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移民社区为何总与主流社会相区隔？ | 讲座回顾

《街角社会》阅读及对我的启示

讲座/周鹏  整理/阿兰那

在1936-1940年间，当时22岁的作者威廉·怀特从斯沃思莫尔大学毕业后，得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基金支持，在波士顿北部科纳维尔这个意大利移民社区进行社会调研。

之所以选择这一社区是由于，作者通过媒体报道发现科纳维尔是波士顿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拥挤、落后、贫穷，而且不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在新闻报道里，这里是一个藏污纳垢，充满危险的地方。因此怀特认为这是一个最为典型问题丛生的移民社区。

其次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研究从1936年开始，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远。由于二战前的意大利被独裁者墨索里尼统治，美国作为一个以民主思想立国的国家，对独裁者和极权制度一向非常警惕。

当时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墨索里尼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格外担心意大利移民支持极权主义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学界也开始更多注意意大利社区的研究。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科纳维尔街头青年、男大学生、非法赌博团伙和政治家四个群体的案例故事，这些群体成员的日常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看似混乱，但作者却通过长达四年的参与观察、非正式/正式访谈以及调查等方法，发现在这些社区群体内有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清晰的社区结构。在此基础上，书籍整体探讨了移民小社会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时的困境。

《街角社会》的研究始于1930年代，这时的美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正是大萧条刚刚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时段。这段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的时间，大量的人口涌入美国，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

这些非英语国家移民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跟美国人很不一样，这就形成了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天然隔阂。这些少数族裔移民聚居在城市里，就形成了所谓的贫民区。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意识到美国社会要想长期繁荣稳定，移民社区的半独立状态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移民研究，参与到改变移民生活状况的社会活动中。威廉·怀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虽然他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白人，他的父亲是教授，而且出生在美国中上阶层家庭，但是受到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怀特对移民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我们也可以借由怀特的事例，思考“学者如何进入到社会行动之中”。

这本书于1943年出版，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街角社会讨论的移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流动和移民的社会，本书所讲的意大利的文化影响下的移民社区及其人群的特点，我阅读的时候会有熟悉的感觉，也让我更加深刻地审视“外来”和“本土”，“传统”和“现代”等对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

怀特通过四个案例，得出三个原因：

第一，意大利移民在社交上高度依赖血缘和地缘，而美国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意大利移民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他们的社会主要由老乡构成，血缘和地缘构成的核心社会关系提供了情感支持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所以很多移民没有动力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不一样：意大利人之间的关系像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扁平。在美国文化里，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通常是由他的能力决定的。所以美国人总是尽力表现自己争当第一。但是意大利人在群体中的表现通常是由他在群体中的位置来决定。如果他是地位较低的人，即便他在某方面的能力较强，在人际关系中他也会主动隐藏自己的实力，好让他的表现同他的地位相符合。

意大利人习惯在这种结构中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或者不对。所以在科纳维尔，不管是街头青年帮、还是大学生社团，或是非法赌博团伙和政治竞选团队，都会存在一个上层人、中间人和下层人的社会等级结构，这个金字塔机构相当稳固，很难凭借个人力量撼动，因此领袖（正式和非正式）在社会群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文化讲究的是个人能力和个人利益胜于一切，而意大利文化则是看着维系群体成员之间的纽带和集体利益。这个差异使得美国领袖和意大利人心目中的领袖有着不同的人格气质，美国领袖的核心是个人能力超群，意大利领袖的核心是可以服众，个人能力不一定需要最强，讲义气和重感情则是必须的。

第三，跟信仰的宗教不同有关：美国是清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意大利人多信仰天主教，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信徒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生活的看法。

总结起来，意大利社会高度依赖血缘和地缘发展起来的文化特质，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注重家庭和集体利益。在意大利社会中常见的人际关系形式是稳定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地位越高的人能调动的资源越多，但是责任也越大。因为意大利人原有的社会网络非常紧密，大部分意大利人即便是移民到了美国，也有基本的情感支持，能够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在主观上不那么积极的融入美国社会。

客观上，双方在语言，文化，宗教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意大利人在美国这一讲究展现个人能力，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文化系统中处处感到不适应。在意大利人群中的领袖，比如诺顿街的街头青年领袖多克，就未必能够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体系中获得成功，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造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很深。

科纳维尔的大部分青年都出身贫困，他们的父母移民到美国，语言不通，也缺少教育和职业训练，只能够做一点收入较低、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外部经济环节的变化对他们影响很大。

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很多人只受过中学教育。极少数人上得起大学。在学校，他们常常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英语带有口音，受到歧视。进入社会后。又常常因为是意大利人，所以被贴上不靠谱懒惰的标签。最终成为律师，会计这类精英凤毛麟角。

怀特还指出，意大利移民犯罪盛行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太过依赖新闻报道。在科纳维尔，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奉公守法的，也有正当工作。这里确实有时候会发生暴力事件，也会有人从事非法生意，但是这些在主流社区也同样都存在，只是被媒体放大而已。

怀特特别观察了科纳维尔的支柱产业赌博，这种观察是在半公开的场合下通过参与观察和非正式访谈完成的。他整理出了一份这个产业的发展史，帮派组织的赌博生意中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进来，但存在一个分明的社会等级结构：最低层次的是赌资代收入，最高层次是老板们，成立公司或办事处统一押注。

为了让代收入直到老板整个赌博行业都能赚钱，老板们用企业的方式经营他们的非法生意，包括建立垄断组织，梳理行业规定，修改游戏规则等等。

当这些帮派老大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他们意识到，地方的稳定对于生意的扩大有着重要意义。渐渐的帮派从地方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实时的打群架，抢地盘，变成了稳定地方的因素。他们开办合法企业，甚至还为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虽然科纳维尔有帮派从事非法生意，但其实一天比一天和平，恶性暴力事件越来越少。科纳维尔远远没有美国主流社会想象的那么混乱可怕，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黑帮犯罪盛行。

警察也对这样的和平乐见其成，因为地区和平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们从事非法生意这个事实。但如果千千万万科纳维尔这样的移民区永远依靠教父手下的集团活着，就会永远跟美国主流社会隔离开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也就谈不上移民融合。

科纳维尔人的收入比较低，比较贫穷，并不是大部分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而是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沟壑太深。虽然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两个大学生俱乐部中奇克这样的人出现，通过艰辛的努力进入大学，甚至成为中产阶层，但他们却极速脱离原来的社区和种族身份标签。

而保持着意大利文化特征的领袖，比如第一个案例中的多克，他要维护群体利益，讲义气重感情，这种文化限制了人们只能停留在自己的社区里，也就不会有动力，创造机会走出科纳维尔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在意大利社区当中，最重要的稳定力量是从事非法生意的帮派，而帮派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印象中代表危险和犯罪。在1930年代，一些意大利帮派开始转变为企业逐渐洗白，随着帮派变成企业，他们也从威胁地方稳定的力量变成了维护地方稳定的力量。只是他们治理地方的方式是通过金字塔一层一层的履行相互的义务，讲的是人情面子，而这一套与讲究民主与法制的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美国梦本身也是片面的，片面鼓励人们追求成功，而忽略了植根在不同人群心中的文化传统。所以怀特向我们展示意大利移民在通往成功的起跑线上已经大大的落后，这场看似公平的游戏，本来就极不公平。

对于意大利移民来说，社会隔阂的背后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因素：

一方面，意大利文化注重家庭和老乡关系，所以移民到美国，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网仍然非常紧密。这个网络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情感和物质支持，意大利移民也就没那么大的动力改变自己，非要融入主流社会不可。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看待成功的标准不同，美国文化讲究个人能力，认为个人利益胜于一切，而意大利文化则是看重社会关系，团体纽带。一个意大利人，即便聪明能干，能够成为移民中公认的领袖，他也未必就能够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

在这两种不相容的文化体系下，一个移民如果要选择进入美国社会，就要抹去自己身上意大利的痕迹，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太过艰难，而且不公平，即便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跻身到美国中产阶层，但也无法改变整个移民群体的基本状况。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