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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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巴回京后，曾涛被调到由陈毅副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秘书长。我向外交部领导要求去外交学院学习西班牙文，因为我在古巴已学了一点西班牙文，经部领导同意，于1961年5月去外交学院插班学习。
班上同学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我已过四十岁了。西班牙文老师是智利人，由中国老师辅导。开始时担心跟不上，不久，我发现我的听力比其他同志好。有一次听写，智利老师念，大家记，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没有错字，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大概因为在古巴待了一年、听得多的关系，所以我的信心也提高了。校方对我也有些照顾，可以不参加政治课，专心学外文，使我有较多时间复习。
朱黎青、曾涛夫妇
学了不到两个学期，正准备升班时，曾涛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及利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调去任二秘（后升一秘），只得中断了学习。
1962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曾涛在中南海遇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散步，我们向总理夫妇问好。周总理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现在哪里工作，我告诉总理是杭州人，在外交学院学西班牙文。
周总理高兴地说：“那很好啊！学了是有用的。”
曾涛说：“可惜现在要去阿尔及利亚，那里是用法文的。”
总理说：“那没有关系，再学法文就是了。”
邓颖超同志对我说：“外交部高级外交官的夫人中会外文的太少了，你好好地学，学好了对外工作起来可以更方便。”邓颖超同志还对我们说了些其他鼓励的话。这次谈话对我后来学法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62年11月下旬，我们到达阿尔及尔，开始住在旅馆里。
一天，正在阿尔及尔访问的古巴拉美通讯社社长请我驻阿尔及尔新华分社社长陈迹陪同来看老朋友曾涛。他不大会说英语，更不会说法语，只说西班牙语，而使馆里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怎么办呢？
曾涛就要我去试试看，我说我这点水平怎么行呢？可是一时又没有其他人可找，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勉强应付了一个多小时，达到了交流情况、互叙友情的目的。但我实在太紧张了，知道是自己外文水平太差的缘故。可反过来又对我起了鼓励作用，心想才学了一年多就能派点用场，如果好好学几年法文，一定可以比现在自如得多。同时想起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谈话，我决心从头开始学法文。
使馆有了馆址，工作、生活走上正轨后，使馆党委要求不懂当地语言的同志学习法文。馆内人员按不同程度编班，有的班由翻译同志从ABC开始教，已学过一段时间的班由翻译同志继续教，有的班请法国人任老师。
我和一位懂英文、一位懂阿拉伯文的同志三人组成一个班，由一位法国老师直接用法语讲课，每天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突击三个月，做到能开口说。好在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拉丁语系，凭着西班牙语的基础，我从不懂到能听懂老师的讲课，后来慢慢也学下来了。
突击班结束后，我坚持每天自学并利用对外活动的机会锻炼说话。后来，当我用法语和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交谈时，他们都感到惊讶，也倍感亲切。
朱黎青，摄于1993年。（图源：《女外交官》）
我常对不愿开口的同志说：“不要怕说错，脸皮老一点，胆子大一点，就练出来了。不要管它合不合文法，只要人家懂，双方能达到交流感情的目的就行。人家还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呢！”这也是我鼓励自己的话。我在大胆开口时还注意多请教法国朋友，遇到说得不对的地方就请对方纠正，说不上的词用简单的话解释后请对方告诉我应用什么词。凡是经过人家纠正的话或词就容易记住，下次就不会错了。时间久了，说得正确的话就多起来了，水平就随之提高。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在一般对外应酬场合我可以自己活动了。
我始终铭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心和鼓励，这使我在40多岁时坚持学习一门外语，摘掉了法文文盲的帽子。
- END -
文字 | 《女外交官》（1995年出版）
作者 | 朱黎青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小慧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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