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在中华文明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而形成。
《诗经》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在先秦叫做《诗》，也叫《诗三百》。从汉代起，儒家学者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中。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忧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广的影响，后世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所以，《诗经》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义和价值，也表现在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上。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特质的高度概括，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要内核。《诗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朝代更迭和战乱，但无论怎样，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诗经》收集的诗歌跨越500年历史，这种连续性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文化的传承和价值的认同。《诗经》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包含风雅精神的篇章内，渗透浸润在《国风》和《大雅》《小雅》中。《诗经》特有的文化精神为中国文学的绵延、发展、壮大和繁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也不是抱残守缺、原样重复，而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创造发展。
《诗经》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其诗第一章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首诗是《大雅》的第一篇。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日渐成为名言警句，它既源自《诗经》又超越《诗经》，且富有深厚的哲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变革的思想，蕴藏着一种蓬勃的创造活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5000多年而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一种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
（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有史以来就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因此，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传统。
《诗经》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中国历史上尽管有短暂的战乱和地方政权割据，但国家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
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之一。
（五）《诗经》中的篇目收集涉及非常广泛的地域范围。
《诗经》中的《商颂》和《周颂》是商、周两个王朝的祭祀歌曲，《鲁颂》则是鲁国的祭祀乐歌。《大雅》和《小雅》是周王室的朝廷之乐，而《国风》是周王朝所辖的15个不同地区乐歌的汇集。
《国风》大多以河南为中心，并包括现在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的一部分地区。现在看起来，当时周代各地的诗歌都包含在里面了。
《诗经》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它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兼收并蓄，又以厚德载物的胸怀接纳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
（六）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永恒追求。
《诗经》中收录的关乎战争与和平题材的作品就有80余篇，超过了诗集总数的1/4。《诗经》现体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诗经》中有不少描写征戍生活的诗歌，《击鼓》就是其中一篇典型的写于战争背景下的诗歌。《击鼓》共五章节，其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句，是《诗经》中的名句，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诗经》中的《周颂》所收的《酌》《桓》《赉》《时迈》等当作于西周初期，其主旨是歌颂文王、武王给天下带来安宁，而非宣扬暴力。《时迈》中写周武王在灭商后能“载戢干戈，载櫜弓矢”，以示不复用兵，民众从此安享太平。
（七）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提升。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充分体现在世界影响力日益扩大。
《诗经》的海外传播是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的。由于历史上同处儒家文化圈，受汉字和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仅引进、研读《诗经》的汉字原本，还邀请中国经学家赴其国讲学。
西方汉学界对《诗经》的译介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各语种译本不断推陈出新。
纵观《诗经》的国际传播历程，汉字文化圈各国引进并研读《诗经》的目的，在于学习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文化；欧美文化圈各国则通过译介与阐释《诗经》，了解中国绵延千载的儒家文化，进而探寻中西文明之间的异同。
《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能够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原因在于其温柔敦厚的特质和儒家塑造完满人性的智慧。
（八）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历代学人的不断诠释下，为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科技与文创诗词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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