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文化记忆：从后现代到后数字时代

“记忆研究领域已经失去了一位有魅力的奠基人。扬•阿斯曼于2024 年2月19日（星期一）去世。享年85岁。”

近日，记忆研究联盟（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的网站首页发布的一则讣告，开头如是说。该讣告从以下方面肯定了扬• 阿斯曼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一是他的重要著作和理论，包括于1992年出版的《文化记忆》 一书，逐步成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该书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包括中文在内），其影响是世界范围的。1995年，阿斯曼发表了短文《文化记忆和集体身份》，以介绍他与妻子阿莱达•阿斯曼以及一群海德堡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他于2000年出版的《宗教与文化记忆》证明了研究古代文明中的记忆对于努力理解现代记忆过程的重要性，不仅提供了对各种古代记忆实践的深刻见解，还有对哈布瓦赫、瓦尔堡和弗洛伊德等人记忆理论的权威讨论。二是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重要内容的提炼和评价：首先，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区别至今仍是记忆研究的一个指导原则，目前正在启发心理学家对社会记忆过程的研究；同时该理论突出了文化记忆、集体认同和政治合法化之间的强烈相互依赖关系，是对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三是他对口述和读写、文化记忆和古代文明的密切关注奠定了媒介记忆研究的基础。这对以媒介为研究源材料的历史人文社会领域和以媒介为长期保存和整序管护对象的GLAMs类文化记忆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今这个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技术无所不在的“后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研究正在转向算法记忆和人工智能生成记忆的研究，因而他的影响不仅是世界范围的，还是跨学科的，更是跨时代的。

2015年底，在《文化记忆》中文版出版之际，阿斯曼夫妇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促进了自21世纪伊始的2000年就已经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文化记忆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掀起了新一轮记忆研究的热潮，“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互动的研究态势，并随着新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当时阿斯曼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的研究小组，发起了两次学术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口传与书写”展开，当时的人们将记忆和口传联系在一起，并与书写区分开。而研究小组经过讨论后，认为用于书写的文字和记忆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字是记忆的媒介。最后创造了“文化记忆”这个概念，将书写文化与口传文化统一起来。这种对口传和书写与记忆之间关系的认识转向，根源于对记忆认识的视角转向。将口传与记忆联系起来而将书写与记忆区隔开来的认识，是将记忆主要作为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机制来看待的，而将书写与记忆联系起来并将书写文字作为记忆媒介的看法，则是认识到了记忆的社会建构性――人们记住什么由社会框架形塑且随着社会框架的变化而改变，而这正是20世纪哈布瓦赫所创建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本观点。

之所以要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文化记忆，是因为阿斯曼等人认识到文化不仅具有在当下协调和组织不同群体的共时性功能，还具有历时性功能――即通过媒介的长期保存和跨时空传播“起到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能够在上千年的时间段内形成“历时的身份”，从而形成跨越时空的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正是集体记忆的核心功能。把文化视为记忆，既是承认了文化的社会建构性，也是将文化的历时性功能和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结合起来的一次创新和开拓，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源于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记忆理论。

阿斯曼又对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交流记忆”的概念，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属于“交流记忆”，存储在人的头脑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消亡，一般不超过三代人。有些交流记忆可以通过媒介固化从而转化为文化记忆，而其它的则被永远遗忘。交流记忆经由书写和文字固化，也可以借助仪式、神话、图像和舞蹈保存下来，从而转化为文化记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突破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另外，宏伟的王陵、神庙以及官吏们的坟墓等建筑物和遗址、遗迹也构成了文字和图画的载体，扮演了文化记忆媒介的角色。通过揭示文化记忆发生机制的中的媒介特性，把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记录文字图像的纸、竹、帛等文化记忆资源统一为文化记忆媒介，形成了记忆媒介理论，对依赖记忆媒介开展研究的人文历史学科，以及以记忆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和文化遗产领域，乃至为记忆媒介提供长期保存和文化传播服务的GLAMs类文化记忆机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8年，扬•阿斯曼的妻子阿莱达·阿斯曼出版了《回忆空间》一书，为理解人类社会如何通过记忆来构建、维系和发展自身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深刻见解，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记忆理论。她区分了个人记忆与文化记忆，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过程，它通过象征性媒介如文学作品、艺术、仪式、建筑、法律文本等得以固定和传播，这些媒介构成了社会共享的记忆空间。她提出了“回忆空间”这一概念，即社会和文化通过特定场所、物品和叙事结构创造并维护一个可以容纳、组织和再现过去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于塑造社群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她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和功能性，表明哪些历史事件或故事被选择成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需求，从而揭示了记忆建构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她还讨论了文化记忆所依赖的不同媒介形式及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迁，包括从口述传统到书面记录，再到现代媒体技术对记忆实践的影响。她也关注了遗忘在文化记忆中的作用，认为遗忘不仅是记忆的对立面，也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策略，用以处理某些难以整合进集体记忆的历史经验。

回顾文化记忆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不难看出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概念也被称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的本质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奉行的是 “真相不只一个”的视角主义（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反对中心主义，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尊崇价值多元论，关注易被忽略的个体、边缘和少数群体；既将个体置于社群之中，抱有构成性的社群观，认为个人的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他人和历史故事的一部分（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又看到个体处在地域、身份、婚姻关系、政治信仰不断变化和高度流动的后现代社会中，易于失去确定性和统一性的现实（迈克尔• 沃尔泽，Michael Walzer）。

文化记忆理论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对文化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文化记忆与文化失忆之间的关系、对身份认同的建构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明确揭示。

文化记忆的社会建构性决定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和绝对真理，对经典历史叙述持批判态度。认为历史并非线性的、连续的过程，而是由权力结构和社会建构而成的多种叙事交织的结果。文化记忆作为社会建构的历史传承方式，不再被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忠实再现，而与当下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过去的记忆以文字、图像、建筑、节日仪式、神话传说等为媒介流传至当下，却会因当下的社会框架和文化规范而发生改变，符合当下社会框架和文化规范的被巩固强化，不符合的则被删改涂抹。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洗礼，文化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断裂的，这与现代性对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化记忆与文化失忆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记忆的社会建构性决定了记忆是被选择的，选择记住什么，也意味有什么被遗忘。而对于借助媒介而固化下来的文化记忆来说，这种选择更易于操作实施。正如阿斯曼所言：“在文字复杂的书写文化里，谁具备读写能力，谁就有机会了解该文化中的核心文献，并掌握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技能，从而成为精英”。精英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因而也有更多的选择权。在后现代语境下，尤其被重点审视的是这种选择背后所体现的精英意志。文化记忆理论为经典的、主流的、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去中心化和多元解构提供了依据，对历史真实的理性追问和反思不再局限于经典文本承载的文化记忆，而涵盖了边缘群体、少数族裔、有差异的个人以及其他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易于被遗忘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强调文化对身份认同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性学者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阿斯曼提出需要更加关注和保护我们的文化记忆，以维护文化身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为文化记忆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可以保持群体意识的一致性和特殊性，并从中获得规范和形式化的影响，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受到文化记忆的影响，是流动的、不稳定的。

总之，后现代性为文化记忆理论提供了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承认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让文化记忆理论指导下的记忆研究更具批判性和多元化视角，并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动力学关系。

阿斯曼夫妇创立的文化记忆理论，重塑了学术界对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历史传承等议题的理解，形成了一种跨越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文化分析、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的话语认同基底，为文化记忆的跨学科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一种名为“记忆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以下是记忆研究联盟对“记忆研究”的定义：“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展示过去？我们代表了我们众多的过去中的哪一个，何时、何地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改变这些‘代表’（Representations）”？这些‘代表’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身份和理解？个体级的流程如何与集体级的流程交互，反之亦然？从这些宽泛的角度思考‘记忆’意味着什么？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有哪些义务去记住这些义务，以及履行或不履行这些义务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提出，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广泛领域，它借鉴了传统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哲学和文学研究等；在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如博物馆研究、媒体研究、口述历史、遗产研究、档案研究和电影研究；以及技术、艺术和政治等专业领域的实践。”下文将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文化遗产和信息资源管理领域、GLAMs机构等几个不同的维度梳理文化记忆理论为这些学科带来的不同视角和范式转向。

在社会学方面，文化记忆理论揭示了记忆的社会建构属性，它指出文化记忆并非是单纯反映过去事件的客观记录，其构建是选择、诠释和重构的过程。这种记忆构建有助于社会群体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的根源在哪里”，并为当前的社会实践提供合法性和方向指引。例如，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特定的历史叙事被挑选出来并强化为共同的文化记忆，以此凝聚国民团结和民族认同，进而探究社会和集体如何选择、组织和铭记其历史经验，并通过这些记忆来构建和巩固自身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秩序。另外，文化记忆理论也提醒研究者关注那些被遗忘和即将被遗忘的事物。例如刘亚秋通过阐述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提出了“记忆的微光”的概念，即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存在的另一种状态。作者认为，这种微光存在于不同的角度和样态中，如招魂、治愈等。作者试图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等强视角下被遗漏的事物，并重新阐述记忆这一看似迷离状态的另一条线索。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微光的挖掘需要一种类似记忆考古学的精神，以揭示被遗漏的物件和被强光遮蔽的存在。

在心理学领域，文化记忆理论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研究个体记忆时充分考虑到集体记忆的影响。个体记忆虽然受到个人经历和心理机制的影响，但同时也嵌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受制于社会环境、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所塑造的共同记忆框架。文化记忆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图景，而且也构成了个体自我认知和社会定位的基础。例如Gutchess等人探讨了文化对记忆的影响，并提出了跨文化认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应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哪些过程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并将这些差异定位到特定的大脑区域。而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可以帮助识别候选的信息处理机制，并强调需要为不同的信息处理器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对于了解人类认知和记忆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心理创伤治疗领域，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某些历史性创伤（如战争、灾难或种族灭绝）会对几代人产生持续影响；心理治疗师可能运用这一理论探讨如何通过公共仪式、纪念活动以及共同叙事的方式，帮助个体和社群处理和整合这类共享的创伤记忆，以促进康复和个人心理健康。

在历史学领域，文化记忆理论强调了记忆在构建和传播历史叙事中的核心作用，历史学家需要关注那些被“记住”和“遗忘”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动机和机制。传统历史学往往依赖于官方文献和档案资料，而文化记忆理论则提醒历史学家重视图像、口述史、民间传说、仪式庆典、纪念物等非文字形式的史料，因为它们是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可以揭示出不同于官方记载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面貌，这也为历史人类学这样的跨学科交叉领域提供了方法论。例如王明珂在研究西周历史时，针对结合西周铜器铭文与先秦文献来研究西周史的主流趋势，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路。他认为“一篇文献不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也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载体’。”西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人认为重要的社会记忆，而先秦文献对西周的描述是战国至汉初时人对西周的记忆。通过研究二者之间的差距，来研究西周至先秦时期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的轨迹。文化记忆理论促使历史学者采用更为多元和综合的方法去分析历史现象，比如从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角度，采用多重证据法来审视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再生产过程。文化记忆理论揭示了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动态关系，提醒历史学家注意历史上不同阶段的记忆实践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反映历史变迁。

在文学领域，文化记忆理论强调了文学作品在集体记忆建构和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文学不仅仅是艺术创作，它还是储存、塑造和传播一个社群或国家共同历史经验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象征符号、主题、情节和人物，学者可以揭示出特定时期内被记住的历史事件、价值观以及集体情感。例如闫琪将迟子建的小说作为作家个体记忆和百年来东北地域文化记忆的双重文本，围绕着记忆这个核心概念，运用文化记忆理论阐释迟子建小说对于记忆的呈现、建构、书写和传播，试图从迟子建的个人记忆到文化记忆的书写路径阐释文化的生成机制，挖掘其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内容、作家情感取向和书写的价值意义。文学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其叙述方式、时间处理和视角选择等都反映了文化记忆的构建机制。例如，一些文学作品可能通过重复、纪念仪式或神话传说来强化某些记忆，使之成为社群共享的文化遗产。此外，对历史事件的重述和改编也体现了文化记忆的选择性遗忘和重新诠释的过程。文化记忆理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框架，使研究者能够从记忆的角度解读文本，审视作者如何利用文学手段唤醒、延续或挑战既定的文化记忆，以及读者如何通过阅读和解读参与其中，形成个体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

在文化遗产和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档案、图书、文物、建筑、城市的历史街区都是“文化记忆”的媒介和载体，其本质上都属于文化遗产资源，是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文化记忆理论为重新认识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无论什么载体形态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记忆的见证；文化遗产反映的是其产生的那个“当下”的记忆而非其内容所指向的“过去”的记忆；记忆构建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为什么”甚至比“是什么”更重要。由于档案作为第一手的记忆证据和记忆媒介，与文化记忆有着天然的直接的联系，因而在文化记忆理论的影响下，在国内外档案学界首先形成了“档案记忆观”理论，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并影响了档案收集、管理、鉴定等实践工作和相关政策。

对于包括档案馆在内的文化遗产管护者GLAMs等文化记忆机构来说，在“文化记忆”视域下，获得了历时性和共时性并重的双轴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的全新视角。GLAMs机构都在从事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对抗共时性侵入历时性的“文化记忆装置”，承担着“为当下记忆过去，为未来记忆当下”的使命，其日常工作不仅是对过去记忆媒介的保存和传播，也通过对当下记忆媒介的收集和整理承担着“构建未来的文化遗产”的重要责任。文化记忆理论对GLAMs机构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工作业务流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不同机构间的跨机构合作，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发和利用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文化记忆”理论推动了跨国级、国家级“记忆工程”如世界记忆、美国记忆、新加坡记忆、欧洲时光机等项目，也推动了各国内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

在数字时代，原生数字媒介的出现和部分被数字化的文化记忆媒介使得文化记忆部分转化为数字记忆，数字记忆成为文化记忆的新形态，正如冯惠玲教授所言：“数字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 “数字记忆成为新一代文化记忆”。加小双、徐拥军从构建数字记忆的实现方式来界定数字记忆的本质，强调数字记忆构建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和其跨领域特性。笔者认为：数字记忆是依托于数字文化媒介保存、传承和传播的文化记忆，其本质是记忆的媒介是数 字的。这些数字文化媒介从载体上包括光盘、磁盘、硬盘等，从媒体类型上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3D模型、各种格式的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等，从组织方式来看包括文档、语料库、数据库、关联数据集、知识图谱、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网络空间的比特流等。数字文化媒介可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信息时代后利用信息技术生产的文化产品，与实物、书写有文字符号图像的碑石、金属器具、竹简、木牍、绢帛、纸张等具有同样的文化记忆功能，因而可以称之为“数字文化媒介”，简称“数字媒介”。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文化媒介相比，数字记忆由于承载于数字媒介之上，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依赖多媒体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智能交互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记忆保存展演和文化传承传播，故其有着生产速度快、规模大，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更新速度快、易遗忘，迭代速度快、难追溯的特点。故而数字记忆的构建不仅要体现文化记忆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还要遵循数字记忆构建的迭代性、开放性、持续性原则，以确保数字记忆的长期保存和实时更新，支持文化记忆的多元视角和可持续性发展。

在语义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造就的数智时代，数字记忆成为文化记忆的新常态。近年来，在数字记忆构建中融入数字人文理论范式和方法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数字人文为各种文化记忆机构在数智时代保存、传承和建构“文化记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应用到数字记忆构建中来，使得数智时代文化记忆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以及迭代性、开放性、持续性构建成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种类的GLAMs机构之间技术应用不平衡的问题。例如，应用关联数据技术实现元数据记录层面的跨机构跨网域开放互联，应用IIIF标准规范及相关技术，支持全媒体的记忆媒介数字资源对象的统一规范管理和发布，实现了从知识、数据和数字资源对象在互联网上的共享和重用。应用机器学习技术实现了多种类全媒体记忆媒介的深度知识挖掘和细粒度知识提取，并以本体和知识图谱技术实现了知识节点的组织、存储、检索和可视化展示，在记忆媒介的内容层面实现跨领域的知识融通。基于数据可视化技术、交互体验技术，和XR智能设备，实践了面向元宇宙虚实融生格局的数字叙事和数据叙事路径，发展了数字记忆展演和文化记忆传播的新方法和新模式。

数字人文为人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成为各人文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帐篷，也成为记忆研究的大帐篷，数字记忆保存、数字记忆重建、数字记忆展演已成为数字人文大帐篷下的重要议题。数字记忆和数字人文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合流的趋势，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从学理层面来论证。

从本质上来看，数字人文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新范式，主要表现在为采用多重证据法的人文研究提供另一重证据――“数智证据”，从而形成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数智证据”由大规模（或一定范围）、长时间、多粒度、多维度、多视角、全媒体、多模态的数据，和支持数据循证、量化计算、文本分析、时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展演、虚拟仿真等各种数字人文典型研究方法的算法驱动，按需获取、实时生成，并随着数据和算法的更新而动态变化、有机生长。有别于传统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数字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是指在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重“数智证据”参与多重证据参照的研究范式。由于“数智证据”有着记忆便捷、遗忘容易、快速迭代、循证困难、实时生成、动态变化的特点，一般不宜独立使用，需要多重证据参照印证，这一点在数据驱动的文化分析和历史学研究的数字人文方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基于数据建模产生的数智证据需要结合更多其他种类的证据来考证和诠释。而要支持数字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需要构建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即支撑数智证据整合和融通、生成和参照、生长和发育的研究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基础设施、算法基础设施和交流基础设施，分别支持数智证据的整合融通机制、多重证据的生成参照机制和数智证据的成长发育机制。

构建数字记忆，同时也是为人文研究提供数据基础设施，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人文方法论共同体中可理解为“数据建模”，指的是利用数据来模拟人文研究的对象或问题空间，数据建模不是数字人文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基于数据建模的结果开发出各种数智证据生成的人机交互界面，通过界面实现对建模过程和结果的批判性审视、质疑、评价，反复完善数据建模工作，达到诠释已知、探索未知、发现新知的目的，即为“界面批判”。当各种文化记忆机构、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和个人、信息技术产业界联合起来，利用数智技术，完成各自责任空间内的文化记忆媒介数字化转换，实现新的数字记忆媒介的收集、整理和长期保存，秉承共建共享和开放互联的理念，将多源异构的数字记忆媒介整合起来，将记忆媒介内容中隐含的知识显性地表达为机器可理解的形式，实现跨领域的知识融通、跨网域的开放互联、跨时空的版本迭代，共同构建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就更能有助于各应用和研究领域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和交叉融合，为基于记忆媒介的人文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便捷的途径，有望更好地支撑数智时代人文研究的 “多重证据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记忆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系统性构建，同时也是在进行跨机构、跨领域、跨网域的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建设迭代性、开放性、持续性的数据基础设施，也就是在完成数字人文的“数据建模”工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提供“数智证据”。

随着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数字媒介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虚实莫辨、真假难分”的数字世界包围之中。在跨学科的记忆研究中，一些既有的理论框架受到挑战，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议题正在出现。

后数字时代的“数字记忆”或将重新定义“记忆”与“遗忘”、“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环境下，选择记忆什么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什么被遗忘，大数据技术使得互联网上的每一次点击都被记录在案，云计算的云存储和计算能力使得数据和计算唾手可得，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功能确保了“互联网永不遗忘”。以OpenAI的ChatGPT、DALLE·3、Sora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发展，似乎让人们看到“世界模型”的构想即将成为现实，但由大模型基于自回归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出的世界，或许符合物理世界的定律，但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无论如何，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晦暗不明，而“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将更为复杂且充满张力，元宇宙记忆、大模型记忆将成为记忆研究的前沿，对社会学和心理学带来冲击，人工智能心理学、机器心理学正在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新领域。

在后数字时代，“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对于个人来说，记住什么遗忘什么不一定是受制于社会框架的被动选择，而有可能是个体的主观意愿。欧盟法院通过对“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被遗忘权的概念，我国也有学者呼吁将被遗忘权本土化，使之成为我国公民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档案学者建议档案部门在面对被遗忘权和被记录权这一组大数据时代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新型权利时，应遵循权力适度管控和个人权利行使相结合的原则，协调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单向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考虑：推特、脸书、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网络和油管、优酷、哔哩哔哩等视频共享交流平台使得个体记忆具备影响甚至塑造集体记忆的能力，互联网记忆、元宇宙记忆和大模型记忆成为集体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手机、可穿戴式设备等随身智能终端成为人须臾不离的体外大脑和器官，机器记忆成为个体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与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个人通过互联网上的虚拟网络社区、元宇宙中的虚实融生空间、基于大模型的具身智能体获得多个新的数字身份，数字遗产处置与数字永生将成为后数字时代记忆研究的难点。而当基于数字记忆媒介来研究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时，机器记忆、互联网记忆和大模型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END

版式设计

陆澜

制版编辑

王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