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培新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曾参与安排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等领导人的外事活动。
音频
正文
Foreword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在京期间，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晤，这是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称为“中苏高级会晤”。小平同志将这次会晤概括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从此，中苏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揭开了中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我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亲自参加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筹备和在华期间的接待工作。由于懂俄语，在戈尔巴乔夫这次访问全过程中，我同他朝夕相处，直接交谈，颇有一些感触。同时，也深刻感到邓小平同志在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关键时刻能抓住时机，表现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的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和解决两国关系难题的魄力。
抓住时机 化解冰冻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在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从整个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最重要的课题莫过于改善中苏关系。然而，当时的中苏关系达到了零度以下，完全处于僵持状态，冰冻何时化解、如何化解，每个环节、每一步骤都是在小平同志指导下进行的。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东四办公楼主楼门厅主持新中国外交史上首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3月，小平同志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时机，指示外交部尽快做出反应。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同志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中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重要的是，观其行。
紧接着，小平同志又指示，对中苏关系采取另一个重大行动：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赴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表明中方愿意同苏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苏方应在解决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陈兵中苏、中蒙边境，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上做点事情才行。这一行动得到了苏方的积极反应，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等问题。
1982年11月至1985年3月，苏联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病逝。小平同志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开展葬礼外交，先后派黄华外长、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分别赴莫斯科参加这三位领导人的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小平同志还对黄华外长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做了具体部署。
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
1985年10月，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请他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举行高级会晤。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小平同志这一番话，表明了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上的诚意。
11月，苏方正式答复中方，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讨论建立睦邻的补充措施问题。苏方在边界划分，从阿富汗、蒙古撤军和越柬问题上又做了一些积极的表态。
1988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中国外长钱其琛与戈尔巴乔夫会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中苏两国外长又进行了互访，为高级会晤做了最后的准备。这样，经过几年的磨合、一环扣一环的努力，双方就高级会晤的时间达成了协议——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
- 未完待续 -
出处 | 《别样风雨》（出版于2007年）
本文作者 | 鲁培新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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