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隋唐三百年的发展，到了宋代，科举考试的严谨程度已经不比今天的高考低，而且就录取率来说也比高考残酷得多。每一科全国只录取几百人，而且三年一科，能够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都是百里挑一。
有的时候机缘巧合，很多超一流选手汇聚于同一科，会给主考官带来幸福的烦恼。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主考，考生队伍里，有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张载、程颢……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当年盛况可谓“神仙打架”。
那年苏轼21岁，他的文章能够从数千份答卷中脱颖而出，究竟好在哪里？
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立意。
《红楼梦》里林黛玉指点香菱学诗，说过“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对于礼部试这样的命题作文，要在立意上别出心裁，委实不容易。但是对于立意的经营，苏轼并没有放弃。大家都写“刑赏忠厚之至”，有人写宋朝的“忠厚”，有人写唐朝的“忠厚”……苏轼提笔就是虞夏商周，而且不作西周以下之想，他的“忠厚”便是“致君尧舜上”，这也是诗圣杜甫的抱负，让人读来不禁肃然起敬。
其次讲中观层面的结构。
大家都知道“凤头猪肚豹尾”，这句话虽然是元曲家乔吉明确提出的，其实历代名篇佳作，哪一篇不遵循这个铁律？苏轼的文章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开头，一上来就让人在尺寸篇幅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论述的主体部分，先后采用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诸多方法，由抽象到具体，使“忠厚”的道理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可谓水到渠成。结尾处，先引《诗经》，再结合《春秋》，将“忠厚”的论点升华到“仁”的高度，又不离“忠厚”的字面，来龙去脉无比分明；并反复强调这是“君子”之道，与开头相呼应。
最后谈微观层面的修辞。
这篇文章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随处可见的对比，这当然不是因为作者只擅长对比，而是出于论题当中的“刑赏”之所需，毕竟“修辞立其诚”，运用修辞手法为的不是炫技，而是顺应并加强行文逻辑。苏轼真正强大的地方，是回溯刑、赏的不同理路找到了二者出发点的统一，从另一角度理解，他文中的“对比”其实也是“排比”。
可以说，苏轼的这篇考场作文，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无可挑剔。文章写到这种程度，难怪欧阳老师拍案叫绝，暗自定为天下第一，说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的赞语。
如果能借鉴苏轼的成功经验，写出高分作文并不是难事。
如果能解开苏轼的成功密码，评判文章的好坏也会更加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