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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考上北大。“被”录取的是东语系，“被”攻读的是印地语。年少无知，好猎奇，凭兴趣。觉得印度是古国,大国，有甘地，有泰戈尔，有《沙恭达罗》;东语系有季羡林，有金克木。学习印度语言，了解印度文化，也不错。再说，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组织上已经决定，能不服从吗？不服从就上不了大学，更休提北大了。在这种情势下，法国和法文暂时没去想。57年整风反右，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开了我的眼界，但因为年轻，好多事情不理解，不明白。人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长征干部陈昌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提了意见。此文在翻译界和大专院校的外文系造成一定影响，也引起我的注意。之后，北大出现“转系潮”。相当一部分东语系的同学，他们在中学时理工科好，没想到会来北大学外文，心里耿耿于怀。因为是组织决定，只好服从，但专业思想不巩固。整风运动一来，他们便纷纷要求转系到其他系读其他专业。据我所知，有好几个从无锡和苏州考来的印地语高年级同学，转到了物理系。在新的系新的专业里，他们依然优秀。这足已说明，他们本不该学文科。也有文科转文科的，如转到中文系，乃至于转到外省高校去。少数同学如我和学泰语的田兄，则从外语转向外语，只不过由东向西，走上了从东语至西语的“西行漫记”。“转系潮”风起云涌的时节，正是反右转为大跃进的过渡时期，也是批判右派处理右派以及批判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准备大跃进的阶段，或者说是反右的尾声和大跃进的序幕。此时的业务学习有一搭无一搭。再加上是大一，无非是学发音，对着小圆镜子，练习发“R”的喉颤音。要不就是类似于“Bonjour!Comment allez-vous? Tres bien merci !”的简单问答和对话。我本喜欢外语，学法语对我来说是件开心事，更何况，长期以来学法语、学法国文学的夙愿轻飘飘的就伸手可得了。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在上学的同时，还要接受批判。批判我的主要“罪状”是“不务正业”。什么叫“不务正业”？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在反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作为团支部书记，你不带头参加，认真组织同学、团员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揭发批判右派的滔天罪行，居然带领大家去颐和园游山玩水，跳到昆明湖里去游泳，自由散漫，很不像话。再有，个人主义膨胀，只专不红，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那年月的批判谁没有经过，受批判的对象不能辩解，只能检讨。要想过关就必须往自己头上使劲扣上各种帽子。有表演天才的还需要痛哭流涕，以示幡然悔改的真心实意。据传（未知真假），真有一位同学在批判会上做检讨，手里拿着稿子，稿子上注明：“此处需哭”，就像演员按照本子拍戏一样。因为稿子被同学夺下，才将此西洋镜拆穿。四十余年过去了，已经不记得是哪位老兄对我的批判最激烈，上纲上线最厉害。然而，在退休后的同学聚会上，居然还有同学记得清清楚楚，说李某人，你是班上三个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我这个不称职的团支部书记领导下，我们班上没有揪出一个右派分子，大家都好好的度过了这一难关。现在想起来，还是被批判比批判别人好，如果将曹操的座右铭反过来，应该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宁天下人负我，勿我负天下人”。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天下人都负我。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朋友满天下。
不开心管不开心，运动不运动，我对学习法语依然热情高涨，认真努力。也不知是班上同学的推举还是老师的指派，我不仅当上了课代表，还当过班长。政治不行业务补。从成绩来说，我算排在中间偏上。临毕业时，北京市高校举行法语演讲比赛，我拿了个第三名。
说说我的老师。在西语系长达五年的学习生活中，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如今多数已经离世。从一年级到毕业，他们不下十余人。教我们一年级法语的曾经是蒙复地，桂裕芳，还有一位戴眼镜姓邱的女老师。杨维仪是教一年级老师中的主力。蒙、桂、邱分别教两个班的发音和基础法语。他（她）们都很敬业。我们班的生源复杂，有来自本届的高中毕业生，有来自北大俄语系和东语系的转系生，还有来自北外东欧语系的转系生，还有来自工农速中的调干生，乃至于出生在延安的老革命。年龄和经历都有差异。调干生还领着工资，戴着手表，骑着单车，所以经济水平也参差不齐。到了二年级，因结婚退学的，因生病离开的，因学习吃力走人的，加起来近乎十来个人。面对这样的班级，老师的教学进度就得缓着点儿。好在学校里整天搞运动，学习并不紧张。桂先生那时年轻漂亮，深眼隆鼻，长得有些像外国人。其实她是地道的云南人，没听说有外国血统。蒙复地相貌比较愣，教书认真。尤其是教发音时，一丝不苟，什么前A后A，喉头舌根发颤音等，至今还有印象。这么一条汉子在文革中不幸遭难，最后自缢身亡。邱先生是典型的上海女性，不苟言笑，着装时尚，法语的根基扎实。杨维仪老师虽然不是教授，但资格不浅。她也曾在法国留洋。对语言的感性知识丰富，但理性讲解似嫌不足。人很好，有些天真，有些可爱，所以大家很喜欢她。可怜的是她那在天津读大学的独养儿子不幸在泳池溺毙，中年丧子是对杨先生一生的致命打击。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出现了给我们上基础法语课（精读）的齐香齐先生。我国著名京剧编剧家，梅兰芳的挚友齐云山是她的父亲，49年后去了台湾。齐先生的丈夫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教授罗大纲先生。我们和齐先生是最熟最熟的了。我们的法语主要是靠她教才学会的。她教给我们的句型至今还烂熟于心，受益终生，特别是这一个expression：“à n’en plus finir”。在教学之外，齐先生也喜欢和学生交往。记得庄则栋第一次拿冠军的那次世兵赛实况转播时，同学们天天晚上去燕东园她家的小洋楼上看电视。在那间不大的客厅里，师生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除了基础法语，从二年级开始，增加了赵隆襄的欧洲文学史，闻家驷的法国文学，盛澄华的泛读课、翻译课（法译中）等。重量级教授一一登场。盛澄华是纪德专家，但他在系里吃不开。原因带一点政治性。纪德访苏归来，除了赞扬外，也写了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社会的阴暗面。于是，法共对其大肆攻击，说他反苏。盛澄华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反苏分子的专家，在“一边倒”的形势下，那还有好吗？记得我们刚开始一见盛澄华，就觉得此人怎么老是郁郁寡欢，猜想他心里有事。但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倒也很放松。学生递烟过去，他也欣然接受。有时候，他拿出好烟招待同学（同学中有几杆“烟枪”）。后来，他惨死在五七干校。教我们语法的是吴达元教授，他是广东人。当时国内有数的几本法语语法书里，他写的那本最具权威。我不喜欢语法，但也得学。吴先生在系里比较吃得开。49年后，他是教师队伍里的骨干，积极分子，工会领导。在印象中，他永远正襟危坐，彬彬有礼。后来不幸得了喉癌。系里还有一位有名的教授叫闻家驷，他是闻一多的亲兄弟。教我们法国文学。当然也是早年留法归来的。我们从未听他讲过法语，只记得他教拉马丁的诗歌时说了一句“哀而不伤”的名言。我一直觉得，他本人就是“哀而不伤”的化身。因络腮胡须而浓密发青的脸上永远浮现着一片淡淡的忧伤。我没见过闻一多，但看过他的照片。第一次看见闻家驷走进教室，心中一惊，这不是闻一多还能是谁？两兄弟的酷似度高到难以置信。郭麟阁郭先生是我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教授。对他的感性回忆是：他很脏，但很温柔。冬天总能看到他那流到鼻尖上的鼻涕，大家想笑却又不敢。他的手上、指甲缝里经常沾着面粉和污垢，因为他在家自己做家务，揉面擀皮包饺子。他是个“土洋”结合的大知识分子。我们在他家看到过他当年在法国的照片，洋装笔挺，很帅很帅。郭先生为人厚道、诚挚。他迷醉法语，把法语视为生命。有人常常在未名湖畔遇到他，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边走边说法语，不知道他是在背诵诗篇，还是在复述讲稿？沈宝基先生教授法国诗歌，印象较深的是他对巴黎公社诗人的介绍和讲解。赵隆襄眼睛有疾，但授课极为卖力，极其生动。他讲过的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久久难忘。“麦加拉人卖小猪”是他上课时说过的名句，我们班的升恒经常喜欢引用。曾觉之先生一口客家话，课堂上难得讲过的几句法语，也带着浓浓的客家腔。李熙祖先生在法国攻读 的是法律，很少教我们课。有数的几次，却给大家留下极深的印象：机智，狡诘，还有一点点戾气。据说，他会上法庭打官司，用的肯定是法语，够厉害吧。法语专业的教员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机警的徐继曾，潇洒的张冠尧......
除了中国教员，系里还请过法国专家来任课，原法共《人道报》记者André先生、外文局专家，研究中国电影史的Vidal先生先后给我们上过课。André上课喜欢一屁股坐在讲桌上，不拘小节，两只眼睛还对不齐，俗称“对眼”，明明他在看着你，你却觉得他在看别人。Vidal比较斯文，两个女儿在中国长大，活泼可爱，会唱“洪湖水浪打浪”。
在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五年里，真正学习外文的时间并不多。大炼钢铁，大搞科研（编了一本《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到十三陵（泰陵）开门办学，三年困难时期大搞“劳逸结合”，以节省粮食，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我说，这五年时间缩短成四年甚至更短，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这五年中，中法之间没有正式官方关系，在语言教学上，学校基本上得不到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上面说到的几位专家都是亲华的左派或法共的党员。回忆当年，比较如今，学习语言的资源和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名过来人，真心希望年轻人珍惜时光，珍惜时代，珍惜青春，做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北大让我学会了法语，北大让我了解了法国文化，北大帮我走上了人生的的道路，北大使我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