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关彩礼的种种话题再次登上热搜，上野对彩礼的看法忽视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显得“水土不服”。在此推送一篇旧文。此文是我为数不多较为满意的网络文章之一，尽管粗糙，但其揭示了隐藏在彩礼价格这一表象背后的根本变量：男人所获得的真实利益。且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①国家不但从属于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利益，还从属于男性的整体利益。②婚姻制度及其各种变式为何总是利男害女，而不取决于女性是否“擦亮眼”。
对于彩礼问题，主流观点仅仅在讨论影响其价格高低的因素，但这其实是默认了“彩礼是受益者是女性”这一错误的前提。实际上，“彩礼”的实质绝非一成不变：天价彩礼一直存在，但仅仅是在当前才被提出整治。经过下文的梳理，我们会看到，“整治”与否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价格高低，而是彩礼的实际受益人。如果仅仅看到彩礼价格，那么既会让我们丧失历史变迁的视角，也将阻止我们认识婚姻制度的本质。
在九十年代前，中国官方投入了相当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试图对婚姻模式进行改革。因为在这一时期，婚姻改革被中国官方视为社会主义转型的一部分，也是谴责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倡导集体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
实际上，早在1950年，彩礼嫁妆就被法律明令禁止。而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政府都在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和政治运动批判彩礼这种封建习俗（Croll 1981; Parish & Whyte 1978）。彩礼被定性为主要的封建旧俗，是社教运动的靶子之一。
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计划模式解体与市场化转型，国家放松了对于彩礼乃至私人生活的管制和干预，高额彩礼再次席卷中国。短短数年间，彩礼的标准金额便涨了十倍（Yan，2012）。
那么，在当时这些高价彩礼的用途和意义是什么，它又会流向何方呢？答案恐怕会颠覆现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
第一，作为新郎分割家中财产的手段。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一般所有儿子都结婚后，父母才会把家中财产平分给所有儿子，然后在某个儿子家中居住，或在所有儿子家中轮流居住（Cohen，1976）。但七十年代之后，年轻夫妻会把分家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往往在婚后不久就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这被称为“连续分家方式”，与传统分家方式不同之处在于，新的分家方式中，新成婚的男宝所能得到的财产远少于通过传统方式所得到的，不会带走太多财产。这是由于五十年代后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转型均冲击了传统孝道所依赖的制度与观念基础，父母往往在最后一轮分家结束后，还会保留一定量的现金存款以及房产，作为自己安度晚年的基础。
在这种情形下，高额彩礼应运而生——这是男宝为数不多的合法取得家中财产的机会。女人会被男宝怂恿去跟公婆索要更多的彩礼，作为他们小家庭的启动基金，而这笔钱款的最终占有者、使用者、获益者往往是男方，但被公众谴责为“贪婪”、“财迷”、“自私”，背负骂名的只有女方。
1989年，下岬村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一个小伙子怂恿他的女朋友跟自己的父母要一大笔彩礼。他对女孩说：“只管硬气些，要4000块钱的‘干折’，没得商量。不然的话，结婚以后你就别想从我妈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最终他如愿以偿，而且在婚后没几个月就搬出父母家另起炉灶了。
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末期，高额彩礼往往是男性假借女人的名义向家里索要财产的说辞，其历史背景是分家方式改变、且要与兄弟们竞争家产。通过索要彩礼的形式，男人和父亲以及兄弟们争夺家产这一本质，被转换成了女人和夫家公婆（且主要是婆婆）的矛盾。受益的是男性，而承担具体风险、背上骂名的却是女人——这种转嫁矛盾的手段一如既往，从亡国怪“红颜祸水”，到男人不得宠却要写“闺怨词”，再到如今把男人的恶劣品质用女性词汇形容......如出一辙。
第二，随父姓、从夫居等制度决定了女性在父系与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父母普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性通过婚姻制度从自家里的边缘人被转移为男方家庭中的仆人，与原生家庭再无瓜葛。这种场景下的彩礼，本质是男方对女方父母抚育成本的支付，和劳动力损失的补偿。这是买主向卖主支付的费用，同样到不了女方手中。
第三，为家中的弟弟结婚预留钱款。如果家中兄弟很多，那等到最后几个弟弟结婚时家庭总收入已经大大缩水，所以自然要依靠姐姐们的“帮衬”和收到的彩礼。
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高额彩礼主要有三种用途：帮男性争夺家中财产，向女方父亲即卖家支付的费用，给家中弟弟结婚所预留的钱款。而这三种用途没有一种是可以到达女性手中的，其本质都是使男人得利，这也正是那个时代无人整治天价彩礼的最根本原因。
当前流行的说法，往往都只是关注于彩礼价格很高，或顶多关注这种高价彩礼背后的矛盾：婚龄性别比例、城乡性别比例等等。
的确，当前彩礼价格如此之高，根源是因为女性数量太少。而女人为什么这么少，我们心知肚明。但，最关键的是：高额彩礼未必就会遭遇抵制，核心是彩礼的流向能否最终使得男性获益，而不仅仅在于价格高低。
正如在二十世纪末高价彩礼盛行时，常常出现男性不吃不喝工作二十年也支付不起的天价彩礼，但却被主流观念视作合理化：“现在的孩子有个性，父母也得称职”。而这种情况放在当前呢？产生这种双标的根源就在于，那时的彩礼，实际上是男人分割家中财产的手段，最终利益流向的还是男性。
而在当前，男性从彩礼中能得到的实际收益越来越少，买方势力压倒了卖方势力。
我们前面讲过，过去高价彩礼盛行的本质原因是最终受益的都是男性。受益方式分别是：新郎分割家产、父亲得到补偿、弟弟获得资金。下面我们分别来考察这三个原因。
由于计划生育，当代男性往往并不需要与兄弟争夺家产，而是认为父母的财产本来就都是自己的，不需要像从前那样要借着彩礼分得一杯羹。而随着当代女性地位的略有提高，这笔彩礼并不能完全用于男人的花销，所以，此时彩礼若继续存在，对男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亏本买卖。而对于父亲的补偿这一用途，在当代同样也被大大弱化了。因为当前的女性尽管依然会遭遇严重的职场性别歧视，但至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不依附于夫家就无生活来源。所以，在女儿无法赚钱的时代，父亲会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在女儿可以赚钱的时候，父亲则会强调“孝心”、“懂事”等等价值观。最后，供弟弟结婚这一用途，尽管现今仍然存在，但由于计划生育，多子女家庭在数量上很多，但在比例上远远不及曾经。作为独生子的男人比例远远高于作为家中弟弟的男人比例。更何况，正如第二种情况一样，姐姐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赚钱供养弟弟，而不仅仅是彩礼。所以，这一用途的彩礼对多数男人而言也再无意义了。
既然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男人并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彩礼得到预期收益，彩礼的实际流向具有向女方转移的趋势，那么“整治彩礼”自然就成为了“全社会”的势在必行。
而从我们的角度看，彩礼只是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商品化的根源。女性成为商品，不是因为彩礼这个价格标签——这只是被物化后的结果——而是婚姻制度，而在背后支撑婚姻制度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如果女性仍然进入婚姻，仍然作为给父系延续男宝的生育机器，仍然成为男人的仆人和血包，那么无论天价彩礼还是零彩礼，都只能作为剥削女性、供养男性的不同手段而存在。正如猪肉无论卖到五十块一斤，还是免费送给顾客，和猪自己都是毫无关系的。
国家整治高价彩礼与否，始终取决于男性在其中的获利情况，其治理目的与过程始终围绕着男性利益最大化，而不仅仅在于彩礼的价格高低——当前的主流观点均忽视了这一重要事实。同时，在此个人-家庭-社会的历史互动过程中，强大的国家角色也从未缺席。正是国家通过各种制度与政策性的相机调整，在彩礼实际流向男人时，默许甚至鼓励“天价彩礼”，而当男人无法在彩礼中得到足够大的便宜时，又开始宣布整治和抵制彩礼，“及时遏制”任何可能使女性受益的趋势，从而保证了婚姻制度在一系列的动态调整中始终维持损女利男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仅凭个体的所谓“擦亮眼”行为，无法对抗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