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近木（合禾学堂创始人）在启真读善会上的阅读分享。启真读善会是正在构想中的“合禾联大”体系的一部分，通过自修共读来学习、交流国内外公益慈善研究洞见和行动经验。
现将文稿整理上线，和各位书友一起交流。
这次的启真读善会上，读到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的 Gain all you can，Give all you can。真是写得文笔生花，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很想把他的这本《社会的去道德化：从维多利亚美德到现代价值》拿来读读。
维多利亚时代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大抵是清朝的道光光绪年间，也正是清朝的衰落时期，此消彼长。维多利亚时代前期，个人主义至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残酷的，无情的，贫困、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但是维多利亚后期又似乎是一个“仁慈的世纪”。在工厂之外，社会改革家们进行各种创造性的慈善活动，慈善不再是无趣的，而是各种新鲜的实验。这种内部的张力和矛盾和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后期，有着鲜明的相似。
有三点我印象深刻：
一是人道教或者人道信仰的兴起。这填补了基督教祛魅后的真空。让人们可以用人道主义信仰来参与对贫民的救济和帮助。
二是科学慈善的兴起，当时的人们相信理性，愿意有组织地去开展慈善活动，著名的是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 Socieity，这也引发了社会工作的产生。
三是基于公民认同的慈善事业，也就是所谓公民慈善，施予者和被施与者不再是等级关系，而是都作为公民认同而共同地参与。这与朱友渔所描述的“公民改善”何其相似。但作者着重谈到了“积极自由”，这不同于约翰·密尔所谈的不被干涉的消极自由，而是强调人的自由成长，变成更高美德的自我。这个积极自由的观念是支撑公民慈善的重要基石。
这三者集中体现在汤因比堂，那简直就是我的小微大学的前身。
首先，它纪念历史学家汤因比，文中引用了他的著名的演讲，汤因比提出了人道主义信仰，认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良心上的责任去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里去建设这样的房子，它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如一座桥梁连接不同的阶级，方法就是开展各种课程和活动，组织各种社团，从而增进社会团结。
其次，它强调理性、有组织地活动，它不认为自己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是缓解和减轻这些社会问题。科学慈善对于自己的作用没有浪漫主义的期待，而希望是实事求是。
汤因比堂组织大量的课程、活动和社团，其核心是不同阶级的人可以连接、自助和互助，这就是它表现的第三点，体现出公民慈善。某种意义上，它并不要求平等，而是追求民主。这两者的区分给我很大的启示。
给我启发最大的汤因比堂有十五个人的住宿，住三个月到三年都有，很多是学生，包括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些居住的人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服务社区。
美国赫尔堂（hull house）也深受其影响，其创始人Adams也是社会工作社区流派的重要创始人。这就是那个时代慈善的重要特征。就整个时代而言，“gain all you can，save all you can，give all you can“。
我现在知道这是卫斯理所言，想起曾经去过北京华民基金会的院子，在照壁上赫然写着”拼命挣钱，拼命省钱，为神圣事业拼命花钱”。这就是卫斯理所说的新教精神。而这种新教精神其实也可以在中国的慈善家身上体现。
加入读书会
扫描二维码，添加助教
xiaoxueren9517
在合禾学堂终身学习
扫码了解相关课程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