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妙发
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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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中文同声传译 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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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中国科的职员们有的兴高采烈，但也有不少的年长职员由于对新中国缺乏了解而顾虑重重，担心新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会使他们丢掉饭碗。
针对这一情况，时任团长的乔冠华及时召开会议，郑重宣布：所有中国科职员我们都要用，全部包下来，一个也不少。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非但没有剥夺他们的工作，反而给他们提供了真正发挥自己水平的机会。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科成员不得不为窃据中国合法席位的台湾“代表”服务，但是台湾代表出席大会和各种会议并不使用中文，而是无一例外地使用英语。
至于联大的各种文件，译成中文的更是为数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口笔译员们实际是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大全体会议，乔冠华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大各种会议后，要求把中文同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一样作为5种同等的工作语言对待，在各种会议上正式使用，与此同时，还要求把所有联大文件包括决议在内都译成中文。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满足，也使中国科的口笔译员们从此真正得到了发挥才学的机会。
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译员们的汉语表达方式和大陆很不一样，使用的名词如“评估形势” “检讨工作” “估量情况” “对某国采取的行动表示痛惜”等，听起来让人费解。
为此，陈楚大使亲自找了范家曾先生，要求他们改变语言和行文表达上的习惯，多看《人民日报》和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使译文逐步改进，让中国代表团能够听得懂。
范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果然身体力行，从此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人民日报》，研究文章的语言，还看了不少中国小说，语言逐渐变得新鲜，同大陆的表达方式缩短了距离。到我离开联合国时，译员们使用的语言已经相当生动活泼了。
语言翻译用词的接近，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当时中国科的口笔译员们有不少人对代表团仍疑虑重重，有的敬而远之。代表团就想尽办法接近他们。
我们了解到，他们中的有些人出席了我们的国庆招待会之后，又赶到他们亲人所在的某些“南美驻在国”去出席或共同主持国民党政府举办的所谓“双十节招待会”。但我们从不去指责他们，而是采取耐心等待的办法。时间长了，他们觉得我们态度诚恳。
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大不畏权势让他们很兴奋。他们私下里跟我们聊天时说，听中国代表发言，有一股民族正气渗透其间，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感到后台硬了，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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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期间，中国代表团总要举行一场规模较大的宴会，邀请中国同声译员们来欢聚。为答谢代表团，他们也照例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宴会。
宴会通常是在一位中文译员的家中举行。他们不是采用主人包揽宴会所有饭菜的办法，而是事先列出菜单，由每一位译员做一道拿手菜或者是一道甜点、一道凉菜。届时，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和饮料，色香味俱全，大家边吃边聊，十分投机。
何女士告诉我，她和先生最近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幢带花园的两层小楼，花了40万美元。她估计这一辈子就要为这幢小楼奔波了，大约60岁才能还清全部债务。她开玩笑说，她要像头牛一样，每天翻啊翻啊，中国代表团可不要解雇她啊。她虽然是开玩笑，可对他们来说，生活在美国，尽管有联合国的优厚待遇，也并不太容易啊。
另一位中国同传译员把他的美国太太介绍给我。这位太太很年轻，也就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满头金发，架着一副宽边眼镜，很聪慧。她说，当初她把先生带回去给父母看，父母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漂亮的女儿怎么会钟情于一个中国小伙子。时间一长，她的父母感到小伙子不但人长得帅，而且学问好，心地也很善良，最后就同意了这桩婚事。
中文译员们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敞开了心扉，他们还打开相册，向我们介绍初来美国艰苦奋斗的情形。他们中有的人父母还在国内，期望我们代为打听消息，还说，条件许可的话一定要回去看看祖国。
谈着，吃着，喝着，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等我们离开时，星星已经在浩瀚天空向我们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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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妙发 图片 | 网 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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