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以前，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教育模式由于被贴上了过度学习、死记硬背等标签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责备和折磨”的象征。在大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排行榜中占据领先地位的芬兰被西方国家宣传为一个教育的乌托邦，亚洲的基础教育则是反乌托邦的代表。然而，随着PISA测试规模的扩大，中国和新加坡于2009年参与了PISA测试，上海市首次参测就夺得了三个科目排名第一的瞩目成绩，这一现象被称为“上海奇迹”（Shanghai Miracle），吸引了全球的关注。新加坡也在测试中表现出色，中国和新加坡以绝对的高分超越了“教育明星”芬兰。西方发达国家对亚洲基础教育的刻板印象伴随着亚洲国家的出色表现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逐渐被动摇。此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了中国上海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高绩效的教育模式，跨国教育政策的流通出现了“向东看”的趋势。
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百年来在金融、科技、高等教育等领域持续领先全球。然而，英国在PISA中的表现却招来了国内外对英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怀疑。2015年OECD教育及技能总监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评价英国在PISA中的表现为“在变化着的世界中表现平平”。自2000年参与首轮PISA测试以来，英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表现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英国在PISA 2000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阅读、数学、科学三科目均跻身前十的高排名在之后数轮测试中均未再次出现。英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表现不理想尤其体现在数学科目上，根据英国历年参与PISA测试的结果来看，数学往往是三个测试科目中国际排名最低的，英国学生的数学成绩常常在OECD国家均分附近徘徊，难以突破500分大关。2010年左右，英国政府显露出寻求他国（尤其是在PISA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教育系统）教育经验的意向。英国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DfE）在2010年颁布了《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白皮书，书中明确提出：“要实现让学生享受世界一流教育的目标，首要的做法是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PISA日益成为教育质量“黄金标准”（Gold-Standard Instrument）的全球化时代，PISA排行榜成为英国政策制定者寻找“世界级”（World-class）教育系统的指向标。
2010—2014年，英国在教育改革领域动作频频，教育部相继出台国际课程比较报告、国家课程框架、国家课程大纲等，对本国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和优化。在向表现优异的教育系统寻求改革经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在2009年PISA测试中取得三科目第一名的中国上海。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学校领导力学院（National College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NCSL）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2011—2013年，在两所学校的组织下，英国和上海的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合作交流活动；2014年2月，时任英国教育部国务大臣的特拉斯（Elizabeth Truss）访问上海，决定将中英教师互派交流活动提升为政府层面的“数学教师交流”；2014年4月23日中英在京签署《中英双方关于数学教师交流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on Mathematics Teachers Exchange），规定每年互派教师访问学习，并由英国政府承担全部经费。英国选派优秀教师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现场观摩和考察，再邀请中国教师到英国执教和交流。“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属于“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内容，该项目完全由英方提供经费，是我国第一个完全由发达国家资助的中小学教师互派项目，该项目也是西方国家“向东看”寻求教育政策借鉴的潮流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个突出范例。在PISA排行榜的指引下，凝结着中国的文化、社会传统和教育经验的上海数学课程一改过去被西方定义和驯化的“他者”地位，进入了英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以上海基础教育为代表的中国基础教育系统是如何吸引英国对其进行借鉴的？本研究将利用丰富的媒体话语材料对这一关涉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的重要问题进行回答。
一、跨国吸引力与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一）跨国吸引力与跨国教育政策借鉴
随着国际大型学生评价（Large-scale Assessments of Student Performance）的出现和各国媒体对于结果的广泛宣传，教育政策的跨国吸引和借鉴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英国学者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首先提出了“跨国吸引力”（Crossnational Attraction）这个教育政策借鉴领域的重要概念。“跨国吸引力”被菲利普斯及其团队视为跨国政策借鉴流程的第一阶段，在跨国吸引力正式形成之后才会进入政策借鉴后续的决策、实施和内化阶段。跨国吸引力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地、明确地去理解他国的尝试”，由政策借鉴国的“内部冲动”（Impulses）和政策输出国的“外化特征”（Externalising Potential）两部分构成，奥克斯（Kimberly Ochs）和菲利普斯在跨国吸引力结构分类模型中将外化特征分解为政策输出国六个吸引他国的焦点：政策的指导哲学和意识形态、政策的目标和雄心、措施、支持结构、教学过程、教学技术，其中政策的指导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心态，支持结构包括学校教育中的资金、管理和人员等。分类模型还对吸引力的背景进行了列举，政策借鉴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历史、民族性格等构成了吸引力产生的语境。菲利普斯团队创立的模型能够指导本研究对中国基础教育系统跨国吸引力产生的过程，以及英国对上海进行跨国教育政策借鉴的复杂背景的分析和研究。经过菲利普斯及其团队在众多关于英国借鉴德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中的不断深化和宣传，“跨国吸引力”已经成为许多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工具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
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西方国家对东方教育智慧的兴趣。塞勒（Sam Sellar）等人的研究注意到PISA 2009的结果与全球教育政策领域新的“向东看”的潮流之间的关联，研究者运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的案例说明上海已经成功施加了跨国教育影响。在英国案例的部分，研究者重点引用了2010年政党轮替前后新教育大臣戈夫（Michael Gove）的公开讲话、演讲和评论文章来展示联合政府将国际比较和“向东看”作为批评和区别于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领导下的新工党关注本国数据的教育政策的新方向。中国学者游韵聚焦西方国家新出现的从东向西的政策借鉴流动和围绕着跨国政策借鉴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跨国政策借鉴的“政策提倡者”（Policy Advocates）提出的是作为国际比较数据和跨国借鉴源头的“简化主义”和“选择性”的教育比较。2016年英国在部分小学实施来自上海的掌握数学教学模式后，英国的教育研究者克拉珀姆（Andrew Clapham）等针对这一政策借鉴的实践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者运用来自四所英国东中部小学14名教师2015年9月到2017年9月的实践素材对英国教育系统从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到内化的政策借鉴流程进行描述，发现来自上海的掌握教学模式所隐含的文化包袱与支撑英语教育体系的基本结构存在直接冲突。该研究认为，倘若不加注意地对他国政策进行引用将会在微观和宏观上产生显著和有害的后果。负责对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进行评估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也有团队针对英国的跨国教育政策借鉴进行了研究，该团队通过严格的观察研究、准实验研究等方法，对掌握教学法进行了拆分，并与英国小学原本的方法进行仔细比对，评估了掌握教学法在提高英国小学生成绩方面的前景。研究者认为掌握教学法中的某些具体措施单独使用也许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是有利的，但不一定能实现整体的借鉴目标。目前学界关于英国对中国上海的跨国教育政策借鉴的讨论更多基于政策或者学术性文本而不是媒体文本，并且对跨国政策借鉴的前提条件—吸引力的产生较少给予专门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希望运用媒体文本对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产生的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二）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是中、英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碰撞的核心地带。2014年正式确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教学与领导学院以及英国国家卓越数学教学中心负责实施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因此上海师范大学的众多师生投入中英教师交流项目，获取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上海师范大学围绕该项目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比如在关于英国和上海数学教学思考的系列论文中，上海师大的专家学者介绍了英国开启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背景，总结了英国视野下的上海掌握教学并对该项目在英国的效果与影响进行了评述。经研究发现，实施该项目能够促进掌握教学知识的生成、影响英国学校中的教师理念和课堂教学，使得英国教师改变过去对学生数学能力发展的静态认识和分层教学策略，转而采取师生互动的整班教学以及采用更为形象的实体模型和直观表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参与项目的教师的学位论文。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英数学教育的异同，公开了大量关于项目本身、参与项目的中方教师以及在英课堂教学的资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除了关注教师、教学问题的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对中英教师交流项目进行了研究，如陈法宝描述了英国对中国进行跨国引用的背景，选用PISA作为串起英国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线索，发现PISA测试对一国教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影响。正是由于英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表现持续走低，英国才一改保守和漠视的态度，开始向在PISA中表现优异的国家学习。
中国和英国的研究者都对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这一重要的教育交流事件进行了许多研究，英方的研究比较关注交流项目实施的效果和影响，而中国学者对中英数学教育的异同和课程实施的具体问题比较感兴趣。学界已经注意到英方促成中英数学教师交流的重要因素是英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挫败”。本研究并不针对交流项目本身进行过多讨论，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被研究者视作跨国吸引力形成的标志，本研究正是围绕着这一重要事件建立起观察英国社会语境中各种与教育政策借鉴相关要素的坐标系。
二、研究方案与过程
（一）获取媒体话语
研究者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PISA""China"或者"Chinese"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间段设置为2010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起止时间点是基于对英国社会背景的调查和研究需要进行选择的。2010年5月，英国迎来了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联合政府一改布莱尔和布朗（Gordon Brown）领导的工党政府对国内学业成绩数据、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SCE）和标准评估测试（Standard Assessment Tests，SAT）标准的关注，转向国际数据和国际比较。因此，PISA测试结果对英国教育政策的影响力在卡梅伦上台后大大提升，而这一政策转向也被许多教育研究者视为英国关注中国基础教育的源头。媒体话语收集的截止时间是2014年4月30日，这是由于在当天，中英在京签署了《中英双方关于数学教师交流的谅解备忘录》，这一事件标志着跨国吸引力的形成。研究者在进行检索时还添加了地区、语言、主题等限制条件，并通过浏览媒体话语语料进一步筛除了非英国本土媒体发布的媒体报道，最后获取了媒体话语语料242份，研究者从中挑选与研究主题最为相关的数据，删除与研究内容不相关的前后文，获得了共计422句媒体话语语料。
（二）情感态度编码
根据跨国吸引力的定义，其他国家“系统地、明确地去理解该国的尝试”表征了这一国家具有“跨国吸引力”，为了获取中国基础教育的跨国吸引力线索，本研究在取得媒体话语语料之后，对其以整句为单位进行了情感态度编码，编码由具备英语阅读能力、熟悉编码方案的专业人员进行。根据编码方案，每个句子都被分配到单一情感态度类别。
经过编码人员的操作和统计，英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正面评价有265句，占全部媒体话语语料的60%以上，这说明在英国正式启动对中国的跨国基础教育政策借鉴前，英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评价大体是积极的。负面评价有130句，占比超过30%，而中立评价占比在10%以下则说明英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总的来说，中国基础教育系统在英国受到的评价大体是正面的，但英国社会中仍存在一定数量的负面看法。
对英国媒体话语的情感态度按年份进行归类后可以发现，英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正面评价在2010—2014年间存在波动，在2014年达到了最高点。本研究中虽未收录2010年、2014年整年的数据，但这两个年份的数据仍然具有参考价值。2010年的报道集中在12月PISA成绩公布后，这反映出英国媒体对中国PISA 2009优异表现的关注。同时，2014年仅统计了4个月的媒体话语就有85句正面评价，超过了2011、2012、2013年全年对中国正面评价的数量，这一现象能够反映出英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态度在跨国吸引力最终形成的2014年是最为积极正面的。
（三）关键词
为了抓取英国媒体2010—2014年教育领域的关键话题，研究者将收集到的媒体话语语料导入Nvivo 10软件进行词频分析，词频的统计包含了近似词。为了使媒体话语中的关键词更加凸显，研究者删除了排在词频表前列的部分词语，比如中国和英国的国名、PISA以及刊物名等。经过处理，研究者得到了与中国基础教育相关的媒体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分别是“学校”（School）、“数学”（Math）和“教师”（Teacher）。
三、催生跨国政策借鉴的因素
（一）对外部评价的重视
通过浏览媒体话语语料可以发现，英国媒体常常将学校的概念扩大化，并在与中国基础教育进行比较时使用，比如用“学校表现”（School Performance）指代学生成绩：“……中国在学校表现方面领先——不仅是在读写和计算等基本技能方面，而且在更先进的领域”。这一点还体现在用“学校系统”（School System）指代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上海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64种学校系统”，英国媒体认为中国学生的分数领先反映了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领先。从上述媒体话语中可以发现，英国媒体习惯将扩大化的学校概念用于表述中国学生和教育系统的领先，这些媒体话语展示了英国媒体将自身与中国基础教育进行比较的明显意图。此外，英国媒体在文本中高频使用“世界”（World）、“顶尖”（Top）、“国家”（Country）也反映了英国媒体对于排行榜的重视。PISA测试通过排行榜将外部评价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英国媒体眼前，英国媒体对在排行榜中表现优异国家的关注表明了英国社会对外部评价的重视。
（二）对本国教育系统的不满
“数学”高居频次表的第二位，英国媒体热衷于报道世界各国PISA测试中数学科目的成绩，并把数学得分超过英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在非经合组织成员国或者地区中，中国台北、香港、澳门、上海、列支敦士登和新加坡的数学得分都高于苏格兰”。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与英国学生差距较大，这一点尤其引发英国媒体的关注，“上海在数学科目上的得分为600分，位居排行榜之首，而英国为500分。”英媒专门将非经合组织成员中PISA数学成绩高于苏格兰的国家和地区挑选出来并强调上海和英国学生在数学科目上约100分的巨大差距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本国学生在数学科目上落后的担忧和不满，进而对本国的教育质量进行批评。
除了对教育质量的不满，英国媒体还通过将中国教师与本国教师进行比较，表达了对本国教师素质的负面看法。英国媒体认为中国教师相较于本国教师更加重视学科知识、更加善于管理课堂和处理师生关系，与中国教师相比，本国教师在课堂管理上缺乏作为：“作为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一部分，学生们填写的问卷调查显示，英国在师生关系质量、噪声和混乱以及上课时间等方面落后于日本、罗马尼亚、中国和泰国等国家”。媒体文本反映出英国社会认为本国教师存在不够重视学科知识、课堂纪律混乱、师生关系不佳以及工作时间较短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因此英媒着重关注了外国教师在这几个方面领先于英国的地方，这种比较传达了对本国教师素质的消极看法。
（三）政府的积极推动
自2010年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上台后，英国教育政策制定就出现了从基于国内学业数据到重视国际比较数据的转向，PISA测试对英国教育政策的影响力明显扩大。2011年英国NCSL寻求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在之后的两年中，英国先行展开了教师交流的尝试，直到2014年初，英方政府官员及教育界人士频频访问中国，就升格中英教育交流的相关事宜与中方展开密切商讨，2014年上半年的媒体报道数量随之上升。“教师”的高频出现就与特拉斯访华这一重要政治事件相关，特拉斯访华的新闻被英国媒体报道了11次之多。英国政府对中国教育系统进行政策借鉴的意图在相关政府官员的发言中传达得十分明确，特拉斯在2月访沪前称英国于2013年9月正式发布的新国家课程借鉴了上海的数学课程，在项目开展后的首次英方教师访沪的行前会上她又谈道：“我们的新课程借鉴了他们的课程，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效的。比如从很早就开始教授关键的算数技能，以及对乘法表和长除法的关注。”向在PISA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亚洲教育系统学习是联合政府上台后提升本国教育系统质量的重要举措，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才能成为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创新教师专业发展方案”。
四、中国基础教育系统的吸引焦点
（一）教育系统的指导哲学
英国媒体在对中国教育系统表现优异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索时，常常将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中国学生取得的PISA高分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中国家长）极其卖力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并对让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寄予厚望”“上海和新加坡的教学实践和积极的教育哲学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相信勤能补拙”。除此之外，英媒还关注到了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教育现象，即将孩子开始学习的年龄提前，例如英媒报道上海的学生往往从四岁开始就学习阅读。不论是对孩子成绩的高期待还是希望提早孩子的学习年龄都属于社会心态和教育文化的范畴，英媒围绕这些主题的讨论说明中国教育的指导哲学和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吸引焦点。
（二）教育系统的目标
中国教育系统的公平性不断为英国媒体所强调，一个夺人眼球的对比被多家媒体引用了6次之多：“中国清洁工的孩子的成绩好于英国银行家的孩子”，英国媒体惊讶于中国处境不利的学生能取得比英国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还要好的学业成绩。在英国的教育系统中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的学生和普通中学（Comprehensive School）的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英媒对中国能够做到在教育资源分配更为公平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感到非常惊讶，这部分媒体文本反映出中国基础教育系统面向全体学生、为了全体学生的目标和愿景成为吸引焦点。
（三）教育系统的具体措施和支持结构
教师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英国媒体的重点关注。英国媒体注意到上海的学校教师保持着优良的团队合作传统，这一点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教师倾向于独自授课，不与其他教师交流自己的课堂，而中国教师通常在团队中规划和观察着彼此的课程。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教师在学科知识方面也被认为是更为扎实的：“雷·塔尔顿（Ray Tarleton）访问上海后，发现那里的教师非常强调学科知识”。
中国教师高质量的工作被英媒归功于教师管理制度中的激励措施，英媒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系统给予的激励推动了学校和教师努力追求最好的成绩，而这种激励往往是与金钱相关的。根据菲利普斯的跨国吸引力结构分类模型，英媒对激励措施和教师素养的肯定和赞赏反映出中国基础教育系统中的措施和支持结构成为吸引焦点。
五、结语
通过对英国媒体文本的分析能够发现，中国基础教育系统种种“优势”往往是在与英国国内的情况进行比较时被英国媒体提出来的，事实上，在取得排行榜上的高排名、获得广泛关注后，政策输出国的各种特征和要素还须与政策借鉴国内部的需求相对应，才能成为吸引焦点，产生跨国吸引力。跨国政策借鉴从来都不是一个全然接受的过程，与之相反，跨国政策借鉴反映的是“社会逻辑”或具体情境中的一种接纳，因为政策行为体会寻找最符合其期望的政策行动的国际证据。在对中国进行跨国政策借鉴前，英国国内出现了对教师素质和学生数学成绩的不满，还有政党轮替、政策转向、来自PISA测试的负面外部评价等现象，这些社会现象使英国产生了跨国寻求政策借鉴冲动的语境。在这种需求的指引下，英国注意到了在大型学生测试中排名优异的上海，中国重视教育的文化氛围、上海学生大幅领先的数学成绩、上海教师对学科知识的强调、严谨的课堂以及处境不利学生的优异成绩构成了教育系统的吸引焦点，使得中国教育系统对英国产生了跨国吸引力。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作为强势话语体系都没有正视东方成为教育思想和创新的源泉以及教育改革参考模式的可能性。因此在这股“向东看”的教育政策流通潮流中，我国必须把握时机，合理利用排行榜这个“广告牌”，进一步凝练几十年来开展基础教育的经验，加快建设国际化的课程和教材，培养更多能够“走出去”传播中国基础教育思想的教育团队，以更为开放、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教育交流，进而追求引领全球教育思潮和改革。
详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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