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晚清铜版印刷探考——以宁波民间中日汉籍出版为例

文化 2024-10-12 00:01 广东

摘要：晚清时期，宁波作为江南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民间出版机构率先使用铜版缩印书籍。铜版印刷的源流、发展与中日汉籍出版密切相关。铜版印刷主要用来印刷字典辞书、画谱、地图等对线条精细度要求较高的书籍。出于文化交流和书籍贸易的需要，铜版缩印技术被日本出版商运用于汉籍科举用书的出版，并成为晚清时期中日书籍交流的重要内容。铜版印刷技术的引介和中日汉籍的出版共同促成了宁波地区铜版印刷的繁荣。

近代以来，宁波和上海作为对外交流的门户，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宁波在中国近代印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电镀铜模的创制地，也是电铸铜版印书的始发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民间出版机构使用铜版凹印技术缩印书籍的先行者。

邢立所著《清代的缩刻铜版印书》从印刷技术史角度，对清代存在于中日汉籍出版活动中的缩刻铜版印书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缩刻铜版印书采用凹版印刷，字体“笔画温和圆润，粗细对比度弱，笔画多采用刻针，直接刻线，字体不再经修饰，经过凹印铜版蚀刻形成等线体，与雕刻木活字经过电铸技术所形成的小字号铅字相比，边缘没有凸印的边缘溢墨，已经达到汉字印刷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适应可读性要求的极限。”对这一技术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和总结。宁波铜版缩印书籍从技术上来说属于铜刻凹版技术，此技术和后来的电镀铜版技术有所不同，印刷的字体更为精整。本文以晚清时期宁波民间中日汉籍出版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书籍传播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宁波地区民间印刷机构使用铜版缩印书籍及其与日本之关系。

一、铜版印刷技术在日本的发展和传播

宁波作为江南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是东亚书籍传播的枢纽。晚清时期，宁波民间出版机构率先使用缩刻铜版印刷书籍，这与晚清传统文人思想转变和中日文化交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铜版凹印和电铸铜版技术是近代铜版印刷最主要的两种技术。铜版凹印技术1452年由意大利人发明，此技术早在清初便传入中国宫廷，不知何时传入日本，也许是由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赴日行医的美国长老会牧师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带去的。詹姆斯在日本的活动时间和日本出现铜版书籍的时间基本吻合，而使用缩刻铜版印刷书籍最为有名的岸田吟香，最早也是跟随詹姆斯学习眼药水制作和编纂字典。岸田吟香乐善堂的铜版凹印技术大概也来自詹姆斯。

日本大量出现铜版印书是在明治时期（1868—1912）。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有天明八年（1788）铜版本《绘本虫撰》、安政三年（1856）铜版本《春秋经传集解》，可以看作是日本早期铜版印书的少数例证。中国所见日本铜版书籍较早为日本庆应二年（1866）浪华书肆铜版书籍《和汉年契》。

根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的著录，中国大陆所藏和刻汉籍铜版印本主要集中在明治时期。特别是在明治九年（1876），照相技术在铜版印书中的应用趋于成熟，明治十一年（1878）成功刊印了铜版印本《三音四声字贯》。明治十二年（1879），京都浪华同盟书楼合刻铜版印本《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三卷。可能此书比较畅销，次年（1880）京都风月庄左卫门新刻铜版又印了一部。除了京都浪华同盟书楼、京都风月庄左卫门和日本腹笥山房是自制的铜版，其他书籍基本为京都乐善堂铜版印本。明治十五年（1882），乐善堂用铜版印刷了《四书典林》。明治十六年（1883），使用铜版缩印的《四书味根录》字迹清晰，纤毫毕现，工艺已经非常成熟。此书目中记载日本铜版书籍有《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三音四声字贯》《书画舫》《锦字笺》《诗韵合璧》《策总大成》《事类统编》《四书味根录》《增广诗句题解汇编附姓氏考》《五经备旨》《五经体注合解全集》《篆文详注日本大玉篇》《金陵四十八景》诸书。

这些铜版印刷的汉籍从内容上来看，除了个别书画作品，大多为科举用书，具有较强的科举用途，一般日本人也不会阅读，可见其出版目标就是中国国内的科举市场，并且与其后来在中国流通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中国国内书坊的部分铜版印本与此类图书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极有可能是日本代印的，只是为了在本地售卖而冠了自己书坊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三音四声字贯》是由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文人王治本撰序介绍，也就是说，日本铜版印刷的汉籍传入中国有中国驻日公使和赴日文人的积极推荐。

除了面向中国的科举用书，日本人还使用铜版来印刷字典辞书、画谱、地图等对线条精细度要求较高的书籍。明治二十四年（1891），东京博文馆铜版印本《篆文详注日本大玉篇》版权页后附的《博文馆发行辞书目录》中，有十部书皆标注“铜刻”，其他则标注“活版”，其中大多为日本人常用的字典辞书。

同时，在巨大的商业利润驱使下，19世纪末上海的一些书店也出现了转售日本进口汉籍的热潮。光绪时期，铜版印刷开始在中国流传。《诗经体注图考大全》《诗韵集成》《四书遵注合讲》《四书味根录》《四书典林》等都是当时国内流传较广的科举用书。这些书在晚清流行颇广，刊刻众多，多为书坊刻本，但排版紧密，不便阅读。而使用缩刻铜版印书，字迹相较于木刻雕版可以缩小，相较于平面印刷的石印技术又会更显清晰。正是看到了使用缩刻铜版技术印刷科举用书的巨大市场，中国国内的出版机构开始寻求与日本出版机构合作代印或者引入技术、人才和设备。

二、铜版印刷在中国民间的传播与应用

（一）铜版印刷在上海的传播和应用

中国近代的铜版凹印技术最早来自于欧洲传教士，清代宫廷任用外国传教士制作了一批铜版画，内容涉及战图、地图、星图以及园林图等。可此技术在民间罕有见到，并未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王肇鋐去日本学习测绘，为日本的铜版凹刻印刷地图技术所惊艳，最终学会了雕刻铜版凹印技术，并于次年（1889）著成《铜刻小记》，详细记述了雕刻铜版的工艺过程。

铜版蚀刻技术印刷书籍在上海引起风潮，源自岸田吟香开创的乐善堂。陈捷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岸田吟香帮助詹姆斯编辑《和英辞典》，获赠眼药水秘方，后在东京开设乐善堂药店，贩卖书籍。光绪四年（1878），岸田吟香跟随詹姆斯来到上海，开设乐善堂药店上海分店，经营眼药水，着手字典的印刷，接触到了出版行业，后开设印刷厂，用缩刻铜版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获利颇巨。

日本人冈千仞曾来中国旅游，并写有《观光纪游》一书。他记道：“（1884年，即光绪十年）九月一日，与吟香抵郭外一舍，群工装制铜版诸书。书多四书五经注解，曰铜版缩小，举生私携入试场。中土未有铜版，此间所贩铜版，皆出于大阪书肆。出示铜版《地球图》，木村信卿所新撰，极为鲜明。信卿刻苦此图，地名一用汉字译，每埠记航线距离，此别出手眼者。”以乐善堂为代表的铜版精印地图达到了当时印刷工艺之极限。

陈乃乾在讲到上海书事的时候也曾经提到，“和铅印石印同时输入上海的另一种新印刷术——铜版，是日本人所经营。乐善堂书药铺、修文书局、福瀛书局三家出版最多。所印的书，都是袖珍小册，字画工整清晰，较铅印更为美观。这种铜版书完全是用手工镌刻而成，和现在通行的照相制版不同。你如果要加以鉴别，只需闭上眼睛，用手轻轻按摩，觉得有字的地方，比空白的地方稍凸出，即手工刻成的铜版。若是用照相铜版印书，便摸不着丝毫痕迹。现代人用惯了照相铜版，几乎不敢相信这密行小字的书，是费了无数人工在这样坚硬的铜版上镌刻成功的。”这段关于缩刻铜版书籍在上海流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其所言“几乎不敢相信这密行小字的书，是费了无数人工在这样坚硬的铜版上镌刻成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猜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铜版凹印技术对于国人而言还比较陌生。铜版凹印采用的是化学腐蚀原理。具体方法是选取一种比较软的紫红铜薄板，在此铜板上涂上含有树脂的沥青防腐层，用针状刻刀刻字于树脂防腐层，然后将铜版放入硝酸腐蚀液，防腐材料被刻字所划破的地方自然就会被腐蚀而凹陷进去，洗版后可用于印刷。

福瀛书局是晚清时期上海的一家书局，这家书局在光绪九年至光绪十五年（1883—1889），使用缩刻铜版出版了《尚友录》《辍耕录》《类方》《彚刻书目》《眼科锦囊》《张氏医通纂要》等书。《眼科锦囊》是本庄俊笃所著、滕谦斋纂要的一部眼科医学著作，也被称为近代首部日本眼科学著作。当时日本的眼药水进入中国，日本眼科的书籍和学问也因此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书和张璐玉所撰的《张氏医通纂要》一样都是在日本用铜版制版，福瀛书局仅仅是完成书籍印刷。

另有一部书，清光绪十年（1884）腹笥山房铜版印《事类统编》。此书九十三卷首一卷，海宁市图书馆和瑞安市图书馆皆有藏。该书内封皆钤朱色书戳“上海福瀛书局精校镌刻铜版书籍之印”。根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信息，腹笥山房为日本出版机构，这也意味着此书铜版由福瀛书局从日本购得。而近代学者赖毓芝介绍东壁山房和福瀛书局是仅有的两家于19世纪80年代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强调用日本铜版印刷书籍的出版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光绪初年中国国内的《事类统编》在日本大受欢迎，根据日本明治时期所藏笔谈资料记载，清光绪四年（1878），日本旧贵族大河内辉声欲学作词，向宁波驻日文人王治本讨教《广事类赋》的情况，王治本向他推荐说：“《广事类赋》有数种，故不同今最好者曰《事类统编》则详备矣。”可见此书当时在日本声名远播。腹笥山房在光绪十年（1884）用铜版印刷《事类统编》，与当时中国国内和日本都对此书有较大需求有关，这也可看作是日本出版业对中国书籍市场的积极回应。观察此书的文字，粗细均匀的字口、黑色墨块如鱼尾处的白色麻点以及牌记信息，当为凹刻铜版。

（二）铜版印刷在宁波的应用及著录失误情况

宁波民间出版机构使用铜版印书的时间在国内首屈一指，印刷机构有锄经阁、珍经阁、畅怀书屋等。

宁波民间出版机构使用铜版印刷较之上海福瀛书局，较之张秀民把光绪十四年（1888）作为中国雕刻铜版之始还要早。张静庐1961年见到的《铜版典林》印刷于1862年至1872年之间。他认为：“《铜版典林》雕刻之工，不亚于乐善堂各书本，一点一画，纤如毫发，字体同七号铅粒而明晰过之”。这确实是铜版凹印的特点。

清光绪八年（1882）四明珍经阁使用铜版印制了《增订五经体注大全》，此书诸暨市图书馆和龙泉市图书馆皆有藏，或著录为石印本，或著录为铅印本。其前有清光绪九年（1883）陈允颐在横滨寓所作序曰：“古今载籍极博，其始削竹为简，继而笔之于纸，又其继乃锓之为板。石经著于唐，枣刻昉于周，宋代因仍刊布益广。而我朝武英殿聚珍铜板排印《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诸书，工程浩大，始创千古未有之奇。日东夙号同文，古椠善本所在多有，刻手精良逾于中土。珍经阁主人不惜重资既以铜板印《五经体注》成，请以言弁首。余唯是书所采类皆宋元以后诸儒所说，徒以流传既久，举业家视为津梁，虽如严刻之讹误叠见，尚复风行海内，况以此校勘之勤，刷印之精，宜于舟车之携览，而便于巾箱之什。”陈允颐，字养源，武进人。同治癸酉举人，历官浙江杭嘉湖道，有《兰墅诗存》。陈允颐的儿子则是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的陈寅，曾出访欧洲，流寓日本。此四明珍经阁之铜版或是在日本制作，带回宁波印刷出售的。《增订五经体注大全》乃一科举考试所用小丛书，包括《寄傲山房塾课纂辑春秋全传备旨》《全本礼记体注》《易经大全会解》《书经体注大全合参》《诗经融注大全体要》五种。此书乾隆五十年（1785）金阊书业堂首次刊版以后，在浙江慈溪、上海、湖南等地也陆续刊刻行世，成为当时盛行一时的科举用书。宁波珍经阁首次使用缩刻铜版技术印制此书，字迹清晰，又轻巧便携，成为热销品，也为后面铜版印刷书籍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此书版框8.5厘米×6.0厘米，属于典型的袖珍小本，正文字体粗细均匀，加之牌记为锓版而非铸版，具有典型的蚀刻铜版的风格。

除了四明珍经阁，宁波还有四明畅怀书屋。从现存书籍来看，四明畅怀书屋出版活动大约集中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年（1884—1894），印刷技术主要使用铅印、石印、铜版等方法，出版的书籍有《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空策从新又新汇编》《文料大成》《尚友录》《觉世名言十二楼》《文章润色》以及《增广诗韵全璧》《初学检韵袖珍》《虚字韵薮》三合上下五栏本等。其中，畅怀书屋在光绪十一年至十二年（1885—1886）就使用铜版缩印技术雕刻书籍，先后使用铜版缩印了《空策从新又新汇编》《文章润色》《文料大成》《尚友录》。

《空策从新又新汇编》不分卷，萼研主人编，清光绪十一年（1885）四明畅怀书屋铜版缩印，有牌记“光绪拾一年乙酉岁孟夏四明畅怀书屋缩刻铜版，幸勿误带入场”，版框8.7厘米×6.2厘米。绍兴图书馆著录为：“清光绪十一年四明畅怀书屋铜活字印本”，观其正文文字粗细均匀，是凹刻铜版，而非铜活字。

《文章润色》共九卷，朱惺园编，据浙江省古籍普查平台著录，绍兴图书馆、衢州市博物馆、奉化市文管会、东阳博物馆诸馆均有藏，但有的著录为铜版石印本，有的著录为石印本。这是由于铜版印刷概念在古籍版本界尚不明晰造成的。观此书有牌记“光绪乙酉仲春四明畅怀书屋铜版缩印，慎勿带入场屋”，版框8.7厘米×6.3厘米，正文文字粗细均匀，块状墨色处有线性白痕以及白色麻点，加之铜版缩印牌记，基本可以断定是凹刻铜版。

《尚友录》二十二卷《补遗》一卷，清光绪十二年（1886）畅怀书屋铜版印本。瑞安市玉海楼和衢州市博物馆藏。有牌记“光绪丙戌仲冬上澣畅怀书屋校刊铜版”。版框12厘米×8.3厘米。《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编号20906218条著录有“清光绪十二年畅怀书屋铅印本”。

除以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畅怀书屋铅印本《文料大成》四卷，此书著录为铅印，其实也是缩刻铜版印本。

以上诸书在各大图书馆的著录中，版本信息殊为混乱。除了《尚友录》被著录为铜版印本外，其他皆不统一，各馆著录存在较大差异，可以看出古籍普查员对铜版概念的模糊，也能看出其左右为难之心情，在铜版、铅版、石印、铜活字诸版本概念之间的左右摇摆。加强对“铜版”概念的研究、界定以及鉴定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三、宁波地区铜版印刷源流、特征及模式

（一）宁波地区使用铜版印刷之有利条件

中国民间使用铜版印刷书籍较早且比较成熟当推宁波地区，原因有二。

一是宁波作为沿海贸易城市，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与东亚各国，尤其是与日本的往来非常密切。一方面，在清同治年间（即日本明治初期）赴日华侨较多，多为画家或从事书籍文化用品和中医药品的人员。如浙江慈溪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居日本）、宁波人胡小苹（名震，工书善医）、慈溪人王治本诸兄弟等。另一方面，在驻日公使中，张斯桂和沈文熒家籍皆为宁波地区，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许正因如此，使得宁波地区铜版印刷技术使用较早，开风气之先。

二是晚清社会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科举人口，至少有一百多万生员要谋求更高级的功名，这些考生所形成的巨大科举消费市场，为报馆和出版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机。相较于铅印书籍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石印书籍字体极小、阅读感不佳，缩刻铜版书籍既清晰又便携，虽然价格稍高，但仍然受到了士人的喜爱。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印刷技术成果的地方之一，宁波开办起众多的书馆和书局。

（二）王治本、王仁乾兄弟的推介与铜版印刷活动

铜版印刷在宁波的使用与慈溪王氏家族存在某种密切的关联。王氏家族是宁波旅日文人的重要代表，与日本出版界关系密切。他们在日本用铜版技术印刷书籍，也代为写序，对铜版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慈溪王氏自明朝移居慈溪黄山村。从黄山村走出的王仁乾（惕斋）、王治本（桼园）、王仁体（王藩清，号琴仙）、王汝修（仁爵）在日本长期定居，他们开办中药铺和书籍铺，结交当地贵族源氏大河内辉声。王治本（1836—1908），字维能，号桼园，因其在日本的知名度及语言的精通，还被聘为清政府驻日公使的翻译。王氏几人与公使何如璋的随行人员副公使张斯桂（宁波人）、参赞黄遵宪、沈文熒（余姚人）等都有交往。王治本受到沈文熒的推介而赴日，他在和日本友人的交谈中提到，“梅翁在宁波相晤，梅翁以事客于宁，仆因考试在宁，得数日盘桓，嘱仆到东，便候贵邦诸友平安。”王治本到达日本之后，和日本文化界出版界往来密切。光绪初年，日本人石川鸿斋编纂了《日本文章轨范》七卷《续集》七卷，何如璋、黄遵宪、沈文熒、王治本都为其撰写了序言，书名页为王治本题字。光绪五年（1879），王治本为马杉繫的《周清外史》的出版撰写序言。光绪九年（1883），宍户逸郎编纂《王梦楼绝句》二卷，也是他撰写的序言。

上虞市图书馆藏有一部《各省课艺汇海》，清撷云腴山馆主人编，清光绪十一年（1885）选青书屋铜版本，此书封面题名签条有“铜版各省课艺汇海”字样，内扉牌记“光绪乙酉仲春选青书屋锓版”。此书卷前有光绪十一年（1885）王治本所撰《各省课艺汇海翻刻小序》：“然原刻六十册卷页烦重，翻刻本简则简矣，而鱼鲁豕亥或所未免，选青书屋主人忧之，务欲精益求精，细心校订，间有未备，复略加补选，镂以铜版，编为四册。”这也可以说明王治本和铜版技术传入中国有着直接的关系。此书嘉善县图书馆和上虞图书馆都有藏，但嘉善馆著录为清光绪十一年选青书屋活字印本，误。值得一提的是，上虞馆藏本书名页有“上海福瀛书局精校镌刻铜版书籍之印”。而嘉善馆藏本没有此印，有一种可能就是嘉善馆藏本直接购自选青书屋，福瀛书局后来买入此版，印刷的时候钤盖此印，故上虞馆藏本为福瀛书局后来使用同一印版所印。

王治本之兄王仁乾（1839—1911），号惕斋。1870年东渡日本，1877年在日本开办经营汉文书籍、文具、药材等的商店“凌云阁”，1910年归国。王氏兄弟的出版活动目前可考的有三次：光绪十年（1884）随冈千仞回国前用铜版印刷《鸡跖赋续刻》；光绪十四年（1888）用缩刻铜版技术出版《千百年眼》；同年铅印出版《汉译诊病奇侅》二卷《五云子腹诊法》一卷。王氏在光绪十年（1884）用铜版印刷了《鸡跖赋续刻》三十卷。长兴县博物馆藏有一部著录为民国影印本的《鸡跖赋续刻》，保留了题名签条“续刻铜版鸡跖赋”，观其字体风貌，也确实具有铜刻的风格。北京大学图书馆亦藏一部《鸡跖赋续刻》，笔者拜请北京大学图书馆李雄飞老师查看此书，得到了更详尽的信息。此书每册书衣题签题名作“续刻铜版鸡跖赋”。版框13.3厘米×8.8厘米，袖珍本。内封题名为“鸡跖赋续刻铜版”。内封背面牌记印：“光绪甲申初夏/漱芳小筑开雕”。此书卷前有光绪十年（1884）四月武进陈允颐于横滨理署之鸥舫撰写的《弁言》，曰：“浙东应、钱诸子成《鸡跖赋续刻》三十卷，冯孝廉一梅序而行之，一时海内风行，几于人握灵珠，家藏荆璧。徒以急于成书，校勘未遑致审，而日久板寖漫漶，鲁鱼帝虎，疑误纷如淮雨别风。甄综靡自，贻误后学，识者病诸。王君惕斋、秦君哲明爰纠同志集巨赀，以铜版翻印，已复检厥舛讹，详加厘正。既竣，请以言弁简首。”目录部分有“校刻/慈溪王治本桼园（右）/鄞县胡世均秉卿”。此序明确指出了铜版印刷，观其正文字体粗细均匀，也是铜版蚀刻的方法。此书出版之年即王氏随冈千仞回国之年。

光绪十四年（1888），王氏在日本江户铜版缩刻《千百年眼》，此书卷前有孙点序。《千百年眼》明潇湘张燧纂，首次刊刻于明万历年间，慈溪冯云濠醉经阁藏有原本，民国时甬上著名藏书家朱鼎煦先生得之，后又捐赠天一阁。此书国内流传稀少，王氏之所以在日本刊印此书，大概与此有关。此王氏日本铜版缩印本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由上海史学社石印出版。卷前有光绪己亥年（1899）俞樾撰《古今史要弁言》，揭示了此书在日本出版的原因：“《古今史要》一书，明张仲甫先生之所撰也，网罗散失，渊博精详，以考据行其议论，远可追知远《史通》，近之则赵氏之《札记》、王氏之《商榷》也。原书本名《千百年眼》，久佚无传本，有友人以重价购自东瀛，将付石印，意犹豫，因贻书嘱余审定，予曰此葫芦秘本也，幸而得之，夜光之出重渊，邺骑之来宝玦矣。”由此序可以猜测光绪十四年（1888）之时，此书或许被驻日公使所发现国内无传本，流传颇稀，建议王氏出版传世。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人在日看到此王氏印本，重金购回，并以石印传世。此王氏铜印本为天一阁所藏明万历本之外最有价值之版本。

借助《千百年眼》的出版，王氏获得一定收入，同年他还铅印出版了《汉译诊病奇侅》二卷、《五云子腹诊法》一卷，此两书皆为丹波元坚撰。丹波元坚又名丹波茝庭或茝庭多纪，是日本著名的医家。此二书把日本先进而便捷的腹部诊断法传入中国，这和当时的日本眼科一样，受到国人的欢迎。此书卷前有当时驻日公署的德清傅云、孙点，华亭廖宗诚撰写序言以示推荐。王仁乾自己撰写题跋云：“傅君精于医学，松井举以就正，大蒙许可，且促其速印行世，松井事冗，转以属余，余念诊腹之术洞见肺腑，实为妙法，惜东土少良药，余历年购运多品传之，温和社中咸称佳选……今回国有期，乃以聚珍版速印多部，携返中原，未敢云济世，聊以补我国医经之所未有。”松井即日本人松井操，以上两书都是由他翻译的。此跋详述此书1888年用活字印刷及携带中国的缘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此书浙江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皆有藏，共8部。

（三）王氏与日本旧贵族和出版界的交往

王氏兄弟与日本旧贵族大河内辉声颇为熟稔，是大河内的座上宾，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同时在大河内家又结识了掌握铜版缩印技术的岸田吟香。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十五日，大河内辉声、岸田吟香、梅史、琴仙、王治本、黄遵宪等同时参加墨江之宴。在这次墨江之宴上，王治本和岸田吟香想必也有所交流。

王治本与日本的著名出版商凤文馆主人前田圆也有交往。王治本与前田圆的交往，可以从天一阁所藏明治十八年（1885）凤文龙彩书馆石印本《凤文龙彩帖》一书中得到印证。此书原为甬上著名藏书家孙家溎蜗寄庐之旧藏。《凤文龙彩帖》的成书缘由是明治十八年（1885）四月，凤文馆所刻《佩文韵府》竣工，馆主前田圆广邀绅士文客庆贺，客人中就有王治本，他在《凤文龙彩帖》序中也明确指出：“凤文馆铜刻《佩文韵府》告成，馆主前田君遍征诸名流题咏。”前田圆之所以如此庆贺该书出版的成功，这与其所使用的印刷技术是铜版有相当的关系。彼时，铜版技术即便在日本也属于新兴事物，能以此新技术刊印巨帙，欣喜难抑，所以才值得庆贺。笔者在二手图书资料平台上见到此书明治十八年（1885）凤文馆刻本，版权页刊有“镂刻师庆岸堂梅村翠山龙影堂竹原鼎，印刷师中村驹次郎金子德次郎，装订师朝仓定吉”字样。为了庆祝这次新技术使用的成功，前田圆遍邀名流，效仿中国的集会，诗词唱和或者题字作画以留念，记录这次集会的《凤文龙彩帖》命名镶嵌了凤文馆和龙影堂两个出版机构的名字。

凤文馆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印刷书铺，和岸田吟香的乐善堂齐名，在日本的书业史上颇有盛名。前田氏是东京士族，为旧龙野藩藩士，藩废不复仕，隐于书贾，气宇快阔，不设城府，尝曰“吾欲刻天下未刻之书”。他在东京府京桥区南锅町二丁目十二番地开设凤文馆本部，在大阪府东区唐物町一丁目十九番地开设凤文馆支铺。《凤文龙彩帖》卷中诸序详细叙述了凤文馆前田氏刊书的情况。其中，胜山矢土胜之说他：“为人沉实，精力过人，故敢为人之所难为，为此乃士方名声顿噪，远迩争购其书。”

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凤文馆刊刻了《史记评林》百三十卷首一卷，此书底本为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之书。日刻本为严谷修、冈千仞、石川鸿斋共同校刊。明治十五年（1882）凤文馆发行铜版印刷的《康熙字典》，书后罗列了凤文馆所出版书籍碑帖计十六种目录。明治十七年（1884）凤文馆出版了石川鸿斋的《续文法详论》。

结语

综上可知，晚清时期，日本铜版印书技术传入中国，一方面是日本出版商基于中国科举书市场旺盛需求的状况，在利润驱使下所进行的商业投机；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国近代印刷新技术方面的交流，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效果。随着中国科举制度的消亡，科举书市场急剧萎缩，双方合作的基础烟消云散。此外，铜版印刷由于制作繁复，成本高昂，印刷质量起伏不定，如东壁山房曾因为一个雕刻工匠糟糕的制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汇率浮动等原因，都为其没落埋下了伏笔。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在中日文化交往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驻日大使沈文熒、何如璋，东游学人陈允颐及宁波驻日文人王惕斋、王治本等与日本旧贵族、出版商的交流往来和技术引介，促进了铜版书籍和该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刘云，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来源：《印刷文化（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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