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隐藏在湖北省小县城里的博物馆，为何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文摘 2024-11-11 21:00 北京

在这里，有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法典，有我国最早的个人年谱及“家书”，有中华“第一长文觚”……一家隐藏在县城中的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为我们揭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 云梦县博物馆。

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典律文

1975年12月，湖北省一座名为云梦的小县城，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12座战国至秦代的墓葬，在一片名为睡虎地的土地下静静躺了两千多年。在考古人员挥动第一下手铲之前，或许没有人能够想到，由此出土的文物，之于中国的历史，会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会带给世人如何的震撼。

编号M11的秦代棺椁内，一副尸骨保存较好：男性，40多岁。就在他的身体四周，密密麻麻地铺放了1155枚简牍。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时间跨度从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这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秦代简牍，后来，它们被称作“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

在此之前，我们通过什么来了解秦帝国？

传世文献比如《史记》，告诉了我们秦国的历史发展；在睡虎地秦简发现的前一年，秦始皇陵兵马俑现世；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文物，诉说秦国的只言片语……但是，对于秦国法律、社会、经济的具体面貌，几乎一无所知。

这1155枚秦简上的几万字，便填补了这些空白。其中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律条文、最早的勘验程式，同时出土的另一座M4秦墓中有最早的家书。

▲ 编联的场景。

比如其中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简文，将秦国的法律条文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田律》，立法保护农田水利和山林；《仓律》《金布律》，规定了粮食存储发放、货币、交易等方面的内容；《效律》，对度量衡的准确性做了严格要求……

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致秦法严密苛刻的故事，但法网严苛到什么地步？

睡虎地秦简就令我们有深刻体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有犯罪嫌疑人在路上行凶伤人，而路人袖手旁观，倘若在百步之内，就要被重罚。在那个时代，见义勇为不是功劳，而见义不为则是罪过。

墓主人是谁，为何给后世留下了这样一笔宝贵的简牍档案？位于墓主人头部下面的一份《编年记》给了我们答案。原来，他名叫“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编年记》一直记述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为止，或许这便是喜去世之年。始皇元年（前246年），17岁的喜踏入吏途，历任安陆（即今云梦）御史、令史、治狱等司法职务。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秦帝国的军威洒满了每一个角落，而支持帝国荣光的绝对不只是军队，还有无数像喜这样的基层官员。我们可以想象出喜研读秦律的情景：其中的一些与自己的工作息息相关，便摘抄写录在竹简上；为了便于理解，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解释律条应当如何应用（即《法律答问》）……喜热爱、学习并忠诚地践行着帝国法律，甚至死后也要与它们同眠。

▲ 四川青杠坡汉墓出土的画像砖拓片。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是偶然，也是必然。

因为，在我们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地中，有太多太多的简牍留待人们去发现，它们有的是官府档案，有的是废弃的官司文书，有的是如喜一般的普通官吏的生活记录。在20世纪，有堪称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四宗史料被先后发现，它们是殷墟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明清内阁档案。人们常用“地不爱宝”来形容地下出土文物之丰富珍贵，简牍无疑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类。

一枚窄窄的简牍，仿佛是勾连现实与历史的媒介，古人在那头，今人在这头。阅读简牍，是一场与古人的直接对话。

▲ “破莂”，是剖分、分割的意思。怎样破莂，对后期的合符验证至关重要。据出土简牍来看，破莂的方式主要有左右、上下和正背等不同三种。

为什么是简牍？

在纸张发明和大规模使用之前，古人用什么当作书写材料？

人类生存于自然之中，一切吃穿用度皆取诸自然，当人们要记录下文字时，目光当然也是首先投放到自然里。或许是拾取宽大的树叶，这一行为持续了很久，直到中古时期的西藏，仍在贝多罗树叶上抄写经文，然后用两片木板夹住一摞抄好了经文的树叶，中间打孔，用绳子串连结扣。或许是用动物的龟壳、骨头，或许是金石……但这些都有各自的问题，于是先人们选择了另外一种物质。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对竹木的利用，就产生了简牍。

▲ 甘肃省博物馆藏西汉木板画，用三块木板拼合而成，画风充满童真，谐趣可爱。

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简牍”二字：“简”从竹；“牍”从片，是将木剖为一半之形。那么，是不是说简牍对应的便是竹简和木牍呢？非也。在实际的使用中，两种不同材质——竹和木，与两种不同形制——简和牍（简为细长条形，牍为宽大之形）两两搭配，产生了竹简、木简、竹牍、木牍四种主要的类别，而通称它们为简牍。当然简牍形制不止于此，其他的如“觚”，是将一根圆木削成多个面，制作粗糙，形状不规则，多用于紧急事件文书的书写。

用木，还是用竹，当然是与地域有莫大的关联。如西北地区几乎不产竹子，出土简牍便基本以木简为主；而南方呢，恰恰相反，主要是竹简。总之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敦煌马圈湾烽燧出土的汉简中，还有一枚芦苇材质的。史书上也曾记载，西汉时人路温舒年幼家贫，外出放羊时，利用沼泽中的蒲草，“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简牍起源于何时？

现在发现最早的简牍，年代是战国时期，但它的使用还可以继续向上追溯到殷商。《尚书·多士》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甲骨文中所见的“册”字，写作，这是一个象形字，像用绳子把简牍编联起来的样子；“典”，写作，是双手执册之形。可惜的是，商代简牍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至今仍旧没有被发现。

南宋末年诗人文天祥有一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指的是史书。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某某影视作品“杀青”，意味着拍摄工作完成。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从来源上讲却是完全一致的。简牍的制作过程，首先是将竹木剖为简条，而后必须要经过一个杀青的步骤。即把竹简放置在火上炙烤，以除去水分，这样可以既避免虫蠹，也可延长简牍的寿命。西汉刘向《别录》说道：“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因此，杀青等于汗青。只是在后世词义的演变中，汗青往往代指史册，而杀青则取了动作上的完成之意。

简条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编联成册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先在简条上逐一书写完毕后再行编联，还是先编再写？其实，两种情况都存在。若是抄写书籍文章，为使字迹不被编绳遮盖，往往是先编后写；而文书、簿籍等即时性的文档，则是先写后编。我们有时在简牍上也不难窥测到不同方式留下来的痕迹：先编联的话，文字和编绳之间就会存在较大的空隙；若是先写，有可能因为预留的空档不太准确，而导致编绳压住文字。

▲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天文气象杂占帛书》。

在编联时，为了防止简条滑动或脱落，还要在系绳的位置刻出三角形的契口，以固定编绳，偶尔也会在简条上直接打孔。成语“韦编三绝”描写了孔子好读《易》以至于编绳多次断掉的情形，颇有些今天一本书翻得太多导致书脊断折、书页散乱的意思。毕竟，从功用上来看，编联简牍的绳子，就像后世线装书的“线”，以及现代书籍书脊上的胶水或编线。

▲ 出土于甘肃的《居延汉简》，从中可以看到编绳压盖了字迹，从而判断出该简是先写后编。

先秦、秦汉时期，先人们的起居不像今天有高桌、高椅，那时家具低矮，人们席地而坐。书写时也往往一手持卷，一手执笔。在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想这个场景：左手悬空握持着一卷简牍，为了提供写字的支撑，简牍只能是内卷；写完一枚简牍后，墨迹未干怎么办？总不能傻等着吧，于是就让写好的简牍一枚一枚在右边垂下，这便造就了古代从右向左的书写习惯。在出土简牍中，我们也可看到，最左端的编绳常常剩余一大截，这是为了方便以后再次补入简牍。

罗马简牍是刻出来的

简牍并不是中国的专利。

简牍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后，随着汉文化的向外辐射，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使用简牍。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的庆州——6、7世纪新罗政权的首都，以及同时期的咸安城山城等地，出土了大量木简。此时，中国早已步入了纸张时代，而发展较为落后的朝鲜半岛，因纸张普及率低，简牍仍在使用。在日本奈良西郊的平城宫遗址先后出土了35000枚木简，年代也是集中在7世纪左右。

▲ 汉代刀笔吏的形象。

倘若把视野放大到全球，就会发现简牍是许多文明的恩宠。当简牍的使用在汉帝国臻至鼎盛时，遥远的西方正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简牍同样大放光彩。罗马延续以往传统，以埃及草纸和牍板为主要的书写载体。

在英国北部，横亘着一道长城，修筑于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时期，以抵御北方苏格兰人，即所谓的哈德良长城。长城边上一座名为文德兰达（Vindolanda）的边塞，在上世纪70年代震惊了罗马史学界。

这里先后出土了数千件木牍残片，据估计，地下可能保存的木牍仍多达万余。因为文德兰达和汉代居延一样，均是边塞屯戍遗址，所以，文德兰达木牍被称作“英国的居延汉简”。然而，这些木牍和中国的简牍却大不一样。

▲ 《王杖十简》，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摄影／大虾）。

众所周知，中国简牍是用毛笔书写的，而罗马木牍除了一些墨书外，有很多是刻出来的。先是在木牍四周留出窄边，中间稍微挖低一些，而后填上一层染红或黑色的蜡，再用尖状的金属笔在蜡上刻写。这种木牍叫做蜡牍。牍板也不编联，而是两片对折或单片使用，在内侧书写，可保护字迹不被磨损。

虽然中西都是采用木材，但种类特性不同，产生的简牍形制也就各有千秋。文德兰达墨牍使用当地的赤杨木，木料十分柔软，即便对折，也不会轻易断裂。而且薄如叶片，也被称作叶片牍。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隔窎远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殊异的简牍形制和文明气质。

不能承受简牍之“重”

当喜在安陆的任上尽职尽责，将律文抄写在简牍上时，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嬴政或许正在通宵达旦地处理政事。专权的始皇帝将天下之事不分大小，皆掌控在自己手中。帝国事务繁杂，尤其是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始皇帝不得不勤勉有加。在《史记》中，司马迁以 “反叛者”侯生与卢生的视角描述了这一情形：“上至以衡石量书。”衡，是称取的意思。石，是重量单位，等于秦制120斤。嬴政给自己规定了每日任务，重达120斤的简牍文书，不批阅完便不休息。

类似的场景，在几十年后的西汉也在上演。汉武帝即位，征召天下贤良方正之人。相声界的祖师爷东方朔来到长安，上书自荐，洋洋洒洒一通长篇大论。

有多长？《史记》里说耗费三千简牍，汉武帝花了两个月才看完。三千简牍何其重哉，两个人仅仅能勉强搬动。

写到这里，便忍不住要赞美那轻薄的纸张了，否则我们今天看书将不论“本”，而是——“先整几斤的看看”。然后还要感谢电纸书的发明，进一步解放了书籍“臃肿”的身躯——虽然相较于秦汉已然方便了很多——给知识以飞扬的载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我们的先人，仍不得不担负那不能承受之“重”。

到底有多重？东方朔的三千奏牍一共多少字？占多大空间？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却是我们了解简牍的关键所在。

台湾历史学者邢义田先生曾经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居延汉简做了抽样测量，并从居延遗址额济纳河沿岸寻找了汉简木料——胡杨和红柳，切割成简条，进行实验。一枚竹简重4克左右，则东方朔的奏牍重约12公斤。但要考虑到居延汉简在长期干燥的环境中，重量必然会较原本为轻。若是采用木牍，以一枚木牍13克计算，那么东方朔奏牍就会重达39公斤。

一枚简牍可以容纳的字数多寡不等，若以同时期西汉初年的简牍来考量，如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的《孙膑兵法》，长约28厘米，每简35至38字；江苏尹湾汉墓《神乌赋》竹简长约23厘米，平均38字每简。不难算出东方朔奏牍的文字量，约为11.4万。再如我们熟悉的《史记》，全书526500字，以每简38字计，则需竹简13855枚，是东方朔奏牍的4.6倍。

体积也是一个大难题。

今天爱书的人们总调侃，买书不贵，放书的房子才叫一个贵。放到现在，书籍体积不单单是搬运、管理的问题，还意味着金钱。经邢义田先生估算，13855枚竹简组成的《史记》体积约为284.3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至少225倍于纸本《史记》所占的空间！

▲ 鲁壁藏简牍。

诚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简牍有太多的缺点：过于沉重，占用空间，携带不便……有一些简牍甚至长达80多厘米。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时空里，它确系毋庸置疑的最佳选择：取材方便，容易制作，寿命较长。纸张虽然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还很粗糙，那一段历史的丝丝缕缕，仍须书于简牍，留诸后人。

古代也曾出土简牍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宫殿，不惜将左邻的孔子故居拆除。这一拆，便拆出了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也拆出了影响后世学术发展的经学文献。在孔子故居的墙壁中，赫然就有古文《尚书》十六篇以及《论语》《礼记》等书籍。

所谓“古文”，相对于当时已在流传习读、用汉隶书写的“今文”经书而言。在时人看来，古文经作为“出土文献”，远比口耳相传的今文经更加可靠，于是引发了后世绵延不绝的“今古文”之争。

这面“鲁壁”现在犹存于曲阜孔庙内，旁边有一座“孔宅故井”，证明这里曾是孔子的故居。游客们走到此处时，马上就要结束在孔庙的游览，步履匆匆，很少为之驻足，更鲜有了解这面墙壁的意义。墙壁里为什么会发现简牍呢？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上书，为“别黑白而定一尊”，奏请焚书：除《秦记》之外的史书，普通人家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烧毁。并且立下重刑：令下三十日之内仍不烧毁者，罚刺面筑城。允许保留的书，只是有关医药、卜筮、种树之类。

秦法严苛，但毕竟仍有一些仁人志士在，他们勇于私自收藏这些禁书，保留读书人的希望。

鲁壁藏书，就是其中的一批。其他还有汉文帝时曾任秦博士的伏生，将藏于墙壁内的《尚书》献出，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在旧屋内发现古文《尚书》篇章。

与鲁壁藏书地位类似，历史上还有一次重要的简牍出土，发生在西晋年间。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闯入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他叫不准，是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县）人。这座墓葬里，竟赫然有数十车的简牍，阴差阳错地因不准的盗墓而重见天日。经当时学者荀勖、和峤等人整理，成书16部75篇。后世称之为《汲冢竹书》或《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主要记载了自夏开始至战国魏国的史事。有一部分内容却足以“颠覆”我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比如，所谓的夏代贤相伊尹，在竹书里的形象为篡夺了太甲王位，后来又被太甲所杀的逆臣。尧舜禅让，被描述为舜囚禁了尧并取而代之。

然而可惜的是，历史上出土的简牍，在后世数百年的辗转流离中，再次失传，消失不见。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简牍的内容，实际上经过了后人的篡改，已非原貌。

那些能与我们在博物馆中隔窗相望的一枚枚真实的简牍，是20世纪集中爆发、从地下出土的产物。

▲ 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知道》，释文：“孔子知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其中就有一个重文号“＝”，和现代用法一致。

简牍的百年大发现

揭开简牍百年大发现序幕的，是一些外国人。

19世纪末，一批外国探险家进入新疆开始探险活动。其中的佼佼者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斯坦因获得了这样一个消息：尼雅村民易卜拉欣手中居然有写着佉（qū）卢文的木牍。于是，1901年1月，斯坦因进入新疆民丰县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的尼雅遗址，雇佣易卜拉欣为向导，进行发掘调查。最终出土了汉文简牍40余枚和524枚佉卢文木牍。比他稍晚，斯文赫定发掘了罗布泊北岸的楼兰遗址，斩获277件汉文木简和纸文书残片。此后，楼兰遗址又先后迎来斯坦因两度造访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扫荡。

1900年12月25日，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区清理一座佛殿遗址时，发现了两块木牍，其中一块用古于阗文书写，另一块空白。然后，斯坦因又在房角里找到了“一根红木棍”，上面写着几行汉字。比他稍晚，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现了121片汉字木简。

▲ 郭店楚简楚文化徜徉恣肆，其文字也自由放松，又受简条之狭长影响，左右撑足而上下字距较大。

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的中国，是外国探险家的乐园，简牍发现的背后基本上都是这些人的身影。即便是1930年中国和瑞典组成西北考察团，在西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简牍的主角仍是一个名叫贝格曼的外国人。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即汉代居延都尉、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了多达10200枚汉简。这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汉简。现在保存于台湾“中研院”里。

▲ 此简为一封信笺，虽然仍是隶书，但走笔呈行草之势，可以看出书者纵恣酣畅的情绪自然流露在木牍上，展现了一派勃勃生机。

属于中国人的珍贵遗产，却屡屡被外国人抢先发现，尤其是中国正值国势动荡、外敌窥伺之时，民族感情激发了一些学者奔赴敦煌寻找简牍。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便一心要争这口气。1944年，史语所副研究员夏鼐与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附近考察时，发现了数十枚汉简。傅斯年兴奋地赞扬夏鼐是中国考古界希望之所寄。

▲ 西晋时期的简牍，虽然仍有些许隶书笔意残留，但大部分字体属于楷书。

后来，夏鼐果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执牛耳者。而在他的晚年，则见证了越来越多的简牍的出土。

1972—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组成的考古队对居延遗址再次进行考察，在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汉简19400余枚，为了有别于30年代的居延汉简，新出土的被称为居延新简。这批简牍最大的特点在于有许多卷帙完整成册的公文，丰富地展示了汉代边塞军政管理制度。

西北地区简牍集中在敦煌、武威、额济纳河流域等地，又一大宗在1990年后发现于敦煌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多达35000枚，这使得甘肃省所保有的简牍数量，长期以来都傲视全国。但在西北逐渐偃旗息鼓时，南方尤其是湖南省仍不断有新的发现。

▲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筮法》卦位图。摄影／大虾

自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361枚汉简开始，长江流域的墓葬、废井里便不断“喷涌而出”大量简牍：仅仅荆州一地就有近20处墓葬出土，年代从战国楚国、秦代到汉代；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的秦代废井中，先后挖出36000余枚简牍；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施工时出土近10000枚东汉简牍；最令人惊讶的是，1996年，长沙走马楼古井里，竟然出土了10多万枚三国东吴时期的简牍！这甚至超过了此前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它为我们观察东吴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 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档案材料。

长江流域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简牍？

主持过睡虎地秦墓发掘的陈振裕教授借一句谚语道破其中奥秘：“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南方多水，地下墓葬古井浸在水中，隔绝空气，形成一个封闭的无氧环境，延缓了腐朽的进程。然而，也正是因为长时期泡在水里，编绳早已腐烂，简册不免分散、漂移，甚至黏作一团。像居延新简所出带有编绳的完整简册，在南方几乎就很难幸存。

▲ 甘肃文博服务中心文物修复师李媛在清理待修复的简牍。新华社记者陈斌2023年10月26日摄

出土大量简牍固然是好事，后续的整理保护工作也不容小觑。对于大批叠压的情况，首先要仔细剥离、清洗每一根简条，记录后立即浸泡在大量清水中。但若要长期保存，就要再脱水和药物处理以加固定型，再置于玻璃试管中，抽去空气，打入惰性气体氩气。此外，为了识别一些模糊不清的字迹，简牍出土清洗后，需要用红外摄影扫描等技术，使字迹清晰展现在影像中。

“古无纸，故用简，非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公元404年，东晋末年的权宦桓玄用这样的一纸诏令，宣告了简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造纸的技术越发发达，纸张逐渐取代简牍的位置，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行政运作中。

简牍的使命结束了，但中华文明乘着更轻便的纸张，继续向前演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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