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绿、红、橙
文摘
2024-12-11 00:00
江西
绿、红、橙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差不多两年前，他变成了我屏幕上的一个点，绿色、红色或者橙色的点。我见不到他，因为他不见我，也不见任何人。他偶尔会聊天，至少会和我聊天，但是从来不开摄像头，因此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留着长发，是不是还瘦得像只小鸟一样。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像一只鸟一样蹲在床上，他的手太大了，指甲也很长。在用钥匙反锁房间的门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经历了两周的“脑部震颤”。这是停止服用抗抑郁药后往往会出现的副作用，感觉头部像是受到了轻微的电击。据他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撞击到手肘后那种抽筋似的疼痛。我不相信他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去他黑暗的房间看他的时候，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这个那个的副作用，就像在背诵一本手册一样。我认识很多吃过抗抑郁药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出现过大脑短路，他们遇到的副作用无非就是发胖、做些奇怪的梦，或者嗜睡。“你总是非得跟别人不一样。”一天下午我这样对他说。他用手臂挡住了眼睛。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他还有他的那些闹剧。我还记得那个下午，在喝了半瓶红酒以后，我脱下他的裤子，想亲近他，他却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不行的。”我把酒瓶扔在床上，愤怒地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没去看他。之后我们从未谈论过那天发生的事，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床单上的红酒渍。我已经不爱他了。我只想告诉他，他这是在没来由地夸大那种悲伤。但是说这些话无济于事，就像生闷气或者指责他说谎一样，什么用都没有。当他最后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他的房间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设备——他的母亲以为他要自杀了，哭着打电话给我让我劝劝他。当然，那时候我和他母亲都不知道他会永远把自己关起来。我透过门缝跟他说话，敲门，给他打电话，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这样做了。我以为过两天他就会把门打开，像往常那样拖着步子在家里走来走去。我错了。两年后，我每天晚上都在等待他的网络头像变成红色、绿色或橙色，如果好几天那个头像都是灰色的话我就会很害怕。他不用他的名字马尔科，只用字母M。悲伤的人不懂得怜悯。马尔科住在他母亲家里。她每天给他做四顿饭，放在锁住的门前面的一个托盘里。是他要求她这么做的，他给她发了短信。他在短信里还说：“别等我，别想着见我。”她不听，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他意志坚定得可怕。他受得住饿。他母亲试过连续好几天不给他放吃的，还听从精神科医生的建议试过给他断网。马尔科却连上了邻居家的网，直到他母亲可怜他，又把网连上了。马尔科并不感谢他的母亲，也从来不求她。他母亲好几次邀请我去她家，但是我基本上都拒绝了。我不能忍受他从房间里偷听我们的对话。于是我和他母亲总是约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见面，每次谈话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她能怎么办呢？如果他不愿意接受治疗的话，她也不能把他赶出去，毕竟他是她的儿子。她感到很愧疚，虽然马尔科并没有遭遇过不幸，他们夫妻俩也从来没虐待过他。海边度假的照片里，他是世界上最暖心的男孩，他喜欢装扮成蝙蝠侠，喜欢收集图片做成相册，还喜欢踢足球。我总是说，马尔科只是病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大脑、药物和基因的问题。“如果他得了癌症，你就不会认为是你的问题了，”我说，“他抑郁不是你的错。”她问我他是否和我聊天。我告诉了他事实：他和我聊天，但其实是网聊，他的话越来越少，好像逐渐消失在了网络中。马尔科变成了闪烁的字符，有的时候他不等我回答就消失了。他从不告诉我他怎么样了，他心情如何，他想要什么。这和他把自己关起来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之前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如何接受治疗、吃了什么药；说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记不住读的东西而辍学；还说他有偏头痛，而且感觉不到饿。现在他不说这些了。他总是谈深网、红房间和日本的鬼。但是我没跟他母亲说这些：我说我们谈的是他在网上看的书和电影。“啊，”她叹了口气，“那我不能把他的网给断了，这是他与生活连通的唯一纽带。”与生活连通、向前看、要坚强，她是会说这类话的人：一个愚蠢的女人。我总是问她，为什么她会觉得我能让马尔科走出来。因为她总是让我敲门，求他出来。有的时候我照做了，而到了晚上，他在网上碰到我的时候，会打字对我说：“别傻了，别理她。”“为什么你觉得我能让他出来？”我问。她一个劲地往咖啡里加牛奶，直到咖啡变得面目全非，成了一杯热奶油。“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幸福的样子，是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她说，然后低下了头。她用的染发剂质量很差，总是发梢颜色太浅，发根又能看见白发。她错了，马尔科与我的生活被无言和不举所困。我问他怎么了，他要么回答没什么，要么坐在床上喊着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我把那些最终总是以哭泣和烂醉结束的情感爆发叫作闹剧。可能他告诉过他母亲我们很幸福，然后她就这样信以为真了。也许他是想让他的悲伤一直陪伴着我，直到他不想这样了为止，因为悲伤的人不懂得怜悯。“今天我读了些东西，讲的是一群和你一样的人。”一个清晨我这样写道，“你们是蛰居族。你知道什么是蛰居族，对吧？就是那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由家人养着的日本人。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问题，只是承受不了上大学、社交的压力等等。他们的父母从来不会赶他们出去。这在日本很常见，而其他国家基本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有时也会出去，尤其是在晚上，单独出去，比如去找吃的。他们不会像你一样让自己的母亲做饭。”“我妈去上班的时候，或者清晨。她听不见，因为她吃了安眠药。”“你知道日本人有哪点好吗？他们把鬼分成不同类别。”“那些小孩模样的鬼魂叫作座敷童子，他们一般不坏。坏的是女鬼。比如，很多鬼怪都是只有半截身子的女孩。它们拖着残缺的躯干在地上移动，看到它们（或者说，看到‘她们’？）的人会被杀掉。有一种女鬼叫作产女，是在分娩过程中死去的女人变的。她们偷小孩，或者给小孩糖果吃。还有一种鬼是死在海里的人变的。”我狠狠地关闭了对话框，但是他没有下线，头像还是绿色的。我不会在他妈妈上班的六小时里守在他家门口看他有没有出来，我承诺一定不会，也确实做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网络就存在于一条白色电线中，这条线穿过整个屋子，连接着我的电脑和电话机。我的网友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存在，每次断网或者停电的时候我都很焦虑，不能和他们聊象征主义、华丽摇滚、大卫·鲍伊、伊基·波普、疯狂街头传教士、英国神秘主义者和拉美独裁了。我记得我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个也是蛰居者。她是瑞典人，英语很棒——我基本上没什么阿根廷网友。那个瑞典女孩说她有社交恐惧症。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也恢复不了她的邮件，因为都在我的旧电脑里。她从瑞典给我寄过在欧洲之外买不到的纪录片的录像带和光碟。那时我也没怀疑：她既然不出门，那又是怎么走到邮局寄东西的？她可能撒谎了。但是那些包裹确实是从瑞典发出的，至少她的地址是真的。邮票我还保留着，尽管那些录像带已经长满了霉斑，光盘已经无法播放，而她也已经人间蒸发了，变成了网络上的一个幽灵。我找不到她，因为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记得其他网友的名字，比如来自波特兰的里亚斯，颓废派和超级英雄的狂热崇拜者。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微妙，她给我发过安妮·塞克斯顿的诗。英国的海瑟，现在还能联系上，她说会永远感谢我让她认识了约翰尼·桑德斯。还有契普，总是爱上小年轻。另一个写优美诗句的女孩我记不得名字了，不过我还记得她写的一些不太好的诗，比如《我的那个忧郁的他》。马尔科曾自告奋勇地要帮我找回那些已经失去联络的女网友们，他说把自己关起来后他已经成了一名黑客。我倒更希望忘掉她们，因为忘记那些只有文字来往的人是件奇怪的事，她们曾经存在时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但是现在却比陌生人还要遥远。而且我有点怕她们。我在社交网站脸书上找到了里亚斯，她接受了我加好友的请求。我开心地和她打招呼，但她没有回我，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我觉得她应该不记得我了，或者记不太清了，仿佛我和她只在梦中模糊地相遇过一样。马尔科只有在谈论深网的时候才会让我感到害怕。他说他需要了解深网。他的原话就是这样：需要了解它。深网指的是那些不能被搜索引擎索引的网站，比我们大家使用的表层网要大很多，大五千倍。他向我解释如何才能进入深网，我听不懂，也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说进去没有那么难。“深网里有什么？”我问。“卖毒品和武器，进行色情交易。”他说，“我对里面大多数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但是有些东西我想看看。红房间。”他指的是一个叫作“红房间”的聊天室，需要付费才能看到。他说他们在里面谈论一个女孩被一个瘦瘦的黑人折磨的视频。网上在出售这个视频和她号叫的音频文件，那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人发出的，让人难以忘记。“我还想看看RRC。”“那是什么？”“真实强奸社区。那里不存在任何规则。孩子们被活活饿死。那是网络上最阴暗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觉得孩子们受到了关心和爱护。”“从来没有过。你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们总是想要合理的解释。”“我觉得你说的深网什么的都是在骗人。你说的‘你们’指的是谁？”“不是骗人，一些正规报纸上有文章。你去找找，写的就是可以买凶杀人、买毒品之类的网站。‘你们’，指的是像你这样的人。”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用指甲花把头发染成了黑色，那是一种非永久性的染料，据说伤害很小，但是在染色的同时，它也让我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脱落，就像在做化疗一样。学校里没人说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了女孩子们疯疯傻傻的样子，那个年纪的女孩就是那样。历史老师对我尤其好，虽然我并不是什么好学生。一天下午放学后，她问我想不想认识她女儿。我记得她颤抖着，抽着烟——现在老师在学生面前抽烟是可耻的，但是二十年前没人这么认为。还没等我回答，她就掏出一个黑色封皮的文件夹给我看。那是本活页夹，每页上都有一张画，并配有文字。这些铅笔画的主人公是一个穿黑衣服的黑头发女人，她坐在秋天的落叶间或者坟墓上，又或者正要走进树林，是一个美丽高挑的女巫。还有一张画的是一个罩着面纱的女孩，好像新娘或者旧时女孩子参加初领圣体仪式时的那种打扮，手上拿着蜘蛛。配的文字是日记条目或者诗句。我还记得有一句写的是：“我想让你劈开我的牙龈。”“这是我女儿的，”她说，“她从来不出门，我想你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我记得我当时想，那个女孩画得真好。我还想，画画这么好的女孩应该对我不感兴趣。我没有回答老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嘟哝着说，我在等我爸妈。我撒谎了：我是自己一个人走回家的。到家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没说什么，但是后来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了一通电话。那个老师再没有回来上课。妈妈和校长谈过话了。那个老师没有孩子，也没有画女巫的女儿，从来没有过。她是骗人的。这是我很多年以后知道的，妈妈当时告诉我老师休假去照顾生病的女儿了。妈妈一直没有揭穿这个谎言，校长也是。好多年里，我都一直相信这个不出门的女孩的故事，甚至还尝试着画那些树林、坟墓和黑裙子的画。而那些画实际上是由一个孤独的成年女人描绘出来的。我不记得那个老师姓什么了。我知道马尔科可以通过他在网上的侦探技能找到她，但是我更希望忘掉那个在一个放学后的下午想带我回家的可悲女人，谁知道她想做什么。马尔科越来越少显示绿色的在线状态了，更多的是橙色的忙碌状态。他在线上，却很遥远，这是最接近灰色的状态了。灰色代表的是寂静和死亡。他越来越少给我发消息。他的母亲并不知道，更确切地说，我骗她说我们还和以前一样聊天。我发给他的信息越堆越多。有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早上回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变成了绿色的状态，而且主动向我发起了会话。“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他说。他看不见我，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哭。“现在有一些程序，”他写道，“可以复制一个死人。这些程序可以搜集一个人在网上零散发布的信息，并以此为脚本复制他的任何行为。这跟发给你的个性化广告差不多。”“我不是，”他写道，“但是，当我真的变成机器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发现呢？”“我发现不了，”我回答，“这样的机器人还不存在，这个想法你是从电影上看来的。”我说他说得对，然后等他回复。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也不再谈红房间和复仇的鬼魂的事。有一天如果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我会骗他的母亲，我会编些完美的对话，我甚至会给她一点希望：我会在喝咖啡的时候对她说，昨晚他告诉我他想出来。我希望有一天他能趁他母亲吃安眠药睡着的时候下定决心逃走，我希望走廊的食物不会堆积起来，我希望我们不需要有一天将门强行踹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