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军 |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上）

作为当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章开沅的史学思想应该能够寻绎其源，金陵大学（下文简称金大）的史学专业教育应该是其史学接受的初步。民国时期的金大颇有社会影响力，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谓，甚至被考察中国战时教育的某美国教育家誉为中国三个完美的大学之一。1943年，金大以“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达到大学新育最高之理想，以为社会前驱”为办学宗旨，具体治校路径上“一方充分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务期能迎头赶上而更超越之，使中西文化得以切实沟通”。整个民国时期，金大一直以培养最高素质的学生自期。金大的教育方针中，“以研究为教学之基础，服务为教学之实践，故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成一联系，未尝偏废。数十年来，师生间尚能本此一贯宗旨，互相激励，日就月将，蔚为校风”。金大的史学研究和教学也自有其影响。1921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察金大时发现，比较重要的史学科，“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阙如”，历史科“虽有中国教员二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教学也“未尽得宜”，历史在社会学系之中，“当世无此类别”，因此建议增加经费、添聘教员，“使各科皆成有统系之学问而后可”，整顿完备科目，“符合大学程度”。1924年，史学系成立；1930年改设文学院，历史系隶之；一直到1949年历史系仍是金大校内的22系之一。

1946年9月，在南京高校的复校大潮中，金大又面临着中国基督教大学提高教育水平的办校整合。9月30日匆忙复校后的金大开学。该学期由于经费短绌的原因，校内正闹“教授荒”，200多名复员学生的减费请愿也掀风潮。经过抗战，金大由贵族化的学校变为“充满了平民的气息”，这也是章开沅免试入读该校的一个前提。9月，章开沅以复员军人享受保送升学的优待，免试进入南京金大，依照的是教育部颁布的《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但是学生需要提交志愿学校。章开沅的志愿是金大，原因之一是该校有其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但是章开沅却接到了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这是经过入学摸底考试之后确定的专业，是历史系教师看中其扎实的理论和写作素养特意录取之。此时的章开沅“并未树立史学专业理想”，而是想成为战地记者。章开沅称自己从未申请转系，因为历史系有好几位良师。在史学专业教育上对章开沅影响较大的“几位恩师”包括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王绳祖、马长寿等。由于时代的机缘，章开沅开始了史海之航。从金大的教育体制、史家思想影响、章开沅史学主张的回溯三个方面来看，金大的史学专业教育无疑是其史学生涯的第一步。

一、金大底蕴：金陵大学的新史学体制与传统

金陵大学虽然以农业调查等专业著称于世，但是史学也自有传统。就近代中国史学而言，金大有其“新史派”的独特传承。从建校之初，金大“学科编制，一从美国文科大学制度”，文科设立最早，其中历史、哲学、政治等科“在文科中皆为重要科目”，校内先后有三个单位培养史学人才：一是1930年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旨在培养文史专门人才，“协助本校文学院充实史学及国文课程”，“以期对于文化研究有所阐扬与整理”；二是历史系培养本科生，同时“历史系教授素重研究工作”；三是1936年春文学院附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招收研究生。除此之外，章开沅在读时，1947年设立的史学研究所，与历史系“打成一片”，历史系教员全部是研究所研究人员，以此打通教学和科研，“矫正过去迭床架屋之弊病”。学生团体中还有历史研究会，校内史学兴趣甚浓。

章开沅就读的金大历史系在国内也是成立较早的现代属性的历史专门学系，成立之初的师资起点就比较高：“本系系务原由贝德士先生主持，及抗战军兴，本校西迁，贝先生留守京校，教授仅陈恭禄、吴征铸两先生随校来蓉，系务由陈先生代理。廿九年秋，改聘王绳祖先生主持系务，现该系教授三人，副教授一人，讲师一人。”历史系的框架是贝德士慢慢搭建起来的，陈恭禄和王绳祖即其早期培养的学生，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多年中，陈恭禄与王绳祖的研究都成为金大史学研究的典范，有谓“历史系教授素重研究工作，其已出版者，如刘继宣先生之南洋拓殖史，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日本全史，王绳祖先生之现代欧洲史，风行全国，颇得好评”，另外有陈恭禄之中国通史、贝德士之秦代政治史等。陈恭禄与王绳祖无疑是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史学研究的两面旗帜。章开沅入读时王绳祖为历史系主任，教学上，“史学方面，中国史有陈恭禄先生指导，西洋史则由王绳祖先生担任，中西史学学程，双方并重”。中西并重的史学教育，对章开沅此后史学之视野通达、中西贯通具有终身的影响。

金大的史学似乎有很强的域外史学渊源。在章开沅看来，金大任教的贝德士“是牛津史学与金陵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贝德士接受过良好的史学教育，是训练有素的史学家，精通近代欧洲史和英国史，也熟悉中国史、日本史、印度史、欧洲史和美国史，对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有涉猎，掌握有英语、法语、德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贝德士涉猎之广与其接受教育的校际多元相关。1933年金大史学系教员的履历显示，贝德士是“美国哈兰大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学士、硕士，法国哥利诺伯勒及美国耶鲁大学院研究员，曾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21年贝德士在金大执教，1924年历史系成立，贝德士为第一任系主任。贝德士的史学教育侧重近现代史，也影响到章开沅一生谨事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贝德士开设的课程有国际关系学、世界通史、历史方法论、俄国史等。在教学上，贝德士的参考书和读书报告的教学方式，严谨而训练有素。章开沅入学前夕，贝德士刚刚在国际法庭出证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章开沅所谓的金大史学的牛津渊源还包括王绳祖。1936年，金大青年教师王绳祖考取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四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近代史，专业为“西洋史”。1939年王绳祖回国后一直在金大从事历史教学，并出任历史系主任，对历史系的教学体系有很大的改动，所参照的就是牛津大学的培养模式。

章开沅就读期间还受到金大独特的修学制度、关注近代史的教学倾向的影响。金大仿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新生实行“导师制”。《金陵大学导师制暂行细则修正草案》规定，一个专业导师指导一组5—7名学生，为“义务职”，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思想、行为及身体状况详细记载，作为操行成绩，但是训导多于专业指导。引进导师制的系主任王绳祖叙称，导师制乃“牛津教育之特殊设施也”，“所谓‘导师’，系一个学院聘请之教师，对其学院之学生，教育上予以特别之注意而已”，“既入校，学院当局，为之支配导师。每个学生例有一指导行为之导师，及一指导课程之导师”，“导师处于指导地位，而不妨碍学生个性发展。平日研习，着重原料书籍，养成学生独自研究之精神”，“大学教育，为人才教育，在学术上思想上，宜予学生以充分发展个性之机会”。章开沅回忆称：“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陈恭禄主要是帮章开沅选课，实际上赋予其自主权，让其自己随意选定。在章开沅眼中，着旧布长袍、“冬烘塾师”样态的陈恭禄要求其“选课尽可能宽一点”，事实上是告诉章开沅要开放性选课。“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甚至还可以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课程。章开沅选过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的地质学等课程。

另外，金大实行主辅系制，历史系课程成为文学院其他系学生的辅系选择。金大历史系的一些课程是校内一二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如中国近百年史、近代欧洲史，而两课程多由陈恭禄和王绳祖所授，因此在金大校内，陈、王的知名度甚高。依照金大的专业培养要求，章开沅在读时除了必修历史专业课程之外，还要选修其他学院课程。有人称，“此种限制选课方法用意，在于阻止学生之滥于选课，或失之过专，以致对于普通知识，皆甚茫然，此盖本大学为培养研究学问之精神与训练，研究学问之丰富为主旨也”，因此社会上有谓“金大毕业生，是个杂才”。因此章开沅修了地质学等课程，这种通识教育也使得章开沅的史学视野和学科背景颇为多元。

关注近世史是金大新史学的主要路径。过去我们仅谈及金大时期章开沅所受到的开明而严谨的治学风格、提携后进的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这是精神和理念层面的，而金大对其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影响远不止此。事实上，从金大史学传统的长序中审视，它对章开沅专业教育的初步影响是巨大的。金大在史学培养方面倾向于近世史的考察，“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陈恭禄和王绳祖均以近代史见长。在史学界还没有将近代史认定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时，陈恭禄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近代史难于研究是时人共识：“晚近以来，研究古史者綦多，而关于近代史之可读著述则寥落可数”，“盖着远古史易而着近代史难也。”近代史因此成为学界薄弱领域，而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弥补了这一缺憾，被视为国家与民族的“镜鉴”。在该书自序中，陈恭禄首先讲述的就是近代史的重要性，落笔于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的现实问题上。由于教师对中西近代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系的“政策”：“本系所持政策，早年注意于：（甲）灌输欧洲史及世界通史之智识；（乙）研究日本史与俄史，此二国历史为国内一般大学所忽视者；（丙）用近代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史。近年以来，于上述三项而外，更添设美国史及历史方法等课程。”章开沅在读时，历史系教师最着声誉的著作均为近代史：王绳祖《欧洲近代史》（1936年）、《近代欧洲外交史》（1945年），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年）、《中国近百年史》（1936年）。而校内近世史的课程开设也很集中，见表1：

表1 1933年金陵大学历史系近世史课程一览（略）

其他课程如俄国史“讨论革命后之情状与影响”，印度史讨论“其在英国治理下政治经济之状况”，日本史讨论“日本内政外交之变迁及明治维新后之状况”，英国史讨论“最近之帝国问题等”，多涉及近代甚至当代问题。

金大关注近代史的另一个表现是专题调查、编辑中日战争史料。抗战时期，史学系编有《中日战争史料之纂辑》，成为教育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关注近世史最终的落脚点在现实社会，金大历史系的师生参与了很多调研。1939年，贝德士调查了南京城内的鸦片吸食情况，发表《南京毒物调查报告书》。贝德士更是在南京失陷后组织国际安全区，抗战胜利后又以证人身份在国际法庭证述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关注现实的调查也是文学院的学程要求：“本院学程，注重学理之探讨，与实地之调查，故整个社会，即为本院学生实验之资料。”

金大注重近世史的教学，完全得益于教师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和卓有影响的成果，其中包括最着时誉的“大学丛书”中金大近代史成果的“双璧”——《欧洲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以“贡献整个的大学用书，促进本国的学术独立”相标榜，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遴选出“大学丛书”，推荐给各大学普遍采用。入选各书原来就是教本，“内容精深，尤能切合国情”。王绳祖撰述《欧洲近代史》是基于全国史学专门教育中相关教程的缺如：“现今国内大学所用欧洲近百年史课本，或为西文或为翻译，国人编述者，不三四见。本书之作，或可供大学学生之参考。如能藉此简略之纲要，而竟引起学生研究近代史之兴趣，则于愿已足。”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是其在武汉大学讲授近世史的教本，但是该书的写作是1928年其在金大任教之际。在书业不景气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书在发行四个月内重版两次，并被推荐为必读之书，“社会上之意外欢迎，出于著者意料之外”。陈恭禄对该书用力甚着，参考书籍不下万册，三易文稿，历时七年始成，商务印书馆推介称“至材料之丰富，犹其余事，实近时史学界中之权威著作”。作为“大学丛书”之一，《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甚大，成为各高校适用教本，风行一时，被称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学用书”。章开沅在金大读书时，两书仍为该校教本，章开沅也多忆称两书。

金大史风表现为科研上趋于近代，教学上重视近代，史学方法和规范上受域外影响，逐渐形成金大史学风尚——“新史派”。金大学风崇实，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主要门类中涉及历史的仅为考证论文、重要史料两类，以刊发本校师生学术作品为主旨的《金陵学报》上，历史学是发文较多的领域，显示了金大对于史料和考证方法的重视。另外，金大“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方针，对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金大逐渐成为国内除燕京大学之外最有成就的教会大学。

在史学观念或方法上，走出旧史学研究框范是金大“新史派”诸人的新观念，即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中所谓的“著者自有立场也”。金大“新史派”最有独特史风者如陈恭禄。时人称中国的近代史“如以过去旧的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会茫然不得要领”，对此陈恭禄很明了，所以他说：“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陈恭禄所强调的外力，事实上是一种世界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立场。走出旧史角度，是与当时同类著作比较观察得到的。为此，时人将各书坊所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及同类书籍集中在一起，选择适应教学的课本，“结果，觉得可以介绍给学生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明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近百年史的作用，而以之作为解释中国近百年史的动力更少”，因此大力推荐陈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推崇陈恭禄教授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本书能把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如何反映于中国近百年史上，在述事上加以阐明，则读者自必可得益不少。自然这工作更艰巨了，这不但需要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也需要有同样丰富的知识。非如此，两者的关系是不容易阐明的，但中国史学界是多么需要这一种努力呀。”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近代问题，表现出金大“新史派”的开放性。

在史学途径上，金大“新史派”多强调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对于下移至近代史领域的写作，则更为谨慎。“新史派”结合中西史学特征，逐渐形成崇实考证、强调史料、史观多元、视野开放、关注近世（甚至当下）的史学风格。而从章开沅一生的史学研究来看，也大致承袭此风格。

二、“新史派”：影响章开沅的金陵大学诸师

章开沅在金大攻读之际，金大刚刚由川迁回南京不久，正努力复校，构建新气象，有谓“当与世界第一流大学并驾齐驱”，文学院院长由校长陈裕光自兼，历史系师资一度新聘较多。章开沅回忆此时的金大称：“金大历史系专任教师并不多，主要是王绳祖（系主任）、陈恭禄、贝德士、章诚忘等，兼职教授则有中大的缪凤林等，北大向达教授利用学术休假亦曾前来授课。”对于向达在金大的施教，章开沅仅忆及其带领学生参观刚刚从北平抢运过来的部分故宫文物并讲解，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具学者风范。事实上，1948年向达自敦煌归来，5月14日在金大演讲敦煌学，携带有照片数十幅作为演讲参考。当时人们提及文学院的名教授时，称他们“决不卖弄名士派头，只埋首于教授或研究的工作，名士派的学者，金大是素不欢迎的”，务实是教授们的风尚。综合章开沅的记忆，他修学的多是贝德士、倪青原、陈恭禄、马长寿等人的课程。

章开沅在金大就读期间，历史系主任为王绳祖。在章开沅眼中，“王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曾开讲座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让学生大开眼界。王绳祖的学术视野的确开放，贝德士序《欧洲近代史》称：“论其品质，宜为此类书中之佳者。盖王君著作，系根据积年之讲授经验而成，其内容搜罗甚富，而述事遣辞，亦易于领会。书中所述，不持一方成见，不标任何学理，惟以冷静头脑，研究事实，作精确之记载而已。”章开沅在校时，教科书仍用《欧洲近代史》，此时王绳祖已教授该课程七年。该书面对欧洲历史繁纷复杂的“史迹”，采取分国叙述和史实首末叙述，综合能力卓越，因而体现出整体史之叙述能力，因此时人称：“作者用力之勤及材料搜罗之广，以及编制上大体不错而言，此书是一部平实、而合用的书。”该书“发行后被普遍采用，改变了当时国内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由外国课本垄断的局面”。王绳祖在学者眼中有史家的传统风范，又有新派史学的自觉。

陈恭禄是章开沅在金大读书时的导师，早岁即已有名于史学界，以勤苦于史学撰述著称。在诸多的研究领域中，陈恭禄“对中国近代史用力尤勤”。章开沅入学之初，陈恭禄帮助其选课，主张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专业，还要涉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在教学上，陈恭禄摒弃灌输式传统方法，注意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此，章开沅忆称：“陈先生以博闻强记见长，尤重引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使我逐步增添了攻读史籍的兴味。”他还强调在学术品格上要有追求精神，对章开沅的终生专业追求和独立探索的史学品格都有极大的影响。2010年，为纪念陈恭禄诞辰110周年重新出版其《中国近代史》一书，章开沅应邀撰写长序，评价陈恭禄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主要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近代史》“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章开沅虽言受陈恭禄、王绳祖史学路径和理念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史学思想源头在贝德士。贝德士应该被视为金大“新史派”的开创者。章开沅忆称：“1946年，我进入金大历史系就读，他早已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本科生讲授若干通史与专门史课程。”此时的贝德士还在南京的其他高校如中央大学等兼课，讲授国际关系与史学方法之类的课程。1946年秋，章开沅入读的学期，贝德士在校“开有俄国史、西洋古代史、美国文化研究等三课，选修及旁听者均众”，此时的贝德士任图书馆馆长。1948年1月，因贝德士“在校任教有年，蜚声学界”，国民政府授给襟绶景星勋章“以奖勋劳”。贝德士影响下的金大史学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显见的。例如贝德士对陈恭禄的影响，有人称：

他治史，重信实，尚渊博，明主次，戒媚夸，洵为纯朴坚实的学者。恭禄先生以后在史学上的成就，固然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但贝教授治学的笃实谨严，对他的影响也很深刻。贝教授仅授外国史，陈先生所读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的外国史著作，在不知不觉之中或多或少地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与观点的影响，如过分注意人口问题之类，且他的著述率成于解放以前，措词立论有些与现时不合，是势所难免的。先生在大学学习时，即开始著述中国近代史，因受贝教授辅导，利用不少国外数据。

陈、王二人均为贝德士学生，深受其史学思想的影响，而学术路径一中一西，互映生辉。贝德士受过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系统训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史学观照，南京大屠杀发生之际就记录下日军的罪行。贝德士的现实关怀和历史研究完美结合在一起。对于历史，贝德士的理解是：“历史者，以有系统方法，研究人类经验之学问也。”“系统方法”即若当下所谓的交叉方法、整体史观之类。在新史学观念支配下，贝德士在金大建立新的教学体系：“以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及历史方法论为主干课程，给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培养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反观中国历史，用全新的方法研究中外历史。”对于新的教学体系，贝德士以自身学习经历为借鉴：“历史学，我的主要训练是近世欧洲史与英国史，通过自学与研究生攻读，扩大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日本、印度、俄国，还有若干美国史——几乎是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历史；与史学研究相关联，还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兴趣，包括在牛津的攻读与早先在金大讲授政治学，接着是经济史、国际关系和当代事务，特别是远东地区。”贝德士强调的历史及其关联的社会学、政治学在金大时成为其教学的方式。

对金大“新史派”的培植，贝德士也不遗余力，称他试图扶植中国年轻教师，让他们顺应各自的兴趣与优长，而他自己则只得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不断从一门课转移到另一门课，不断担任新设课程的教学任务。对此，贝德士认为：“结果已表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课本已成范本。”贝德士为了帮助中国青年教师学有专长，而“丢下自己的专长（中国古代史），教遍了那些没有人教的部颁必修课程”，受其教者也多称誉之。王绳祖的同班同学徐国懋即称贝德士“授课严格”，“跟他学习了两三年，不但学得了西洋史知识，而且英文也能取得很大进步”。

校史叙事也纪贝德士之施教影响：“本校毕业同学为社会所知名者如杭立武、刘乃诚、蔡维藩、马博厂、陈恭禄、王绳祖、徐国懋、陈铁民、江文汉、韩荣森诸君，皆出先生之门下。”而当时上述诸人早获时誉，陈、王已成史学名家，史学领域还有专于西洋史的蔡维藩、韩荣森，政治学出身的杭立武、刘乃诚也受其教。一师而间涉多个领域的人才培养，时所鲜见。蔡维藩曾在贝德士的推荐下赴美求学，归国后执教南开大学，称金大使他“受了相当的陶醉”。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蔡维藩讲授西洋通史、欧洲外交史等课程，成为一代史学名家。在陈恭禄、王绳祖、蔡维藩、韩荣森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金大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均发展到了上乘水平”。贝德士对于整个院务、校务都有很大的贡献，是对文学院贡献特别大的三位教授之一。

贝德士更是为陈恭禄和王绳祖的成长“倾注大量心血”。王绳祖、陈恭禄在其多种著作的扉页特别注明“献给贝德士教授”，以示崇敬。王绳祖在《欧洲近代史》自序中称“惟编述之时，常得贝德士先生之匡助”。在《日本全史》自序中，陈恭禄称“斯书之成，多由于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之指导勉励，承其借书，蒙其批评及作序文”，贝德士为该书作序，誉称该书体现出独特的价值。陈恭禄在《印度通史大纲》序中称“本书尝蒙贝德士教授之赞助”。有学者称贝德士“对陈恭禄一生为人和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在贝德士的指导下，陈恭禄“博览外文原版史着，深受国外历史著作重史实，不媚夸，就事论事，重在理析的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

这种施教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章开沅身上。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序言中，章开沅直接称“贝德士博士是我的老师”。章开沅回忆称，“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并且赢得校内师生的“心口如一的推重”——博学多才，开设课程也最多，效果也较好，而且关心学生。贝德士夫妇以西方现代教育理念鼓励章开沅尝试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独立寻求新知。章开沅回忆称：“我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只有两年多，与贝德士的接触前后不到一年，但未曾想到现今他却成为对我影响极大的老师。自1988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着重研究的历史人物。”章开沅在访美之际开始大力发掘贝德士遗留的档案文献，并长期进行贝德士研究。

除了历史系“新史派”三位教授的影响之外，章开沅还提及其他学科的教授，如马长寿、倪青原、刘恩兰的影响。这些老师对他的影响多是交叉方法和开拓视野。有日本学者认为章开沅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章开沅称：“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这也是推动章开沅学术理论、方法、路径和风格逐渐形成中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阐析的早期教育之因。章开沅在读书期间，文学院下设有社会学系。马长寿长于民族社会史的研究，对西南民族的分类在学界影响较大。章开沅入校前夕，马长寿正积极倡言“建立中国社会学”。马长寿以社会学专业起身，但是善于以社会学理论解读历史问题，对章开沅将社会学引入历史研究的路径无疑是有影响的：“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即注意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重点进行群体研究。这一如马长寿早期的族群关注、历史社会学路径。

章开沅在金大就读之际，文学院院长为倪青原，主要从事哲学研究、逻辑学研究，出版有《哲学概论》《逻辑概论》第一部“科学方法通论”（金陵大学文学院哲学组，1943年版）。在当时的学生眼中，倪青原“系留美博士，学术作品自由开明，容纳各家之言，对学生的非难也不介意”，讲授金大文学院必修的“哲学概论”等课程。依照教育部规定，金大特设一些通识性哲学课程，“各校学生来选读者固多，而其他学员以及友校学生选修该系课程，更形踊跃”。章开沅作为史学系学生也选修，其逻辑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训练似乎得自倪青原。另外，校际选修课程中，章开沅选修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的地质学。1946年4月刘恩兰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考察，1947年回国后任金陵女大教授。刘提倡地理教育为救国途径，主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文的影响，主张“欲着手研究一国之民族、民生、实业计划以及边疆国际贸易等问题，必须明了其所处之地理环境”，大有普及地理知识深入民间的观念。章开沅此后所提出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等对地理概念的借用应有其因。

作为金大“新史派”传承或构建关键的历史学者王绳祖、陈恭禄等，在推动金大历史学科构建方面贡献极大。有人称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标志着金大已建立起世界史学科研究体系”，王绳祖更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新史派”史家各有其史法，如王绳祖论史，称“史学方法，随时代与经验而改善”，但是研究事实原委、发生原因、发生情况、历史解释则是其中的“四部曲”，“为一切历史工作之过程”，“前三者属于历史技术问题，最后一层，归诸史家之史观”，因此吾人治史中，“时代、史料与史学方法，斯三者与历史事实之真确性，有极大关系。三者而外，历史问题之本身性质，颇能决定其可否达到真确性之程度”，“史家之成为史家，必具有丰富理解能力，及独到之历史观点。然其初步着手，须习知史学方法，以研究史料。……知利用史学方法者，未必成为大史家，史家，所须之想象能力，出自天才，非熟练技术可企及也”。除了论史之外，王绳祖对西方史学的撰述和研究很多，如介绍柯林武德、兰克等人的史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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