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范·布伊：爱，始于冬季
文摘
2024-12-24 00:00
江西
爱，始于冬季
（英）西蒙·范·布伊
我的大提琴已经摆在台上了。这把琴是一七二三年在西西里的一个半山腰上雕刻的。那片海很宁静。琴弓靠近琴身时，琴弦就会颤抖，似乎预料了情人的到来。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伯奈特。我身前的绒质幕布是梅色的，重重地垂着。我的生活在幕布的另一侧展开。有时我希望这份生活没了我的存在能依旧照常进行。魁北克城的舞台灯光太过明亮。主持人用带有加拿大口音的法语介绍我出场时，我看到幕布卷轴及舞台支柱周围被灯光照耀着的尘埃。这把小提琴属于我的祖父，他在二战中意外身亡。祖父的厨房座椅同样也在舞台上。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只能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座椅的三只脚上。座椅中间的那根藤条裂开了。这把椅子总有一天会彻底坏掉。椅子在演出开始的前两天运到音乐厅，那个疯狂的乐队指挥大叫着宣布坏消息：“你的座椅在运输的过程中被彻底弄坏了。”总有一天我将不用乐器演奏。我会直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会闭上眼睛，想象着音乐厅外那些房屋里的人们的生活：穿着拖鞋的女人搅拌着食物，锅里冒着热气；青少年在自己的房间里戴着耳机；某户人家的儿子在寻找他的钥匙；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刷牙，她的猫在一边注视着她；有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最小的孩子睡着了，他不会记得自己作了什么梦。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我就能从生活的枝丫上挣脱开，把时间的痕迹从我的衣服上刷净，开始漫长的越野征途，回到我最初消失的时刻。一个小男孩斜靠在一扇大门上，等待着他最好的朋友起床。安娜的自行车的后轮依旧旋转着。在十年的大提琴演奏职业生涯中，我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起死回生。每一次我的琴弓触及琴弦，安娜的模样就会浮现。她依旧穿着那天的衣服。我长了二十岁。但她还是个孩子。她是由灯光组成的，因而她若隐若现。她站在距离我的大提琴两米开外的地方。她看着我，但她不认识我。今晚的音乐厅坐满了人。演奏到最后一个乐章时，我感觉到她在渐渐消失。也许还剩下一只手，一个肩，一缕摇曳的头发。一些乐队演奏家无视舞台上这些飘浮的身形：有的似睡似醒，有的如展开的烟雾般优雅，有的纠缠着愧疚、爱恋、悔恨、侥幸，与意外。可有一些演奏家会自始至终注视着这些身形。我听说有的彻底崩溃然后纵身跳下大桥；有的借酒自我麻痹或在深夜站立于冰冷的河水中。我将音乐视为语言的最高境界。音乐使我们得以用自己的词汇同上帝对话，因为音乐高于生活。我握弓的手臂开始发紧。最后的几个音符是响亮的。我平稳地持弓，它就好像河流中的一支船桨，将我们带到当下的彼岸，然后是明天、后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就好像宽阔的平野。音乐厅外黑夜笼罩。天还下着雨。音乐厅是用玻璃建成的，俯视着一座花园。雨滴敲打着窗户，随着风的呼吸一同颤动。夜空繁星点点，它们坠落下来，淹没了街道、广场。下雨的时候，最不起眼的水潭也映射着宇宙的印像。演奏结束后，我起身，举弓向观众致意。我能听到东西落在舞台上的声音——鲜花，以及用玻璃胶粘在塑料包装纸上的信件。在灯光的照耀下，我的汗水滴落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载着为其使劲鼓掌的观众。我一如既往地想要喝杯甜的东西。我匆忙下台，手里还握着琴弓。来到楼梯边时，我再次寻找安娜的手套，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脸庞，她是如此地清晰可见，叫人害怕。清汤挂面的头发，满脸的雀斑。唯一真实的记忆终于找到了我们——就好像收信人为过去的自己的信件。我疾步走向化妆室，找到一条毛巾，喝了瓶橙汁，然后倒在了椅子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演奏几场。还有几个安娜。她死的时候是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从那时起，他每烘焙十二根长棍面包就在其中一个的上面写字母A。他让孩子们在他的店里免费吃蛋糕。他们大叫大嚷，弄得一团乱。一个工作人员敲了敲门，他走进我的化妆室，手里拿着一个移动电话。他示意叫我接听。他有着女人们所喜欢的结实的肩膀。他的眼睛周围有深刻的线条，但他看起来最多四十岁。我把橙汁给他。他小心地拿着，同自己的身体离开一定的距离。我将手机贴近耳朵。是珊迪。她问演出怎么样。手机有杂音，所以她听不清楚我说的话。她打听到电话号码，可以在后台听到演出的情况。珊迪是我的代理，从爱荷华州来，是个能干的生意人；她了解善于创造的人是如何思考的——换句话说，她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我告诉她说演出很好。然后我问能否跟她说件事。我很少主动开口。过了三十岁以后，我就觉得向别人倾诉是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但是在青少年时代，我曾疯狂地爱，整夜地哭（我现在记不得是为了什么）。我跟踪走在回家路上的女人，为她们写奏鸣曲，然后深夜将谱子留在她们的门阶上。我不脱衣服就跳入池塘。我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对于年轻时的我而言，所有的矛盾都不是问题——无非是一种忙碌状态下的空虚。珊迪对于我的了解仅限于她知道我是法国人，还有就是我每到一处，都能记得给她的女儿寄明信片。我把我在飞往魁北克城的飞机上所作的一个梦讲给珊迪听。珊迪认为梦中无非是未解决的矛盾，或者就是理想在梦境中得到实现。她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然后她便缄口不言。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电视机的声音。她说她的女儿得睡觉了。我问她女儿做错了什么。珊迪大笑。她们一边看电影一边织毛线。珊迪是个单身母亲。她找了个仪器，令自己怀了孕。我一直想着如果珊迪死了，我会想要她的女儿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教她拉大提琴。不过她常常得独自一人待着，因为我会离开。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满屋子地给她“留言”。我们可以给我公寓墙上的那两幅十八世纪的画像起名字。他们会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互相注视。我把电话还给那个工作人员，谢过他。他问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才会飞去纽约。因而我有整晚的时间可以四处游荡。我是今天早上才来的魁北克城。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自波斯尼亚。他的帽子是羊毛的，上面有他最喜欢的足球队的标志。我在文化博物馆的演出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不少人涌进我的化妆室，邀请我去共进晚餐。这些成对的人在各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在诺托的古老的西西里镇（我的大提琴就是在那里做的），他们的服饰上会有最精致的花纹。我的脑海中依稀出现一些陌生人的脸庞，一些人坐在院子里：院子有大片的庇荫；他们的嘴唇因为刚喝了葡萄酒所以是湿润的；他们光着脚穿着拖鞋，脚上沾着尘土；外面飘来马匹的气味；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肩上的卷发也跟着蹦上蹦下；笑声变成了哭闹——人类的情绪变化一如既往。我常常被邀请共进晚餐，或者是和我的理事共度周末——或许我能带上我的大提琴？他们问道。年轻的时候，我总是羞于拒绝。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学会了婉拒。珊迪说我不爱交际出了名。我一如惯常地找借口说我得休息；说我害了重感冒。我还像真的似的大口呼吸。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她的丈夫搂着她。他打着鲜黄色的领结。他有黑眼圈。演出开始前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考虑是不是该刮胡子。上周三是我的生日。三十五年的时光就像一组砝码般跟随着我。事实是，光阴流逝，生活沉淀。对某些人而言，我是出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布鲁诺·伯奈特。但对于我自己，我是什么？也许还只是一个被大千世界迷惑惊吓的小孩子，或者顶多是个将脸蛋紧紧贴着轿车那蒙着雾气的后车窗不肯离开的家伙。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全家常常开着棕色的雷诺十六作长途旅行，有时甚至连夜都不停歇。我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开车是随心所欲的。母亲则掰开面包，把我弟弟和我的手都塞得满满的。面包吃完后，我们也就到了。面包是我童年时期不断进步的推动力。在我认识的人中，我的父亲属于那寥寥无几的从不吸烟的几个人。父亲的父亲死于战场。当巴黎充斥着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的纳粹分子的时候，南部的街道则挤满了民众——他们将各自的家当或搬入轿车，或装上马车，就连婴儿的手推车里都塞满了收音机、全家福、以及餐具一类的东西。希特勒想要开始扫荡了。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很容易就从高处给这些街道定了位，因为街道上的人们时刻都在走动。我的祖父当时在耕地。一片炮弹壳飞入了他的脑袋。我的父亲当时十岁。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张祖父的照片。照片中，祖父提着他那把古老的意大利大提琴。父亲叫我把照片收好，他说总有一天，我会珍惜这张照片。我记得自己当时对他说，我现在就很珍惜。然后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我能不能学大提琴。当时，这完全是一句无心之言。几星期后，圣诞夜到了。圣诞树下，出现了一把大提琴，十八世纪制作，价值连城。这是我祖父的琴；琴盒上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我的母亲在琴盒上扎了一根丝带。我向这把琴走去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房间。父亲在听我练琴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水。这是我成为小提琴家的秘诀。聚在化妆室里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了。最后，那个系着鲜黄色领结的男人问我他和他的妻子能否开车帮我把大提琴送回去。我住在芳堤娜古堡酒店，他们今晚正好想在酒店的让·素夏餐厅吃饭。他的妻子说他们会万分小心的。我谢过他们，解释说乐队指挥已经安排了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为我的大提琴保驾护航。这对夫妇露出失望的神色，我送他们上了车。他们看上去好像对我有所期待。我想对他们说，信任别人要比被别人信任更难。我非常喜欢散步。尤其是在我两手空空的时候（这个机会很难得）。在我回酒店的路上，天开始下雨了，起先淅淅沥沥，后来越来越大，冰冷的雨点坠下来。走到芳堤娜古堡酒店所在的那条街道时，我停了下来。路面平坦极了。世界在水面上呈现出来，抽象而美丽。我以前的地理老师曾对我们说：音乐、绘画、雕塑、书籍，都是一面面的镜子，人们在这些镜子中看到多面的自己。大雨从山上倾斜下来。我止步不前。周围的人各个疾步而行，却又不知要赶往何处。车辆缓慢地行驶着。车里的人不明白我在看什么。我只是觉得车辆明晃晃的前灯像奇怪的小动物。我回纽约后，会开始背诵但丁最著名的作品的开卷语。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几句：“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我想起了霍洛维茨弹奏的《梦幻曲》。他比其他人都要多用二十五秒。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的父母在法国，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常常穿着我从伦敦给他们寄去的袜子看电视。我爱我的父母，因而也原谅了他们。他们的长椅上方挂着一副镶了框的美洲狮水墨画。如果这幅画掉下来，他们肯定会被砸死。这幅画是限量的，全世界还有一百九十九幅而已。他们作为我的父母只有一次机会。他们也是我在这个浩淼宇宙中唯一的父母。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站在魁北克城的雨中想念着他们，他们会否有所感觉——感觉到我像一只小动物那样撒娇般地啮咬着他们。我继续像山上走去。芳堤娜古堡酒店像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般屹立在山的高处。站在酒店的十八层，你可以看到洛朗山脉。蒙特利尔就在西南方五小时车程之外。这座古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为富裕的坐火车经过的人所建造的。估计对某些生活在魁北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建筑了。情侣们也会到此地来，在黄昏下散步。你可以看到他们走在大街上，共打一把伞，互相紧紧依偎，偶尔停步亲吻，或是凝望漆黑而冰冷的河流，河面上倒映着路灯斑驳的光芒。我拉琴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飞翔。我在观众席的上空盘旋。除了自己的体内，我无处不在。如果没有了音乐，我就会像身陷牢笼的囚犯。拉琴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我一停下，掌声就会爆发出来。人们迫不及待地鼓掌，因为他们为自己感到高兴；他们鼓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很久以前在一间烛光摇曳的房间里过世了。我想给父亲打电话，可是我的父母现在应该都已经睡了。如果我打电话他们会生气，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变得高兴。父亲认定我是个怪人。他在咖啡馆里告诉他的朋友我有多么的古怪。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在其他人面前提我的。努瓦扬，这个位于法国的小村庄，我出生的地方，现在肯定整个儿都睡着了，打给谁都为时过晚。我可以感受到市镇的静默。街道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熟睡着。红色闹钟上的荧光被摆在前面的一只玻璃杯给放大了。玻璃杯内小小的气泡在暗夜中往上窜。晚上吃剩的饭菜在冰箱里。屋外的轿车上有一层冰凉的水汽——应该是一辆崭新的雷诺。这是我弟弟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我记得母亲想要穿着她的睡衣开车兜风；这把我的弟弟乐坏了。我的父亲边洗手边透过厨房的玻璃看着这辆车。然后他走到外面，站在车子边上，把手放在车顶。然后他走去房子后头的一片蔬菜地，挖了一些尚留在那里的土豆。母亲把弟弟拉进屋子，向他保证说我们早餐后一定开车出去兜风。我的弟弟一直无法理解父亲。弟弟是个感情直白的人。这一点一直很讨女人们喜欢。我很想念他。我们在一座农舍里长大，这座农舍位于我父亲所掌管的那片不大的小资庄园内。这片十八世纪的庄园于黑暗中延伸，等候着它偶尔露面的主人。它的主人常年散布在巴黎的各处，就像一座机器上的零部件。这家人很可爱。一个庄重严肃，一个热情主动。房子是白色的，很长，有很多窗户。阁楼里有一套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制服。一间卧室里有三四十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平装书。另一间卧室里则有一些小鸟的雕刻作品。明天我就会回到纽约，我在那里居住了将近十年。周末的时候还有几场演出。一场在“忘忧树”，然后为中央公园集资演出，接着去洛杉矶——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有一场，紧接着是旧金山，还有凤凰城。我喜欢纽约，但是也怀念欧洲郊野的宁静。美国人能说会道。估计我的弟弟在这里不用五分钟就能找到个妻子。巴赫创作《大提琴无伴奏组曲》时是分开谱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教学。其实这六套组曲之间隐藏着神秘，现在的演奏家将它们逐一弹奏，却不曾领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每一套组曲都是一幅地图，每一幅地图里都藏着另五幅地图的方位。这六套组曲就像我经常弹奏的莫扎特和海顿的曲目一样受人喜爱，事实上，它们是我最卖座的曲目。巴赫同我的弟弟共同帮助我买下了布鲁克林的那套小公寓。我的弟弟购买了几千张我的CD，放在他公司员工的圣诞礼包中。这事我其实知道。他的那些员工对他感激不尽。如果战争爆发，他们立刻会变成他的私人军团。他把公司经营得如此成功，真是让人惊喜。他无往而不胜。他的照片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杂志封面上。他单枪匹马地将雷诺打造成全欧洲最流行的小型车，他做这事的动因只有我和他两人知道。我在纽约甚至也有一辆雷诺。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车子。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发出“T”的音。我在皇后区认识一个技工，他来自塞内加尔，从小就接触雷诺。事实是，我把我的雷诺车停在他的住处，他开着这辆车接送他的六个孩子。我快有两年没看到这辆车了。我的弟弟不知此事，但如果他知道，肯定不会有异议。我们两个的雷诺车都是十六档，都是一九七八年出产的。我们如此怀念童年的原因也许在于我们无法依赖彼此。弟弟的女朋友看到她们腰缠万贯的男友开着一九七八出产的十六档雷诺来接她们都吃惊不小。在魁北克城的演出结束一小时后，我途经酒店走入迷宫般的老街。如此曼妙的雨点怎能错过。然后我看到了圣爱餐厅。这是一家小小的法国餐厅，它的口味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我借口酒精过敏而不点酒，但是侍者依旧在我将刀叉伸向肥鹅肝、菲列牛排、松露扁豆的时候为我送来一小杯酒，让我闻得它的醇香。我其实并不对酒精过敏；事实恰恰相反——我的身体爱极了它。酒店里到处都是两两成对的人。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和她的父亲静静地坐着。也许她在生他的气，或者是对他感到失望。他了解她在想什么，但是假装无动于衷。我觉得那些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的幸运儿，个个都会对父母感到失望。我留下一大笔小费。我会永远记得这个侍者的。他始终跟我说意大利语，虽然他明明知道我是法国人。他一直提到自己的女儿。他戴的眼镜显得很老气。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每一顿餐都是一段回忆。他说自己是某个美好的事物的一部分，这个美好的事物不由他开始，也不以他结束。我走出餐厅的时候，感到一阵哀伤袭来。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走过几家冷淡的商店。所有的店都关门了。橱窗里的木偶凝视着街道，假装没有看见我。我在结了冰的鹅卵石路面上小心地走着。雪仍然在下，不过很小。建筑物都安静极了，住在里头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周围一片沉寂。走过路灯下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听见灯丝发出的嘶嘶的声音。城市也显得不一样了。我来到凯旋圣母教堂跟前，这是一座灰不溜秋、歪歪斜斜的小教堂。我在它面前的广场中央站着。有一部悲伤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电影是关于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的父亲一败涂地。在深夜故地就访，就好像人死后又出没人间。我继续迈步，边走边观察每一座雕塑，我就像一个醉鬼那样用自己的情人和朋友的名字给这些雕像起名。然后，我停止了脚步。我看到有东西在动。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似乎是有个人影在漆黑的窗户后一闪而过，就好像鱼儿在水面下若隐若现。每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根蜡烛。不过那些都不是真的蜡烛，它们只是像蜡烛一般形状的灯。雪花闪耀下的小巷里有一排长长的房子。房子末端的街灯在破旧的小教堂的侧墙上投下一大片阴影。这排房子同我小时候生活的那座房子很像——那个我的父亲用其一生像一个沉默的长子一般维护的小资庄园——不过前者要小一些。这排房子有些窗户后面没有蜡烛，这些窗户黑得就好像没有玻璃一般。房子有一扇沉重的木门，上面有一排刻字：“为吾儿之心”，刻字旁边有一块石质浮雕，上面是一只手，伸向一颗心。木门表面还深深地刻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底楼有一扇窗户亮着，透过它可以看到房子里整洁的走廊。这使得我猜测也许这是一座修道院。突然我又一次看到窗户后有人影闪过。她停下不动了。无论那是谁的身影，她一定看到了我站在外面冰冷的空气中。现在已经过了凌晨三点了。我们是整座城市里唯一的居民，我们的脚印踏在彼此的领土上。身影迅速地移向了另一扇窗户，这扇窗户有烛光，我看到了她。我看到了她的轮廓，但是五官看不清楚。她的身段看起来很年轻。她的一只手按着玻璃。然后，在这块蒙着晨雾的玻璃窗上——这片薄雾似乎就是为了下一步发生的事而生成的——这个与我仅一面之缘的女子，这个无法入睡而迷失在凌晨冰冷的走廊上的身影，用她的手指在玻璃上缓缓地写下一个字。然后她将蜡烛举起，放在这个字的后面：来。我将手抽出了口袋。开始下雨了，她不见了。我转过身，慢慢地走开。我继续在城市中踱步，口中将这个字念念不停。这个字瞬间带给我温暖、力量、生机，让我有传递生命的渴望。也许我需要别人来告诉我那些我原本知道的东西。他们厨房的洗涤槽内肯定满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新鲜蔬菜。远在巴黎的弟弟现在应该在靠着玻璃窗看书——他新交的女朋友还在熟睡。珊迪，我的代理——正和她的女儿互相拥抱着窝在温暖的被褥里。她们的呼吸是柔软而私密的；开启的嘴凑向枕头的侧面。我一直到第二天早餐时间才回到宾馆。我在冰冷的室外待了整整一个晚上，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我在电梯里留下了一个小水塘。估计人们会怀疑并且责备在同一楼住着的那对养着小型狮子狗的夫妇。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亲切，而芳堤娜古堡酒店本身就好像是出自契诃夫的构想一样。我的胸膛从泡沫中挺出，就好像一座小岛般，而在这小岛之上，某个带有神性的头像正逐渐拥有了生命力。我那天一定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笔：整个清晨我都在城市中观察各种各样的雕塑，然后我回家泡了个热水澡。我的鞋子也湿透了，走在鹅卵石铺成了路上时，它们不再发出声音。我把它们放在了水槽里。皮鞋现在变得软过了头；我觉得它们不能再穿了。我一直想着那个词。我能感受她用手指在我的背上写下那几个字母。我回纽约后，就得开始早起。我会邀请我的弟弟来看我。我们会裹着厚厚的大衣坐在公园里，看着云朵飘过。有时我想象每一朵云都承载着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浴缸里的水渐渐凉了。我可以在里头看到自己。我的视线上升到窗户的高度，然后穿过窗户，我看到了一条河，我的视线顺着河流又延伸开去。魁北克城在莎士比亚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被法国人从它的古人那儿夺去。我的房间外头就是圣劳伦斯河。成块的冰顺着水流一同滑下。魁北克的女人们一度将硬玉米棒放在沿河的木板上。当微微发光的鱼儿在木桶中被摆开时，我能看到她们洁白如棉的呼吸与暗淡的牙齿。她们的围裙是湿的。霜冻为肥沃的棕色土地罩上了一层白色。大地坚硬如石。冰冷的空气把她们的手冻裂了。她们大声地笑，当有孩子坐着小船经过时，她们就冲这些孩子招手。云朵在鱼的眼睛里翻滚。我喜欢我在这个古堡的房间。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部分的河流以及整个公园。公园里的树在冬季变得光秃秃的，在雨中它们显得漆黑一片。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十七世纪的那批早期移民，空气中洋溢着湿漉漉的皮革的气味，愚蠢的马儿背道而驰，婴儿大声啼哭，到处都罩着一层冰，严寒刺入肌骨。大地冻得硬邦邦的，连死人都埋葬不了。寸草不生，树林里偶尔点缀着几颗结了冻的草莓，就好像眼睛一般。人们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却往往因此得病。我一定是在浴缸里睡着了。当有人轻轻地叩门时，我才醒来。我没有作声，希望这个人会自己走掉。可是叩门声继续。也许是他们把我的大提琴从酒店的地下室里拿上来了。我从没去过这个地下室。我找到一条浴巾，然后打开了门。我给了服务员一些小费，谢过了他。他问我要不要吃早餐，说帮我抬乐器是他的荣幸。他是吹着口哨走的。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喜欢我。有两个女服务员觉得她们在我昨天那场演出之前听到了我在房内练习，其实那不是我。那是帕勃罗·卡萨尔斯。我在放他的一张旧唱片，是巴赫的C大调托卡他。她们在门口慢慢地踱来踱去。我把音量放大了。唱片放完后，她们鼓起了掌。我应该给美国的博士音箱写信，告诉他们这个产品很成功。很多人从来不曾听这音乐。音乐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发生过些什么。巴赫写下这套大提琴组曲，是为了帮助他年轻的妻子学习大提琴。可是每一个音符的内部都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这个温和的风琴手视谱曲为他每日必行之事，当我的琴弓雕刻出他的音符时，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妻子既颓丧又喜悦的心情。巴赫过世时，他的几个孩子把他的琴谱卖给了一个屠夫；他们觉得这些纸应该用来包肉。也许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会有一个父亲带着一包碎鹅肉回家，而用来包鹅肉的纸的上头盖满了奇怪却美妙的符号。我打开大提琴的琴盒，似乎闻到了祖父的味道。我提起琴，手指上下轻抚琴弦。每一个音符都包含着世上的所有悲剧，连同其救赎的每一个时刻。大提琴家帕勃罗·卡萨尔斯了解这点。音乐只有对于那些想要寻求解答的人而言是个谜。音乐和爱是一样的。我抱着琴凝视着房间里的壁炉。我又想到了父母。我的父亲从不听我灌录的唱片，但是当我在图尔或者索姆尔的时候他有时会来看我的演出。我的大提琴盒内有一个连指手套，它属于面包师的女儿。我拉琴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是同桌。她的名字叫安娜。她的脸上有雀斑，她用三个手指头再加大拇指握铅笔。我小时候的村庄在冬季会变得无聊单调，但是一旦春天来了，公园里就会再次挤满学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不按嘱咐来做。同他见面是一个奇迹。他站在喷泉处，微微招手。然后小鸟从树上俯冲下来，落在他的肩上。有的小鸟会盘旋一阵，然后像一块柔软的石头一般掉入他的手心。孩子们惊喜得大叫。家长们都想知道他是谁。人们把他叫做贝佛利山庄的养鸟人，他成了人们饭桌上的话题，人们将他的故事口口相传。有的传言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过世了。有的传言说他参加过战争。有的人则坚信他是一个反常的亿万富翁。他穿着一身满是灰尘的晚礼服，他的裤管太短了，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白袜子。他的头发太长了，夹杂着几根银丝。那双破破烂烂的栗色拖鞋似乎又诉说着另一个故事。有时这个养鸟人会将一只手抬到他的嘴巴，然后对着手心里一只胖胖的小鸟小声地说些话。不多时，这只小鸟就会飞出去，落在人群里某个人的肩上：一个小男孩的肩上，或是一个小女孩的手上。一个周五的早晨，有三只鸟同时停在了一个老人的膝盖上。他很悲伤，因为那天没有人约他共进午餐，也没有人给他寄信。当那三只小鸟落在他的膝上时，他的嘴巴颤抖着，他眼中的乌云散开了。鸟儿飞走后，他说，“多好的生日礼物啊！”养鸟人点了点头。老人立刻回了家，他将那段绳子搁在了一旁，然后走下楼，邀请他年轻的墨西哥邻居来共进晚餐。他们聊了很多。吃甜点的时候，这个老人允诺他的邻居说他会教他认字。他们都喝醉了。每一个主意都显得充满独创性。第二天，他送给了老人一份礼物，又在位于旧的宠物医院隔壁的那家东洛杉矶面包店里买了一块西班牙蛋糕。等到那个墨西哥男孩学会了认字，他们发现两人之间就如同接连的两片拼图那般契合。他们一起度假。他们为彼此在这个世上又创造了一片天地，而他们自己就是彼此天空中闪亮的繁星。有一次，一个有着黑色头发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一起询问这位养鸟人的姓名。他缓缓地叹了口气。他不喜欢别人问他问题。但是他身边的鸟儿扑打着它们的翅膀。这个疲惫的女人和她年幼的孩子一起紧紧注视着养鸟人。“求求你，”孩子恳切地说道。“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女人和孩子手拉着手。午后的阳光将他们的手背照得暖暖的。女人将她的左脚向外侧翻展，就好像倾倒什么东西似的。鸟儿们随着乔纳森一起飞走了，就好像轻轻牵动绳子将他的小世界拉到了公园的边缘。公园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在过往的汽车声中睡去。松鼠绕着树墩互相追逐，它们的口中衔着橡树果子。六个月后，那个黑发的女人在贝佛利山酒店吃午餐的时候向她的姊妹提到了这个养鸟人。“那个养鸟人最终开口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乔纳森，”她边说边笑。邻桌一个抿着茶的女人突然松开了拿着茶杯的手。茶杯在碟子上碎成两半。茶水洒在了亚麻台布上。一小群侍者从一扇门后冲出。茶渍是很难清除的。邻桌的那个女人起身迅速走到了盥洗室。她穿着旧式的带有珠片的裙子和一双森林绿的鞋。她是在威尔士长大的。她的弟弟也叫乔纳森。快五点了。屋外，午后——笼罩着厚厚的热气——就好像一艘古老的大船，人们从城市的一侧翻向城市的另一侧。贝佛利山酒店相当阔绰。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引以为豪。酒店有一个沙龙，还有好些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对于喜欢粉色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天堂。在盥洗室里，那个摔坏茶杯的女人正坐在马桶上哭泣。她能够想象出侍者打扫的情形；他们马上就会换上崭新的亚麻台布和闪闪发亮的银具。不出几分钟，她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就会无影无踪。这个女人伸手摸到了口袋里的橡树果子。她把每一颗都挤了一下。她的乔纳森收集坚果。他把它们放在他卧室里的一些小碗里。他想要用它们来喂鸟。他对鸟儿入了迷。这些鸟也在他卧室外隐蔽的屋檐内侧筑巢。他说在夜里，他能够看到这些鸟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卧室。也许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威尔士，在那个有羊、泥沼，繁星的怪异的村庄。当一个国家整日整日地下雨却寸草不生，那么剩下的也只有悲伤了。死去的人在别处生活着——穿着我们记忆中的那件衣服。当小乔纳森裹着白色的襁褓从医院回到家中时，我忍不住地一直盯着他看。夜晚的时候我也一直坐在他的身边。他的呼吸多么的急促和微弱。当他的小手臂上有了些许力量，他便冲我，他的姐姐，伸出双手。我们住在一栋农舍里，厨房的火炉里有炙热的木炭在慢慢地燃烧，把房子烤得暖暖的。夏天的时候，主要房间里的壁炉都是黑漆漆的，里面满是冬天留下的灰烬。我的母亲会用花园里种的生菜做沙拉三明治。乔纳森学会走路后，我就带他到我们农舍后头的田间，找到一片庇荫处，铺一块毯子让他坐在上面。我会用泥土和稻草搭一个小棚，他则用胖乎乎的小手捧起一只棕色的塑料小老鼠，我们俩都知道这只小老鼠是我们的朋友。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村里。肉铺外锃亮的钢钩上挂着完整的家禽和牲畜。乔纳森会冲着它们伸出手，但他不知道怎么说。如果天气很热，我就帮他脱下衣服，然后把他放在床上摇来摇去。我希望这会是他最初的记忆。在乔纳森两岁以前，我的两个玩具娃娃都保存在一个玩具盒内。乔纳森两岁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盒子。然后为这两个玩具娃娃穿衣服的伟大时代就开始了。这两个娃娃成了我们的妹妹。有一次我们用锡纸把她们包起来，好像她们是机器人似的。我们不善言辞的父亲无论去哪里出差都会为玩具娃娃寄回明信片。我把明信片读给她们听，乔纳森则会点点头，然后他把娃娃放到床上，对她们说，“真开心呀！这些地方你们去不了，可是你们能收到从那里寄来的明信片！”开始穿内裤后，他就养成了把自己没用的尿布给娃娃穿的习惯。他的内裤很小。我放学回家后，如果看到客厅的地板上有他的内裤，湿的，我就猜到他一定在床上边哭边等我回家。于是我便会脱下自己的内裤，放在水龙头下弄湿，然后给他看。他这时才会停止哭泣。兄弟姐妹之间一定会有父母所不得知的秘密。父母爱孩子，可是孩子之间需要靠彼此的帮助来弄明白他们所处的这片陌生的森林。没过多久我便被活捉了。我用冷水浸湿我的内裤时，乔纳森一丝不挂地出现在厕所的门边。他走上前来，小小的身体紧紧抱住我的腿。最后的一束日光从厕所的方形小窗透进来，明亮而静止。我们能够听到楼下的电视机放着卡通片。从此以后乔纳森出什么意外都不再哭了。我坚信谎言和欺骗固然会摧毁爱，它们也能构筑和防卫爱。爱对想象的需求超过了经历。没人知道乔纳森是什么时候死的。有一天早晨我透过厕所的窗户看到屋外的雪地上有什么东西。他们没让我出去，所以我就坐在厕所里，狠狠地扯自己的头发。当我的母亲看到我赤裸的大腿上有一缕一缕的头发，她便决定让我看看乔纳森的尸体。我大声尖叫，大声尖叫，一直大声尖叫，直到我遇见一个叫做布鲁诺·伯奈特的男人。第二天，我赶到我的音乐会现场时，天已经黑了。洛杉矶车水马龙，山谷中成对的红灯星星点点，到处可见平顶的房屋和清澈的水池。最陈旧的房子有着弧形的边，每回路面震动的时候，房子就再次向着倒塌的命运前进一步。郊区就好似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自助洗衣店，空气中充溢着干净衣物的清新的味道；年轻的母亲用塑料花点缀她们的头发。孩子裹着热毛巾瞪大黑色的眼睛张望着。男人们聚在一起在街边的小酒吧埋头吃墨西哥煎玉米卷。高速公路上尘土飞扬，从这一侧飞向那一侧，然后又飞回这一侧。更向北，靠近好莱坞的地方——热狗摊上有霓虹灯的箭头，还有褪了色的漆；身上带着纹身的女人们有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她们在好莱坞日用品商店里购买唇彩；一个流浪汉推着一辆购物车，里头装满了鞋子，而他自己则光着脚。他不停地往后看。他的肚子鼓了出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他被放在了他母亲颤抖的双手上。如果能再来一次就好了。在洛杉矶这个地方，理想永远在实现的边缘保持平衡。这是一个悬崖上的城市，靠着它自身的重力支撑着。我喜欢在这个地方演出，尤其是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在这里，空气的流动也有其奥妙之处。上升的热气流满载着我的音乐，我想象音符们像小鸟一般充盈城市的上空。这里也非常炎热，同两周前的魁北克城形成鲜明对照，在魁北克，我的双脚在我夜行城市同雕塑交谈后便冻僵了。我的鞋子干了以后就变得非常僵硬。我将它们放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然后在袋子上贴上写有“魁北克闲荡者”的标签。我觉得保存具有纪念意义的衣物是很重要的。我一直想着我在深夜看到的窗户后面的那个女人。从那天晚上起，我对很多事物的感触都不同了。我对弟弟提起了这件事。他认为我终于康复了。他觉得我一直都很抑郁。其实我只是不怎么说话。孤独和抑郁的关系就好像游泳和溺水。很多年前在学校，我了解到有时花朵会在它们自己的体内开放。我睡了一大觉，直到第二天午餐时间才起床。我留在贝佛利山酒店吃肉饼。其实那时还没到正午。室外的庭院里有一颗巴西留兰香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侍者说这棵树已经超过一百岁了——可是对于死去的东西而言，年龄还会增长吗？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止住了自己的思绪。桌上有长棍面包的面包屑。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面包师的身影。他正用围裙擦干自己的手。我止住了自己的思绪。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再一次沉陷。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划着船带着我的琴弓找到安娜漂浮的身体。我能如此清晰地看到她的身体。她十二岁的时候死去了。当时我十三岁。她没有像我一样变老，但有的时候我会想象她现在成了个女人。“有一个女孩每个星期都来。”侍者回来了，他依旧想着外头的那棵树。“她会在树杈间摆弄一个塑料的蕨类植物的树叶玩。”“园林设计师看到这棵树都会笑，”他说。“在他们眼中这棵树一定愚蠢极了。”我喜欢那些侍者——但你得在短时间内赢得他们的喜爱，不然你就会变成他们的又一个客户，又一个二十三号桌。这里的肉饼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服务好极了。我很少在家吃饭；我总是在路上。这个酒店就好像一个不会做饭的慈祥的母亲。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产自我的村庄。面包好吃与否同水里的盐分很有关系。我和面包师的女儿两个人常常骑自行车来到镇子的另一头。别忘了诺央是个很小的镇子。我们会把我们的两辆自行车相互倚靠在一起，然后爬过晃动的大门进入农夫利卡的柔软的田地。农夫利卡个子很高，他的两个眼睛好像下一秒就会掉出眼眶一般。他的嘴唇也很厚，他穿的是绿色的军用毛衣。有一次他背着一只牛犊在及腰的雪地里走了几千米。邻村的兽医边喝甘菊茶边望向窗外。点着煤气灯的牲口棚内一条折了腿的牛已被接骨正在康复中。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件事。这头牛避免了夭折的命运，可以自然衰老而死了。农夫利卡的厨房里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他有心理治疗阻抗症状，被折磨而死。利卡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利卡太太就会习惯性地对着照片说话。有时她似乎能听到他在牲口棚内敲敲打打的声音。他喜欢用两只手喝咖啡。他们多年没有做爱了，可是他们睡觉的时候握着对方的手。酒店里的一个钢琴师正弹着《伊帕尼玛的姑娘》。吧台后的灯光把酒照得发亮。我的餐巾边缘印有卵石纹。酒店的标志浅浅地印在中央。餐厅的人了了无几。餐厅被分成了几个区域。从这里数过去第四张桌子上，一个老人正在为他的十来岁的孙女表演魔术。看起来她正穿着她崭新的晚礼服。她的头发束在脑后。她的耳环也是新的。每一回餐刀在餐巾里不见了的时候，她都会笑。在另一张餐桌上，坐着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们正合读一本书，合吃一碗冰激凌。这类地方有很多从战前的时候留下的照片。这些带有光泽的黑白照片现在被挂在贝佛利山那些充满卫生球气味的卧房的床边。照片里是戴着黑色手套的女人。头发油光可鉴的抽着烟的男人。背景里有棕榈树。酒杯里的杜松子酒都喝完了，只剩下渐渐融化的冰块。我们一来到农夫利卡的雾气腾腾的田野，我和面包师的女儿就会在口袋里装满石子。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带上了一个塑料袋，那就更好了。我们的口袋一旦装满了石子，多到我们几乎走不了路，我们就会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田野的另一边，将石子堆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兵分两路继续寻找。我们每捡十颗石子就可以从利卡先生那里得到一法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无法一个人抱起的大石头（这是标准），那么那颗大石头就值一法郎。累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尘土上，看着飞来飞去的鸟儿。有的时候，田间的野猫会发现我们，然后它的尾巴就会上翘。那只野猫常常会突然转头去看某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间，我也总是做一样的事情。吃完午餐后，我下楼来到贝佛利山酒店礼品店。它在美发沙龙的对面。那里的女人坐成排，头上都卷着锡纸。她们模仿名人的发型，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有当名人的感觉。乔纳森过四岁生日时，他收到一本硬皮封面的书《英国鸟类大全》。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笨拙地描摹书上的鸟，握着彩色铅笔的手篡成了一个拳头。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假期。看着我的父亲把大篷车抬起，放在轿车的拖车上，就好像在看阿特拉斯神用他的背抬起地球。然后，在高速公路上，我和弟弟嵌在后座里，我的妈妈会将手伸到后头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笑盈盈的橙子。父亲则安静地将我们一路开到山腰上的某片田野，远远地离开我们那深不可测的威尔士村庄。傍晚时分，我的父母、乔纳森、还有我，便会来到威尔士海岸边，我们会坐在大阳伞下的塑料椅上，阳伞上写有沁扎诺酒的字样。四周混杂着父亲喝的冰冻的窖藏啤酒的味道，母亲喝的红酒的味道，还有邻桌的烟味以及镇子上卖的鱼和薯条的味道。耳边飘来的是镇上的汽车声、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在狭窄的小路上走往小镇夜总会的脚步声。然后我们回到大篷车里，乔纳森和我睡在双层床上。我们轻轻地敲击紧挨着床的薄墙板，以此来互相交流。我们的毯子总是有些霉味，晚餐的气味也总是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完全消失。我长大以后才明白乔纳森的温柔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害羞而好心的人，一个来自南威尔士的英俊男人，他强壮到能够用脖子举起大篷车，也会明智地趁着飞蛾撞击闪烁的黑白电视屏幕时用双手将其合在掌中。我记得我们打开大篷车吱呀的门，走入漆黑的田野，就好像大篷车盖着灰的车顶载着他的孩子们童年的梦想。白天我们就在村里和郊区看看。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河边烤香肠。我们在低矮的小树林中徒步走，不见一人。我的母亲从小就容易害怕，这是因为她周围的那些人对她所做过的事。后来她又害怕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做出些什么。在她家人的眼中，她是一个害羞、慈爱、谨慎、绝对忠诚的人；而对于外界，她的形象是坦然自若、狡猾并充满魅力的。她是一个绝佳的销售员。有一次我们将大篷车停在森林里一块厚厚的平板上，四周停着好几辆大篷车。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离海不远的小河，我记得过河的时候我拉住了母亲纤细的手。小乔纳森则握着我的手。他有一只鞋子湿了。他踏错了一步。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我多么希望我保留了他的鞋子——这是我后悔扔掉的一件东西。我爱那双鞋，我也爱那双袜子。走在最后的是父亲，他的手里拿着用报纸包的香肠。我记得当我们趟过这条又冷又急、回旋流转的小河时，我们的脸色都变了。我带着乔纳森，小心翼翼地指给他那些河流中探出头来的石块，就好像这些石头要说些什么似的。我记得回头看我的父亲，他似乎被自己的喜悦而拖得放慢了脚步，他的喜悦就是他知道我们在前方的某处，而他却看不到我们。我记得当我们最终走向河岸时母亲说话都发颤了，乔纳森笑了，他的笑声就好像一块展开的桌布般盖住了他的恐惧。然后我的父亲斜着身子踩着石头也过了河。我们便在河岸开始烤香肠。乔纳森是在那年冬天消失的。那是圣诞的前几天。我记得我问母亲乔纳森在哪里。她说看看床底下有没有。土豆煮好了。厨房里都是蒸汽。我用袖子擦去凝结在窗玻璃上的水汽。“他不会在外面的，天啊看看这场雪。”我的父亲将一把悬梯斜放在一棵针叶树旁，没有拿进来。下雪前，他正拿着一把电动锯砍树枝。乔纳森爬上了那把梯子。没有人知道。上了树后，他继续往前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明白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因而想要成为一只小鸟。每天早晨我都能听到从我公寓外的树上传来的乔纳森的叫声。到了傍晚时分我们都开始担心了。母亲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父亲把整个村子都搜了一遍。年轻人带着电筒和手杖出现在了我们家的门口。我到了清晨再也支撑不住就睡着了。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忏悔。也许我不应该睡着，这样我或许就会听到他的叫声。第二天早上，几辆旧的帆布路虎越野车在我们的屋外停了下来。男人们坐在厨房的桌边喝着浓浓的红茶。鸡蛋在煎锅中发出呼呼声。农夫们上了蜡的夹克衫淌着水，滴在了石头地板上。这些狗没有吃给它们的培根碎肉。男人们说这些狗很难过，因为它们找不到那个孩子。孩子的气味还留在它们的鼻尖。圣诞节当天，我们就这么坐着，看着礼物。母亲大哭起来，她把她的一只鞋扔出了窗外。我大声地向着天国的方向朗读乔纳森的《英国鸟类大全》，这是我在祈祷。天空中只有几片稀疏的白云，没有任何回答。两周后，到了一月。一天，父亲在剃须的时候注意到外面的花园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一小触色彩打破了白色独占的世界。父亲顾不得抹去他下巴上的剃须膏，冲出了屋子进入了积雪中。乔纳森的尸体已经完全僵硬了。他爬上了树后被困在树枝间，那天夜里暴风来袭，树枝折断了。他面朝上躺在雪地里。他的身体变得很硬，他的嘴是张开的。他的一只手里握着三颗结了冻的橡树果子。在他的印象里，圣诞节还没有来到。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何他没有喊叫。也许他是害怕受到惩罚；对孩子们而言，令父母失望是他们无以复加的恐惧。人们把乔纳森的尸体带走后，父亲走进了车棚。他关上门，用斧子把自己的右手砍了下来。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一直在口袋了带着橡树果子。我会时不时地查一查它们是否还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会把它们放在掌中搓来搓去，然后我会听到笑声、树枝折断的声音、以及一个柔软的东西从高处落在雪地上的声音。贝佛利山酒店礼品部的售货小姐们好心地帮我将石子用粉红色的卫生纸包好放在帽盒里。她们问我是不是法国人。她们说不是我的口音，而是我的衣服让她们觉得我是法国人。她们总是非常兴奋地想同古怪的东西搭边。两人中较年轻的那个涂着蓝色的眼影。她问我“ Voulerz-vous coucher avec moi”是什么意思。（这是电影《法国间谍》中的经典台词，意为“你能否和我一起入眠”。）那个较年长的女人笑了起来，她说其实她是想要我来说这句话。那个涂着蓝色眼影的女人抽了一下她朋友的胳膊。我又问她们要了一些卫生纸，年轻的女人问我为何要给这些石头打包。我告诉她这只是我的习惯。我在合上帽盒的盖子前，她将手伸入了盒内。我拿着盖子等候。“石子真的是很漂亮的，不是吗？”她说。她的牙箍在商店的灯光下发亮。我经过美发沙龙上了楼梯。当我走过波罗酒廊时，转角处出现了一个女人径直向我走来。她快速走来的冲击足够将我击倒。帽盒从我手中掉了下来，里头的石子滚落出来，噼里啪啦。那个女人也捧着在我看来应该是小石块的东西，它们也从她的手中掉落，在光滑的硬质地板上摔碎。她盯着我看。那一瞬间似乎透过高高的窗户有一束阳光射了进来，在她的脸上散开。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她的双眼，就好像我们两个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被迫脸对着脸。一个年轻的服务生跑了过来，开始把她掉落在地上的石头捡起来。“求求你，我自己来，”她说。服务生有些不知所以，他继续捡拾橡树果子，只是多加了些小心。“别捡，我自己来，求求你，”那个女人再一次说道。服务生愣愣地冲着我看了眼，然后急急地走开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立刻起身。相反地，我看着她捡拾橡树果子。她的鞋很漂亮。过了一会儿阳光移开了，我注意到她的眼中有泪水滴落下来。终于，我站了起来，然后挨个捡起我在楼下小心翼翼地同店员打包好放在帽盒里的五颗石子。我从没听到过她这样的口音。她的头发很柔软，可我一直注视着的是她的鞋子。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地杵着站了很久。情形有些尴尬。我们都没有走开的意思。如果有谁看到我们，他们一定觉得我们是在谈话——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真是对不起，”她又说了一遍。我说我也很抱歉。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歉意，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感到抱歉。她走开后，我在柜台边的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手里抱着我的盒子。我在那里坐了许久，甚至想到也许我应该撇下盒子，追上她，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然后强迫她跟我找个地方坐下来。我只是想看她绿色的眼睛，听她轻快的歌声，就好像她的歌词就是我长久以来寻之不得的旋律，就是我从未弹奏出的最关键的音符。音乐里最关键的音符会等到声音传达耳际然后才揭示出它的真谛。它是声音间的空隙，穿过心田，翻天覆地。后来。我的电话留言在闪烁。是我的代理珊迪发来的短消息，她告诉我旧金山演出的事宜，另外就是乐队指挥坚持认为我祖父的椅子太破旧，不能再坐了。我想给她打电话，把这个女人的事情告诉她，但出于某些原因我觉得这会令她不悦。她女儿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珊迪问我是否愿意给她买一辆自行车。她的女儿想要我送她一辆自行车，并教她骑自行车。我觉得等我老了以后，在她母亲心情不佳的时候，她会来找我诉苦。我认为珊迪总是心情不好。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她在黑暗中独自坐在桌边。我记得我的父母送我自行车的情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物品奇缺，我很多的玩具和衣物都是从别人那儿买来的。在我们村子里，圣诞前的某个周末，人们会出售他们的自行车。他们把自行车斜靠在教堂外的墙边。每一只手柄上都吊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这辆车值多少法郎，还有售主的名字。所以如果有个孩子个子长高后觉得自行车太矮了于是把它卖了，在圣诞夜的时候这辆自行车便会开始它的新生。村子里有二十来辆自行车就这么流传着，每过几年就更换一位车主。有时，情绪失控的旧车主看到新车主骑车经过时就会冲着自行车大叫。“真是辆好车呀但是小心前闸！”或者“过路缘的时候要小心——轮子容易卡住！”童年的许多记忆在一天之中都涌了上来，这真叫人惊喜。那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我记得我看着许多父母们边走边看那些成排的自行车，他们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孩子们则激动地坐在家里等待——他们的家长不让他们跟去，哪怕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行。我的自行车是金黄色的，还有一个自行发电的灯——自行车后轮旋转的时候就会带动另外一个小轮子旋转，这个小轮子连着一个小气缸，小气缸利用动能为前灯和后灯发电。我给珊迪打了电话，跟她说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的故事。“你一天比一天糟糕，”她说。“但是你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客户。”我们一同商定了在旧金山的下午场的音乐会。没有椅子就没有音乐会，我如是对她说。然后我给弟弟打电话。他的助理接了电话，告诉我他去打猎了。“但是他自己不打，”助理说，“他只是陪英国人一起待在树林里。”我大笑。我的弟弟用“英国人”来指代他现在的女朋友的父亲，因为他穿的是灯芯绒的裤子，上面还缝着野雉的图案。“你打来电话他都很高兴，”他的助理说，然后她便挂断了电话，连再见都没有说。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挂电话，所以即使我知道对方已经挂断了，我依旧会说再见。然后我放了一浴缸的水，稍等片刻让蒸汽平稳下来。在我跨入浴缸前，我想到了在楼下冲我走来的那个女人。突然间我似乎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又充满了希望，这种感觉延续了我在魁北克城时就开始的感受。这种感觉我长大后就没有体会过。从我离开那片田野我就不再感受得到。这个男人是谁？他像个幻影一般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昨天夜里，我在那狭小潮湿的公寓房里还想到了他。我拿出乔纳森的相片，把它们一一放在厨房的餐桌上。然后我回房间睡觉，想象着酒店里的那个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我自己则从高处俯视着我们，在床上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一块石头。一块同我身体的形状一样的石头。今天早上我又想起了他，我想象着他坐在庭院里啜着咖啡，紧挨着庭院的泳池从没有人用过。泳池的底部有几片落叶。这个男人的脸就像一本书的结局，或者是一本书的开始。如果我料到我会在公园遇到这个人，也许我就不会去了。但是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个养鸟人——另一个乔纳森……也许就是我的乔纳森。没有人知道。你能理解我想弄清楚的心情吧。悲伤有时是一种沉默但顽固的疯狂。如此的巧合是让人无法置之不顾的。我来到了公园，当然时间还早。有一些人还缩在他们的购物车旁裹着毯子睡觉。我停下脚步，看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的皱纹那么深，她的脸就好像是一张地图；记录着峥嵘岁月。我想触碰这张脸，但是我没有。她睡得很沉，在梦里又游回到那个公园。寂静的公园总是那么美丽，周围的事物就像一本被遗忘在长椅上的书，风是它的读者。当然被遗忘的不止这些：有人脱下了鞋然后光脚走在草地上，可他们把鞋落在了后头。这双鞋现在被整齐地放在一边，度过了整整一晚。鞋子的中央嵌有几颗宝石。我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们拿走。一个小时后养鸟人来了。他的年龄很大，不可能是我的弟弟。外加他的皮肤是深色的，而且开裂了。他的鼻子很宽，在一张窄窄的脸上不协调地鼓着。他的眼睛很浑浊，但是眼睛的中央是黑色的。他的衣服很漂亮，但是都破了。我因为他不是我的乔纳森而感到失望，这是多么奇怪。这是另一种惩罚自己的方式吧，回头去找那个你以为在那儿的人，可是却看不到。然后我注意到了公园对面的那个人。一开始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可是他也在看我，所以我能肯定是他。他比我印象中的更英俊，而且他的举止非常正规——他的坐姿。一个带有重要使命的人，但全然不记得他将要去向哪里。突然我惊愕地察觉到这正是对我自己的描述。也许一切我对他人的评价都正是对另一个自己的评价。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我一点也不吃惊。他的双腿利索地交叉着，就好像这是他最舒服的坐姿一般。他看到我，也丝毫没有吃惊的神情。然后孩子们都来了，他们围站在养鸟人的身旁。他们拖着凉鞋走路。我撞上他以前他就已经失手掉了盒子。我不理解他是怎么会摔倒的；我不觉得我把他撞得很厉害。也许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也许他一直期待着有个人能够撞上他，这样他就有理由丢下他牢牢捧着的东西。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彼此都看着养鸟人，并不时地微笑。我注意到他的身旁有一根长棍面包，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用它来喂鸟。鸟儿在孩子们的头上飞来飞去，一切似乎尽在养鸟人的掌握。它们呈现弧形，就好像有绳子牵着一般。孩子们边笑边跳。他们也互相看着彼此。我多次向那个男人看去，他也会看我。我们相遇是情理中的事。就像河流一般，为了彼此而沿着一条既定路线前行。于是，我站起身，向他走去，我的鞋踩在小石子上嘎吱作响。我数着自己的步数。我的心快要跳了出来。我在他的长椅上坐下，看着他的手。他显得很惊讶，我不知所措。我的手开始发抖，他伸出手来抓住了它。我没有挣脱。他用另一只手从他的口袋里拿出许多橡树果子，然后把它们放在我的手掌上。我从我的口袋里拿出一块大石头，直接放在了他的手上。如果世上真有婚姻这回事，那它在仪式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或者是在一个充满了晨曦的灰色卧房里，他/她注视着自己的爱人；或者是两个陌生人在雨中一起等候不见踪迹的公共汽车，他们的手中都提着沉重的购物包。你当时并不知道。可是事后你明白了——就是那个时刻。这些时刻总是无言的。语言就好像是在阅读某处的地图。而爱则是在那里居住并生存下来。两个人是何以在告知对方自己的过去之前就如此熟悉？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彼此的过去已经不再重要，那些曾经令你无比在乎的东西就好像半途而退的潮汐一般似乎没有了提及的必要。这个世上没有命运这回东西，同时也没有意外。我并不是那时爱上布鲁诺的。我一直都爱他，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爱就像生活，只是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我们在这过程中出现，然后离开。父亲曾经告诉过我，发生巧合就代表你在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行。当那个在贝佛利山酒店撞到我的女人向我走来并在我的长椅上坐下时，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在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有一种长期以来一直想和她在一起的感受。我不想着急告诉她些什么——没有这个必要；她什么都知道，不需要别人告诉她。当我们肩并肩坐在公园时，有两只鸟儿落在了我们的膝上。养鸟人看着我们。孩子们也看着我们。那个女人没有动。她只是盯着鸟儿，可她的鸟儿盯着我。我膝上的那只小鸟似乎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它转过身来看我。它的喙摩擦着，发出锯子的声音。我猜它想要一颗种子。有一个幼小的孩子突然尖叫了一下，养鸟人吹了记口哨，然后两只鸟便从我们的膝上飞起，回到养鸟人伸展开的手臂上。“这是我为什么来的原因，”她说。她的嗓音就好像美酒般被我一饮而尽。我把面包尖掰了下来，她接受了。她把它一分为二，给了我一些。零零散散的鸽子突然一涌而下。“北威尔士的山区。”她咬着嘴唇。“你听说过威尔士吗？”“好，”她说。“如果你有厚衣服，又喜欢吃香肠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我很高兴她这么问。因为这表示我们对彼此的感受是相同的。我的手里还拿着她给我的石头。她把我给她的橡树果子放到一个口袋里去了。“你是谁？”她说。“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我不习惯跟着陌生人走。”“布鲁诺，”我说。“是我的名字，我只是一个从法国某个村庄来的会拉小提琴的男孩。”她似乎对这个回答挺满意。可突然急急地说：“也许是你被小提琴弹奏。”然后她又补充：“我猜你一定是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很有天赋。”她突然显得有些困惑，女人们担心自己是否说太多话了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她笑了。“你可以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而每一次你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问她周末有否打算。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邀请她同去旧金山——我竟然会让某个人介入我的生活，让那个人翻越大门，跨过农田，来到我的小农舍。而我已经独自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陪伴我的只有音乐，石子，长棍面包，以及一副手套。我想起魁北克城那个站在蒙着雪的窗后的女人，那个在窗玻璃上写字的修女。每一个时刻都是已然和未然的矛盾体。如果我在法国的弟弟能够目睹我在公园与汉娜的这一幕，他一定会喜极而泣。他常常哭泣，女人们非常喜欢他的这一点，可有时他又有些顽固，充满男子气概，这一点那些女人们也喜欢。我能想象跟他提汉娜的情形。他一定会想要飞过来看她。他会想要给她寄鲜花，巧克力，奶酪，送给她最新的雷诺敞篷车。我能想象到他们一同手挽着手在诺央的田里散步，他时不时地捡起树枝然后抛向空中。“来旧金山，”我说。“坐飞机来听我下午的音乐会，然后我们租辆车一起开回洛杉矶，你住在那儿吧？”“对，”她说。“我在希尔弗莱克有一个小店，我卖版画，海报，还有油画。”“如果画的都是鸟就好了，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我感到有些蒙羞——就好像我是她所不想要的事物中的一部分。然后我说：“有时我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们以为命运的舵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我们只是分工精细的生命之师中的一枚小船。”“不是的，布鲁诺，我们因此而珍惜它——可为什么它会那样？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可我们这些被遗忘在后的人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我们要说的有那么多，沉默就好像满嘴的棉花那样叫我们无法开口——可等到能够开口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又只有保持沉默。有如此多未尽之事。那些原本能做的事后来怎么样了？”我们继续谈着话。在这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我对汉娜说的很多话都是我不加思索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就如同云朵一般安静而持续不断地变成雨点向她落下。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有些我以为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其实我是明白的。她同意来旧金山。然后我们会沿着悬崖开回洛杉矶——在这个国家的边际，我们自始至终生活的地方。我送她去停车场的时候，汉娜说她带来一些东西想给养鸟人。我们向他走去，孩子们给我们让出了路。汉娜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一本破破的册子。是一本书。她把书递给养鸟人。“不是的，年轻的女士，”养鸟人说。“这是你的书——但是你不属于它。”我们两人坐在车中互不言语。我记得一个法国作家说过，从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感受到的困窘可以察觉出他们之间是否产生了摩擦或者感情是否已淡。汉娜搭飞机来到旧金山听我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时间是在下午。观众席中也因此比往常有了更多的孩子。我每拉出一个音符，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知道她在观察我，聆听我在咬着她的嘴唇。安娜的身影也一如既往地出现，不过这次似乎非常遥远。我转身向她望去时，只能看到她身体的大致轮廓。她要将我丢下，对这一点我并不吃惊。我只是在想她会去到哪里。我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想念她。那天下午我们驱车离开了旧金山，我们笔直地在山峦上行驶。水面上波光粼粼，周围有很多红色的房子，房子的一角还搭有一座小塔。人们坐在公园里喝着塑料瓶装水。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一边遛狗一边打电话聊天。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迅速经过，她的车篮里装满了柠檬，她有一头卷发。人行道边上的咖啡吧挤满了人。有人坐在里边埋头看报，也有成堆的人在等候空桌。我们的车缓慢前行——要出旧金山得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同成为这段旅途上唯一的乘客，而终点在哪里并不重要。汉娜提到了我的音乐会。她说她是唯一一个最终没有鼓掌的听众。她说对她而言，音乐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当我们向正东方向转去，开上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时，汉娜许久没有说话。我猜测她是在欣赏风景。一辆摩托车在我们身边经过。过了一会儿我们跟上了一辆休闲娱乐车，然后在它后头慢吞吞地开了几公里。我开始向汉娜提问，可她的回答都只有一两个字。我跟她说到纽约的城市艺术博物馆那个满是硬币的长条形喷水池。“是我的钥匙，”我说。“迟早，我会找到适合你的那把钥匙。”我望向大海。我想象海底鱼儿翻腾的样子。漂浮的海草。然后，一点一点地，他的生命就在我的面前展开，就好像一幅地图，而在地图的中央是一个美丽的小国。她母亲无数次面对着饭菜却无法下咽。他父亲被电视节目逗乐却突然又收起笑容走出房间。一天夜里，汉娜说，他没穿鞋就走了出去，从车棚里拿出了链锯，然后把树砍倒了。她的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终究靠他的右手和左手残缺的手臂做到了。他花了六个小时。树倒下的时候，砸在了邻居的暖棚上。那天下午，他们在信箱里看到一张纸条。是邻居写的。上面说道：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个暖棚，本来打算这个星期把它拆掉的。我停下车，我们坐在一个野餐桌边，手拉着手。两个小时后，一个长着灰色长发的公园工作人员走过来说我们得付五美金，所以我们就离开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氛围改变了。我启动了车。雨刷上喷出的液体证实了的确是在下雨。我们在第一个路口转弯开向了内陆。有些鸟儿在朝相反的方向飞，离开内陆。我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也许是飞向海上一块潮湿的大石头。我们在卡梅尔的一个超市停下来买点吃的。玻璃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时，我们手拉着手。我拿了面包（儿时的主食）。汉娜在另一处举起了一只苹果。我点了点头。那时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和她提安娜的事。食品柜台后的那个人想要我们尝试他跟前那些闪亮的小碗中的新东西。他用牙签递给我们一小块奶酪和一点肉。他问我们在一起多久了。“从一开始就在一起，”汉娜说。我和汉娜在圣克鲁兹一座山上的禅修中心过了一晚。这个地方我听我的代理珊迪提过。她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我。这里很安静，还有涂着彩色油漆的祈祷轮。我在圣克鲁兹停下车加油。加油站对面有个人正冲着过往的车辆一边大叫一边扔瓶子。我心想但愿他不要过来。我离开加油站的时候还想着这个。汉娜问我怎么了。我们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到的时候还不是太晚，但是周围的树林给所有的楼房都罩上了一层暗纱。汉娜洗澡洗了很久。淋水的声音就好像在下着大雨，我听着这个声音睡着了。我醒来时，汉娜正坐在床边用毛巾擦着头发。房间很热，因为开着窗的关系。我坐起身，用被单裹住了她。她向我转过身，于是我亲吻了她的肩膀，然后是她的脖子，再然后是她的脸颊，最后我亲吻了她的嘴唇。我的嘴在她的嘴上来回游弋；我品尝着她的味道。我用舌头搜寻她的舌头。我感到自己的体内血液奔涌。我们紧紧地贴在彼此的身体上。她紧抓我的手臂。她的指甲掐入了我的身体。很快我们两个都似燃烧一般。我就像一股勇往直前决意冲破古老岩石的海浪那样移动着我的身体，汗水在我的背上不停地流下。然后——就在前一刻——我保持不动，在里面。我们的身体有了它们自己的节奏。汉娜的身体吞食，消化着我所给的一切。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亲密无间，所有的记忆都被某种欲望给否定，这种欲望既属于我们又控制着我们。然后，我们一动也不动，就好像树林里唯一的两个树根。我们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我想看看她那时的双眼是什么样的。我的眼睛无比清澈。终于她极温柔地向我转过身来。她问我饿不饿。我说我很饿，于是我们在黑暗中穿好衣服来到了车上。我们找到的第一家餐馆几乎没什么人，但是餐馆老板娘说他们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来这里开派对。她建议我们换一家。所以我们把车留在了那里然后开始走路。人行道很窄，树木占了很多地方。周围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汉娜牵着我的手带着我向前走。我们走过十几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工匠房”。里面有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对夫妻各自坐在扶手椅上一起看电视。他们在同一时刻大笑，但是并没有看彼此。在另一栋房子里，一个小男孩正坐在厨房饭桌边。他在削橙子。另一栋房子，一个女人脱下衣服然后关上了灯。我想象着爱德华·霍普戴着软尼帽在街对面的阴影处向这边凝视。我们走到下一家饭馆时，看到里头吧台处正有一场婚宴派对。一个乐队正在演出耳熟能详的旋律，他们的水平一般，但是嘉宾们一起唱着合唱的部分。新郎被他的朋友们包围着。他们都解开了领结。每一杯饮料里头都有一把小伞。汉娜点了一杯冰冻白酒。接待我们的服务员还是个高中生。她化了妆。她的围裙上插了好几支笔，她的牛仔裤的裤管也卷了起来。我们吃了同样的沙拉，但是是在不同的盘子上。我们分享了主食意大利面。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的手在桌子下面互相紧握。“你相信有来生吗？”我在支票上签字的时候汉娜问我。“我相信我们有，”我说，然后我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留意到我们。我们在漆黑的郊外走回车里。那时大部分的街灯都灭了。我留意找那个小男孩，但他一定已经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南开车。我们用纸巾包了一些早餐的食物带在身边。租来的车闻起来就好像酒店一样。我们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但是我们的头发都有了汉娜的洗发水的味道。汉娜说她穿着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喜欢的那双鞋。那双鞋有栗色和米黄色的鞋跟。我告诉她我喜欢这双鞋。我还告诉她我们第一次撞上彼此后几秒钟内我便注意到了的她的鞋。她低头看了看她的脚，然后把它们转动了几下。汉娜心情好多了。她没再提起乔纳森，但是每一次她想到他的时候，我都能察觉到她会变得很安静，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塑。在古希腊的戏剧中，每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一口呼吸都会将身体变成大理石。她跟我说她在洛杉矶的生活，然后想了解纽约是什么样的。她对中央公园尤其感兴趣。她听说那里有鹦鹉。我告诉她鹦鹉在布鲁克林就有。我跟她提了我最近的那一场音乐会。中央公园的管理委员会把公园的“钥匙”给了我。拥有这把钥匙的好处之一便是能免费坐一回四轮马车。我回忆起我站在一个男人和他的孩子的身后的情形。那个小女孩大约三岁大。她的头发上有灰姑娘的发卡。她对于马上就能和她的父亲一起坐马车而非常兴奋。她的父亲俯下身，平视着和她说话。他对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她便将双手放在他的脸颊上。然后我听到那个女孩对她的父亲说她穿着内裤——她不再是个小孩子了。马车夫正看着一个小屏幕，他挂断了手提电话，然后从椅子上站起，通知大家说马儿已经非常累了，很快它就得要好好休息一下，所以只能再走三圈了。那对父女当时排在队伍的第四位。小女孩拉了拉父亲的衣角，问那个人说了什么。父亲将手放在小女孩的头上，什么都没有说。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叹了口气。他的女儿要他再说说马儿的故事。那时，排在队伍第三位的两个穿着运动衫裤的女人突然离开了。那个父亲握着女儿的手往前进了一位。小女孩问那匹马是否结婚了，还有它是否喜欢吃苹果。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对她的朋友说她很累，想要回酒店。她的朋友笑了，然后她们两个挽着手走开了。汉娜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那时，我好像看到了几个海狮。其实那些是海象。汉娜叫我停车，她要拍照。每过六十公里我们就会停一下，或者下车走走或者抽一下烟。有几次我们甚至还接了吻。我两天后在凤凰城有一场演出。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否就是那个浴火重生的神鸟。汉娜说肯定就是这样的。天暗下来了，我想到我们可以将后备箱里的毯子拿出来，然后在海滩上生一个篝火。我把车停在一个便利店的停车场，提议说我们走到海滩上去，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那里。汉娜赞赏这是一个聪明的主意，于是我便进店里给了收银员二十美金。他显然对这一交易非常满意。海滩比我们想象的要凉爽得多，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停好车后，在没有空调的车厢里亲吻了二十分钟。我吻至汉娜脖子的时候她会转动脖子的方向，这样我的嘴就能触碰到任何她想要我达到的地方。我未能升起篝火，因为空气太潮湿了。同时也有些冷。所以我们只是盖着毯子，互相拥抱。我能感受到我的脖子上她的头发的重量。我们两人的身体完美地互相契合。她交叉着双腿。我们静静地躺着，在沙滩上留下我们的轮廓。从不远处传来的是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我在清晨醒来。感觉依然有些冷，但是鼻翼间的空气变得柔和温暖得多。汉娜不见了。我坐起身四下张望。海滩空无一人。我猜想她也许回车上取暖了。我决定去找她，然后发现她正站立在几百米外的断崖边。她在放风筝。我走到她身边时，发现她的头发在大风中飘散，她的双眼也因此变得湿润润的。我迅速把线展开，汉娜告诉我先去海滩，然后跑上悬崖，这样就能将风筝带到天上。我便跌跌撞撞地跑下了悬崖。我展开风筝，跑向悬崖。我的风筝轻而易举地飞了起来。真是令人振奋。三十年来我从没放过风筝。风筝线上的张力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大。可我是那个握着线的人。我不是被俘者，我是俘获者。我们整整一个早上都在放风筝，偶然我们会看彼此一眼。然后我的手指也松开了我自己的风筝。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把持的力量瞬间消失。风筝划开天际。不一会儿它们便成了两个彩点。再过了一会儿它们便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即便我们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将它们再找回。六个月后，我在巴黎演奏了唯一的一场音乐会。我没有在酒店过夜，我租了辆车，开回了诺央。我是早晨六点左右到家的。鸟儿四处飞翔，街道空空如也。我和面包师一同坐在他的小咖啡店内。我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酒店撞上汉娜的故事完完整整地告诉了他。我想解释为什么我几个月来失去了联系，以及为何幸福依旧感觉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我亲眼看着这些事发生在另一个人的身上。那是一个凉爽的早晨。天空被擦成了灰色。云朵快速游移。天上马上就会充满雨滴。面包师坐在我的身边，用围裙擦干他的双手。他的妻子从他的身后走来。我能闻到新鲜蘑菇的味道。录音机开着。面包师将我的双手握在他的手里，告诉我他对于我失去联系的事是多么的高兴——还有我必须承诺就此打住不再寄石头。我突然觉得自己既自私又自负。我退缩了一下，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中抽出。可是他说：“布鲁诺——我们失去了一个女儿——我们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你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成了我们的儿子，”面包师边说边握住他妻子的手。“从现在起，寄明信片，”他说，“别再寄石头了，明白了吗？”在我见我的父母之前，面包师的妻子提议说下次汉娜来法国的时候，我不妨把她介绍给她认识。也许他们可以为她烤一只蛋糕，她来店里的时候可以让她品尝，另外还会有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我们四个人可以坐下来一起吃一顿晚餐。我遇见汉娜差不多一年以后，养鸟人死了。他的讣闻几乎是《洛杉矶时报》有史以来最长的。他的一生同传闻中所说的毫不相关。公园里，人们点了蜡烛为其守夜。成千上万的人都来了。除此之外的不是鸟，而是直升机。可我正在遥远的法国中部，在诺央的一个小店里同一位老人还有他的妻子一起吃着蛋糕。孩子们透过雾蒙蒙的窗户窥看我们。他们用手套擦去玻璃上的水汽，大声说话。他们非常兴奋，因为从今天下午开始，自行车将会被放在教堂的围墙边开始出售。雪下得很大。面包师胖鼓鼓的，他的围裙紧紧地扎在他的腰部。他走去厨房，不一会儿便端出一盘碎蛋糕块。孩子们看到他出来便都站在门边。然后我们只见小胳膊们都冲着托盘伸了出来，然后一致地说“谢谢你，先生。”他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有一些雪花。“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他耸了耸肩。“他们还跟长面包差不多大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喂他们了。”“他们叫他孩子们的面包师，”她说。面包师走到柜台后，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兰地。面包师的妻子注视着窗外，看着窗外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之上的那个神奇的地方。天开始暗了下来，汉娜和我离开了小店。自行车转动着车轮被骑回家。老妇人在彼此的家门口放了几块蛋糕。卖肉的人穿成了圣诞老人的模样。孩子们在楼上的窗户内向往张望。我和汉娜在雪地里行走，路过古旧的大门以及被砍倒的大树，我们边笑边叫，直到我们在雪地里消失。堕落天使赠予的礼物，并非减损我们的幸福，而是引导它，令其变得深刻，同时让我们充满激情，这样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爱便能地久天长。
（刘文韵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