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年夜饭是吃饺子还是吃火锅，不管吃了年夜饭是看春晚还是打麻将，每到岁末，总是要过年的。“过年”对四川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四川的年味，有着特殊的意义。
春节的时间确定于西汉，春节的命名确定于百多年前，但“年”却是古已有之。
作为最早的农耕民族，华夏先民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条丰富的“农业产业链”，他们不但种植主粮，还种植蔬菜瓜果。如此复杂的农业活动，使得人们整年奔忙难得空闲，于是在完成“秋收冬藏”之后，精神彻底放松下来，内心里就迫切的想要搞点什么活动乐呵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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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情绪，催生了丰收庆祝活动，随后又发展成了庆祝丰收、奖励先进、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来年生产的“年会”。其实我们过的年，在老祖宗那时候，就是一场年会活动，还由此诞生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过年和防御侵略同等重要。
由于生产条件所限，来年丰收与否，还需要看老天爷的意思，于是华夏先民的“年会”加入了对上天打报告的环节：祭天。这种祭天情结一直流传下来，如今四川农村的一些地方，除夕年夜饭都是要先祭天再祭祖宗，最后才是一家人上桌吃席。
通过祭天活动对老天爷打了申请报告，就要看老天爷的回复批示，于是大伙儿都养成了观测天象解读天象的习惯。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到处都是民间天文学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但扰乱了生产生活，还都集体变成神棍，通过解读天象扰乱人心。
面对这一乱象，颛顼帝进行了一次大改革：绝地天通。
这次改革，将观测天象解读天象的权力收归“中央”所有，民间天文学家不准再乱弹琴，尤其是各方诸侯，不准通过擅自解读天象搞事情。
这项改革统一了人们的信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宗教改革。其实，它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天文历法改革。
“绝地天通”改革，产生了由“中央”供养的专职天文工作人员，并由此展开了广泛的天文观测活动。长期的天文观测，逐渐修正了人们对天象的错误认知，并形成了一整套观测天象的方法和解读天象的规则。这些经验被后人总结为“天圆地方”。
没错，“天圆地方”并非古人对世界的认知结论，而是古人用来认知世界的数学模型。它假设大地为平面，简化了算法，使得古代天文学家可以在当时的观测和运算条件下，也能通过记录天体与大地的相对位置，从而演算天象变化。
这套规则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期，因此秦朝这基础上制定的历法，又被命名为“颛顼历”。
《颛顼历》并不完美，它以十月为岁首，将过年活动安排在十月，就说明了它对物候变化并不能准确预测，为了不耽误来年的农事活动，只能将过年庆祝尽量提前。
沿用到汉武帝时，《颛顼历》累积的误差越来越大，就连月相变化都不能准确反映了，以致于“朔晦月见，弦望满月”。
历法说今晚应该没有月亮，结果月亮出来了。历法说今晚是弦月，结果却是满月。这种误差，对人们的伤害太大了。
试想，一个将军带着士兵出去偷袭，本来预料晚上没有月光，结果却是满月普照大地……这哪里是搞偷袭，分明是搞心态。
汉武帝忍不了，大发圣旨：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是懂天文知识，都来观测天象修订历法。
于是，阆中天文学家落下闳，在天文团队中脱颖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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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并且还能准确反映物候变化。
预测月相是验证天文历法准确性的最直接办法。而反映物候变化，更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关键。
预测月相，就要演算月亮公转。预测物候，就要演算地球公转。以月相变化制定历法，就无法准确反映物候变化。以物候变化制定历法，又无法准确预测月相变化。一直以来，天文历法都在寻找让两者达到平衡的算法，这个千年难题，让落下闳给解决了。
不仅如此，落下闳还将反映物候变化的“二十四节气”融入了历法之中，使得这套历法可以更方便的指导农业生产。
汉武帝对这套历法非常满意，于是将之命名为《太初历》：看到没有，朕的历法最准确，你们以后都要按照这个来过年。
《太初历》将正月初一定为元旦，人们过年终于可以从上一年过渡到下一年。四川的物候变化和二十四节气最为吻合，因此人们过完年就可以准备农业生产了，勤劳的四川农民甚至过了初四就开始犁田育秧。
好在不管历法怎么改，正月过节这事儿，在汉文化地区算是彻底定了下来。
之所以限定为汉文化地区，是因为有的人就是不买汉武帝的账。比如，汉朝的“小叛逆”羌人，不管你把《太初历》说得天花乱坠，我就是不在正月过年，偏要像以前那样，在十月过年。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我这才是正经的老传统。
羌年的具体日期，本来是由释比老人按照古夏历算法推算出来的，具体在哪一天并不固定。之所以确定为十月初一，是在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之际选定的。
羌年突出的就是任性，不但具体日期由释比老人说了算，就连搞不搞庆祝活动，也得看寨子里的实际情况。如果这一年里，寨子里没有成年人死亡，那就庆祝羌年。如果不幸有成年人去世，那大家就继续憋着吧，等到正月过春节才能乐呵乐呵。顺便说一句，死不死人这事，不仅影响羌年庆祝活动，还影响“瓦日俄足”（歌仙节）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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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川人已经可以过羌年、春节、藏历年三次新年。
如果加上公历元旦节，那就是可以过四次新年。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直是春节的最大主题。四川是外出务工大省，许多外出打工的人，为了这顿年夜饭，千里万里的赶回来。没有赶上这顿年夜饭的人，感觉就像错过了一个亿。
年夜饭只是四川人过年的一个小环节。在除夕之前，还要做几件大事：熏腊肉、做香肠、送灶神、大扫除，然后才会准备年夜饭。
部分地区，还要酿米酒、蒸黄粑。
酿米酒这事儿，是考验手艺、预测来年运气的重要环节。米酒酿得不好，就会让人惴惴不安：是不是来年气候不好，或者就我一个人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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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黄粑则是川南农村过春节的重头戏，比年夜饭还要重要。因为黄粑除了作为春节待客的糕点，还是用来送礼的礼品之一。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黄粑要是做得不好，是会在亲戚中“社死”的。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为了过年，还要自己做爆米花。玉米做的爆米花，既是春节期间的零食，也是餐前甜点环节的重要摆盘内容。大米做的爆米花，则是要用来做成米花糖，既是零食，也要与黄粑一起，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如果不是那么讲究，也可以直接用爆米花泡糖水吃。
四川人过年吃饭，是分甜点和正餐的。在正餐开始之前，会先来一顿甜点，汤圆料子煮的糖水，加上爆米花、糖果。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但也是最容易挨训的环节。
之所以将甜食安排在正餐前面，是因为吃了甜食之后，会更想吃咸食。这可能是甜食打破了身体电解质平衡的原因。
遗憾的是，如今的四川人过年，已经不再那么严格的遵守甜点加正餐的规矩。一方面，是食品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得手工制作的甜点不再那么受欢迎，大家都是去买工业制成品，也就没有了炫技、攀比的心思。另一方面，则是大家都为身体发福而烦恼，正餐前面甜点的碳水轰炸，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其实，就连大年初一吃汤圆，都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吃汤圆干什么，继续烫火锅不香吗？
想象一下，被春晚吵到十二点，被鞭炮吵到三四点，才刚刚打了一个盹儿，甚至根本就没睡，就要起来煮汤圆、吃汤圆，那会是什么心情？
反正我小时候大年初一起床的唯一动力，就是可以起来放鞭炮。至于吃东西，那得到中午时候肚子饿了，才会想起来。
大年初一通常是不能窝在家里的。有庙会的去庙会，没庙会的出去转山，再不然就是走亲戚。有的人直接在大年初一开始上坟，和老祖宗搞好关系，提前领取保佑BUFF。
大年初一通常是不能窝在家里的。有庙会的去庙会，没庙会的出去转山，再不然
地民间庙会的重头戏是耍龙灯。
当先是锣鼓队伍开道，提醒人们龙灯来了。接着是一个套着光头笑脸面具的人，手舞足蹈欢天喜地的样子，显示龙是他请来的。后面紧跟着就是拿着一个球逗龙的人，他指挥着龙灯队伍在前进过程中做出各种动作。于是，龙灯就在人群中蜿蜒游走，引起人们驻足围观。
伴随龙灯游街的，还有各路神仙。财神肯定是不能缺席的，大家熟悉的八仙也来送祝福，有的地方甚至还会加上济公，以及西游师徒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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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龙灯队伍会受邀游行在各个集市之中，直到元宵节。
在元宵节，龙灯队伍会在烟花和鞭炮之中，举行最后一场表演。因为是收官表演，人们也将元宵节的这场活动称为“烧龙灯”。
如今耍龙灯已经成了非遗项目，少了民间自发演出的随性所欲，多了科班表演的一板一眼，随行出游的神仙队伍也更为讲究。
在庙会表演科班化的同时，庙会本身也在变得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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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杜甫草堂的庙会，则是有种阳春白雪的雅气。
杜甫草堂的庙会，原本就是文人雅士捧出来的。
早在宋朝的时候，人日游草堂，就成为了成都人过年的热门活动。人们在这里凭吊杜甫、赏梅吟诗，文人雅士在此以文会友，年轻学子在此请教进益，由此形成了文化盛会。同时，人们在杜甫草堂游玩时留下的墨宝，也成为了后人瞻仰研究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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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蜀中文士占据了半壁江山，出现“一门四进士，兄弟两状元”、“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盛况，和这种文化传承也有关系。这种地域文化熏陶，遇到开慧之人，就很容易造就彪炳一时的风流人物。
杜甫的诗圣之名，引来人们凭吊，凭吊之人留下墨宝，又供后人凭吊，如此代代流传，形成了杜甫草堂的文气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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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日游草堂，主要分为三大内容：祭拜诗圣、唱和诗会、主题展览。
诗圣祭拜活动，充满了唐朝风韵。唱和诗会以诗歌朗诵、诗歌吟唱、诗意歌舞展现诗歌文化。主题展览则是中国诗坛第一CP“李白和杜甫”的生平、作品、文物展览，这项常设展览场馆被命名为“李杜堂”，这三个字取自北宋苏轼书法集，算是苏轼“隔空题字”，文化地位瞬间就上来了。
从武侯祠到杜甫草堂，从三国时空穿越到唐朝时空，这就是逛成都庙会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