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从边缘认识中心 | 讲座回顾

文摘   2024-11-05 16:09   天津  


《华夏边缘》是合禾堂人文读书会的往期共读书目,本文是导读嘉宾王明珂老师(本书作者)在读书会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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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认识中心

文本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整理/阿兰那 Piston



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我为何写这本书,以及之后又是如何发展的。


活动海报


首先,我的主要议题是从我的博、硕士而来的,在哈佛所写的论文讨论的是汉代之前的羌族,这里的羌族不是指具体某个民族,而是指某个异族的概念,副标题叫做“生态边疆与族群边界”。

我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古文献。从甲骨文到汉代的“羌”,是华夏心目中非我族类的概念。随着商周、中原文化认同的逐渐形成和扩大,“羌”的概念慢慢向西边推移。也就是说在东周至战国末期,当秦国也变成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时,“羌”的概念也逐渐往西边去了。

另外一章讲的是青藏高原的东北河煌地区“如何游牧化”,最后这个“羌”的概念呢,一直往西边移,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华夏。当这个边缘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生态的边疆,就是汉式的这种农业、帝国管理没有办法进入地区。所以我们就看到《后汉书•列传•西羌传》里面的那个“羌”,如果在地图上排起来的话,可以看到是一个沿着青藏高原的东部由北往南这样一个带状的分布。这就是我讲的在汉代形成的一个华夏的西边的边缘。


羌族男子(图源:庄学本)


《华夏边缘》这本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实际上是一个论文集,那个时候我在做羌族的田野。很多内容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并没有把它想写成一本专著。所以它是由一篇一篇的论文集成的,但看起来应该还是蛮有体系的。这与我做学问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习惯有关。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追问自己问题,从一个问题再问另外一个问题,问更多的问题。我不是在追求一个理论,或者追求一些流行的议题。

当然前面几篇,讨论的理论性的东西更多,可能是那几部分让这本书,在那个年代受到重视,比如像“族群理论、社会记忆”等。例如,“族群认同”在90年代那段时间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但在这本书里面呢,我把它结合着“社会记忆”一起来探讨华夏的边缘的一些变化。比如“边缘的族群”。

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河煌地区的游牧化其实是出自于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直在追求我的议题。博士论文做过河煌的,然后我就想问问看,鄂尔多斯那个地方的游牧化的过程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讨论西辽流域的游牧化是如何的。当然这个跟我在哈佛修的一门课有关系,就是游牧社会人类学。


游牧者(图源:网络)


这些主题再加上后来的几个章节,就形成了我最早从华夏边缘来了解华夏的本质和它的形成过程这一个概念。现在看起来,这本书还是不完整,后来在世纪文景的版本里面,我加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的研究。比如:华夏形成的一些微观的过程。

我从北川的例子去看当地以前互相谩骂的社会情境:因为歧视,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汉人,但是被下游的人骂作蛮子,他又骂更上游的人蛮子。在这歧视下,汉化如何一点一点地进行?这个汉化的议题在在学术界常常是有争议的,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汉化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事实,一些西方学者就可能会挑出一些没有汉化或者没有完全汉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汉化是被虚构的,或者是一个被想象的过程。

其实从北川的这个例子,我所强调的一个边缘研究,是很紧密的、经常接触的人跟人之间的微观互动,这种微观过程对于改变历史或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所以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这本书里面,我用了一个例子来作为解释:当你烧一根木杆,它一半已经完全烧了,一半还没有烧。你可以比较这个两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中间的燃烧作用,也就是这种微观的情境。

这本书在一些方法论层面,对于不同的学科都有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以考古学来讲,考古学的传统一直都是很注重器型学,从陶器的器型去建构一个文化,它怎么样变迁、或者它的范围。在《华夏边缘》里面,我认为这个不是很妥当的。如果考古学要让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有多一点了解的话,我认为生物遗传的分析、环境相关的考古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我当初用的这些考古资料,都应该要重新再检验,加入一些新的材料,来看一看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即使在当时我所用的资料,我承认我只是在建立一个大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不完整的、也是残缺的、甚至有些扭曲的。

我只是希望说大胆地提出这么一个图像,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批评、去争议,去修订它。我一直很佩服我的一些考古学界的朋友,他们非常认真、谨慎。我常常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时,他们就讲他们不敢超过自己挖掘的年代或地域或是文化类型,就好像每一个发掘都要非常注意它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考古界的朋友给我们一些大的图像。

历史记忆牵扯到我们怎么从一个史料里面得到历史事实。以“羌”来讲,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实际存在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从文献的比较中,探索的是另外一种历史事实。不管你认为接不接受或对不对,我重建的是一个概念,一个非我族类的概念,它如何慢慢地往西迁移。


羌族仪式(图源:庄学本)


我现在在北大教的一门课就是《历史记忆与文本分析》。如果你看看那个《华夏边缘》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发现,我用了历史记忆的概念去分析这些文本。但是真正分析这些文本的结构与符号的并不多,而且可以说是还是很模糊的。大家可以去比较我用的那个太伯奔吴的分析。我也提到《后汉书•西羌传》无弋爰剑的故事。

但是在《华夏边缘》里面,我还没有把他们整个放在一起,当作有个叙事的结构,再去仔细比较里边的符号。比如跑到东北去的这个王子,跑到东南的这个王子,跑到西南的是一个将军,跑到这个西北去的是个逃奴……都代表着那个时候中原华夏对四方的这个所谓的异族,也有不同的情感或者是意图,显然看起来东北、东南好像跟中原比较相近。

如果我们光把历史记忆这个观点带到历史记忆中,常常就产生一种极端,好像这个也是记忆那也是记忆,好像真实的历史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掌握的。我现在的观点认为这样说是没有错的,我们的历史记忆常常受到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影响,所以常常有偏见和不准确的地方。好像整个时代跟你的认同,像一个密码一样被镶在你的这个文本里面。的确是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文本分析去了解汉代。譬如说司马迁,他讲到炎帝跟黄帝曾经打了一仗。如果我们去分析文本,不一定能了解炎帝跟黄帝这场战争的情形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分析的是,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记忆?他告诉我们的不是炎黄时代发生的事情,而是司马迁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

现在我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在这本书之后,我的一些关怀,或者是做的一些研究。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段时间,我已经在羌族地区做田野。到2003年,《羌在汉藏之间》那本书出来。羌族田野对我后来的研究关系是特别大的,里面我真正去能够了解Text跟context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历史记忆是一个“文本”,不管是别人书写的,或者是我去访问的羌族口述告诉我的,他们的社会情境就是context。

我在羌族地区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这两者的关系。人们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里面,会发展出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记忆。当这个社会情境变迁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历史记忆会跟着怎么样变迁。

当然这跟我的田野方法有关系,就是移动多元的田野。只有从移动多元的田野里面,你才可以去比较。比如在汉化比较深的羌族地区,你收集到他们的历史记忆是什么样,然后你到了一个藏化影响比较深的,它的历史记忆又变成什么样?你发现它们之间有共同的结构,但又有一些符号上的差别。你就更能够肯定结构跟符号之间的关系。后来,我做文本分析,也用这些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文献。

我后来写了一本《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用更具体的例子、更有结构的方式重新书写《华夏边缘》,因为我在羌族地区发现的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弟兄祖先历史记忆。也就是说一群人的来源,永远都是几个弟兄来到这里,大家各占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历史。我了解了这些以后,就回过头来,重新在华夏边缘的架构里面,去看华夏的这个历史记忆是怎么形成。从多元的各个族群都有其祖先,都在宣称他们的祖先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战国末的时候,当华夏逐渐形成的时候,黄帝就逐渐脱颖而出,取代了所有各部落的祖先。

所以当华夏在扩张、接触到边缘族群的时候,它的一些历史记忆怎样影响到一些边缘的族群?在好多边缘族群里面,尤其在中国的西部、西南,我发现其实像羌族那样的历史记忆(弟兄祖先的历史记忆)仍然非常普遍。一直到了民国时期,好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到西南去做调查,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提到当地的神话故事。在我们的历史心性之下,我们会认为那是神话故事,其实那些都是弟兄祖先故事,比如,彝族会讲个三兄弟的故事,一个是藏族的祖先,一个是汉族的祖先,一个是彝族的祖先。苗族会讲两兄弟的故事,一个是苗族的祖先,一个是汉族的祖先。诸如此类。

后来,我也继续做北方游牧部族的研究,出版了《游牧者的抉择》。我用一个人类生态的观点来看北方的三支游牧部族,他们在不同的人类生态产生怎么样的社会结构,同时,我也是在解释,今天东北和内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非常有趣,如果大家注意东北的那些部落联盟的社会结构,会发现他们是混合经济,他们不完全是游牧。他们的部落联盟,可以把各种生计的人群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南下。这种部族,对于中原最有渗透力——也就是说,穿越长城,他们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大家看,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这个辽金清这一类的帝国,都是从东北这边来的。简单地讲,就是因为他们的征服力跟渗透力,让今天东北成为中原的一部分。中原王朝好像还是从来没有完全征服过东北地区。

如果讲到长城地带,内蒙跟长城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离不开长城这边的资源,他们一直在努力突破长城这一道生态封锁线。经过那么年的努力,到今天,长城变成了在观光景点上有意义,而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或防卫性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后面还应该有一些人把这一类的历史去写得更清楚。


长城(图源:网络)


在华夏边缘的这个研究里,我也做了一些对人类学的反思。我整理我们研究所的一批资料,发现早期的人类学家在川西、湘西、川南做的一些调查。他们在研究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同时也在把一个“民族”的概念带到地方去,把“中华民族”和“民族”的概念带给大家。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的形成,并不是哪一个人有意义的建构,或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政治界,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学术发展——受到一些西方传来的学科跟一些学科概念,然后经过当地人跟学者的互动以及当地人之间的微观互动。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边缘,我们特别容易看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从一个过去走到今天来的。

最后,我想介绍最近在研究的另外两个边缘。一本书是《毒药猫理论》,是讲在一些小的聚落里面,当内部发生紧张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编一些像毒药猫、狐狸精、狼婆婆、熊婆婆……诸如此类的妖魔化女性的这个故事,一方面吓小孩;一方面,让大家团结在一起。这一类的故事的最后结局都是这个“女巫婆”被杀死。我在这本书里面解释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在中国,在羌族地区,它没有产生严重的暴力,只是闲言闲语而已。但这种闲言闲语在欧洲近代初期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

我最近也在研究“农村”,另外一个人类生态的边缘。我在研究“农村”跟文明的关系。也就是人类从一个一个的小社群里面走出来,走到文明以后,文明的威权跟文明的暴力让这些人和事物变成农村、变成农民,变成供养上面的政府跟统治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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