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病人想要的，就是活在当下的陪伴。” | 书讯

自救的身体

作者/刘绍华

母亲的生命力旺盛，活动力也很强，这些就老人家而言本该是令子孙开心的特质，在母亲的失智症状陆续冒出后，却曾经变成令家人无奈的头痛问题。家人担忧“身体好但脑子不好”的母亲，出门时可能发生意外或突然忘记如何回家。这种忧虑日日挂在家人心上。

我曾问过母亲：“你天天出门是想去哪里？会不会累？”母亲回应了很多，虽然拉拉杂杂的，我却得出一个清晰的理解。原来，母亲出门，就像是一种本能性的“自救”。

母亲长年在健身房运动，习惯了天天出门，很外向，怕无聊。但是，近年来，母亲意识到记忆力似乎陆续出状况，体力也逐渐下降，于是自动缩短了去健身房的时间，下午大多留在家里。这种时刻，最是寂寥而令人恐慌。

母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家庭主妇，并没有养成在家中整暇以待而自娱的习惯。她从年轻起就出外工作，下班后还继续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繁重家务。父亲过世后，母亲才走进健身房，生平首度开始为了自己追寻乐子。但这样的乐趣，也是在健身房和同龄女性朋友一起逐渐创造出来的，有伴。

即使运动返家后，母亲仍持续扮演为儿孙买菜煮饭的角色。也就是说，在家中，母亲从来就是个不曾停歇的劳动者，而非偶尔得闲享受居家生活的主妇。当母亲逐渐无法再负责买菜和掌厨后，健身房的朋友也因老化而各自散去。

母亲的运动时间递减，在家的时间增加，但身边无人、没事可做，都令母亲心慌。向来让她忙里忙外、活得有自信尊严甚至充满主导权威的擅长事务，尤其是煮饭，都被迫一一放下了，却没有新鲜事物来填补空缺。

母亲对我说：“我一个人在家，就这样呆呆坐着，觉得愈坐愈笨，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母亲总想出门。即使没有要做什么的特定目标，她也不想坐着变笨。她的本能是去到有人群的地方，去看外界的生活，去寻找新鲜风景。母亲想重拾与外在的联结，那个联结能减轻她的孤立感，转移她的注意力。

母亲本能地在自救。

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母亲，也许反映出不少失智症或孤独老人的处境。他们向外跑以自救，却不一定能获得外界的良好回应。

偶尔，家人会在黄昏市场找到母亲，看见母亲站在菜摊前跟认得的菜贩讲话。只是，别人都不太理睬她了，但母亲还是继续试图跟人说话。

某天，母亲又跑出门，家人遍寻不着，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最后是在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里找到母亲。家人都不知道为何母亲会出现在那里，只能猜想母亲应该是跟着熟人走进，或是被一时的热闹吸引住了。

2021年疫情升温期间，健身中心关闭，母亲的生活规律被打断，失智症状况恶化。疫情过后，家人便不再为母亲续约会员，不敢再让母亲单独出门。只是，两三年过后，母亲仍偶尔突然现身健身中心，然后家人就会接到工作人员来电。

家人总是致歉，工作人员已明白母亲的状况，无法进入健身中心而感到错愕的母亲也总是跟人家说：她要取回放在置物柜里的东西——母亲仍保有让自己下台阶的应对进退能力。至今，母亲仍时不时表示她要去健身中心把盥洗用品带回家。

母亲依然存有健身的记忆与渴望，尽管她的体力已大不如前，现在通常只是散步走路，有时甚至不想出门。但直到2023年，当我偶尔问母亲“今天做了什么”，她仍常回答：“早上去健身房，刚回来没多久。”有时她以为自己还在持续运动。

或许，在母亲的自救遭遇中，偶尔也有光亮的时刻，只是我们不一定想象得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母亲出门回来后，就换了个发型。家人发现母亲身上并没有钱，问她在哪儿做的头发？有没有付钱？母亲的回答前后矛盾，糊里糊涂不可靠。大嫂赶往母亲以前常去的美发店询问，美发师说母亲并没来过。最终，没人知道母亲究竟在哪里做的头发、是否带的钱都付光了。

母亲在家人的笑闹声中却得意地说：“我经过美发店，老板就喊我进去，帮我烫头发，没有收我的钱啊。”听了母亲的话，家人相视而笑。无人相信母亲的叙述，但故事已不可考，母亲开心平安就好。

母亲的状况愈来愈多，虽然终于接受居服员蔡小姐每周固定三个下午的陪伴，不过为时仅半年就结束了。甚至，那段时间，母亲也经常忘了居服员要来就自行出门，让蔡小姐空等许久或白跑一趟。但是，母亲真的毫无记性了吗？

似乎也不是。即使脑部认知受损，记忆显然仍具有选择性。母亲的记忆像个谜，也会有令人意外的惊喜，有时似乎也看事情在她心里的分量而定。

情绪可能也主导了母亲的记忆与认知反应。像是有一次，哥下午请假要带母亲去医院回诊。午饭后哥对母亲说，他小睡片刻后就带她出门，母亲也会说好。结果，哥起来后，母亲又不见了。哥在附近市场、土地庙找了一圈，不见人影。

突然，哥灵光乍现，赶赴医院。果然，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乖乖地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她居然自己找到了诊间。母亲记得今天要看那位非常亲切、最令她安心的医师，只是忘了是儿子要带她去。

那段时间，在蔡小姐不会来的日子里，我偶尔会跟母亲约好下午回去陪伴她。通常，我都是一早趁母亲还没出门时先打电话给她。家人已习惯了，跟母亲约定都要有心理准备她很可能忘记。

但是，每次我返家前再打电话给她，每回她都很快地接起电话，然后我会故意不提醒母亲我们的约定，佯装问她：“我之前有打电话给你吗？”母亲总是能准确回应：“有啊，你早上打过，说要回来。…… 你要回来了吗？”

每每听到母亲这样回应，我都想掉眼泪。母亲没忘记我跟她的约定，每次都在家等我回来，她甚至因此连上午的健身房都不去了，就怕自己忘记赶回家等我。其实，我每次回去陪伴母亲，并没有特别做什么，通常只是随便聊，她在沙发上坐着坐着也就睡着了，我就在一旁看书、工作。偶尔得空时，我也可能躺在沙发上，和母亲一起睡午觉。只要有家人在一旁，母亲便觉安心，安心就放松了自然睡着。

也许，在母亲不断萎缩的短期记忆库中，还是有优先排序之别，情绪意义对她依然重要，是决定反应的关键。

母亲经历过的白天忧郁，我在治疗后期也深有体会。那段心情陷落时间， 每天早晨醒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常是：“啊，距离疗程结束又少了一天，总算。今天还要继续熬。”然后，又开始脑茫茫心惶惶的一天。
那是一段时间被庶务塞满却穷极无聊的日子。

进入治疗后期，时间的速度感变得极为缓慢，尤其上午的时光缓慢到宛若停滞。每天早上起来后，我认真细致地执行一连串的身体功课，像是烫牙刷、刷牙、洗脸、吃早餐、再烫牙刷、再刷牙，然后惶惶地做着当天认为该做的事，不是心不在焉就是老牛拖车。接着，又继续认真地吃午饭、烫牙刷、刷牙，然后又不知所措、心不在焉、蜗行牛步。

治疗期间，耗在看医生、排队等待治疗及检查、清洁身体衣物和居家环境的时间很多。如果没有出门开会、约访或去医院的行程，不少的日子就像这样，周而复始地塞满身体照护的重要琐事。

这些周而复始的琐事，让我想到出家人的修行：早课、晚课、早课、晚课，只是他们的目标不是身体的照护，而是心志的约束和自律磨炼。

虽然我做着有如早、午、晚课修行的原因，与心志锻炼无关，但日日重复着固定的身体功课，那种无趣的直接感受，难免冲击内在，不禁也令我朝往两个方向的心智思考，一个是以身体纪律为主的内向关注，另一则是反向思考“我在哪里”。

原本的我，习惯于外在探索和意义追寻；而治疗中的我，无法向外探索，也无力从事以往熟悉的意义追寻。此时，简直有如失去生命的坐标，只剩眼前的生存责任和目标。我失去了由内而外的意义感。

在此之前，我的理性与感知向来还算协调，此时却已各走各的路。我真实体会了什么叫作闷得慌，却也惯性地用抽离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分离的状况让我明白自己遇上了麻烦。

所幸，我在母亲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与韧性，始终让我相信，因为有她的遗传，我应不至于忧郁过度。当我在治疗后期情绪跌落谷底时，好友同样认为，我也拥有自救的本能。

最早清晰指出我的本能、呼唤我看见更多内在能量的，是好友点点。那一天，我就和病症初期的母亲一样，独坐家中感觉闷到慌。但我无法像母亲一样跑出去，当时我的免疫力正低，只适合与人通话，而非走入人群。然而，大白天的，亲友都正在忙，要找人谈心并不容易。无法获得我需要的外界联结意义，让我更感低落。

多年前，我曾思考过失去联结的困顿感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当时的处境，与生病的母亲和我在治疗期间的状态差异悬殊，但意向雷同。1996 年底，我面临人生第一个大转折点，决定到澳大利亚自助旅行一个月，途中遇见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多数都是和我一样的只身背包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想找人说话时，就看正好碰到谁。当时我对这样的“孤独星球”现象颇生感触，曾随笔创作一首命名为《投手的心情》的小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

等不到人来接球，想抛球的人难免落寞。要病人主动抛球，尤其不容易，因为耐心的捕手很少见。闭门羹若吃多了，久而久之，病人可能不敢再抛球，多以滚球为信号，最后甚至不敢抛、掷不出，也抛不动了。

我之所以还敢持续抛球，除了自救的本能尚有余外，好友的耐心更是关键。尤其衷心感谢点点，她总是以充满同理心的姿态，迅速回应我抛过去的球，让我得以有勇气持续抛球。每当我传信息问她是否有空陪我说说话时，只要不是正在上课或开会，她几乎都是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一段。

点点明白，好久没能享受社交生活的我，无法开启话匣子。因此，她总是极富同理心地主动说话，跟我说她母亲的小摆饰、父亲种的花草、学生的创意等。点点知道她只要说，我就会喜欢听，因为那时我需要的是陪伴，是和大千世界的联结感，只要不是负面能量，内容不拘。她就这样说啊说的，我听得津津有味，还能回报以笑声。这样的对话其实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补给我至少一天的好能量，令我非常感激。

病人想要的，也许在对象或对话的内容上各有不同，却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他人能够给予“活在当下”的陪伴。

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在《浮生一日》中提到他和一位癌症末期患者艾丽的治疗互动，其中两段提及两人各自的想法，令我深感切中要旨。

艾丽面对癌症与死亡有着深刻思考，她在写给亚隆看的笔记中如此抱怨：

“对方明明是个对临终认识不深的人，你却不得不跟他解释自己的情况，这种情形我很不喜欢。欧老（指亚隆）则让我很自在，他不怕跟着我一同进入幽暗。…… 他们动不动就问：“你要做多久化疗？”这问题很烦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难道不知道我的病是不会放过我的？我需要的是那种可以坦然凝视着我的人。欧老就很懂得这一点。他的眼光从不闪躲。”

而亚隆觉得，艾丽让他更为确认了一个原则，那是他从事心理治疗几十年来屡屡从病人那儿学来、忘记，又被提醒的不变原则：

“我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全然活在当下，就只是陪着她。千万不要想去说些聪明智慧的话语。无须去寻找有力的解释让事情改观。你的工作就只是为她提供你完整的当下。信任她会从疗程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就陪伴重病之人而言，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亲友照护，或专业心理治疗的协助，陪伴的基本原则其实很回归初心，就是活在当下，用简单实在的方式给予病人陪伴和外界的联结，就非常足够了。

我本是乐于做田野的人，一向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与人聊天。我虽然有机会经常接触非主流的生命经验，也常被视为对边缘弱势者具有同理心，然而，在生病之前，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第一次抛球就被点点稳稳接住时的那种心情。那种在长期孤寂中偶获的被接纳感，让我深刻体会到，原来琐碎的日常对话，可能带来如此深层微妙的疗愈感受，哪怕仅是瞬间，只因重回了与熟悉日常的联结。

联结，是病中之人的渴望关键字。

我和母亲一样，我们都需要联结。聪慧善良如点点的亲友，明白日常生活的简单交流分享，便是能给困顿中的我送上的最好联结。

有一回，我就这样听点点说了好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耽误她的工作太久，正觉不好意思时，点点如此安慰我：“你觉得难受时就找人聊天，这样做很棒！”她继续说：“跟忧忧一样，把腿抬起来就对了！”

忧忧是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里的蓝色女孩，矮胖，戴着眼镜，缺乏自信，经常垂头丧气，主导人类小女孩莱莉脑中的忧郁和悲伤情绪。动画中有一段，高挑的黄绿色开朗女孩乐乐，努力地想把核心记忆送回莱莉的大脑总部，以挽救莱莉的心情。但乐乐和忧忧迷路了，忧忧觉得一定完蛋了，立刻软趴趴地躺下。

好在，在莱莉脑中迷路的忧忧仍有求救的本能。因沮丧而躺平的忧忧抬起了一条腿，就是那一条腿，让乐乐得以施力，把忧忧拖出困境迷宫，拯救了失去所有情绪的莱莉。

很可爱的故事。

点点说：“忧忧把腿抬起来，就是求救的本能。”而我主动想找人说话，就是表现了把腿抬起来的能力。

抑郁，是因为断裂，与原本熟悉的生活步调和人际互动断裂，与原本以为属于自己的记忆和能力断裂，与如何度过当下和望向前方的自信断裂。

当断裂的感受出现，若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能够自救或求援的人，改善心情的最佳方法，就是避免持续内缩，尽量往外看。如同点点说的，“把腿抬起来就对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