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关父亲战时的往事

           作者：樊中华

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一位老革命，而且还曾是一位可爱的“红小鬼”。长大后，从父亲厚重的档案和光荣的履历中，我逐渐认定父亲就是那支曾被誉为敢于亮剑的英雄部队——亮剑团的普通一员。可以说，父亲还是这个英雄团的元老，因为从红四方面军、八路军直到解放军进驻新疆伊犁惠远的各个时期，父亲一直都在这支敢于亮剑的部队中战斗、工作和生活。我为这支部队骄傲，也为父亲服役于这支部队而自豪。为了更好地传承这支部队的红色血脉，特地选取父亲鲜为人知的几个真实故事来进一步宣扬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

一、不可小视的履历

我的父亲虽不是什么大首长、名将帅，但其辉煌而光荣的人生经历令人肃然起敬，我的家人也常以此为傲。

父亲名叫樊文生，1916年出生在川北蒼溪县的一户雇农家里，从小扛过长工、放过牛。1933年7月，父亲在哥哥樊文治的影响下，参加了蒼溪县苏维埃游击队；9月，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第30军266团的一名红军战士。1935年在仪陇的一次战斗中，父亲亲眼目睹了时任266团班长的哥哥不幸壮烈牺牲而悲痛不已；后来，父亲在征战途中也多处负伤，不得不跟随31军93师医院当护士。抗日时期，父亲先后在129师386旅772团、129师随营学校、16团等部队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解放后任５０团副团长、团长、国防四师十二团长、哈密军分区付司令员等。1955年授中校军衔。 　

入伍前，父亲原本大字不识一个，他的文化都是在部队里学的。1938年他在129师随营学校学习了近一年，1939年又在386旅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从此他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长进，用当时部队的说法叫做“能看一般文件”，这对他在一线带兵打扙还是帮助不小的。

　　二、不堪回首的征途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学校里经常请父亲给同学们讲红军长征、八路抗日的故事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但长征中的一些具体细节他并没有多讲，因为太心酸、太伤感。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里放的有关长征的影像镜头，就好奇地向父亲求证，他才告诉我们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

一是长征中的红军衣：每当看到我们穿上新衣服时，父亲就容易想起红军衣，他说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那时大多没有整齐的青灰色军装和八角帽红五星，一件军装直到穿破了、烂了，就把布币（发的津贴）用草绳穿起来梱在腰间，不露肉就行；过雪山草地时，缺衣少粮的战士就主要靠烧酒、辣椒来充饥、御寒；长征出发前，战士们配发的军装还没走到陕北就早已是历尽风雨、衣衫褴褛了。

二是长征中的红军路：长征过的红军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共同感受就是路难行。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过草地之难、难于上青天”“死亡陷阱”“死亡之海”等，都是对长征之路艰难的形象描述。草地的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加之那时正是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的千辛万苦和艰难险阻的程度是咋样。父亲说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直到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脚底下变得更软、更滑，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草地的泥水有毒，不能饮用，如果破了皮的腿脚被泥水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

三是长征中的红军粮：长征途中，除了路难行，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口粮。长征出发时每人最多只带有8－10斤粮食，有的只有3－4斤不到，就主要靠找野菜、皮带充饥，淹死、病死、饿死、冻死、毒死的不在少数。父亲说先头部队辛苦也危险，还可以吃点野菜、树皮等，而到后面的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没有了。父亲因腿负伤而跟随在后面的31军总医院行走，所以忍饥挨饿是常事。我好奇的问“皮带怎么吃？有那么多皮带吗？”父亲的回答是，先把它放在火上烤，烤得起泡了，把它刮刮放在水里煮着吃，全凭牙咬、嘴嚼，就当吃肉打牙祭，闻着肉香就够了。每天天一亮，就看到东一个西一个的，总有几个就再也叫不醒了。一路上不知饿死、冻死了多少人！

  　 三、不愿提及的战功

追寻英雄部队，寻找红色基因。父亲这一代老革命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不矜功自伐，更不居功自傲，这也致使我对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详情知之甚少，只能从父辈们平常生活中零碎的只言片语才略知一二。

　　我最早知道父亲的战斗故事是从《星火燎原》这本书中看到的，那是他的老首长程悦长将军亲自记述的《爷台山反击战》。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面对美式装备优良的国军王牌，父亲带领战士奋勇杀敌，攻下了独立屋主阵地。

　　故事发生在1945年７月21日，胡宗南集结六个师兵力对中共控制的淳化地区发起猛烈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阴谋，巩固边区，党中央决定夺回爷台山阵地，新四旅担任主攻。父亲所在的16团2连，是新四旅中的主力连队，一直率队冲在最前面，打得异常凶猛，很快便扫清了第一道防线，并向第二道防线发起冲击。二连几次冲击，都没能攻破这道防线。焦急万分的父亲，一边朝着战士们喊道：“兄弟们，一鼓作气，干掉敌人！”一边奋力朝敌人的防线冲去。战士们受其感染，一个个如狼似虎，紧跟其后，不要命地向敌人猛冲。就在这时，一颗炮弹突然从天而降，父亲迅速向旁边一个山坡扑倒，顺势滚进了一个凹地。望着刚才炮弹爆炸的弹坑，父亲不由得一阵后怕，要不是反应快，恐怕就没命了。他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正要爬上坡时，忽然发现身旁多了一架电话机。他扭头一看，电话机旁边站着的不是老团长程悦长吗。只见团长正在捣鼓着电话机，显然，他是刚到这儿，要知道这里可是战斗的最前线，团长把电话机架在这儿，意味着这里就是团指挥所了。他想到刚才那颗不长眼的炮弹，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要是掉在团指挥所那可就出大事了。

父亲连忙问：“团长，你的指挥所怎么设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指挥所设在这儿实在太危险了！”程悦长抬起头望着爷台山主阵地上的碉堡，捏紧拳头说道：“不拿下这些拦路虎，我们就别想打进敌人阵地！” 程团长接着还说：“这是一场硬仗，影响很大！我这个团长怎么能躲在后面，那像什么话？樊文生，我命令你今天必须拿下主阵地上的独立屋！”“是，保证完成任务！”父亲立刻转身爬上了山坡，带领战士们继续向敌人主阵地发起冲锋。不久，十六团很快攻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兄弟部队也齐头并进，将敌人全部歼灭，夺回了爷台山阵地。从而进一步揭露和粉碎了国民党搞内战的阴谋，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类似这样的战斗场面，父亲从没主动给我讲过，更没有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功劳和表现。

　　四、不忍直视的伤痛

听父辈人说，父亲的档案中写的评语最多的是“作战勇敢，多次荣立战功”。因为他一直在一线与敌人面对面作战，自然毫不客气地也就“收获了”很多伤病。

1938年在山西榆次，日本鬼子的子弹从他右耳后打进，再从左脑下出来，这是一个脑部贯通枪伤。父亲说这幸亏是日本的三八大盖打的，要是别的枪就没命了，这一次枪伤在战后定的是三等甲级残废，每年可领30元的残废金。

  “好玩的伤。”我小时候总是好奇的察看父亲的枪伤，他的右胳膊伸展时是看不到什么的，但一蜷回来时，肘关节正中就显出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圆窝，特有意思。我就让父亲反复地伸开来、蜷回去，并摸摸“小窝窝”后问他疼不疼呀？父亲总是笑着说，这都过了多少年的伤，早不疼了。

 　父亲身上共有五处伤。他说最凶的伤是在腰部右侧，那是被炮弹皮炸的，有巴掌大小，年龄大了以后，走路多了就隐隐作痛。有时帮他洗脚时，看到他的小腿特别细，跟他的胳膊差不多大小，就问他是咋回事？父亲说战时天天行军打仗，都必须打绑腿，打的时间久了，就象旧时代女人的裹脚一样，越来越细了。

 　父亲的老战友，也是老领导，原兵团党委书记赵予征叔叔经常说：“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已不多了，都很不容易。而一直在一线带兵打仗的就更少了，你父亲算一个，他打仗很勇敢，我很佩服他！”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名副其实的敢于亮剑的普通战士，也是令人敬仰的普通党员。

　　（本文于2023年５月初由丁鸿鸣整理成章）

　　作者：樊中华，1953年2月生于新疆伊犁惠远，中共党员。1969年在农场接受再教育，当过厂长，干过经理，在兵团干休所任过管理员、副所长，兵团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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