要经历什么？
不管在多大的单位当上了多久的领导，童年的茫然无助、谨小慎微，将会像基因一样刻在记忆里。
我不想认。不管朋友的推论如何严丝合缝地楔入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我都断然拒绝将父亲的懦弱合理化。
如果他的懦弱合理，我将不得不宽恕他的种种暴行。
而我之所以会坐在北京地下室的台阶上跟朋友倾吐心声，是因为父亲当着成群结队吱吱喳喳奔跑在放学路上的学生们按住我的头往墙上撞。我用来向他献媚的职业荣耀，他拿来这样摧毁。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为他脱罪。
在北京喝自来水、住地下室、在厕所里洗澡、饿到头晕眼花也绝不回家，这份决绝，是我为他的罪量的刑。
我曾发过誓，至死不再与他共处一室。以死盟发的誓言，怎能瓦解在“合理懦弱”的借口里？
我在偌大的北京城飘荡，端盘子、洗碗、推销红酒换取提成……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一片葱茏的草地出现在面前，我的第一反应是牵了牛来吃。
想到一头牛享用一整片如此繁茂的草地，巨大的欣喜和满足瞬间占据了整个身心，我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短暂的笑容过后，朋友坐在地下室台阶上的言论像从天而降的催泪弹炸裂开来。我的笑脸急速萎败，取而代之的是无处可逃的心酸。
原来，一个人真的很难走出童年。
尽管多年不放牛了，尽管家里的牛早在十几年前就卖给了别人，尽管北京的高楼大厦、红酒、咖啡已经覆盖了乡村的鸡屎牛粪，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我仍然是那个牵着老水牛四处寻找草源的孩子。
我不得不承认，童年的境遇，委实会像基因一样刻在记忆里。
九岁就被孤伶伶抛向社会的父亲是懦弱的。因为懦弱，即将与校长对峙时，他选择了转身。因为懦弱，他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在了更为弱小的女儿身上。而他的怒火……源于难以自制的父爱。
是的，父亲的爱一直都在，以这种让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忍受的方式呈现。
我穿山渡水、披星戴月求得的宝藏，掀开箱盖时，里面装的是暴雨梨花针。
五
与对待儿女的暴戾不同，父亲对待母亲，极尽温柔之能事。
村里的男人是不洗衣服不做饭的，父亲洗衣做饭。
村里的男人是不避孕的，父亲为了呵护病弱的母亲，主动做了节育手术。
从七岁开始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并不知道一个主动洗衣做饭做节育手术的丈夫有多难得。等到自己和村里一起长大的女孩们一个个恋爱、结婚，见识过为了顾及所谓男性尊严迫使怀孕的妻子坚持清洗一家人的衣服而导致流产，以及无数戴个避孕套都认为做出了巨大牺牲的男人之后，才知道父亲堪称村里人常说的“打着灯笼也寻不着的如意郎君”。
这个如意郎君在妻子病危时寸步不离守在床头。那时输液加热贴还未普遍使用，为了保暖，父亲每次都会挑件柔软的毛衣盖在母亲输液的那只手背上。担心压迫了针管，他又会每隔三五分钟掀开毛衣看一看。母亲动了手术，大半食物都不能吃，父亲的食谱里也再没有出现过那些东西。“怕你娘看着眼馋”，父亲是这么说的。父亲的做法让我将这一切当作对待病人应有的体恤。此后，每回前去探望病人，我都忍不住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打针时要盖点东西”。得到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那不是要磨死人？”磨人吗？盖件衣服、三五分钟观察一下而已。对于将病人当作累赘的人来说，确乎是磨人的。父亲一辈子都在跟母亲的病痛共处，早已习惯成自然。那些享用过健康妻子的男人们，大约很难将一个病体纳入日常的生活秩序，再怎么尽力展现耐心和温情，心下难免有所抗拒。尽快结束这一切，实在不能康复的话干脆早些去吧，一双双熬红的眼睛里包藏的大多是诸如此类秘而不宣的期盼。更有甚者，肆无忌惮在病房里抽烟，高声谈笑，视病人如无物。至于尽量避免在病人面前食用他们不能吃的东西，以免让他们看着眼馋，这种话在这种人听来应该是个怪诞的笑话。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曾经自认为的那么富有同情心。
二姨曾说：“你姨父对我，有你爷对你娘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二姨确诊子宫癌后，二姨父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住了。而我父母从未分床，直至阴阳两隔。
母亲弥留的过程异常漫长，足足十四个日夜，她在生死间徘徊，喉咙里发出山呼海啸的喘息。父亲说，他好害怕。说到“害怕”两个字时，他七十多岁的老脸上显出七岁孩子的稚嫩和恐惧，大白蚁般肥硕的身躯瘦出了铁蜈蚣的骨架。但他仍旧跟母亲睡在一起。
有个这样的妹夫对比着，二姨父的做法怎能不令二姨心寒？我是二姨的外甥女，自然与她同仇敌忾。近些年见多了生老病死，眼看一个个身患绝症的长辈孤身躺在房间里，我与二姨父的芥蒂才渐次解开。或许不是二姨父过于薄情，只是父亲委实不易。
在深不见底的长夜中躺在丧失意识的妻子身边听着山呼海啸的死亡之声，他有没有梦见九岁时独自外出谋生的自己？他孩子般的恐惧，是否来源于梦境中重返的童年？
父亲对母亲的爱护，成为我离开北京后仍然愿意向他靠近的唯一线索。命悬一线的线索。
“你爷从不薄待我，我就敬他这个。”劝说我和哥哥与父亲和解时，母亲这样说过。
这话被我当作母亲背叛我和哥哥向父亲投诚的把柄。只因那男人不曾薄待于你，便要将无穷无尽的打骂施加在你一双儿女身上么？我是这么反驳母亲的，虽然不曾说出口来。在我桀骜中带点冷笑的眼神里，细腻如母亲，应该领会得到当中含意。
母亲走后，想到在关起门来无处论理的夫妻生活中，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能够做到从不薄待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同床共枕伴她走完最后一程，确是隐约有些令人敬重的地方。
也许母亲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六
父亲的年龄是个谜。母亲二十五岁时，他自称年长七岁；母亲三十岁时，他又说比母亲大十岁；等到母亲四十岁时，他大言不惭声称自己业已五十五高龄。那个年头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算不得数的，真相犹如《罗生门》，永不可知。结婚前为了缩小年龄差距，少报几岁情有可原；年龄大了为了逃避重体力劳动，虚报两岁也是有的。母亲懒得跟父亲计较，随他高兴多少岁就多少岁。
有一年，父亲突然郑重其事地说：“过七不过八，我明年就七十了。”照老家的规矩，七十寿辰六十九岁过。父亲的意思是说，当年要给他拜七十大寿了。错过了六十九这年，要等到八十九才能做九十岁的寿，八十岁是不拜寿的。
我相信，在事关阳寿的计数上，他应该不至于信口开河。以此推算，1938年才是父亲真正的出生年份。
1938年以来发生过什么？直到如今，我才在大量阅读与人生经历的反复勾兑中，慢慢梳理出较为清晰的思路。父亲对战争和舆论的恐惧，对食物的焦虑，对快乐的警惕，都有了足以令我共情的答案。
我七岁那年得到的父亲不是我想念的那个父亲，如果非要给这份父女之情赋予一份意义的话，只能说——他的到来将我困囿于无法挣脱的关系里，促使我不得不去了解那个时代。没有父亲，我对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了无兴致。魏晋的风流、盛唐的恢宏，李白的诗、稼轩的词、关汉卿的曲、曹雪芹的小说，街边的小吃、商场的长裙、珠宝店的耳钉……这世界有的是我爱不释手的美。父亲是命运强行给我安插的一双眼睛，让我不得不顺着那目光去看、去思索。
前几年有部名为《北京爱情故事》的电视剧播得很火，父亲淡淡地说过一句：“看来你以前在北京讨生活也不容易。”
我说老人家怎么看起偶相剧来了，原来想起了被他打到离家出走的女儿。
可是他女儿逃往北京时除了一张车票身无分文，皮肤晒得又黑又粗，随身挎包里除了身份证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跟俊男美女的偶相剧相去甚远。
那是父亲离我最近的一回。仅仅持续了一句话的光景。这句话过后，我们互相背转了身去。
从七岁时那个六月金花灿烂的夕阳里走到这句话面前，我耗费了三十余年的光阴。
（本文原发《芙蓉》2023年第4期。）
欧阳娟，女，生于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国艺术报》等报刊杂志，已出版及发表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烟视媚行》《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天下药商》，散文集《千年药香——中国药都樟树纪事》，撰写纪录片《千年药都话樟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