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故人旧事║张果姥：归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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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07-10 10:24
重庆
归来者说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不具备报名资格，做了10年的梦瞬间被政策碾得粉碎。1978年我跃跃欲试，却不幸感染流感，顶着昏沉沉的脑袋走进考场。鼻涕、眼泪合着汗水一起挥洒，结果是，接到一所专科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心有不甘，犹豫再三终于放弃。1979年，我已过花信年华，再次报名应试。8月某日，在工厂的车间里终于等来了心心念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家兄为我赋诗赠言：“九眼桥头圆大梦”，家严更是手舞足蹈，不能自已。他情不自禁地说，我家办一所大学的条件都具备了，理工文的人才齐合了。我家当然无力办大学，但先父当年的预言也算中了一半。几年后，我家姊妹的职业选择几乎都是教师。我的“大梦”看似圆了，但我心知肚明，一路走来，我无非就是一艘“虚脚号”启航，79年那一脚，是我撞了大运，没有踩虚罢了。1971年，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读了不到两年中学。彼时。家里已有三个知青，记忆中的伙食都是稀薄暗黑的。城镇居民配给的粮食有50%的粗粮，红苕、玉米、饭豆等，食不裹腹是常态。即便如此，家慈还要从我们的牙缝中挤出粮渣，接济比我们更苦的仨知青哥姐。若干年后，人们还沿袭用“红苕屎没屙干净”来调侃缺少见识的蝇营狗苟之辈。可见，那年头红苕吃得之多。这种被固化的历史，似乎成了50后群体的时代语言。就是在这样的70年代，校园里突然掀起支边热潮。最令我动心的是，每月有40斤的定量粮，我铁了心要去云南。妈妈同事的夫君正好是我们学校里有点管火的老师，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一路哭泣着到了云南。两害取其轻，我只能如此。那年，我的手还握在未成年人的尾巴尖上，就开始念一本少小离家的苦涩经书。不到两年的中学生涯，惶遽中集体辍学，好歹也拿了个国家认可的初中文凭。可我心中的那杆秤，秤得出我肚子里的粗糠杂粮有多重。 在边疆的时日既漫长又短暂。我用五年青春换来的最大红利就是读大学时可以享受带薪待遇，尽管每月只有30元左右的收入，于我而言就是一家可以不断提款的银行。我精打细算，把希望留给明天。每月除了伙食费外，最大的开销就是买书。8人一间寝室，4张高低铺，我睡上铺，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简易书架，即在床头至床尾，靠墙处搭了一块厚厚的木板。书架越来越沉，所幸我的体重未随书架一起增加，否则那张床早就招架不住了。书架越长越高，书债越欠越多。偶尔逃课读书不觉为怪。那天上午34节是政治经济学（简称政经）课，我逃课了。政经老师50岁左右的模样，人很瘦，皮肤偏白，是那种少有血色和光泽的白，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应该不到50岁。他所讲内容与教材上完全相同，这还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他嘴巴有点瘪，每说一句话就会不自觉地发出“哧”的一声响，像是要阻止嘴角的口水向外溢。其实他不会流口水。班上男生私下里叫他毛延寿，就是那个汉元帝时的宫廷画师。后宫佳丽太多，要让画师先画，然后皇上根据美丑按图召妃。王昭君本是宫中美人，但没有给钱行贿画师，于是毛延寿就把昭君画得很丑，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汉朝的属国南匈奴的首领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汉元帝就把很“丑”的昭君赏给了他。上殿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昭君是位绝世美人，但天子难于失信，只好杀了毛延寿。后有诗为毛延寿正名，“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明妃曲》）。课间休息，我向老师走去，本打算向他请假，下一节课溜号。不曾想，他竟滔滔不绝向我讲起了政经，还是教材上的内容。我突然打断他的讲解，说道：这些教材上都有。老师，学生不喜欢听你的课，你不悲哀啊。我赶快回到座位上，收拾好书包，又耐着性子听了几分钟课，然后起身朝教室门口走去。那是间阶梯教室，我忘记了那天穿的是皮鞋。脚下的鞋钉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有节奏的“阔阔”声，格外刺耳。我不敢回头，只觉得背后有若干双眼睛，如芒刺背。学期末，我的政经课考试成绩60分，是我大学四年所有科目中成绩最差的一门。我很庆幸：及格了；我很感激：老师是位善良的好人；我很羞愧自责：我怎么会作出这么混账的事情。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 一批2、30岁的年轻人，因诸种政治原因，被化为XX分子，遂被剥夺政治权利、劳改、劳教、下放、遣送……总之倒了血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令当年的王蒙红极一时，而他彼时之后的人生路，真可谓是成也“年轻人”，败也“年轻人”。流放新疆20余载，归来后大彻大悟，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笔下文字如醒世恒言。最后履职国家文化部长；张贤亮因长诗《大风歌》治罪，被押送“劳动农场”长达22年，之后穷其一生，用自己的所有小说探索政治的奥秘：《黑炮事件》《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无一不充满哲理的思考；清华才子张弦因小说《苦恼的青春》，被戴上“YP”帽子。归来后仍不愿放下文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小说）隐喻了大多数归来者被时代遗忘的命运，犹如那根《挣不断的红线》（张弦小说），匍匐于命运的铁蹄下；归来后的高晓声其笔触，为自己和同时代人洒下一行行酸楚的泪，《“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冲突与融合；时代的尘埃砸在个人头上又是怎样的泰山压顶；何世光在遣送生涯中早已融入底层社会，《乡场上》的冯幺爸，其卑微的灵魂经过一番洗礼，终于变驼背弯腰为挺直脊梁的高大形象；“会吃”的陆文夫，其中篇小说《美食家》蜚声中外，为后世挖掘出诸多美食菜谱。诸如“三套车”：鸭套鸡、鸡套鸽，清蒸一钵。南瓜盅：南瓜开盖去籽，填入金针、香菇、火腿、竹笋等，蒸熟即可。小说折射出美食家早年的人生阅历，也讲述了革命干部高小庭和资本家朱自冶四十余年的浮沉纠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剖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还有万花筒般的汪曾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画家……每一头衔他都扣得青丝严缝。他是生活的智者，总能化险为夷。尽管坊间的评说不一，但他的确能轻轻松松把生活的审美推向至境。作品语言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犹如现代汉语的范本。《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作品，表现出的随性豁达幽默风趣，令无数后来者景行行止，虔诚效仿。半个多世纪前，他们走过崎岖，淌过泥泞，痛失青春的生命。然而他们听从心灵的呼唤，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书，给我们留下不可小觑的精神财富。学院照例是每周一次集中学习，华老师总是一言不发，抓起一份英文版中国日报 （CHINA DAILY）低头阅读。他人很干瘦，皮肤暗黑，仿佛怕多占空间，尽量把身体往角落里蜷缩，使人们经常忘记他的存在。一日，一位青年教师突发奇想。大家都伸长脖子等待下文。华老师清清嗓子，流畅清晰地阅读起来。记得学院给华老师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当年他已年近“天命”。新娘是位农村姑娘，23岁，还带了一个拖油瓶，3岁的儿子。这不是喜事，是悲剧。要不是那几十年的蹉跎，我的后代都有她这么大了。我曾私下听华老师说，他们当年修成昆铁路劳动异常艰苦，也算九死一生。成昆铁路通车时，华老师激动得像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喜得贵子。平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即自费买票，专程游了一趟成昆线。五年后，华老师因病去世，年轻的遗孀享受着华老师留下的三室居房子，儿子改性华，由学校安排了工作；另一位同事J老师，从年龄上算，他应是我的长辈。因为岁月折腾，他的孩子竟与我女儿同龄。书中故事发生在大西北关外的30公里的地方。《XXX记事》是一本纪实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断代史，记述了共和国非主流的真实历史。厚厚的上下两册书，估计有近百万字，正常的阅读速度，也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可刚过两天，他就向我索要。我很吃惊，后来也理解了，那书就是他的青春，他的历史，他要好好珍藏；学校图书馆那位资深馆员，满头银发，并不妨碍他的腰杆不弯曲，他更像是一尊行走的雕塑，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线。他的形象就该如此，无法改变；还有那二十枚五分硬币。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写满了闺蜜家心酸的历史。闺蜜父亲，我叫他李叔，本是市内一家文化单位的领导。当年单位接到的任务是完成二十四个YP指标，可尽力为之后只定下二十三个。李叔负责将二十三名YP送往指定的劳改农场。不行，定下二十四个，就必须是二十四。一个不能少。我们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问题出在你们单位，你是领导，你必须负责。你就别走了，留下来补缺。20年后李叔重返家庭，递给女儿一个铁皮罐，里面装有带着他体温的二十枚五分硬币，那是闺蜜每年生日时，父亲为她存下的。后来父亲与母亲终不能和睦相处，整个家庭每天硝烟弥漫。李叔不能原谅妻子曾与他离婚，妻子的苦衷是，当年若是她不离婚，就会丢掉公职，家里的孩子们吃什么。我在讲台上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退休后，我时常感到不安难受。如果忏悔可以迟到的话，我要为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忏悔，向着成都的方向鞠躬，深深地对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我愿所有远去的灵魂都能享受春天，仰望白云。
本期编辑：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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