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 | 学人分享

文摘   2024-10-29 17:44   天津  


孙飞宇老师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近期《社会学的想象力》课程嘉宾之一。孙老师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史和历史社会学等,将在本期课程分享韦伯的新教研究——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韦伯是我们最绕不开的理论家之一。

本文节选了孙老师文章《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中的第二节“社会学理论问题”,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学中/西问题的逻辑,供大家参考。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节选)


社会学就必然面临这样一种比较具体的挑战:现在几乎所有公认的社会学理论,都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以至于今天在社会学内部讨论西学,经常会被误以为就是在讨论理论的问题,而在社会学界内部经常被诟病的理论与经验相脱节的问题,往往也是因为研究被嵌套入了“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这样的简单二元区分模式

我们当然必须要承认,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从经典理论到现当代理论,从宏大理论到中层理论乃至微观理论,基本都是西方学者的舞台,而与此相应,今天中国社会学界的经验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中国”这一问题意识而展开。

从这一角度来说,理论问题确实可以说居于社会学中西问题的核心。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具体化为,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西方理论?从事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去阅读西方的社会理论了呢?就理论本身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事实上并没有某种界限分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存在某种唯一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其前身或者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景象。

社会理论的学科性并没有后来的社会学那么强,而在历史上又要远远超过社会学本身的历史。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理论滋养了社会学理论,然而社会理论本身又有其丰富的现实经验的滋养。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对于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构成挑战的,应该是宽泛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理论而非更具工具性气质的那些社会学理论,如中层理论。因为比起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更具有亲和力。

这确实是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要回应这一问题也非常困难。原因在于,西方的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己”的,有其自身明确的思想史传统与现实关怀,其中某些理论,即便谈到了中国,也并非是为中国人而写。

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在过去百年中,所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历史时刻,在很多方面也有着与西方类似的体会和经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优秀的西方社会理论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想象,在情感和思考的层面上,可能都不比中国传统理论资源更少。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为己”这一前提下,如何面对西方理论,其实就不再是受西方影响的问题,而同时既是如何理解进而研究西方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的问题。正如我们可以在政治、文化、民族志、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等领域中将西方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当然也可以不仅仅将西方的社会理论视为某种指导,而是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加以研究。

明确地说,在中国进行西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要求与在其他领域中的要求应该并无二致:并非仅仅译介某种西方思想并因此而成为二手理论家,而是要以研究的姿态进入到西学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西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思考主体、理解视域等都会以中国的当下和传统为基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在西学的当下和传统之中来理解其文本与思想。

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将西方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中而化之为基本目标。

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影响为例。这部著作在中国学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中国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后,今天对于中国学界理解中国本土问题,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目。

马克斯·韦伯


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在中国学界的故事中看到,我们阅读西方社会学的经典和现当代理论,读什么样的书,从何处入手,对于何种理论有共鸣或者唤起启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样的经典著作极其深刻地讨论了普遍的现代性问题,并因此而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必经之途。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出发点却也都是中国本土的问题,研究取向也一定会与中国的意义问题相关联。所以社会学中国化不是说只研究中国而固步自封,在中西问题域中去努力建设中国主体性,也并非说不去理会西方理论。

另一方面,如果说研究西学以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增进自我理解为目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行为的理解,在社会学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向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如儒家的传统)汲取营养的必要。费孝通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费孝通《乡土中国》


在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回归中国经典传统以汲取理论资源的研究取向,这当然是建设中国社会理论及社会学研究主体性的必要环节和努力,弥足珍贵。

此外,我们也还要看到,为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在变迁之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传统的纬度之外,还必须要考察到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遗产和当下全球化的处境,如果在各种方面都要有明确的理解“界限”的意识,就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理论资源来实现理解诉求。

甚而至于,如前所述,也不能仅由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实现,而是要回归到社会理论也置身其间的东/西方整体思想史传统。这正如我们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人类行为以及他们的互构,就必须要在更为丰富的文明背景下来进行,而不能仅仅从职业化训练的角度来进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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