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帅 薛世锟 李苗苗：对危机关系的多元解读：英国的俄罗斯研究（2014—2024年）

【内容提要】从2014年开始，英俄关系进入了持续下滑的新周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乌克兰危机主导了英国对俄研究议程，议题网络被重新建构，新阶段的研究围绕着乌克兰问题、普京问题、经济制裁问题重新展开。核心议题的调整促使学者的代际更替加速进行。围绕着对于核心研究问题的回应，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思想谱系，主张对俄强硬的“强硬反对派”学者成为其国内的主流声音，坚持以理论研究解释和回应俄罗斯挑战的“温和批评派”学者团体也持续壮大，还有学者参与到相关支撑性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中间议题派”，少部分学者仍然试图理解俄罗斯的行为模式与政策选择，构成了规模较小的“亲俄理论派”，他们都就相关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总体而言，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2014年后进入了温和变革的新阶段，研究的议题、议程、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以及主要观点都出现了变革，但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仍延续了英国社会学科的传统。目前这个新阶段仍在延续，其发展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英俄关系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  议题网络  思想谱系

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术史撰写是一个连续且没有终点的旅程。在每一段历史叙事落笔成文之后，新的学术研究就会在同一时刻继续展开，从来都不会间断。那些新出现的研究内容既是对于既有思想理论观点的沿袭，又是针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回应；既是对过去经典的继承，又是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解释和应对。随着时间的延续，最终积累下来的，正是新阶段的那些最活跃的思想所留下的印记。所以，每当一段时间过去，就有必要再次续写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从而留下最鲜活的关于研究的记忆。

在全球俄苏研究的版图上，英国学者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英俄两国从1553年的意外邂逅开始，一路纠缠至今，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全球争霸、军事对抗、共抗强敌、尔虞我诈的精彩故事，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从16世纪开始，英国的探险家、旅行者、外交官、商人、记者和研究者前赴后继，不断探索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在数百年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全球俄苏研究领域的宝库之一，堪称全球俄苏研究领域的标杆。为了全面展示英国俄苏研究的历史积累、研究成果与思想谱系，笔者曾在2010—2013年间致力于对英国俄苏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并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这批研究成果的时间线大约截止于2013年，距今已有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英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英俄关系就开始大幅倒退。2018年，前俄罗斯谍报人员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再次唤醒了英国对于利维年科事件的记忆，也促使英俄关系再次滑落。到2021年，英国政府在官方报告中已经将俄罗斯视为本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直接威胁”，英俄关系彻底走上了对抗的轨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英国全面支持乌克兰，在经济、政治、军事情报等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全力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积极推动在经济领域与俄罗斯脱钩，主动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资产。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英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对抗的阶段。

在英俄关系出现剧变的背景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显然也将出现新的局面。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认知和理解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研究的议题、议程又出现了怎样的调整？专家学者的思想谱系将呈现出哪些趋势性的嬗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选择在对既往的英国俄苏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并提交了研究成果十年之后，再次着手撰写本主题的文章。本文将主要针对2014年至2024年这十年间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研究进行概括分析，希望展示在英俄关系陷入危机的十年里，英国学者开展俄罗斯研究的整体进程，以接续考察英国俄苏研究的学术史。

一、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议程转向

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开始，乌克兰问题就成为英俄关系中最受关注的地缘政治焦点。在漫长的危机背景下，英俄关系在几乎没有太大阻力的状况下不断下滑，两国关系一再突破底线。目前，双方仅仅维持着基本的外交关系，相互驱逐外交官已经是家常便饭，除直接的军事冲突尚未出现外，几乎已经进入全面对抗的状态。危机与对抗主导了这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程，也推动了新的议题网络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十年时间里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题分布情况，笔者对《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杂志2014—2023年发表的全部文章的主题进行了量化分析。近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题变得更加集中，主要聚焦在五个领域，分别是“乌克兰问题”、“政治与经济体制转型”、“普京问题”、“外交战略”与“经济制裁”。几乎所有文章都不能脱离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数据统计的结果形成图1。

如图1所示，乌克兰问题是近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集中关注的要点，共有24.6%的文章讨论了乌克兰问题。除了对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重点分析外，英国学者还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诸多侧面，包括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军事战略和国际法等多项内容展开研究。

除乌克兰问题外，英国学者原本最为关注的转型问题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议题占了研究成果的21.8%。这可以看作是“转型时期”的延续。同样也是因为2014年后，西方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经济的困境和政治压力，但俄罗斯体制的韧性超出了英国学者的普遍预期，促使其对俄罗斯的多元经济结构、国家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经济等进一步跟进，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转型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普京问题同样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传统热点议题，在这十年中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热度，占据了议题总比例的17.1%。由于持续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英国学者对于普京的研究除了传统的对其个人的分析、对于普京体制的分析之外，还加入了他在国际和地区战略上的选择、普京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派、其个人形象塑造问题，以及普京与俄乌冲突的关系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议题，试图通过相关研究揭示俄罗斯国内政治走向和权力继承问题。

在这十年中，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及对俄经济制裁议题的关注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分别占据了议题总量的19.6%和16.8%，几乎1/3的研究成果都与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这非常明确地显示出乌克兰事件对于英国俄罗斯研究议程的影响。关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选择背后的逻辑，并且对于俄罗斯未来与西方的整体关系发展作出判断。而经济制裁问题则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码之后，研究者希望对制裁效果进行评估，试图展示制裁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能源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后续应如何继续。当然，在这一板块中，还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了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

为了更好地研究英国学者研究议题的演变规律，我们按照时间维度将《欧亚研究》十年来的议题进行分类整理（见图2）。如图2所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重点议题与国际政治现实情况联系非常紧密。2014年不仅是英俄关系的重要分水岭，也是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新的研究议程开启的关键时间点。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问题就开始主导英国学者对俄研究的核心议程。从2015年开始，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个别年份外，乌克兰问题始终都是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一直处于高位。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对于英国对俄研究议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英国研究者不仅直接关注危机的进展，探讨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全诉求、大国对抗等问题，还在不断加强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思考。在2016年前后，受到乌克兰危机与美国大选“通俄门”事件的影响，英国学者明显加强了对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关注，并且加强了对于俄罗斯网络战、信息战和数字战略的研究，对于俄罗斯区域安全理念和国际法认知的研究也随之出现。在2018年以后，在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讨论经济制裁的相关议题开始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在2020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后，围绕着普京个人和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研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增长。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乌克兰议题再次毫无疑问地成为主导性议题，并且带动所有相关议题数量大幅增长，对外战略、经济制裁、普京问题等都展现了重大的现实需求。乌克兰议题所引发的研究热度至今居高不下。

综合来看，在过去十年时间里，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乌克兰问题展开的，既有直接指向乌克兰的各种议题讨论，也有为探索乌克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开展的系统性研究，这种议题网络变化的趋势似乎在暗示，英国学者2014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共同渊源，似乎可以考虑将其设置为一个独立的新阶段。

二、英国俄罗斯研究者的代际更替

在关于2013年前英国俄苏研究的讨论中，笔者根据研究议题分布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数位学者作为代表，通过分析他们对俄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勾勒英国俄苏研究的思想谱系，将其概括为五个思想流派，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英国学者的思想立场。然而，当我们观察2014至今的英国俄罗斯研究状况时，会很容易地注意到，对俄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代际更替已经悄然发生。

一方面，那些活跃于冷战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老一辈研究者正在逐渐让出学术舞台中央的位置。如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等苏联问题专家，以及大卫·雷恩（David Lane）等新左翼理论专家，由于年龄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再活跃于学术舞台。在21世纪成名的中生代学者成为业界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也正在面临着更加年轻、观点更加激进、鲜明的青年学者的挑战。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实际上深刻影响了过去十年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议程，那些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给出严肃和深刻回应的青年学者获得了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从业者的代际更替。这种基于议题刷新而出现的更替，最明显地表现在“新左翼理论派”与俄罗斯研究渐行渐远，逐渐无法被纳入俄罗斯研究的整体版图。很多传统议题的研究者也因为热点的变化而逐渐减少了在行业中表达观点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智库学者和前外交官员由于对俄罗斯国内事务或乌克兰事务更加熟悉而跻身行业中坚行列。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战略问题研究专家也在这一阶段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于最热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总之，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前20年的情况相比，最近十年是一个英国俄罗斯研究学者代际更替的高潮期。这实际上是研究议程调整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研究有了更加紧迫的需求，实际上也迫使英国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现实议题、外交议题、安全议题和普京研究等英国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的议题（参考图1）。苏联研究、苏联解体研究、戈尔巴乔夫研究、叶利钦研究等老议题逐渐淡出了主流研究者的视野，以此作为自己核心研究方向的老一辈研究者也随之渐渐淡出，不再占据学术舞台的中心位置。那些对乌克兰问题和普京体制保持着密切关注的新兴力量填补了他们的位置。

鉴于这种情况，要想理解近十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真实状况，我们需要对研究者代际更替的情况予以把握。所以笔者在本文的写作中放弃了上一轮研究中很多重点关注的经典专家。转而通过资料搜集和学术访谈，选择了一批新的重点关注对象。筛选的条件是，过去十年时间里英国对俄研究方面最为活跃、更受英国社会重视和关注的学者。与此同时，笔者在选择时有意排除了一些主要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的“新型”学者，仍将关注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理论深度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上。经过反复权衡，选择的重点研究对象名单如下：

罗伊·艾利森（Roy Allison），来自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政治、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研究专家，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资深学者代表。

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来自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曾在多家智库机构任职，俄罗斯政治与战略问题专家。

蒂姆·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来自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活跃的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问题专家。

伊恩·邦德（Ian Bond），欧洲改革中心（CER）副主任，前高级外交官，从智库研究的视角分析俄罗斯国际战略与欧洲事务。

奈杰尔·古德—戴维斯（Nigel Good-Davis），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高级研究员，曾在外交和商务部门任职，关注俄罗斯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来自肯特大学，俄罗斯政治与普京研究专家，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资深学者代表。

古尔纳兹·沙拉夫迪诺娃（Gulnaz Sharafutdinova），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

塞缪尔·格林（Samuel Greene），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

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来自伦敦大学学院，俄罗斯政治与安全问题专家。

在这份名单中，笔者保留了罗伊·艾利森与理查德·萨克瓦两位在上一轮研究中就被重点关注的学者，同时又选择了另外七位近十年来在英国俄罗斯研究核心议题上影响较大的学者作为代表，尝试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系统剖析，并且归纳其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俄罗斯保持强硬态度和批判立场是英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大部分英国学者都表现出该特点。但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示英国学者对俄研究的内容，笔者在主流观点之外，特意选取了部分对俄罗斯持有一定同情态度的少数派观点。笔者深知，二者在英国社会的受欢迎程度并不在同一层次上，对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少数派观点也同样代表着英国研究者的某些重要的思想理念，也应给予合理关注，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仍将用一定篇幅对其加以描述。

2014—2024年，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研究围绕着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这个核心议题展开，但要想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需要有其他多个领域的研究作为支撑。例如，怎样判断乌克兰危机的性质、怎样理解普京和普京体制、如何评估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目标与方法、经济制裁是否能够推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等。在回应这些关键问题的过程中，英国学者展现了不同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态度，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又展现出较为清晰的差异性思想流派。新的思想流派与旧有的思想谱系存在着显著的内在联系，但又出现了结构上的微妙变化。在此，笔者将以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学者的观点为基础，对此加以描述，并对其变化趋势给出简要解释。

整体来看，根据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的评估，目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板块，分别是强硬反对派（Hard-line Critics）、温和批判派（Moderate Critics）、中间议题派（Neutral Issue Studies）和亲俄理论派（Pro-Russian Theorists）。各种流派观点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也非常清晰，可以用于描述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现状。

（一）强硬反对派

持“强硬反对派”观点的英国学者认定，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就是俄罗斯政权本身，将俄罗斯界定为有强烈侵略性的国家，将普京政权认定为英国和西欧的威胁，同时也是全球秩序的破坏者。他们大多主张要以积极和强烈的反制手段扼杀俄罗斯的扩张倾向，摧毁俄罗斯维持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对俄罗斯持强烈抵触和反感的态度。毋庸置疑，强硬反对派是2014年以来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活动最频繁、声量最大的力量，也是英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力极大，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成果数量众多，各种观点良莠不齐，很多观点的情绪表达都非常强烈。为此，笔者选取了蒂姆·加顿·阿什和伊恩·邦德作为该派别的代表进行分析。

蒂姆·加顿·阿什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除在牛津大学任职外，他还兼任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对于欧洲历史和地区国际关系有深入的研究。阿什对于俄罗斯持极为负面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俄罗斯描述为一个强大而脆弱的独裁国家，认为乌克兰战争的根源在于普京政权以打败乌克兰来维持其生存和合法性。“普京不仅决心摧毁乌克兰的主权，而且通过独裁手段迅速加强军备，利用伊朗和朝鲜的武器支援，试图通过军事压制达到目的”。阿什擅长通过历史学视角解释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当代国际关系。在他看来，“普京试图通过重新殖民乌克兰来恢复俄罗斯帝国，为后帝国主义欧洲打开大门。为了确保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安全与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欧盟本身必须具备帝国的一些特征”。这种需要外因驱动来维持内政的战略模式，导致俄罗斯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内部动荡和分裂。

强硬反对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欧洲改革中心（CER）副主任伊恩·邦德。他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了28年，直接接触英国的对外事务与决策制定，离开外交部门后加入智库机构开展研究。邦德对俄罗斯总体持批判态度，并且程度逐渐加深。2014年，邦德将普京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出普京试图通过不合法的行为恢复俄罗斯的“伟大”，但这种做法只会带来贫困、压迫和孤立。2015年，邦德直接批判俄罗斯利用欧洲的分歧和对乌克兰的武装恐吓巩固其在乌克兰地区的控制能力，并通过虚假宣传和军事侵略分裂乌克兰，强调西方应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2017年，邦德批判俄罗斯仍未脱离帝国主义的阴影，仍将周边国家视为“特权利益区”。2018年后，邦德对俄罗斯的关注又转向其经济结构与西方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效果。“普京通过操纵选举确保自己再次当选，但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计划，表明他更可能在未来六年里继续推行民族主义和侵略性政策，而非经济改革”。普京的经济政策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波动，当价格高企时没有推动改革的动力，而在价格下跌时则缺乏资金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社会保障，这种策略将使俄罗斯陷入长期经济困境。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邦德对俄罗斯的态度急转直下，开始以更加系统犀利的观点对俄罗斯进行批评。邦德建议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应重点打击普京及其身边的精英，冻结他们在西方的资产，切断他们对西方金融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利用。而欧洲每天花费高达8亿欧元去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实际上是在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支持。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邦德多次强调乌克兰如果战败的后果，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直接摧毁俄罗斯的国防能力。

总之，强硬反对派的空前壮大是2014年以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趋势之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英俄关系的急转直下，让英国学者对俄罗斯表达出强烈的失望与不满情绪。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强硬反对派学者将攻击对象聚焦到了普京上，将普京政权定性为“邪恶”的代表，以此来反对俄罗斯的所有安全意图，这构成了其理论观点的核心。从研究方法来看，该类别的学者大多采用经验式的路径，核心逻辑是“因为俄罗斯之前如何，现在如何，所以将来会如何”。在此基础上又辅以大量的数据与案例表述，十分容易使政府官员与大众信服，因此也对英国的外交决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促使许多原本属于“中间反对派”的学者转变为强硬反对派，使中间派的力量逐渐变弱。伊恩·邦德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2014年左右还用修辞手法来拟喻俄罗斯的行为，到2024年则用大量的报告警示放任俄罗斯的后果，呼吁西方各国共同摧毁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很明显，英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的极端态度是一步步升级的，这也反映了当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温和批判派

温和批判派是近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重要派别，可以被看作英国学术传统在当前英国社会对俄极端敌视的状态下展现出的某种状态。总体上看，温和批判派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问题上的表现也持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与强硬反对派相比，他们避免以极端的表述和过分强烈的情绪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一派学者保持了“英国学派”传统的客观冷静、理性务实的态度，他们承认对俄罗斯的安全担忧，但仍坚持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念解释近十年来的一系列与俄罗斯有关的国际政治事件，其观点也更加符合学术标准。这一派别的代表学者包括安德鲁·莫纳汉、罗伊·艾利森与奈杰尔·古德-戴维斯等。

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莫纳汉的任职经历非常丰富，不仅在学术行业内颇有成绩，且与很多智库机构保持密切关系，还运营着自己的个人学术网站。也许正是这种兼具智库与学术机构研究者的双重角色，使得莫纳汉对于俄罗斯的理解多了一层理性和学术的意味。莫纳汉认同普京的领导方式是一种“民主的倒退”，包括对独立媒体的控制、减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直接任命州长、削弱联邦议会等。但他批评西方观察者过分地将普京形容为专制暴政的独裁者，认为这种形容并不恰当。他批判“普京学”（Putinology）是一种简单化的心理学分析，试图通过普京的个性来理解俄罗斯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方式常常将普京妖魔化。在他看来，“普京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对权力的掌控其实并不清晰，总统的指令也经常被忽略”。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将所有问题归结于普京一人的结论，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以西方的参照点去评判俄罗斯，忽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俄罗斯的战略是复杂的，谨慎地审视俄罗斯的战略不仅能揭示俄罗斯如何看待世界，也能解释俄罗斯如何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失败。”西方观察者常常无法“正常理解俄罗斯”，而且由于预期被打破，这种惊讶感持续存在，观察者必须在俄罗斯同时表现出来的强大与脆弱之间找到平衡。正因为如此，莫纳汉建议学界与政府部门不仅要关注此时此刻的冲突状况，还要具备战略远见，保持对俄罗斯的战略定力。

罗伊·艾利森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英国俄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他既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又曾经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负责人。艾利森的研究，选择从国际法专业知识和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层面阐述其对俄罗斯各种行为的观点。例如，艾利森认为，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进行的“可否认”干预行为，通过采取一系列合法性模糊的手段，试图重新定义地区规则，以破坏既定的国际秩序。例如，普京声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存在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公民的安全，并帮助当地居民表达自决的权利。尽管这些法律辩解缺乏国际法依据，但其仍试图利用法律语言来制造不确定性，减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但实际上，俄罗斯这种通过“自决”和“人民意愿”来证明其合法性的手段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的领土完整原则，尤其是处于俄罗斯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的克里米亚公投。艾利森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将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归纳为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即俄罗斯开始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改变既有的国际边界，并削弱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此外，他还特别讨论了乌克兰中立的可能性，认为俄罗斯对中立性的理解并不明确，其更倾向于通过控制乌克兰来实现其安全目标，而非单纯的中立安排。

奈杰尔·古德-戴维斯也是一位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和外交经验的研究者，对俄罗斯内部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剖析细致入微。在2016年，他就指出普京在总统任期内有两个主要目标：控制国家和促进经济繁荣，而普京的核心困境就是管理这些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达到该目标，俄罗斯制定了“主权全球化”战略，旨在利用相互依存来追求权力政治目的，也是其第一次利用经济关系——它的传统弱点——作为力量的源泉。但随后，包括能源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下降、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欧盟对俄罗斯政策的反应在内的一系列事态，导致俄罗斯在与全球经济互动中机会与风险之间的平衡发生了急剧而不利的变化。俄罗斯战略的瓦解鼓励了俄罗斯对未来悲观情绪的诞生，催化了乌克兰危机的发生。2018—2020年，古德-戴维斯重点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问题。他认为，尽管经济制裁被认为对俄罗斯这样的威权政权影响有限，但象征性地重申了国际规范，还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升级。2022年之后，古德-戴维斯重新聚焦俄罗斯内部政治结构。他认为，普里戈任的叛乱是普京总统任期中的一次全面危机，表明普京对国内局势的隔绝，以及他对乌克兰局势的误判，同时也暴露了俄罗斯安全结构的分裂，削弱了普京一贯宣传的“权力垂直化”体制。

总之，在过去十年中，温和批判派学者也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就研究者数量而言，他们仅次于强硬反对派，且在学术界占很大比重。他们之所以显得“温和”，并不代表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行为更加认同，而是他们更加坚持理性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更加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俄罗斯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他们将关注点置于俄罗斯本身，承认俄罗斯问题的复杂性，以求真实地反映俄罗斯的内部结构与战略目标，希望挖掘俄罗斯行为的深层逻辑，而不是像强硬反对派学者一样过多地宣传西方国家应用尽手段以对抗俄罗斯，或者用煽动性的语言来描述俄罗斯。当然，也正因为他们坚持以学术性的分析为基础，所以在社会舆论场的声量较之强硬反对派差距很大。但温和批判派集结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中坚力量，其观点更加值得分析和研究。

（三）中间议题派

回应乌克兰问题和讨论普京体制是近十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核心议题，但这十年的俄罗斯研究却不仅限于上述内容。为了更好地回应核心议题，很多专业研究者选择了对于当代俄罗斯的诸多侧面进行研究和展现，从多个视角为核心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这也是英国学术研究传统的重要体现。类似支撑性议题包括俄罗斯的信息权力、社会心理、战争形式等。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不会先入为主地对俄罗斯产生情感倾向，而是更加就事论事，或“就议题论议题”，客观呈现俄罗斯在该领域的表现后，再给予评价。由于这部分的内容更加学术化，在舆论场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塑造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根基。该类别的代表学者有古尔纳兹·沙拉夫迪诺娃、塞缪尔·格林与马克·加莱奥蒂等。

沙拉夫迪诺娃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她对俄罗斯的研究从传播政治学、公众舆论、社会心理学入手，以探讨俄罗斯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为主要目标，近年来十分活跃。沙拉夫迪诺娃认为，普京在总统任期内成功地将自己的形象宣传为俄罗斯公民共同民族身份的体现。这种民族认同来源于自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痛苦经历和羞辱，引发了强大的群体情绪并建立了社会共识。普京将这些情绪转化为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并且内化为例外主义意识，激发公民对外国威胁的警惕。普京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强硬决定确保了俄罗斯公民“不安全”的民族身份，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和自下而上的集体身份驱动过程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俄罗斯。因此，沙拉夫迪诺娃提出，传统地依赖于新制度主义和个体中心的研究范式，忽视了集体情绪和群体身份在政治决策和行为中的影响力，这导致学术界无法准确预测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等重大政治事件。

同样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塞缪尔·格林在俄生活多年，对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他的研究关注于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对抗和国家动员模式。格林认为，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能够在微观经济困境的背景下维持宏观政治稳定，部分归因于俄罗斯公民与国家间存在一种“疏离”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民对政治体制及领导人的明显不满，同时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地对执政精英的反感，这种反感成为在多个抗议场景中的推动力量。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前景将取决于其能否实现从被动反应型的公民动员向自下而上的议程设定过程的转变。格林还擅长通过访谈与民意调查等传统社会科学方法与社交媒体分析等创新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分析出俄罗斯的国家动员方式。俄罗斯政府通过媒体、学校、宗教机构等渠道，推动对普京的广泛支持，使用“楔子议题”，如宗教情感和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立法，来激发社会保守派的支持，化解反对派与支持者之间的意见分歧，稳固普京的政治地位。按照格林的观点，俄罗斯政府将普京塑造成国家生存和身份认同的象征，以使普通民众支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决策。

伦敦大学学院的加莱奥蒂主要从事对俄罗斯的战争和军事问题研究，对于俄罗斯混合战争（Hybrid War）和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理论有深入研究。加莱奥蒂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不是全新的战争方式，而是以往苏联军事实践的延续。这些战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非动能”手段，如信息战的优先使用、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整合以及政治和军事指挥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战争形式其实是一种非线性的“全面战争”，强调政治手段的优先地位，战争的主要目标通过破坏敌方的意志和能力实现，而并非通过直接的军事打击。加莱奥蒂在2022年出版的专著中对俄罗斯的战争形式进行了总结，指出俄罗斯的战争在近年将以“非接触”作战、流动性等特点，在非传统战场和多领域进行战斗，以实现“信息优势”和对敌对国家的整体打击。

分析中间议题派学者的文献著作可以发现，他们比温和批判派学者对俄罗斯的态度更加务实。该类别大部分学者的大部分著作中都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情感色彩，相对于其他类别的学者来说，更像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对一个物理规律进行探讨般研究俄罗斯的某项议程，在论证部分运用了大量的定量与实验方法，以求得出准确客观的数据，最后再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论。最后的评价或许是说明形式的，也或许是深刻的批判，但至少这些学者并未将情感态度代入到研究本身。这更符合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革命后的研究范式的要求，其得出的结论更具学术性。

（四）亲俄理论派

尽管在过去十年里，对于俄罗斯的批判、斥责甚至谩骂，成为英国社会舆论对俄的主要声音，英国学者对俄也大体上抱有负面印象。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少部分英国学者没有改变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基本立场，构成了所谓的“亲俄派”。亲俄派的学者其实未必真的对俄罗斯有好感，很多时候或是因其对俄罗斯政策的同情性解释，或是因为对西方立场的批判，而被打上了“亲俄派”（Pro-Russia）这样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标签。但这样的表述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类学者的对俄研究态度。同时，该类学者通常以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为切入点，对俄罗斯的战略与行为进行理论性阐述，故笔者也将这些学者称为亲俄理论派。

该类别当之无愧的代表是肯特大学的理查德·萨科瓦，他是过去几十年来英国学术界“亲俄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能够基本反映英国亲俄理论派学者对俄研究的主要认知。2015年，萨科瓦指出，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瓦解，既是乌克兰危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场危机是1990年《巴黎宪章》所阐明的创建“完整和自由的欧洲”愿望未能实现的三重失败，即欧盟的行为从规范性转向地缘政治战略，未能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制度化，以及未能在欧洲大陆建立规范和地缘政治多元化框架，这意味着俄罗斯被排除在欧洲新秩序之外。在与乌克兰签订东部伙伴关系和联系国协议的背景下，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欧盟和大西洋联盟走向了一种更加封闭和普遍的大西洋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却从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的立场转向了更具批判性的新修正主义。萨科瓦对俄罗斯的研究态度并没有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转变，而是根据新的素材调整了理论依据。他认为，普京的治理应该定义为“管理型威权主义”。在这种模式下，俄罗斯虽然具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实质上受到高度控制。普京通过掌控总统职位和限制反对派的手段，确保了政府的稳定和延续，其代价是牺牲了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和活力。为了描述当代俄罗斯的性质，萨科瓦提出了“主权国际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俄罗斯并不是颠覆性的修正主义国家，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试图破坏整个国际秩序。相反，俄罗斯的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北约和欧盟的扩张政策，反对这些国家的“干预主义”，以此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的目标。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担忧往往被夸大，形成了一种“俄罗斯恐惧症”（Russophobia）。这种恐惧源自历史上西方将俄罗斯视作威胁的刻板印象，忽视了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更为复杂的动机，导致双方的对立加剧，而并非基于现实的威胁。

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后，萨科瓦探讨了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重点关注了两种不同国际关系范式及其引发的对立。他指出，“俄乌冲突暴露了后冷战秩序中两个关键范式之间的矛盾：国家自由选择安全结盟的权利（主要由西方强调）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由俄罗斯强调）”。这些原则都属于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但在欧洲安全的语境下，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冲突的爆发。此外，俄乌冲突不仅是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还是两种对国际秩序本体论截然不同的理解之间的对立。俄罗斯将国家关系视为持续斗争的场所，强调主权、权力平衡和不干涉原则，而西方则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能够超越国家间的竞争，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这种本体论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处理冲突时难以达成共识。

从萨科瓦的观点中可以窥见，亲俄理论派学者跳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给予了俄罗斯同样的学术尊重。这些学者并未将俄罗斯当作“敌人”，而是同样视作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来对待，试图用权力原则、国际秩序本体论、安全理论等理论路径来解释俄罗斯的战略动机与行为原因。这种研究态度同时摒弃了“欧洲例外论”和“俄罗斯例外论”两种研究偏见，承认行为体的复杂性，呼吁学界与民众深刻系统地理解俄罗斯。遗憾的是，亲俄理论派的学者数量并不多，声音也不够强，很多原本亲俄的理论学者也逐渐转向抨击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这也可以看出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结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温和变革时期

如果将英国的俄苏研究视作一段完整的历史，那么从2014年到2024年的十年时间可以看作是一段较为温和的变革时期。在英俄关系剧变的背景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转型时代”的基本研究议程，转而开启了一段以乌克兰问题为核心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英国对俄研究的议题、议程、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都出现了明显的“变革”，这也促使英国学界出现了清晰的代际更替。

从议题层面上看，英国学者这十年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如何评价普京政权”和“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挑战”这三个问题展开。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和理念，都是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回答。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核心问题，研究者还相应衍生出诸如经济制裁研究、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研究、俄罗斯外交战略研究等支撑性子议程。各层次议题研究形成了一个以“乌克兰危机”为核心的议题网络，并不断产生优秀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学者这十年的对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聚焦。

从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来看，近十年来英国学界对俄罗斯的批判和抨击之声愈发强烈，整个学术界在对俄立场上更为强硬。尽管仍存在部分理解和同情俄罗斯的声音，但在人数与声量上都非常有限。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智库研究者，都更加倾向于以强硬的立场与态度应对俄罗斯的挑衅。作为这种趋势的结果之一，强硬反对派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已经成为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主流，很多原本对俄较为温和的学者在这一阶段也都转向强硬。即便是那些归属于温和批判派和中间议题派的学者，虽然在研究出发点方面相对中立，但他们关于俄罗斯的大部分研究结论也都较为负面。这种立场和态度上的变革实际上驱动了研究者的代际更替，在研究议题方面更加接近乌克兰危机主题、对俄态度更趋强硬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迅速崭露头角。而他们走到学术舞台中央之后，又会反过来促使英国学术界对俄更加强硬。这种底层逻辑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估过去十年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一个基本标尺。

当然，这十年的英国俄罗斯研究仍然延续了英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的优秀传统。新一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以经验主义为主，同时结合了英国哲学传统中的实用主义与多元主义。他们也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分析工具。这些都彰显了英国俄罗斯研究中尊重优秀传统、开放包容的特点。

综上所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开启了英俄关系的新阶段，推动了英国俄罗斯研究进入温和变革的新周期。然而，截至2024年，乌克兰危机尚未缓和，这个围绕乌克兰危机形成的特殊历史时段仍在延续，其结果尚不可知。因此，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在现有的路径中前行，为我们的学术史书写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