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是70后，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想先讲几个关于八九十年代的，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八九十年代，电子商务没现在发达，出门主要携带现金，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如果稍微携带多一点现金出门，临行前要在贴身内裤上缝一个口袋，把现金密封在口袋中，到了地方再拆开取出，外衣中只敢装少量路途中用的钱。
二、邻居家男主人，九十年代初送考上中专的女儿去上学，将女儿送到学校后自此杳无音讯一一十余年后听传，因其随身携带的三四百元钱惹眼，被几名老乡抢劫杀害，抛尸荒野。
三、87年左右，我就读的中学（初中+小学）进行过一次“帮派摸查”活动，一千人不到的学校，帮派组织多达百余个，仅小学生中就有70余个，“全真七子”“插子（云南话意指匕首）帮”“酸菜帮”“瓜子帮”“仙女帮”……不一而足，你可以认为这是小孩子淘气的调皮行为一一但人家欺凌同学、拔毛（抢零钱），甚至合伙偷鸡、偷东西的事没少干。而那个时期，公审大会甚至公开枪决犯罪分子是常见的事，为的当然是“震慑”。
四、95年到海南上大学，车过海口，城郊结合部见到最多的标语内容是“警民团结，打击持枪抢劫犯罪”。
至于“飞车党”“车匪路霸”等等专有名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知道了，那是专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烙印，“飞车党”指骑着摩托专抢擦身而过的路边行人的挎包、项链，甚至金耳环的犯罪分子一一被摘走金耳环拉坏耳朵的事所在不少。“车匪路霸”则专抢司机这个身上一般现金不少的群体，抢钱杀人是常事，甚至于私设路卡，买身制服穿上，明目张胆勒索的事也不少。
现在，你也许打出租车时还会看到司机位置的金属隔离栏，那就是九十年代末期兴起的一一专门防犯罪分子伪装乘客劫杀出租车司机的。
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治安逐渐好转。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法治社会的逐渐健全。
当然，科技力量或许也是不可忽视的。
发生在新世纪初期的“周克华系列抢劫杀人案”是最明显的例子，周克华在作案中早就被拍到过，但受限于当时的大数据技术，警方得一帧一帧地进行影像比对，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难以完全锁定凶犯一一致使其8年时间内多次在闹市区作案皆能全身而退。
而今天呢？
“天网系统”疏而不漏，电子定位技术、快捷支付技术，客观上已经让偷盗者偷无所偷，盗无所盗，“伸手必被捉”一一犯罪成本大为增加。
这对社会冶安的好转，是有极大助力的。
所以，社会治安好转，与科技力量带来的高压态势是分不开的。社会上，因各种不满带来的戾气依然普遍存在，“深水区”依旧在探索中，远没到“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时。
当下的社会戾气真的重吗？
恐没有那么重，但也不容忽视。
当下，法治观念事实上已经比较深入人心，遇事走程序也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至于网络上喊打喊杀的声音一一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至少也算一种渲泄。
谈到当下的社会戾气，总会提到最近几起恶性案件，但其实这些案件中嫌犯明显具有反社会人格，针对无关人群进行报复，这种极为极端的人，在社会中是很少的，对社会治理并没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消解社会戾气，基层的治理能力非常关键一一它能有效避免不满情绪的累积。
但不乐观的是，基层治理能力近年来恐是在下降的。
内卷背景下，考编上岸成了多少人的终级目标，公务员招考学历要求水涨船高，以往影视中多为老大爷老大妈形象的街道办管理人员，现在多是硕士、博士一一其实，在这样第一线的与最基层普通群众打交道的岗位上，学历真的该是第一门槛吗？
推而广之，好多公务员岗位，招考时规定有两到三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恐比单纯看学历更为合理。
试想，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假如是一位刚出校园就进入体制的博士生，他的法律条文也许能倒背如流，但他可能在认定因伤致误工一个月的时间时，会引法据文只肯认定22天一一因为国家法定双休嘛，他也许永远也理解不了有的人为了生活，可以365天全年无休！
手有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经验，不能共情普通群众，是会闹出“何不食肉糜”的笑话的，也是会导致不满累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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