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地铺情深||王秉钧
文摘
文化
2024-10-03 00:02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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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打地铺，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所云。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已经很少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了。但，凡事皆有例外。这不——最近，我就听到了一个关于打地铺的故事——说的是，我的好友李洪林，带着家人到他弟弟家去过中秋节。事先，他的弟弟在附近的酒店里给他们订好了房间，但我的这位朋友到了以后，偏叫他弟弟把客房退了，自己在客厅里打起了地铺。我听了以后，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惊讶！他的这一举动，不禁引起了我诸多关于打地铺的回忆。记得小时候，农村每户人家，都有一张大床，和等等不一的小床。大床当然是父母亲睡的，小床自然是孩子们睡的。另外，还有凉床。凉床一般是用于夏天乘凉。因为它体量小，轻便，可以里外挪动。但过了夏天，也会放在一个角落，铺上草垫子什么的作为固定的床铺。我见到过的大床有两种，一种是床面上镶有木板，木板上雕有花饰图案的那种，叫面子床，床前还有一个脚踏板；另一种是不带面子的，就是滑光光的床光和床腿，叫耙光床。在每个家庭中，这些床都是个顶个，没有多余的闲床。如果来了客人或遇到特殊情况，就得打地铺。所谓打地铺，就是在室内的地面上铺上稻草、麦穰之类，然后铺上席子或床单，就可以当床铺睡觉了。这种地铺都是临时性的，晚上铺，早上就揭掉了。小时候，很难得跟着父母一起到亲戚家去看新娘。那时，最爱走亲戚了，何况又是去看新娘的呢？那可是儿童时代最热闹、最快乐的时光啊！平时，亲戚们很少走动，一旦遇到哪家带新娘，各路亲戚就会聚到一起。这样，看新娘就成了亲戚们彼此团聚、互相问候、加深感情的极好机会。大人们来了，孩子们也来了。有的孩子，谁是谁家的都闹不清楚，这时，大人们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拉到人前相互介绍。有的说：“这是我家毛孩子，快叫大姨。”有的说：“这是我的孙女兰兰，快叫姑奶奶。”孩子们之间就更不熟悉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孩子到了一起，是天生的自来熟。要不了多会儿，男孩子们，就会里里外外，满院子追着，打闹着，玩得很开心。女孩子们，就会小手拉着小手，小嘴巴对着小耳朵，说着悄悄话，生怕被边上的人听到似的，一脸的稚气，特别喜人。吃过晚饭，大人们早早地就把地面收拾干净，开始打地铺了。打地铺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有时用麦穰，有时用稻草，有时还用晒箔——就是用麻绳将没有剥皮的洋麻杆，编织成帘状的物件。平时用于晒粮食、晒萝卜干之类的东西。用时放开，不用时，卷起来靠在墙角里。等到家里来了客人，需要打地铺时，就派上用场了。把它抱过来，往地上一放，就是地铺。上面铺上床单，摊开被子就可以睡觉了。那床单和被子，往往是客人们自己带来的，一方面，知道亲戚家来的客人多，缺少被子；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走不了远路，就由父母亲用小推车推来的。小推车上放一个大大的柳条筐子，再用被子把我们围在里面，既舒适又暖和。等到晚上打地铺睡觉的时候就用上了。我们这些孩子，感到很新鲜，还没睡觉就会在上面打滚、翻跟头，闹着玩。新娘都进洞房了，看新娘的高潮——闹洞房也闹过了，我们还是不肯睡，还是要在地铺上闹腾一会儿才肯罢休。第二天，一起床，地铺就揭掉了。接着就是忙着吃早饭，吃过早饭客人就散了。在离开亲戚家之前，所有客人都会分到几包用大红纸包着的果子。那果子是油炸的，看上去，黄黄的；闻起来，香香的；吃到嘴里，酥酥的，脆脆的，甜甜的，最馋人了。如果说，儿时去亲戚家看新娘睡地铺的印象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到了后来，扒河民工在我们家打地铺的情景，记忆就非常清晰了。建国初期，根据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全国广大农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每年入冬以后的农闲季节，农村的青壮劳力，大都上了水利工地。有一年，我们庄子的后面就新扒了一条“钱北大沟”。说是沟，其实与河无异，我们庄上的人都叫它北大河，河道约有六七十米宽，河的北岸打了两道河堆。这条叫做“钱北大沟”的人工河，西起胡集南，东至张圩东流入六塘河，全长约30来里，其功能主要是用于排涝。后来，政府利用两道夹堆之间的洼地，从上游引水灌溉沿线农田。这样，夹堆之间的灌溉渠和“钱北大沟”就形成了并行的一排一灌的两条水系，为沿线的农业丰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当时，扒河的民工都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我们家就住了五六个。他们自带粮草，在我们家并不宽敞的屋子里打地铺。他们打地铺都是因地制宜，有多大地方，就打多大的地铺。先铺上麦穰，再铺大柴席子。席子的一头，底下还用玉米秸子垫高一点，好留枕头。睡觉的时候，民工们一个挨着一个，像秧山芋似的，一排溜子躺在上面。不管你是打呼噜的，还是不打呼噜的，几句闲话过后，就呼呼大睡了，而且睡得很香。民工们就在我们家的锅灶上烧火做饭。那时候，人的集体观念很强，人与人之间，也很友好。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主人，丝毫没有排斥的心理，反倒打心眼里欢迎他们的到来。偶尔遇到下雨天不能出工，大家就坐在地铺边上聊天，亲热得像一家人。有一个带工的领导，大家都叫他周书记。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见他来了，就躲得远远的。周书记有个业余爱好——吹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箫，不认识。父亲告诉我，这叫箫。父亲知道我似懂非懂，就进一步解释：“横吹笛子竖吹箫——横着吹的就叫笛子，竖着吹的就叫箫。”我老是看到周书记双手抱着长长的箫，在院子里嘟嘟哇哇地吹，吹的是什么调子，不知道。我又去问父亲，经父亲解释，我才知道，他多吹的大多是苏北小调，什么《八段锦》、《秧歌调》等，有时也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新的歌曲。记忆中，真正认识地铺，并切身感受地铺，是在塘沟中学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塘沟中学是全县除了沭中以外的两大“完中”之一。无论是校风还是师资力量，都是全县一流的。校长葛恒及。全校师生在他的带领下，积极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号召，认真贯彻：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办学方针。在不影响正课学习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学农、学军课程。当时，学校曾组织全校师生进行过一次为期一周的野营拉练学军活动。当时的学校，统一安照军队编制的说法，班级叫排，小组叫班。记得那是一个深秋时节，天气有点冷。我们背着被包，从塘沟出发，经沂涛、涉水过新沂河，来到吴集，然后折转西行，登韩山，过官墩，最后到达全县学大寨先进典型——龙庙公社仲湾大队。然后返回学校。一路上，由贫下中家代表、老退伍军人梁队长吹着军号，引领我们徒步“行军”。梁队长，大约50多岁。只见他的背后，斜背着一把用红绸带子系着的铜号，走在队伍的前面，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这次拉练的首站——沂涛，原名太平，是为纪念抗日英雄、革命烈士朱沂涛而改的。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主要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过新沂河时，我们脱下鞋子，将裤管卷到大腿跟部，缓步插入水中，顿时感到河水扎骨的凉，最深处紧靠大腿跟。我们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趟水过了河。上岸后一看，满腿都冻红了。过河之前，老师特别提醒：女同学不要逞能，不能下水的就不要下水，可以乘船过河。于是，有好几个正在犹豫的女同学就上了船。现在想想，这是多好的老师啊，真的是把学生当作自家孩子一样看待，太令人敬重、令人感动了。登韩山的时候，我们班的“第一才子”张礼芹同学不禁大发感慨：“艰难登上韩山，万顷如画在眼……”韩山，因汉大将军韩信曾带兵驻扎于此而得名。韩山虽然不高，但因是第一次登山，亦有纵目千里的感觉。我们每到一处，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都要给当地群众演唱文艺节目。晚上，就分散住在当地社员（人民公社社员的简称）家里。我们进入社员家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地铺。打地铺用的稻草是我们自己从生产队的社场（打谷场）上拉回来的。拉回来以后，摊放在地上，理好床单，解开被包，一切模仿着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老八路的样子去做。满屋子飘散着新稻草的香味。晚饭后，我们躺在地铺上，谈论着各自的理想。有好几个同学，都说将来去参军，做一名真正的军人。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起床以后，学着当年老八路的光荣传统，给群众家里挑水、扫院子。吃饭问题，是三五个人不等，编成若干个班，分散到社员家里自己动手做。米，是我们自己用干粮袋背来的；蔬菜，是从社员家里买来的。社员们都很热情。他们说，这蔬菜是自家地里长的，不要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照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付了钱。记得，我们在一个班做饭吃的有马健、吴淑华、汤玉平等同学。做饭的事，自然由女同学们承担，我们男同学，没事儿，就里外转悠着看新鲜。吃饭之前，早早地就坐在饭桌边上等饭吃。当做饭的女同学汤玉平，把盛好的第一碗饭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笑着说：“我们是坐享其‘盛’啊！”没想到，她和我开起了玩笑：“这第一碗饭必须盛给你，不然，怕你放赖。”放赖——是我们沭阳的土话，专指不懂事的孩子，哭闹耍赖的行为。我接着说：“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第一碗都是先盛给长辈的。这说明你很懂事。”大家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也许是受了学军生活的影响吧，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和王建军同学约好：今年一起参军去。孰料，那一年没有征兵，我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大队安排我去大河工当工程员。这让我又一次体验了打地铺的生活。根据惯例，每次上工之前，都要派出一支精干力量提前去搭建工棚。当时，我也在这“先遣队”里面。临出发时，大队副书记汪晴松当面交待，叫我协助青年书记吴兆峰带领大家前往安营扎寨。这次河工的工段和任务，是疏通位于李恒附近的柴米河河道。我随青年书记吴兆峰一起，带着“先遣队”来到了李恒街西南方向、靠近柴米河北岸的一个大队部临时驻了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地铺。大队部一排好几间房子，空荡荡的，只见到大队通信员一个人。大队部里有做饭的锅灶，正好适合我们驻扎。我们通过大队通信员在附近的生产队买来了稻草，包括打地铺和搭工棚要用的全买了。民工们马上动手，打扫地面，开始打起地铺来。地铺沿着前后墙，分成前后两排，全部铺上稻草，两排中间留出过道，以便进出。他们还从大队部门前搬来一些不用的旧砖头，摆放在过道两侧的边沿，以作拦挡。住的问题解决了，还得解决吃的问题。于是，我又到附近的社员家里为食堂买来了一小车黄芽菜（大白菜）。当地的农民很纯朴，从自家门前的菜地里现砍现卖。记得那是一对母子俩。他们专拣好的，菜心卷得墩实的，并剥去外面一层菜帮子，称好，算好账，然后用小推车直接送到我们住的地方。民工们都说我会办事，其实，哪是我会办事？是当地的老百姓太真诚善良了！这下，住的、吃的问题都安顿好了。大队毛笔厂派人帮我们运送工棚材料的人也该回去了。我和吴兆峰一商量，从李恒街上买回了猪肉和粉条，烧了一大锅黄芽菜、粉条烩猪肉，专门为毛笔厂的同志送行。同时，我们还把大队通信员也叫来一起就餐。说句心里话，自从我们来了以后，大队通信员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表示一下我们的一份谢意。吃饭时，没有桌子，大家就在地铺边上，围成一圈。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仍然吃得很香甜。接着，我们就在柴米河边上，搭建工棚。工棚都是丁头舍子，里面还是用稻草打的地铺。一切都完成了，就等着后面的大部队来了。正在这时，我的弟弟从老家骑着自行车来带我，说今年征兵工作开始了，叫我立即回去验兵。这是我早就盼望的事儿，心里当然很高兴。但临离开时，看着那刚刚打好、没睡几晚的地铺，还是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回到家里以后，征兵工作刚刚开始。我虽然对参军抱有很大希望，但也不免有些担心，万一当不上怎么办？因为，在那个年代，想参军的青年太多了！要知道，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不难想象，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高！关键时刻，我去找了公社革委会主任黄凯声。本来，我并不认识黄主任，还是在高中毕业前夕，葛恒及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公社的黄主任。信是这样写的：“黄主任凯声同志：王秉钧同学刚从我校高中部毕业，擅长书法和文字工作，请予以量才使用。”落款：葛恒及，年月日。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独到的眼光。“擅长书法和文字工作”——短短9个字，给我定下了一生的工作基调，至今没有走出他对我的这一界定。葛校长的字也写得非常好。虽是钢笔字，亦写出了轻重缓急的节奏感，一纸随意书写的便信，看上去，就是一幅精美的硬笔书法。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我曾找过黄主任几次，都没有什么结果。这次找到他，他一见面就说，我正要找你，公社食堂缺一个菜买的，你来，一方面给食堂买买菜，另一方面，帮助于长江秘书搞搞文字。我说，黄主任，我想当兵去。他说，好啊，只要你身体体检合格，一定让你去。后来，我就顺顺当当地穿上了军装，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全县的应征入伍青年，都到沭中大礼堂集中“换装”和家人告别。这里，本来是师生聚会和文艺演出的重要场所。现在，变成了全县入伍新兵的集散地。整个大礼堂都是用稻草铺的地铺——又是地铺，好像我的人生注定和地铺有缘似的，它总是追随着我，和我形影不离。我站在大礼堂里，放眼看去，除了几个接兵的军人以外，就是应征入伍的新兵和送行的家长、亲友。在这送行的人群里，我遇到了高中同学刘顺华，她是来送她参军的弟弟的。少不了说些祝贺的话。说来了也巧，在这里，我遇到了当初约好一起参军的王建军同学。我们就在沭中大礼堂的地铺边上，互道珍重，握手告别。后来，他去了山东长岛，我去了上海黄浦江边。提起参军的事，我总是对老校长葛恒及先生，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当初给我写了那封推荐信，很难说，我参军的愿望能不能实现！后来，我在部队里，终于在文字工作上有了点小小的成绩：参加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组织的、以反映红军长征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集《远征》一书的创作。成书后，我在收到出版社寄来样书的第一时间，就给葛恒及校长寄去了一本。那时，他已调任沭阳“第一学府”——沭中担任校长。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是您的学生交给您的一份作业，敬请批改。”本来，我以为我对打地铺生活是够熟悉的了。谁知，到了部队以后才意识到，我之前对打地铺的了解，无论是眼见的，还是亲自动手打的，与部队打地铺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儿科”。追溯起来，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与地铺结缘的漫长岁月里，那只能算是一个序幕，重头戏还在后面呢！在部队里，从打工事，到野营拉练，再到军事演习等等，只要是离开营房，住在老百姓家里，都离不开打地铺。打地铺成了军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曾盘腿坐在地铺上，听班长给我们讲述部队的光荣传统；曾趴在地铺上，代表全排向兄弟排写过挑战书；还曾蹲在地铺边缘，写过反映战士们施工生活的豪迈诗句：我们是步兵分队的机炮连，我所在的是八二迫击炮排。我们拉练，和别的步兵分队相比，显得特别威风。因为，我们连队有军马。拉练时，军马驮着火炮。那是特制的马鞍。炮身纵向绑在马的脊背上，马背的一侧驮着炮架，另一侧驮着炮的底座。夜行军时，班长陈春华走在全班最前面，一炮手张苗生牵军马，紧随其后，我们二炮手、三炮手、四炮手依次走在跟进，最后是副班长韓关华。我们每个人的被包顶上横绑着一张卷起来的凉席——这是宿营时打地铺必不可少的。行军途中，夜色朦胧，踢踏的马蹄声，均匀而有节奏地响着，我们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行进在黑黝黝的马路上，不敢大声说话，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到了宿营地，副班长韩关华总是在第一时间拉起铅丝，让我们张挂蚊帐。当过兵的人大都知道，部队有句歇后语：“战士蚊帐——没门。”时值夏季，我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地上铺上凉席，解开被包，一头钻进那四边着地、没有门的蚊帐里，呼呼睡去。第二天中午醒来，我们才知道是住在张江中学的教室里。下午，傍晚时分，我们还是按照头一天那副装束，准备停当，等待待发。全连以班纵队的形式，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连长佘广恩，在队前下着“向右看齐——向前看”的口令，并进行简短的训话之后，就一队接一队地出发了。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从部队回家结婚，清江市的战友尹双、宗玉宝和住在县城的战友赵建华——就是当年挥锹“铲掉半边月亮”的战友们，来到我农村的老家参加我的婚礼。特别是尹双和宗玉宝两位战友，骑着自行车，行程近百里，令人感动。他们晚上仍然睡的是地铺，那种感觉就如同又回到了部队施工、拉练的宿营地，只是多了一份热闹的闹洞房的欢乐气氛。那种感情亲如兄弟，终生难忘。在部队期间，我有幸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故事》一书的写作。这使我知道了在我军的历史上，还有另一种非同寻常的“地铺”。有一天，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时，从纸页发黄的老报纸上发现了一篇《军长睡在马路上》的文章。写的是军长聂凤智，在解放上海期间，为了严格遵守“不占用民房”的入城规定，和广大指战员一样，坚持睡在马路上的故事。在老报纸上，我还看到了成排、成排的解放军战士睡在马路上的照片。那场面很是壮观，也很是感人。由此，我不禁想到了，红军过草地时，战士们在篝火旁边餐风露宿的情景；想到了，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爬冰卧雪，坚守阵地，伏击敌人的情景；想到了，父辈们讲述过的“老八路”在老百姓家里打地铺、睡门板的情景；想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级机关干部组成各种“下乡工作队”，在社员家里睡地铺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情景……我还想到了，一张反映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考察时躺在地上休息的历史照片——啊，这应该是世界上顶级“地铺”的生动写照！我突然意识到，无论是草地、是马路，是战场，是工地，还是和平时期老百姓的家里，都曾有过人民子弟兵和人民公仆睡地铺的身影！从士兵到将军，从普通干部到人民领袖，都曾有过睡地铺的真实记录。不知是哪位诗人曾经写过：“大地啊，我的母亲！”这大地不就是人民？人民不就是母亲吗？当你在地上打起地铺，躺在上面，就如同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那种温馨安全的感觉，自会让你安然入睡，不用担心从床铺上掉下来……真该感谢我的好友李洪林，是他的一个举动勾起了我这么多关于地铺的回忆。我俩的心是相通的。他也是军人出身，和我有着许多相同的经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也很赞成他的做法。在这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打地铺的想法。儿媳妇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新加坡到扬州来看望我们。本来，我妻子准备给他们在外面的酒店里订个客房。可我始终没有表态。我心里想，到时再说吧。好在我们家有两个房间，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要不，都让给他们一家人住，我们就在客厅里打地铺。结果，他们来了以后，儿媳妇怎么也不同意。最后，我只好作出让步：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大房间，我们老俩口住小房间。这样，就不用急着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急着往酒店里赶。一家人在一起多说说话，迟点、早点都没有关系。这次，虽然没有打成地铺，但也让我嗅到了一点打地铺的味道。地铺，和我们这代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它不仅连接着源远流长的人间亲情，还连接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更连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公仆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我作为曾经吃过11年军粮的老兵，与地铺有着特殊的情结。到地方工作以后，我曾作为县委下派干部到韓山镇顺河村任党支部书记，为期一年。在下派期间，我虽没有睡过地铺，但我自带床铺，自带行李，自带煤球炉，自带米面和油盐，自己生炉子做饭吃。这与打地铺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当地群众说我是“不吃顺河粮，不烧顺河草，只喝顺河水”的好干部，县委组织部门评选我为优秀下派干部之一。现在，虽然物质条件好了，地铺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当我躺在舒适而温馨的“席梦思”床上时，每每想起几十年来曾经睡过的各种地铺，心里仍然有一种留念与向往之情。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真想再去体验一下那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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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钧，江苏沭阳人，现居扬州。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启鸿艺术网签约书法家。著有长篇纪实作品《村支书日记》、报告文学集《商海弄潮人》、散文集《大美伴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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