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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0多国记者对话:中国吃“和平红利”,美国吃“战争红利”
来源:人大重阳
摘 要
●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1年,称之为“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第二个阶段是2001-2012年,这十年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第三个阶段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可称为“中国改革全球治理”。
●中国对特朗普回来重新执政,中国社会、中国学术界甚至我猜想中国政府是有心理预期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这就是中国式的自信。
●特朗普2.0时代,再大的暴风雨中国也有能力承受,中国也不会让美国所谓遏制中国的政策得逞。
●过去15年世界经济在GDP层面上,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进步,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美国。很明显过去的15年,我们会看到在AI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第四次科技革命百分之八九十都发生在中国和美国,欧洲、日本都在衰落。
●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要努力实现4.7%-5%之间的连续增长的幅度,这样能够保证在2033-2035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俄两国之间有4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前年,我曾带着孩子开车从黑龙江沿线顺着界河从漠河一路开了将近1000公里到黑河。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至少在我看到的1000公里的边界线上没有任何一个士兵,由此可见,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俄乌停火应该很快就会到来。在现有的范围之内采取暂时的停火,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在2025年应该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要签署和平协议彻底解决俄乌之间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特朗普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重复拜登的政策,拜登是在玩火,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比拜登更加可交易性。事实上,如果民主党不断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的话,那将加速两岸问题统一的进程。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台湾这张牌,但是如果说过去这张牌能发挥出大王、小王或者一个炸的作用的话,现在,这张牌就是一个单牌,它越来越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
●过去的500年西方之所以能够成功崛起,吃的正是“战争红利”,越多冲突与战争,他们越可能在战争和冲突中崛起。而中国希望创造的是“和平红利”,这个世界越和平、越安全、越合作、越开放,中国与其他国家都越能不断获利。
讲解与问答正文
王文:非常感谢记协的邀请,每年11月份经常被称为“全球治理月”,因为11月份会召开几个重大会议,比如马上要召开的G20峰会,APEC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涉及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中国历史上对“全球”概念比较淡薄,更注重的是“天下”概念,一个抽象化的全球。
那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全球治理有真正的参与度的呢?我的感受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以前毛泽东时代,中国有一种红色革命的情怀,希望在全球推动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些想法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淡化了。
所以,今天我把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1年,称之为“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第二个阶段是2001-2012年,这十年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第三个阶段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可称为“中国改革全球治理”。
融入全球治理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寻求主动融入到整个全球体系。融入全球体系,大概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解释。在经济方面,中国不断吸引外资,希望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在安全方面,中国反对美苏军备竞赛,支持核不扩散行动。在政治方面,中国推动中美建交,开始缓和跟整个西方体系的关系。
具体来讲,在经济领域,中国在1980年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到1995年中国开始对加入WTO进行谈判,中国跟IMF以及相关的一些国家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安全领域,中国提出防止核不扩散条约。在政治领域,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交,1983年和欧洲共同体建交,1998年和欧洲签署科技合作协定,1997年、1998年中美元首开始互访,这些都显示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努力融入了全球治理。
参与全球治理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开始参与全球治理。200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年,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911事件发生以后,中美反恐合作开始。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增加对美国债务的购买,帮助美国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那时候全球治理形势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西方主导向“东西共治”转化。这也促使中国开始参与全球治理。
怎么参与全球治理呢?第一,就是中国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全面兑现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诺。第二,中国不断改革以IMF、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也接纳了中国,邀请中国人担任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很多高级职务,比如林毅夫先生担任了世界银行副行长,朱民先生担任了IMF副总裁,在这以后这两个岗位经常会有中国人出现。
在安全领域,中国开始不断往外派维和部队,现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里,中国人数是全世界最多。在气候领域,从2001年开始,中国就参与到了全球气候治理中。那个时候,在中国参与到气候治理还是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相当多一部分中国人是不同意参与气候治理的,认为提出气候变化就是西方的阴谋,现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说这个观点了。
改革全球治理
到2012年,中国从第一个阶段“融入全球治理”、第二阶段“参与全球治理”到了第三个阶段“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就不断地提出全球治理变革的主张及大量全球治理理念变革的设想和平台。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在中国牵头下分别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两个银行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巨大补充。2016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2020年正式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1-2023年,中国相继提出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除此以外,中国还不断推动主场外交,比如2014年中国召开APEC峰会,2016年在杭州的G20峰会,2017年、2019年、2023年又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金砖领导人厦门会晤,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2024年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这些主场峰会都是中国提出全球治理改革理念的重大场合。
新的十字路口
现在,全球治理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在政治领域,现在全球治理讨论的是要以联合国为核心还是单边主义。比如说,以色列就公开反对联合国,要推行单边主义,美国对联合国的尊重程度也越来越差,尤其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我觉得联合国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在安全领域,全球治理面临着两类非常重要的矛盾和十字路口,一类就是要和平合作,第二类就是要冲突和战争。几天前我在瓦尔代俱乐部2024年年会上俄罗斯见了普京总统,向普京总统问了一个“是否会接受美国‘联俄抗华’建议”的问题,还在这个会议上与各国学者交流。我呼吁停火,但是一些学者并不同意,他们还是希望继续用战争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所以,和平和战争,就是两类不同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
经济领域,一类认为是发展优先,一类认为是“去全球化”。金融领域,一类是要推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类就是要继续巩固美元霸权。气候领域,一类主张落实巴黎协定,一类要固守传统能源。比如特朗普上台他,一定会固守传统能源。两个星期前我去中东开会,与不少中东学者交流,我发现这些国家对传统能源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科技领域,一类全球治理观点认为要科技普惠,共享高科技的发展,一类以美国为中心就是要“小院高墙”,要守住所谓科技技术不跟其他人分享。当然还有其他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反恐、病毒、难民等等,都存在着全球治理的抉择,而且是十字路口般的抉择。
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的主张非常明晰,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和平合作、发展优先,推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落实巴黎协定,推动科技普惠等等。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从融入到参与、到积极地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有将近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就是要共商共建共享,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实际上是“干中学”,一边做一边学,现在中国要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我们希望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变革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去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点,一是人口众多的现代化,二是人和自然共生的现代化,三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五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1522年欧洲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第一次环绕地球一圈后,人类进入到现在的真正全球化时代,地球是圆的,这是500年的全球化历史。过去500年全球化的历史里面先后崛起了九个称得上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但是这九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崛起进程中都是伴随着战争、殖民、灾难、难民。只有中国,过去40多年的崛起进程中,希望是和平、合作的,而且也实现了和平、合作,及不断推进持续性的和平的崛起。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和挑战也非常大,但是中国始终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合作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去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而不是革命。
这个月我们将召开G20、APEC,中国也会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期待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主持人:谢谢王院长,接下来我们进入自由交流环节,记者朋友如果需要提问的话请举手。
CGTN:您刚刚的讲座当中,曾两次提到未来将会举办20国集团峰会和APEC,所以我的问题是,除了之前中国所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之外,在未来的几场全球峰会上,中国是否还会提出新的全球倡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尝试加入全球治理,我记得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要在APEC的框架之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倡议。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一直努力地推进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什么时候可实现?谢谢!
王文: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关于中国未来会不会再提出新的倡议,我的预测是,习近平主席对全球治理的构想仍在完善中,我相信,他一定还有更多推动全球治理变得更好的新措施和想法。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提出哪些倡议,但是我认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想法和措施还在“干中学”,面对当下的一些新问题,还在不断地调整完善对全球治理的一些构想。
关于自由贸易的设想。2014年APEC峰会到现在,中国已经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近年来,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速度较慢,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全球治理现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国家不相信自由贸易,他们相信的是公平贸易,现在签署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愿意采取更多单边开放措施推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中国采取单边开放的措施非常多。过去的一年左右,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单边开放,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年单边对欧洲在内的十几个国家进行了144小时的免签政策。另外,中国还对一些欠发达国家也是单边开放,单边让利,对他们的货物采取了免除关税的措施。当前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某些国家希望“去全球化”,甚至是反全球化,但是中国始终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推动全球化,自由贸易相关的内容是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西班牙国家报:我想请问一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是否会对中国未来的全球治理愿景以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产生影响?我们知道欧盟最近对中国新能源车实施了贸易关税,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和欧洲当前的贸易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实际上关于特朗普的重新回来执政,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学术界是有心理准备预期的。
我也是一名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关于特朗普重新回来执政会带来的各种变化,文章已经写过很多了,无论是内部文章还是对外发表的文章。所以,中国对特朗普回来重新执政,中国社会、中国学术界甚至我猜想中国政府是有心理预期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这就是中国式的自信。
其次,我也并不认可像欧洲一些国家对特朗普那样的批判,说特朗普就是一个恶魔,是一个妖怪,是一个混蛋。欧洲包括美国一些媒体批评特朗普,我们不应该以那样的方式看待特朗普,恰恰相反,中国做好了准备跟特朗普政府更好地去管控中美现在的分歧和一些矛盾,而这样的管控能力,我认为中国是具备的。尽管我们对特朗普时代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是有心理预期的。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崛起,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特朗普有能力遏制住中国。
特朗普1.0时代采取政策包括,2018年发动贸易战,2018年软禁孟晚舟,以一国之力打压华为,进而发动了非常猛烈的科技战。2017年、2018年美国包括欧洲的一部分力量对在香港、在新疆问题上捣乱等等的一些意识形态战、认知战,没有一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是成功的。
今年我刚去过新疆,新疆现在变得越来越稳定,没有被外部势力破坏。过去的六年新疆没有发生过一起恐怖主义事件,外国记者肯定很多人也去过新疆,现在新疆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今年我还去了一次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后,香港已经完全从2018年、2019年的混乱中走了出来,变得非常稳定。
2018年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到现在中美贸易额过去六年仍然稳定在6500-7000亿美元之间,比2017年贸易战之前提升了20%左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非但没减少而且还增加了,说明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失败的。
还有科技战,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我们的芯片取得了巨大突破,华为非但没有被美国人打垮,过去几年每年营收增长百分之二三十,一个多月前还推出了华为三折手机,可对折了三次。反观我们现在把苹果手机称为“三折”手机,因为它的价格是华为的30%。可见科技战美国也是失败的,拜登政府几乎完全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是也没有得逞。所以,我认为特朗普2.0时代,再大的暴风雨中国也有能力承受,中国也不会让美国所谓遏制中国的政策得逞。
从2017年、2018年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和遏制政策之后,美国从总统到国务卿,对中国简直是大放厥词,用了很多恶劣的词攻击中国,甚至抹黑我们的领导人。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国保持着战略的克制和战略的耐心,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除了中国外交部必要时对美国采取了话语的反击和批评以外,中国的所有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批评过美国、公开骂过美国的领导人,没有!
为什么?不是中国不敢,而是中国保持着战略的理性、战略的诚意、战略的耐心、战略的韧性、战略的克制,希望能够管控中美之间的矛盾。如果你骂我一句,我再回你一句,你再骂我一句,我再回你一句,两国的矛盾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理性,我认为,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政府高官是没有理性的,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小丑。但是,中国政府保持着必要的理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是用最大的战略耐心去管控中美之间的矛盾,也用了最大的包容政策去更好地处理中美之间的所谓战略竞争,去推动中美关系的止跌企稳。
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都在不断地建议,中国可以对欧洲那么多国家公民进行免签,为什么不努力推动对美国公民的免签政策呢?我们不断在建议,我相信这个政策中国政府是能听到的,说明中国人对美国人还是很包容很开放。
中美关系的未来不是由美国一家决定的,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有一定的决定权,中国希望能够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希望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也讲过,中国愿意成为美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对此,中国是有战略诚意的,对欧洲同样是如此。谢谢!
中国日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王教授,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认为自身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那么您认为中国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对于中国自身的外交以及改善变革全球治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谢谢!
王文:尽管“全球南方”这个词过去半个多世纪都存在,但是最近两三年才变得流行起来或者说越来越火。正如同这位记者问到的,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来源于西方的挑战,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南方”、“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的概念,这些词在很多欧美国家学术界已开始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是“全球东方”,他们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叫做全球东方,进而挑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内部的一些矛盾的挑战,比如说印度一些学者就认为印度是“全球南方”的领导,中国不是“全球南方”国家,他们希望把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列。前天我见了不少印度媒体朋友,很坦诚地跟印度朋友说,没关系,如果印度想做全球南方的领导,我们中国会支持的,我们不想争那些“面子工程”,但是我们都是“全球南方”国家,为“全球南方”变得更好我们共同努力。这次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印度国家领导人在喀山会面后,中印关系开始转好、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出现缓和。
第三个挑战就是关于“全球南方”包括中国能否持续性发展的挑战。当下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确在群体性崛起,但是群体性崛起的进程并不是很顺利,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研究了2008-2023年间各个国家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额的比重,15年间,中国的GDP比重从2008年的8%上升到了18%,提升了十个百分点。美国是从2008年的23%提升到了25%,提升了两个百分点。但是,全球蛋糕份额百分之百,如果中国提升了十个百分点,美国提升了两个百分点,谁下降了呢?这12个百分点从谁那里拿来的呢?过去15年间,日本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G7国家的另外5个国家各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在过去15年间增加的12个百分点是G7国家里面的另外6个国家丢掉的,这6个国家丢掉了大概十个百分点,还有两个百分点是其他国家丢掉的,比如说韩国丢掉将近一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丢掉了零点几个百分点。所以,过去15年世界经济在GDP层面上,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进步,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美国。
很明显过去的15年,我们看到在AI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第四次科技革命百分之八九十都发生在中国和美国,欧洲、日本都在衰落。当然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比如说像巴西、俄罗斯、印度微微有变化,印度提升了0.2-0.3个百分点,俄罗斯和巴西大概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变化都不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全球南方”国家能否保持着可持续性的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现在的经济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我们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中国的刺激政策越来越强,中国的经济也走上了复苏的道路,9月份、10月份中国经济各方面的数据都还是不错的,今年应该能保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要努力实现4.7%-5%之间的连续增长的幅度,这样能够保证在2033-2035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一定能带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增长,进而拉动整个全球南方国家持续性的地步,这样就能实现刚才这位记者讲到的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崛起的进程。否则,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实现可持续性,所谓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就只不过是一场幻想。
所以现在关键的关键是,“全球南方”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速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作用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实现中国未来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进而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都保持在三分之一,30%左右。未来10年,我认为中国是有信心继续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谢谢!
台湾联合报: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之前曾就中美俄关系,向俄罗斯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提问,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表示您认为乌克兰危机将很快结束?第二个问题,美国大选已经结束,您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与拜登政府将有何种差异?谢谢!
王文: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大国关系的关键。我上周在俄罗斯待了三天,参加了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每年普京总统都会参加这个年会,我有幸连续8年受邀参加。今年我再次见到了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并向他们提问,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关注“人大重阳”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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