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剧《西北岁月》日前在黄金时段开播，以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再现了西北大地上党组织的成长、壮大，并成功建立根据地，为此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递革命火种的先行者之一。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星星之火，首源于此。
电视剧《觉醒年代》对此也有详细描绘。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怒火，西北风云从此激荡，亦属必然。
一、李大钊的迷茫
李大钊曾经是彷徨的。
早年时，李大钊入私塾，按部就班，读四书经史。1902年13岁时，他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因污卷未中”，这让他心里非常难受。这段时间的李大钊，应该说还是封建科考下的棋子。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第二次应科举考试，先后通过县试、府试，却不想科举停办，于是只好转到河北省永平府（府治在今卢龙县城）中学堂读书，“学习启蒙科学”。从这时起，随着眼界的开拓，李大钊开始逐步向一个革命者转变。18岁时，他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入学考试，他自述，“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奈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这时的他，已经有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宏大志愿。随后，他“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16岁之后的求学经历中，李大钊字号常有变更，“铁尘”“寿昌”“严明”等等，都是他在同学录中用过的字。这或者也是他那段时间，在中华大地绝望之时彷徨寻路的一个心路体现。
1908年，时年19岁的李大钊作《登楼杂感》诗二首，中有“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之句——当时，他才19岁啊，正是风华正茂、旭日初升之时，怎么就“半老”了呢？其心绪文字颓靡如此，读来令人感慨：当年那些欲寻求救国之路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到底背负了怎样的重担，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啊？
更令人痛惜的是：在19年之后，年仅38岁的李大钊就英勇地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一事无成嗟半老”，竟是一语成谶。
应该说，1918年之前的李大钊，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大于革命者的身份。这期间，李大钊关注并加以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根本制度之外的“癣疥之疾”，比如就袁世凯欲裁除各省督抚的问题，引发了李大钊对于“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思考。但他关注的这些问题，大抵是中国社会的表象问题，并不触及中国的根本。不过，随着见识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早年较为颓萎的情绪在李大钊的文字中越来越少，比如他曾写文与陈独秀就青年人自杀率增加进行辩论，并批评陈独秀文字过于沉沦顿踬，这时期他的文字，虽然依旧有“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的踌躇，但“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的勇毅强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
二、从彷徨到奋勇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绝望之处，必有奋勇之士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不绝的原因之一。
1918年，是李大钊向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转变的重要节点。是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处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前沿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交流更加频繁，他的思想也迅速发展。同年7月，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发表于《言治季刊》第3册，其文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与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在文章的结尾，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在关注到“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钊与那个时代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心忧多灾多难的中国，却都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甚至于后来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也不例外。但在关注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的态度在渐渐转变。1918年，他在发表的《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对“非少数人暴恣的多数人合致之强力”给予了肯定。而在同年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中，李大钊更是大声地为“世界的无产庶民”鼓呼，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的觉醒，胜利属于他们；他为“十月革命”展示出来的群众的力量惊叹：“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满怀激情地畅想：“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可以说，1918年的李大钊，开始从彷徨走向奋勇，开始成为中国新青年的领路人之一，由于“过去人物使人绝望”，他参与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关注中国青年的成长，“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他奖掖后进，对同年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多方关照，不仅常常给予新文化学习方面的指导，还数次关注毛泽东的月薪够不够吃饭。他对毛泽东青眼有加，视他为“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这一年，李大钊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找到了中国的方向。这一年，他在自己的白话诗《山中即景》中写道：“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其襟怀开敞、豁达乐观之处一望可知。从1908年时的“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到1918年找准方向，“翘首以迎新文明曙光”，他用了整整十年。
三、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9年，中国刚在“一战”中成为战胜国的欢呼声尚未散去，巴黎和会的屈辱接踵而来，一切爱国者都愤怒了，北京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同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该期由李大钊主编，为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旗帜宣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李大钊对于五四运动和腐朽的北洋政府的一个回应。从这时开始，李大钊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欣赏，开始与毛泽东等人商议组织留俄队，鼓励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并藉此考察俄国革命。也是从这时起，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大批青年如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团结在他和陈独秀的周围，为中国的前途思考、呼喊。
1920年，陈独秀等人建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后，不少地方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共产党组织。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的发起组通知各地党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未能参会，但在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成立，李大钊担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天津、唐山、太原等地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此后的时间里，他指导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一大批的爱国青年在他的感召或直接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砥柱中流。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在报告中称赞李大钊和陈独秀为“颇有影响的工作者”。
这一段时期，李大钊的共产主义信念越来越坚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针对发展实业富裕下层农民的改良观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他坚定地确认，中国必须有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才能改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北洋政府惊恐万状，开始频频在密电中要求有司“切实侦查”李大钊的活动。“二七”惨案后，为避免被捕的危险，李大钊从北京去到上海，住在一个和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朋友家中。但仅住了两天后，李大钊担心这会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毅然决定搬出，以示和军阀势力决绝。由此一桩小事，我们也可窥见李大钊坚守信仰的决心、勇气和雄果。
从1920年起，为促进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了加强两党合作，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但他同时也毫不避讳自己的信仰，“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越来越成为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它们频繁发出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对此李大钊置若罔闻，继续革命工作，他鼓励青年们，“不要回顾，不要踌躇，一往直前”。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逮捕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并且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于4月28日下令绞杀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为社会主义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被捕后，李大钊泰然自若，在狱中作自述，平静叙述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慨然赴死，最后的愿望仅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爱国青年，不事株连。
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2年后，在一代被他感召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们的浴血努力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守常先生，可以瞑目了。
(本文中所用的李大钊先生的史料，均来自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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