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诞生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选载）
题记：《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一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亲笔回忆录，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以个人九十余载生命历程为主线，展示了中国近代百年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
我生于1926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这是农历丙寅年，所以属虎。出生地是芜湖还是上海，自己也弄不清楚，因为父母生前没有告诉我，也许告诉过又忘记了，至今后悔莫及。
我出生于一个企业家的大家庭，祖父兄弟三人没有分家，但在芜湖、上海、当涂都有产业，父母在这三个地方都曾住过，而且都把我带在身边。不过根据童年模糊记忆，二叔祖一家很早就定居上海，就近管理宝兴铁矿公司。祖父带领我们长房子孙留守芜湖益新面粉厂祖业。那时三叔祖还未成年，也与我们住在一起，和我大哥同吃同住同学，亲密俨若兄弟。不过每逢天灾人祸（如水灾、战争，还有一次火灾），则临时迁居上海法租界，多半是在霞飞路与金神父路。我出生之日正逢上北伐战争开始，江浙地区仍在军阀统治之下，由于害怕战祸殃及，全家（包括女仆与全部奶妈）避往上海，与二叔祖一家团聚。因为人口众多，原有房屋不够，父母临时在同福里租房居住。听老辈亲友说，我生下来很胖，有点逗人喜爱，所以被昵称为“同福里的小胖子”。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唯一亮点，其他乏善可陈。
中国人一重面子，二重名字，而名字与面子又往往联结在一起。我的兄弟姐妹都有意义深远的名字，有的甚至还记载着家族史上的某些辉煌。大哥是长房长孙，1919年出生时正逢曾祖父维藩公创办的宝兴铁矿公司与开滦煤矿公司筹议联合开采开平煤矿并就近建钢铁厂，所以便取名为开平，其后则有开明、开诚、开永、开运等，都寓有美德吉祥之意，这些名字全部是祖父亲自取的。由于父亲学海公是独子，祖父唯恐长房香烟断绝，所以特别重视男孩。但等到我出生时，他已经拥有好多孙儿，所以不再那么看重，加上又是兵荒马乱逃难在外，有点心不在焉，据说是翻开《康熙字典》随手一点，恰好就是“沅”字。沅本为湘西水名，《楚辞》云“湘有兰兮沅有芷”，但老爷子似乎没有这份雅兴，是随便给我取的名字，无非是辨认众多孙儿的一个符号，正如农村人家喊孩子“阿牛”“阿狗”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人”。
据母亲说，虽然我生下来很胖，但自幼体弱多病，有次患伤寒，瘦得连肠子都看得出来。童年时期，我在兄弟中间身材最矮，连小我一岁多的弟弟开永都比我高半个头。
我的兄弟辈个个相貌堂堂，特别是大哥和三哥，称得上是帅哥，成为城里亲友争相说亲的热门对象。只有我身材瘦小，又有点瘪嘴（俗称地包天），确实有点其貌不扬。但母亲却最怜爱我，可能是由于体弱多病，理应多给一点关心。不过那时母亲自己也常在病中，主要是因为生育太频密（前后生过十个孩子），产后“血崩”引发严重贫血与心悸、失眠等毛病。祖母（父亲的继母，但自己未曾生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主动照管三个孙儿（老三、老五、老六），其实主要还是靠奶妈照料。大哥是长房长孙，是预定的家族接班人，由祖父亲自带在身边教养。所以父母亲自照管的只有姐姐（老二）与我（老四）。姐姐是我们这一代唯一的女孩，长相酷似母亲，明眸皓齿，聪慧伶俐，堪称家中掌上明珠。我则由于体质太差，母亲不放心别人照管，唯恐过早丢失我这条小命。
我的童年是在几位女性的呵护下度过的。
首先是母亲，母亲与我接触最多，对我关爱最切，教诲最勤，影响最深。母亲伴我终身，尽管抗战期间隔绝八年，战后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而1956年她又过早病逝，但我仍时时感受到母爱的温馨，感受到她的个性与为人处事的风范对我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奶妈，即我的直接哺育者。
据母亲说，为我哺乳的恩娘来自皖北贫困农村，大概是逃荒出来谋生，撇下亲生骨肉为我喂奶，一直照顾我到4岁断奶才离去。老式家庭缺乏科学常识，认为我身体虚弱必须多吃人奶弥补，这样便剥夺了另外一个农家儿童本应享有的亲生母亲的怜爱。我实在想不起奶妈的模样，但至今内心仍对她怀有感激之情。这位朴实、健壮、勤劳、慈祥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在我断奶后便与我家一位黄包车夫私奔了，此后始终不知去向。我很羡慕哥哥、姐姐、弟弟，因为他们经常有自己的奶妈来看望，有时还把亲生的孩子带来玩耍。特别是大哥的奶妈，家人尊称为“老奶妈”，几经战乱而联系不断，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先后照料过大哥的三个孩子，直到年迈被送回其家乡养老院。
我的奶妈接任者（说来真不好意思，4岁以后还有奶妈）姓陈，平常喊陈妈。她是芜湖城里一家杂货店小老板的妻子，可能是由于夫妻失和，赌气来我家帮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穿着也比较讲究，不像其他女仆那样土里土气。父母对她很客气，从未粗声大气地要她做这做那。由于母亲病中需要静养，由她陪我睡在外边一间卧室。家庭纠纷使陈妈显得有点忧郁，经常寡言少语，但对我却是悉心照料。这时已无需喂奶，一日三餐自有厨工送来，我与大人们一起同桌吃饭。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我日常起居与两间卧室的清洁卫生，家务活并不繁重。她与我母亲一样都有洁癖，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衣物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我有尿床毛病，晚上需要喊醒小便，但有时仍不免尿湿被褥，连她的内衣也未能幸免。但她从未厌烦或训斥，总是耐心地为我及时更换被褥与衣裤，第二天还要增添洗洗晒晒的活儿。她对儿童的体贴入微，以及于文静中略显矜持，都给童年的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与影响。
另外一位女性是我的姐姐，她的名字是开明，只比我大三岁，但懂事较早。由于我是她身边最亲近的弟弟，父母又经常要她照顾我，所以俨然成为我的守护者，有时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我受别人欺侮或父母呵斥。抗战期间我们同读国立九中，农村生活极其艰苦，又与父母失去联系。虽然男生女生分校，住处相距甚远，但她仍然扮演“姐妈”角色，如同家长一样关心我们三兄弟（老三、老四、老五）的生活与学习，有段时间连内衣与鞋子都是她和两位要好的女同学为我们缝制的。
童年时期得到几位女性无微不至的呵护与照料，这是我极大的幸福，但也造成我性格上的严重弱点。我不像一般男孩那样勇猛好斗、逞能要强，而是羞怯内向，甚至懦弱怕事。这些毛病直到远离家庭，在九中过集体生活，特别是经历流浪期间的严酷磨练，才慢慢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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