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社会，对于很多人而言，找不到工作往往是最为痛苦和煎熬的一件事情，而失业也被视为极其惨重的不幸。我国官方同样反复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就业就是保民生”等。但就业难与失业等问题，却并非普世地对所有性别一视同仁，女性往往更容易面临这种困境，看似客观中立的“社会问题”下暗藏了一副男权面孔——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上看，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国女男劳动参与率都在下降，但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多下降了六个百分点（来自国际劳工组织），这意味着相较于男性，有大约四千万女性被“额外”失业。同时，在已就业人口中，女性和男性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国家统计局与妇联调查（2011）显示，城镇和农村女性的年均收入仅为同地区男性收入的67.3%和56%。
而从微观感受上来说，就业的性别差距则更加明显：
在气愤之余，一定有很多姐妹心中充满了疑问，为什么女性在职场会面临如此严重的歧视和困境？就业与工资产生性别差距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本文希望就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一个初步但系统的解释。
女性就业难是因为能力不足吗？
有些男人和精神男人说，女性被歧视是应当的，因为女人在能力上就是不如男的，这是事实。但，诺贝尔奖美国获奖人数超过380人，中国哪怕算上华裔获奖人数也不过11人，而在图灵奖、菲尔兹奖等领域，中美差距同样悬殊（甚至更悬殊）。这不也是铁一般无可争辩的事实？请问我能否就此说中国人在能力上就是不如美国人，美国看不起中国是理所应当的？
这时候他们突然就理性了起来并振振有词：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差而是受到了西方的打压，诺贝尔奖评价标准并不客观只是西方的政治工具......但很可惜，如果仅仅把国别换成性别，他们就会立即一口咬定这就是真理。
为什么上述两种说法（诺奖和女性能力差）都很荒谬？首先，事物的表象不能等同于其内在的结构、趋势、机制等，经验和印象不一定就代表真实；其次，相关性不能等同于因果性，这里面可能会存在解释变量不纯粹导致的内生偏误。
例如，诺奖人数仅仅是一个表象，背后还有各国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科研导向、教育体系，以及奖项颁发是否具有偏向性等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不能武断地在获奖人数与人种智商间强加因果。再例如一些计量经济学中的经典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内生性：家里有电视可以延长寿命（其实是家里有电视的人更为富裕所以延长了寿命），冰激凌销量升高会导致犯罪（其实是天气炎热导致犯罪和冰激凌销量升高）......这些例子都是由于遗漏了重要变量而导致所谓的解释变量（电视机、冰激凌）并不是事物真正的“解释”。
同样的，认为女性遭遇就业歧视是因为能力不如男的也是典型的逻辑错误。这种观点首先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导致内生偏误，并且还涉及到反向因果：是由于男人天然就能力更突出所以得到了更多资源，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多资源和正向区别对待才显得能力更突出？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甚至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已经做出了极其卓越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女男在能力上无差异，甚至女性的能力更强。可既然如此，为什么企业还会拒绝录用女性？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位于男权体系核心的家庭制度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ia Goldin女士，以表彰她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和收入的性别差距的研究。
她认为，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其根源是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首先，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中，女性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漫长的职业中断——这对职业发展而言往往是致命的。而在孩子出生后，女性又会被此牵扯极大的精力，于是无法从事那些需要大量时间、富有挑战性但又薪资较高、前景较好的工作。
她的研究指出，女性在生育后会遭到持久性的收入下滑，这也是性别工资发生明显差距的分界点。如果生育前女男双方工资相同，那么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15年后，丈夫的工资将比女方高出32%。
2021年的一篇中文核心指出，女性生育一个孩子后就业率会下降6.6%，而生育二孩后就业率会在一孩的基础上继续下降9.3%。2014年的另一篇研究指出，女性在生育一个孩子后工资会下降7%，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工资则会下降16.8%。
而在中国，养老金与工资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挂钩，这意味着女性生育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将是终生的。
所以，在企业看来，女性首先是生育、养育、照料等劳动的无偿提供者，而非社会生产者。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结婚、生子、做家务、带小孩，主要精力要放在家庭上而非事业上，因此是低效率和劣质的劳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在招聘时会反复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生育计划......但结果往往大同小异：未婚未育？以后肯定还是要结婚生子的，不招。已婚未育？当然不招。已婚已育？精力肯定都在小孩身上，不招。
但在此要强调的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并非原罪，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下才被视为和建构成“原罪”。女性在表面上是因为“纯天然”的生理因素才遭到歧视和压迫，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社会环境的问题。例如，女性因怀孕被企业歧视实则是因为隐身的男人只是女性生育成果的掠夺者和享受者，把生育成本全部推给女方，而自己完全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强制女男同休产假后，企业对女性的区别对待显著降低，因为这时生育对女男都会造成职业生涯的中断。再例如，很多前景较好、薪资较高的工作，往往会因为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拒绝女性。但如果我们国家的劳动时长降低，劳动环境改善而不是那么“卷”呢？如果再举遥远一点的例子，原始社会中，女性创造生命的独特能力受到人们的崇拜，只是当男权控制了女性的生育能力，掠夺了她们的生育成果后，生育才从权力变成了负担和不幸。
所以，只是在这样的特定的而非所有的社会制度下，女性才会面临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困境。（关于这些制度性因素，我会在下一节中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讨论。）
而讽刺的是，男人却从来不会被问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因为他们作为特权群体可以免于这些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在女性生育后遭遇收入持续下滑的“母职惩罚”时，他们却会获得“父职奖励”，被企业认为更加可靠稳重，拥有更大的职业晋升空间。
在某友邻评论区看到一句非常搞笑而犀利的话：本来职场上所有人全都是步兵，突然男的摇身一变成了骑兵，你猜男的骑的是啥？
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婚姻与家庭并非女性被剥削的根源，而是无足轻重的概念，只要女性在职场上有地位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西欧美国中国”）
但这些人想过没有，为什么女性会面临招聘上的歧视，职场上的阻碍？历史上，卢旺达的例子证伪了像她这样的幼稚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参政比例如此高的卢旺达女性，依然是国家权力作用的对象，而非行使权力的主体。卢旺达女性尽管在公共领域大放异彩，但社会性别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改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依然被视为生育劳动的无偿提供者，被视为再生产劳动力的工具和机器——“最终还是要嫁人、生子、照料小孩的”。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必须要关注并改变现行的婚姻生育模式，打碎这种最隐蔽、也是最坚固的奴隶制，而非认为这些是无足轻重的、与女性在经济政治领域失权无关的制度。
同时，如果不能对婚姻、家庭等形式进行彻底的变革与废除，那么单女往往也无法独善其身——仅仅是男权统治下的幸存者，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每个女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歧视。
家国同构：一个宏观视角
我们至此来到了最后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压迫女性的社会结构？家庭这种社会形式的存在有何意义？换言之，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首先，尽管家庭这种社会形式看起来好像与资本主义全然无关，因为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并没有进入市场、也并非用于交换的商品。但，在此要指出，如果没有现代家庭制度，甚至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思想实验。如果没有婚姻-家庭制度，女性在家庭中本来无偿的劳动现在全部市场化、商品化，变成家政服务、变成代孕，那需要多少钱，多数男人的工资购买得起吗？如果购买不起，那么这些男人就需要自己花费巨大精力去做原来由女人承担的各种家务——影响工作效率，或不做家务——大大缩减寿命和工作年限。而从社会层面上看，大多数男人会因为无钱购买代孕，而没有后代，于是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劳动力的再生产完全无法维持。
我们知道，工资需要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常生存，要覆盖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但如果没有婚姻-家庭制度，那么（男）工人为了购买和以往相同的服务，就需要更高的消费水平，否则劳动力市场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于是资产阶级在这样的市场信号下只好大幅提高工资，否则根本招不到工。而提高的那部分工资其实就是过去女性在家庭中进行无偿劳动的实际价值。可这样一来，企业的用人成本就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盈利能力也会被上升的工资挤压到断崖式下降，于是经济危机的号角已经悄然吹响——
此外，女性在家庭中还往往是更多地照顾、赡养老人的一方，而这种职责也正是通过宗族制、通过男权的孝道伦理来强加给家中的女性。同样，如果没有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约束，女性不再无偿承担这些义务，那么老人的赡养要么是子女自己出钱请护工——结果同上，要么通过社会福利体系承担——由国家财政出钱，然而众所周知，财政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所以，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正是女性的无偿劳动在系统性地降低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市场经济体系才得以高效稳定地运行。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就像冰山的下半部分，不可见，但却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说中国劳动力廉价，那么这种廉价正是建立在女性的廉价劳动与无偿的家庭劳动之上。
更何况，婚姻-家庭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让再底层的男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奴隶，让再怎么受尽压迫的男人关上家门后也能向女人抡拳：
权贵男压迫底层男，但会允许底层男再去压迫女人，于是两个阶级男性踩在女性的尸骨上达成了“互利共赢”。现行秩序就是这么维系起来的。
因此，性别歧视、让女性回归家庭的导向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随着市场和技术的进步而自行改善。因为它并不仅仅是遥远的前现代的遗留，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
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男权共同体达到了他的帕累托最优：上层男性收获了便于实施统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女性无偿劳动所贡献出的超额利润，而底层男尽管对此心怀不满，但庆幸自己之下仍有奴隶，至少还可以将仇恨向女性发泄。而女人，只有女人，作为一切社会成本的最后承担者，只得到了招聘市场的“No”。
结语
本文为女性在就业上面临的困境与歧视做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女性被强制性地分工至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从而待遇较优的重要工作往往对她们关闭大门——这被男权共同体视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最优安排，本文还指出了当前相关理论长期以来的性别盲点。
在传统话语里，社会图景被呈现为一群（男性）工人阶级创造了人类世界，不但无数女性劳动者在此“被隐身”，并且这还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又是谁创造了工人阶级？男工人们下班后回到哪里，又做什么？他们的饭菜和床褥从何而来？
过去的种种理论忽视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例如马克思把人口增长视为“自然的馈赠”而拒绝对此进行讨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偏误，更反映了传统男本位视角中女性形象与贡献的缺失。
我们可以看到，当平时高呼“平等”和“打倒资本家”的他们一旦面对女性争取权益，就突然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进行冷嘲热讽：
或者说，他们口中的平等，不过是“男男平等”的省略。
而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越是面临结构性困境，越要成为能动的主体，而不是沿着“最省力的路径”一路“自由落体”下去。如果我们认为女性在职场上很难，不如早日嫁人、回归家庭，尽管短期上看是更省力的选择，但透支的是自己的未来，最终通往的是深渊。并且，下一代的女性境遇就会更糟糕，最终成为鬼打墙的恶性循环。
更何况，相比于过去法律规定女性不能拥有财产的时代，禁止女性穿裤装的时代，我们已经足够幸运——无数女性前辈的鲜血换来的幸运。
我们这一代的谋生，就是给下一代的女性谋命。姊妹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