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之谍》（一）：“探寻的不是席卷一切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心。” | 讲座回顾

当“像阿拉伯人”的犹太人成为间谍

讲座/赵萱  整理/杨晓奇

当我开始研究时，我的导师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巴以是一个非常热门、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但是，是否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问题呢？

这其实也是人类学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格尔茨说，我们在村落里做田野，但是我们从来不是研究乡村的，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是，个案最终能引申出哪些普遍性理论和话题。

因此，在展开《无国之碟》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在其他书籍中学到的一点体会，那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殖民体系的三个变化。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变化，那么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可能会错过其中一些隐藏在其中的“潜台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俄在中亚的博弈逐渐走向尾声，殖民体系已处于崩溃状态。一些著名的事件就是这种崩溃的最好例证，例如1857年的印度起义，紧接着是1865年的牙买加暴动，还有后期的苏丹马赫迪起义。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这些事件都是十分耳熟能详的。

这些事件表明了，殖民国家和宗主国长期以来的早期文明化使命失败了，希望去civilize当地人、希望能够改造殖民地的策略失败了。因此，他们转向了一种间接统治式的殖民治理策略，重新去挖掘习俗法，尊重习俗权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转向实际上是治理模式的转变。新的治理模式是直接统治模式下同化主义政策的落幕。以前，殖民者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特别是随着“谁是欧洲人”这一核心问题的出现，这种高高在上的统治方式开始受到挑战。当殖民进入尾声时，同化、居高临下、直接统治的方式开始受到质疑。这种新的间接统治的模式可以称为“以夷制夷”，也可以称为远距离引导。甚至有些人认为，一些殖民地在后殖民国家时期反而更加发达，还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这都与间接统治模式的诞生有直接关系。

支持传统统治者并推行习俗法的监护人，这是第三个大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我们开始隐约感受到一种来自东方民族主义的力量，即文化、习俗、传统开始变得重要。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但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这种东方的民族主义兴起，实际上是一些习俗性的传统被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历史化。我们的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原有的传统被摒弃，被认为是历史的糟粕。然而，在去神圣化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又得到了一个转变。

很多同学都认为传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我认为变化在于传统被制度性地与现代相隔离。以往的传统没有参照物，只是传统本身，这是我们文明延续的方式。但当遭遇现代时，传统成为可比较的对象，这样的传统和以往我们所认为的文明延续的传统，势必就会有内在上的一种差别。从而，传统被包裹在现代行政、法律、政治的权力体系里得到了改造。

根据以上这些思路，我想推荐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由乌干达学者马哈茂德·马布达尼所著的《界而治之》，该书的核心概念是“殖民地治理术”。

在最初讨论殖民时，我们通常会将殖民地定义为资源边疆，是西方殖民者获取资源的地方，包括土地、财富、资源和生产资料，甚至包括奴隶。然而，随着间接统治模式的出现，人口成为治理的中心，我们应当围绕人进行治理，而非控制和占有土地，攫取资源。因此，在这一重要的现代意识出现后，人口需要重新分类，重新成为治理的分类资源。

那么，相较于以往的种族化（racialized），即“我们是白人，你是黑人；我们是高等的，你是低等的”，这种基于生物体征、生物体貌的政策，现在开始转向习俗性的族群化(ethnicized)，或者更朴素地说，文化化的族群化。我们开始用一些非种族的方式去理解人口的分类，使其成为更通行的划分和治理的标准。

在这种族群化的意向之下，原有的原住民或土著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关注。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早期人类学的现代版本会出现，会开始关心土著人的心智、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会关心他们结构功能式的社会共同方式。在更早的时候，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更多作为类似于殖民官员、翻译官和军事专家的角色。到了后期，学科化的元素开始增强。从学理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主体性的关注并被提炼出来。这种主体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受到殖民权力的变化和学术政治的指导与培育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新的统治方式比以往更加仁慈，似乎尊重人、谈论慈善、赋予人们权利，甚至关注健康、教育和福利。尤其是我之前查找过的一些资料显示，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对澳大利亚殖民行动方案非常重视土著人的福利和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心智。因此，这成为我们对整个殖民后期的语境转化的认识论基础。

这种认识论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地区和国家人口关系中，可以成为实践性技术和理论，并被不同人群主张或利用。我们所谈论的《无国之谍》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者或组织，实际上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发展而来的。

我还想进一步谈谈，这种殖民转变在具体细节上呈现出的历史逻辑。

首先，现代国家与法律主要通过人口普查来识别群体。人口普查旨在确定现当代和历史中的行动主体。汉武帝时期是否存在民族？存在，但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民族这一概念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包括族群和种族的分类，都是在近代以后才出现的。这些分类概念都是围绕着人口普查这一技术方案而必须出现的变量，正如我们在进行统计问卷调查时所做的一样，我们需要对人群、阶层和群体进行分类。

例如，在19世纪中叶，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场起义是印度大起义。在印度大起义之后，种族、宗教和部落成为了英国殖民后期的重要分类标准。这些分类标准是通过法律系统、人口调查和历史书写来确立的，并且被政治化为一种基础性的方案。

这也会映照我们后来讨论《无国之谍》中以色列间谍的身份问题，以及建国后身份污名化现象的出现，实际上都与人口普查技术所隐含的历史逻辑密切相关。因为我们必须通过政治化身份来区分人口并进行治理。然而，政治化身份存在张力，人与人之间存在拉扯。当政治化身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附着在一个人群或一个人身上时，就有可能带来一些奇妙的反应。

这种政治化的身份是实现间接统治的基础。正如《界而治之》中的一句原文所说：“你的名字不是被安排在一个种族之下，就会被安排在一个部落之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区分，而是强调被殖民者在单一范畴下如何进行分类。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个历史逻辑的线条，即文化差异，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习俗权威，或者那些制度化和历史化了的传统。在这样的间接统治模式下，这些差异会被不断放大，成为重要的政治化身份来源，从而导致殖民法律方案的差异。因为，不同的人群需要在法律制度下生存和交往，然后发展出制度化的政治认同。最后乃至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版本。

资料图

历史学中的“新叙述史”转向

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会兴起一批关于民族主义的史学讨论。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书写成为了一股热潮，各个东方国家都在不断建立基于民族主义序列的史学表述。这种现象的背后历史逻辑与殖民政策在中后期的转化有着直接的关联。领土化、部落化和国家化的制度性史学或民族主义史学逐渐出现，但是，我认为民族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一直关注boundary and border这一意向的基础和逻辑。

这套史学在20世纪早期以后进一步演化，出现了亨利·贝尔的名著《部落与国家》。他是历史社会学家，也是新史学的奠基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史学中又出现了一个分支，即新叙述史。

新叙述史，简而言之，是在微观视角下呈现宏观问题，同时在宏观语境中展现微观细节。我刚才提到的《无国之谍》，我认为它是一部典范的新叙述史作品，尽管它是由记者所写，但新史学的创作者已不再局限于德国兰克学派那种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在《无国之谍》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些叙事都在谈论历史，但是历史可以转化为不同的文字形式。

整本书贯穿主线的实际是四位主人公，即我们所说的间谍。但是，他们与像James Bond那样的007不同，他们的真名也出现在书中，他们是迦玛列、以撒、亚库巴和哈巴谷，这本书包含他们真实的故事，他们的live story。

第二类的史学切面，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这群普通人，用书中的原话来说，就是说着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是一些一文不名的少年，一群年轻的普通人历史。

第三个主题是间谍活动。虽然书中没有明确提到，但实际上这部书所要呈现的是我们社会中的秘密剧场。在这个秘密剧场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所谓的早期间谍如何穿梭于贝鲁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巴以边界地区，去完成他们的政治使命。他们与后来更为著名的具有“巅峰时刻”的“摩萨德”有所不同。摩萨德被称作四大情报组织之一，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组织，在书中它有一个名字叫“黎明”，一定程度来说，它孕育了摩萨德的诞生。

最后，这是一场战争，来自以色列建国前夕的战争场景。但这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种普通人参与的、隐蔽的战争。

因此，在这个微观主义视角下，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希望通过我所梳理出的五种不同层面或层次，呈现一个大历史，通过小故事展现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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