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藏山下的东龙潭，也就是“澄江十景”中“东浦流虹”的起点，东龙潭畔的层青阁，曾经是当年西迁澄江的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办学旧址，现在是澄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
据记载，层青阁本来建在东龙潭涵碧池中，原址上本有过一座涵碧亭，因年久芜湮，1931年在旧址上重新修建了阁楼，命名为“层青阁”，阁门上遒劲有力的三个字，为清末书法家李增所书。
如今，东龙潭胜景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所职业学校，层青阁就位于校园内。它于2003年全面重修，依旧保持着民国时候的旧观。
阁前的石拱桥下，有着泛黄的一沟水，这应该就是当年的涵碧池旧地吧，但它已经难以蓄水，桥，便也只是起到装饰作用了。
时光逝去，人已凋零，只有修葺一新的层青阁依然静静地矗立着，为我们讲述着70多年前中山大学的故事。
国破家仍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东部广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全在日本侵略者重点攻击范围内，南方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学，不得不先从广州迁到罗定，又预备再次迁校。校方考虑了几处地方，均不够满意。
巧的是，当时澄江人吴信达正好在中山大学教书，于是他做了穿针引线人，建议校方迁往他的家乡澄江。
中山大学经过多方考察后，觉得澄江非常不错，是个办学的好地方。原因有三：
其一是澄江距离昆明较近，交通总体上来说还算便利，信息方面也不至于太过闭塞。
昆明自重九起义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虽然军阀纷争，战乱频仍，但且喜的是不管是唐继尧、顾品珍，还是龙云均较为重视教育工作，使得云南当时向外学习的气氛比较浓厚。
其二是澄江风光优美、民风淳朴，不管民间还是政府机构，对于搬迁而来的企业和学校都比较热情。
西南联大的例子或者最能说明云南人对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大学的态度。在中山大学西迁之前，由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经落户昆明。三所大学的经历与中山大学类似，它们最初是迁到长沙，取名“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日寇兵锋南指，不得不再次南迁。
得知长沙临时大学有搬迁昆明的意向后，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非常重视。1938年初，获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一行人即将到由越南转道昆明，考察校址并筹办联合大学的消息后，龙云立即指示河口、昆明以及沿途政府机构人员做好接待工作，西南联大筹办人员到达昆明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龙云便将自己公馆的一部分房间借给筹办人员住宿、办公，昆明的一些士绅也无偿将自己的房产借给筹办人员使用，让西南联大的筹办人员感受到了宾至如归的温暖。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很快在昆明安下了家，并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的热情，显然也触动了正考虑重新选择新校址的中山大学。
其三是澄江地区寺庙众多，可以为中山大学提供必要的办学场所。接纳中山大学在此办学。这也正是后来中山大学各个学院分布于澄江各处寺庙的原因。
于是，从1938年10月开始，近两千名中山大学的师生辗转从广西、越南、香港等地向澄江迁徙。他们有的从滇越铁路乘火车，有的经越南乘船，更多的师生则只能徒步，开始了漫漫的西迁之路。
一路上有多难？今天早已习惯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铁路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了，只能从当时西迁的中大师生们记录下来的只言片语中略窥一斑。
西南联大决定南迁后，部分师生从长沙将行李进行托运，可路途上却遭到了押运人员以及一些地方关口人员的刁难，行李被扣押10多天，“好不容易找到个股长，却被其厉声斥责，无奈之下找到个愿意出车运输的商人，却一路坏车，辗转折腾，耗费无数，苦不堪言，负责押运的人员有难于上青天之感。”
当年参加押运公物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教授，曾写下《西行志痛》，其中提到他们同一批出发的43人，仅有27人按时到达澄江，可见路途之坎坷。
这真是——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啊。
中山大学这次大规模的西迁前后历时半年有余，到1939年2月，辗转到达澄江的各院系教职员工245人（校本部人员未计在内），学生1736人。其后一段时间，陆续有人员到来，最终大部分师生终于于1939年春天在澄江复课。
“得以弦歌不辍，游息有所，皆拜诸君之赐也。”这是中山大学离开澄江时，留下的《告别澄江民众书》中的一句感谢澄江人民的话。
到家了！这是饱经流离之苦的中山大学师生们到达澄江后最深刻的感受。
是的，到家了。国破了，同胞还在，温情还在，文化还在，抗争还在……这些在，家就在。
“中大寺庙缘”
中山大学迁到澄江后，因一时难以找到大的场所和建筑，让学生们济济一堂，又为了尽量不影响当地人的正常生活，于是便将学校拆分开，各学院散布于澄江各乡镇，选用寺庙等平时闲置的场所，作为教学场所。
右所镇的不少寺庙，就因此与中山大学“结缘”。
据统计，在右所的寺庙中，玄天阁成了法学院，东岳庙成了工学院，医学院在三教寺，理学院在层青阁。当年的中山大学学子们回忆说，他们将寺庙里的佛像用幕布遮挡起来，就当作教室开始上课了。
今天，在这些当年接待过中山大学师生们的寺庙，已难觅当年师生们教学的痕迹了。
位于东龙潭边，看上去最为华美的层青阁，已然不是当年的模样了。2003年重修过的层青阁，坐落在澄江职业高级中学校园内，从它的名字“层青”看，当年的层青阁应该是显得巍峨壮丽的，但现在这座三层的阁楼，对于看惯了高楼的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巍峨感，而是一种精致感了。朱门白墙的层青阁，色泽鲜亮，多了些光彩，却少了几分沧桑。
作为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层青楼里收藏了部分当年中山大学师生们遗留下来的物品。阁楼的第一层，陈列着一些中山大学当年在澄江办学的资料。阁楼的第二层是一些显得非常陈旧的桌椅，其中一张是1940年中山大学迁离时一位姓金的教授赠送给当地人的，有一张书桌上则用纸写着 “杨遵仪院士在澄江之办公所在地”几个字。
这里提到的“杨遵仪院士”，就是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随着中山大学迁到澄江后，杨遵仪先生不畏辛劳，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几乎跑遍了澄江东部山川，不仅对澄江地质构造及古生物做了勘察研究，还调查了澄江附近磷矿资源的分布和储备情况。此外，杨遵仪还提出，澄江属于寒武纪地质岩层，其中应该含有低等生物的论断。杨遵仪先生的这个论断，为日后帽天山生物群化石的发现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帽天山生物群化石重见天日，其中就有杨遵仪先生的一份功劳。
右所其他一些曾作过中山大学办学点的寺庙，则几乎没有留下当年师生们的物件了。风台寺和三教寺已经破败不堪，几乎成了危房——如何保存它们，也是一件麻烦事，它们都是土基房，难耐风雨，能存在多久也只是一个未知数了。
这些寺庙没有留下太多中山大学师生们的教学物件，其实也不难理解。当年中山大学迁校时，由于道路险阻，搬来的都是比较有价值的物品，自然舍不得遗留下来，而师生们在当地用到的物品，多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自己制作的，故而也难以保存。中山大学当时的一份报告就详细描述了当时艰苦的办学情况：“各教室所用桌椅，均以木作柱，其上横放一板为台，以土砖作基，其上横置一板即为凳。每桌四尺，按教室的大小而定。宿舍内床铺均用木制辘架床，自修时转用他面。”
不过，右所镇小西城村的三教寺作为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旧址，倒是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现在还在一些老人们的口中流传。
当年中山大学选定三教寺作为医学院办学点后，不仅开办了附属医院，开设西医门诊，甚至还专门设立了解剖室。为医学研究而解剖尸体，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见怪不见的事情，当时却是右所很多人极其难以理解的，有人甚至因为各种荒诞不经的传言，对中山大学医学院师生们产生恐惧心理。
但医院开门不久后的几次成功手术，很好地拉近了中山大学师生和当地群众的距离，右所人民也渐渐开始对现代医学有了概念。
在旧中国，“大脖子病”一直就是折磨老百姓的一种常见病，用今天的医学术语来说，这是甲状腺肿大表现出的一种病症，是缺乏碘元素引起的，具体表现就是有时脖子部位会长出一个大瘤，严重影响人的行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开业后，首先就成功地为小西城村的一位老人切除了甲状腺肿大。有意思的是，这位患者就是澄江“小西城垦植合作社”的创始人李树华先生的母亲。当年在澄江首办农业合作社的李树华先生见多识广，对现代文明一直持积极态度，正是他极力动员自己的母亲接受医学院教授的手术，最终为母亲成功解除了缠绕多年的病痛。
这次神奇的手术，让此前一直很封闭的右所人民惊叹不已，这件事在当地口口相传，为中山大学医学院在当地人民心中加分不少。
不久后，医院又收治了一位难产孕妇，为她成功地实施了剖宫产手术。平时在老人们口中“一尸两命”的危重病情，到了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结果是母子平安、皆大欢喜。这起手术彻底轰动了右所乃至整个澄江，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山大学带来的“西洋镜”了。
不老的情谊
“中大生，很摩登。不穿裤，讲卫生。”
当年，中山大学的学子们一走到澄江街头，就会被当地孩童们围住，孩子们一边跟着跑，一边嘴里还要念着顺口溜。
在那时候的澄江人眼中，他们对这些来自繁华都市的大学生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怪”。
你看那女人走路风风火火，哪里像个大家闺秀？你看穿的那裙子，两只胳膊白生生地露着，开衩那么高，一走路大腿就露出来，成什么体统？你再看那边那两个，一男一女走在大街上还牵着手，这学堂里就让他们学这个？
至于男女生同桌吃饭、同桌饮酒等行为，在中大学子们身上更是平常之事。因为当时房舍紧张，男女学生们不得不同住一室，更是令当地人惊诧莫名。
但时间一长，中大学子们落落大方的态度、待人接物的真诚也感染了当地人。时间一长，澄江人也就对他们的“奇装异服”和“特立独行”见怪不怪了。当地的青年男女们受了感染，也有样学样，再不把“男女同行”“男女同坐”当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常常在一起唱歌游玩了，而家中长辈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而之后当中山大学办起的男女同校的实验中学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们送子女来就读了。
国破家亡之际，来自繁华都市广州的中山大学师生们，就这样和当时云南一个小县城的居民们产生了奇妙的交集，让一个个令人动情，甚至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在澄江这片土地上上演，碰撞出火花。远道而来的师生们感受到了澄江人民浓浓的同胞情，澄江人民则通过中大师生这面窗口，了解到外面的摩登世界，见识到了从所未见的文明风气——这样的一次交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老一辈的澄江人记得当年远道而来的中大师生；而中山大学将这段经历永远写进了校史，中山大学至今仍是澄江市的智力支持单位——这是一次缘定终身的相遇。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测度，当年中山大学到底给右所镇和澄江带来什么样的思想冲击。会不会有当年还在玩泥巴的孩子，就此坚定了走出家乡求学的念头？会不会有豆蔻年华的少女，就此获得了自由恋爱的勇气？又会不会有懵懂的少年，在中大学子们抗日救亡的呼喊声的感召下，就此再不回头，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
但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在澄江仅仅只有一年多的办学时间，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却收获了很多。澄江人民的情谊，记在了他们心里，铭刻在了中大的校史上。
多年之后，当年在澄江就读的中山大学学子们，依然能够记起澄江的风土人情，以及他们念兹在兹的抚仙湖美景。
教育系学生胡有权说：“我最喜欢约三五知己，徒步或骑马到抚仙湖流连，该湖四面环山，风景秀丽，湖水清澈……”
农学院学生的余坚锐数十年后仍在梦里一次次地回到抚仙湖：“我常在梦中重游抚仙湖，而梦中所见的，都是湖水平静诱人，沁人心扉，湖岸绿茵无垠……我现在难有机会再回到抚仙湖去，但我忆念她，怀念湖边的人们。”
有的学生则一直记得1940年学校迁回广东石坪时和澄江人民依依惜别的场景，他们和澄江人民眼含热泪，互赠礼物，澄江人民的热情和善良，在他们心中记了一辈子。
曾经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的著名哲学家朱谦之，是毛泽东青年时在北京大学的好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谦之在自己的回忆录《奋斗廿年》中，就曾引用过其妻何绛云在澄江时所作的一首诗：
春风几度过窗棂，人自飘零月自明。
门外小嬛花一簇，年年惯听异乡声。
“年年听惯异乡声”，因战乱迁徙的中山大学师生们，到了热情的澄江，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都已经“听惯异乡声”了，难怪他们会在《告别澄江民众书》中，感谢澄江给予了自己“弦歌不辍”生活。
中山大学的学生不少都来自于南洋和广东当地的富庶家庭，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风潮，还用当时澄江人民很少见过的相机，为澄江这座古城留下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得以一窥近一个世纪前澄江市城和抚仙湖的面貌。
所以，即便是仅有短短一年时间的相聚，即便这段记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山大学和澄江的情谊，却是历久弥新。
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山大学代表团到澄江访问。这是自1940年8月中山大学迁离澄江后，65年以来中山大学对澄江的第一次正式回访，患难时的情谊在新世纪谱出了新的篇章。
从这次回访开始，澄江就成了中山大学的重点支教点之一，中山大学先后派出多批师生到澄江参加帮扶和支教工作，中大代表团也多次回访澄江，缅怀当年的艰苦岁月，感恩澄江人民当年的无私帮助。
十多年来，前来澄江支教的中大学子们，也对澄江有了特殊的感情。“甚至我们经常在家访的时候，都会听到老人讲其当年中大在澄江的故事，”中山大学第11届支教团团长陈保瑜回忆支教的岁月时忍不住感慨，“抚仙湖的水有多深，我们对澄江的感情就有多深。”
70多年前，澄江人民对远道而来的避难学子给予了真诚的帮助；70多年后，中山大学对正在发展的澄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中华美德，在这段跨世纪的情谊中得到了升华。
时间会继续逝去，但这份铭刻进两地历史的情谊却会越来越真挚，它永远也不会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