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爱尔兰的古典音乐史,了解一下!
情感
2024-10-30 08:30
北京
2024年是中国同爱尔兰建交45周年,作为爱尔兰音乐文化的使者,来自这个遥远而神秘国度最杰出的乐团Ireland Camerata(爱尔兰交响乐团弦乐团)以及他们的音乐领袖巴里·道格拉斯将于11月下旬开启中国12城的大规模巡演,用最直击心灵的音乐与中国古典乐迷开展最亲密友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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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爱尔兰,也许你听过诗人叶芝、作家乔伊斯,但是对于它的古典音乐历史可能并不熟悉,今天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爱尔兰的古典音乐史。爱尔兰的传统音乐在代代歌手和乐手的滋养下,异常丰盈,至今仍在俱乐部、酒吧和音乐厅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表达方式。在那些建立起爱尔兰民间音乐传统的表演者中,图洛·奥卡罗兰(Turlough O'Carolan)的名字尤为突出。图洛·奥卡罗兰(Turlough
O'Carolan)于1670年出生在米斯郡的诺伯镇,18岁时因天花失明。
奥卡罗兰(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成为了一位流浪的竖琴演奏家,走遍爱尔兰各地以谋生。奥卡罗兰也是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因其持久的音乐价值而被人们记录下来,最终有超过200首作品留存。这些曲调融合了爱尔兰民族特有的机智、奇趣和温柔的忧郁,影响深远,使奥卡罗兰成为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位“跨界”作曲家。时至今日,古典训练的竖琴手和吉他手经常演奏他的音乐,其中尤以录制频繁的《奥卡罗兰协奏曲》和感人至深的《奥卡罗兰告别音乐》为代表。
民间音乐对爱尔兰古典音乐经典的塑造作用,在1807年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出版《爱尔兰旋律》时展现得尤为突出。摩尔是都柏林一位杂货商的儿子,在伦敦文坛崭露头角,结识了拜伦和雪莱等诗人。在《爱尔兰旋律》中,摩尔巧妙地将传统爱尔兰曲调与自己新写的歌词相结合,这种形式立即获得了成功。
摩尔的《爱尔兰旋律》共出版了十卷,其中许多歌曲——如《夏日最后的玫瑰》《歌手男孩》和《静夜常忆》——已成为经典。这些歌曲中附带的钢琴伴奏尤为关键,使得它们能够在雅致的客厅和音乐会场合中演奏,并展示出爱尔兰传统音乐具备被塑造成“古典”艺术歌曲的深度和情感共鸣。
但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因素抑制了爱尔兰独特古典音乐风格的发展:政治。1800年的《联合法令》正式确立了英国议会对爱尔兰的治理地位,理论上应当有助于小岛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新成立的联合王国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这一法令反而成为加剧都柏林周边地区高度盎格鲁化与其他地区对立的催化剂,而其他地区大多对英国统治持敌视态度。都柏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文化丰饶的中心——亨德尔的《弥赛亚》于1742年在那里首演——并拥有丰富的外来音乐家生态系统,将最新的欧洲潮流带入城市。
然而,初露头角的爱尔兰作曲家如何能够在这个相对孤立的都市圈中谋生?基本上,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19世纪爱尔兰古典音乐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伦敦及其他城市移民的历史,以追求更大的经济和艺术机会。一位重要的音乐家在19世纪之交之前便已离开都柏林,他就是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他于1793年随家人离开都柏林,当时他年仅十一岁。
约翰·菲尔德最终辗转到达俄罗斯,在那里以教师和演奏家的身份成名。但他留给后世的主要财富是他的音乐,尤其是他为钢琴创作的18首甜美悠扬、充满梦幻色彩的《夜曲》。这些夜曲中有一半以上是在肖邦开始创作自己的夜曲系列之前写成的,而肖邦无疑深受菲尔德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尽管肖邦的探索无疑更加深入,但菲尔德的作品绝非肤浅之作,这些作品在开启早期浪漫主义时期内心情感的大门方面至关重要。
李斯特曾写道:“没有人能完全比肩他那变化多端的爱奥尼亚和声;这些半成形的叹息,柔和地哀叹,带着感官的魅力。”为了在专业上有所成就而不得不离开爱尔兰的现象在1845至1849年毁灭性的马铃薯饥荒之后愈发严重,这意味着最有才华的爱尔兰古典作曲家们继续在国外谋求发展。查尔斯·维利尔斯·斯坦福(Charles Villiers Stanfor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于1852年出生在都柏林,在英国学术界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1887年成为剑桥大学的音乐教授,并最终获封爵士。
尽管菲尔德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他的音乐中仍然保留着一丝甜美的爱尔兰抒情风格。相比之下,斯坦福的作品则扎根于扎实的勃拉姆斯风格,适合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消费。他的六首《爱尔兰狂想曲》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而他欢快的喜剧歌剧《沙穆斯·奥布赖恩》(1895)也值得现代录音。然而,斯坦福那种坚定而中庸的风格并未显著推动专门发展具有爱尔兰特色的古典音乐。
《沙穆斯·奥布赖恩》并不是第一部由爱尔兰作曲家创作的歌剧,但由于爱尔兰缺乏专门的歌剧基础设施和专门建造的国家歌剧院,该类型的发展受到压制。都柏林人迈克尔·巴尔夫(Michael
Balfe)的职业生涯横跨欧洲,他的歌剧《波希米亚女孩》(The Bohemian Girl)于1843年在伦敦首演,并凭借其热门咏叹调《我梦见我住在大理石大厅》(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取得成功,随后在其他国家上演。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文森特·华莱士(William Vincent Wallace)年轻时移民到澳大利亚,他最知名的歌剧《马里塔娜》(Maritana,1845)也在与《波希米亚女孩》同一伦敦剧院首演。尽管这两部歌剧的剧本并不完美,但至今仍偶尔上演。
然而,真正独特的爱尔兰古典音乐身份的形成需要进入新世纪。一个催化剂是爱尔兰文学复兴,它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本土民间传说的兴趣,体现在W·B·叶芝、J·M·辛吉、肖恩·奥凯西等人的作品中。另一个催化剂则是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所带来的剧烈政治变革,随之而来的独立战争,以及1921年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伦敦的新国家实体。汉密尔顿·哈提(Hamilton
Harty)的职业生涯贯穿了这些重要的发展。
哈提于1879年出生在道恩郡的希尔斯堡,作为曼彻斯特霍利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乐团的声望重新焕发光彩。但他也是一位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常以爱尔兰的场景和情境为题材。例如,他在1933年举行的告别霍利音乐会中指挥的《爱尔兰交响曲》。与斯坦福的同名交响曲相比,这部作品使用传统旋律的方式更加活泼,而他与爱尔兰文化和地理的直接熟悉也贯穿于《莉尔之子》(The Children of Lir,1938)这部半小时的音诗中,作品生动描绘了莫伊尔海(位于安特里姆海岸附近)及其崎岖的海岸线。在风格上,哈提并不是一位革命性人物:他的音乐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风格,几乎没有现代主义的元素。然而,他成功地将传统音乐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同时结合当地的传说和历史,标志着爱尔兰古典音乐的一个转折点。这赋予了本土音乐一种独特的声音,随着20世纪的发展,这种声音愈发自信地回响。例如,这种声音在才华横溢的肖恩·奥里亚达(Séan Ó Riada)的多面化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活动轻松地跨越了传统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界限。
在他的管弦乐作品《牛犊的赶集》(Seoladh na nGamhan)和《苏兰河岸》(The Banks of Sulán)中,可以看到两者的融合,他在弦乐作品《赫拉克勒斯·杜克斯·费拉里亚》(Hercules Dux Ferrariae)中惊人的十二音技法运用也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他于1971年年仅40岁去世,令爱尔兰音乐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开创性人才。那时,爱尔兰对艺术自我表达的经济和政治限制已大大减轻,二战后出现了一批能够在本土发展事业的新作曲家,他们有能力且愿意在家乡工作,而不再需要移民。爱尔兰共和国对创意艺术家的开明态度——符合条件的艺术家每年可以免税收入5万欧元——在近几十年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活动的发展。
约翰·金塞拉(John
Kinsella)
Ireland Camerata本次巡演将上演这位作曲家的音乐
在那个时期,许多令人振奋的新爱尔兰作曲家逐渐成熟。约翰·金塞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九部交响曲时而抒情、时而充满动力,毫无疑问是由爱尔兰作曲家创作的最重要的交响曲系列。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金塞拉同时代的作曲家肖尔斯·博德利(Seóirse Bodley),他在作品《一朵小白云漂浮在爱尔兰上空》(A small
white cloud drifts over Ireland,1975)和歌曲循环《一个女孩》(A Girl,1978)中实现了某位作家所称赞的“在现代背景下对传统音乐最连贯和具有挑战性的运用”。肖尔斯·博德利(Seóirse
Bodley)是爱尔兰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出生于1933年。他以其在现代音乐中对传统爱尔兰音乐的巧妙融合而闻名。博德利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对爱尔兰文化和音乐遗产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在如何将传统元素融入现代作曲技巧方面。
相比之下,来自利默里克的作曲家比尔·韦兰(Bill Whelan)为全球成功的演出《河流之舞》(Riverdance,1994)创作的音乐虽然没有那么“具有挑战性”,但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韦兰的原创配乐浸润着爱尔兰传统音乐的风格,与迈克尔·弗拉特利(Michael Flatley)令人目眩神迷的爱尔兰舞蹈重新演绎相得益彰。有评论家认为,这是“现代爱尔兰历史中的一个启示性时刻,捕捉了一个重生国家通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流来重新定义自我的信心”。
在爱尔兰古典音乐中,这种新发现的前卫感依然在持续。最近,《纽约客》的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提到这位多才多艺的作曲家和歌手詹妮弗·沃尔什,称她的超现代音色“比我认识的任何艺术家都更好地表现了现代数字生活的滑稽、喧闹、忏悔、肮脏和半崇高的质感”。沃尔什并不是唯一一位在推动音乐界限的作曲家;德尔德雷·格里宾(Deirdre Gribbin)、格雷尼·穆尔维(Gráinne Mulvey)、希沃恩·克利里(Siobhán Cleary)和多纳哈·登赫(Donnacha Dennehy)等作曲家也在大胆探索新的音乐领域。
来自早期那一代的作曲家金塞拉(John Kinsella)曾写道,“爱尔兰作曲家的‘古典音乐’(或者你想称之为何)这个概念,通常来说,仍然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这种阴暗的边缘感似乎已经永远消失,因为当代爱尔兰的古典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更自信地与爱尔兰丰富的本土音乐文化交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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