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军 |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下）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上）

（接上节）

三、章开沅史学研究中的金陵风格溯源

金大“新史派”诸家，经由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最终走向新中国新史学。1951年7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史料处举行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王绳祖等出席，成为新史学的代表学者。而作为金大史学专业毕业生的章开沅，也在中原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下，完成了史学的一次改造，几乎早于金大诸师长的思想改造。但是，从章开沅一生史学研究的整体来寻绎其隐，金大“新史派”的鸿爪影响犹在，集中体现在追求信史、学科交叉、整体史观、史料运用、西方学术规范等几个方面。

金大史学诸家当时多被批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恭禄。《中国近代通史》评述称：“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从近代史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观察，陈恭禄的研究则被视为“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区别于政治立场的书写，“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客观地书写作为一种‘信史’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可能”。对此，章开沅回忆称，陈恭禄在课堂上从来不谈政治，更没有发表任何政治主张，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拔高之嫌，“陈恭禄也不是什么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其更像“马尔萨斯主义”者——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动乱之源，陈恭禄“作为贝德士的早期得意门生，他确实受到西方某些史学影响，但也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史学模式，顶多只能说是略具现代化意识，并且运用若干现代化话语而已”，将之与蒋廷黻并列为“近代化话语”陈述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似有“溢美”之嫌。章开沅对其师陈恭禄“平心而论”，指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严谨的新型学者”。其他学者也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

章开沅自谦“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有加”，但这似乎正应和了金大“新史派”的教育理念——交叉。金大实行主辅系制度，规定“凡以历史为主系者宜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辅系”。陈恭禄诸多著述多能体现学科交叉之法，如《中国近代史》中“节育一事，尤为著者所三致意之事，以著者应用马尔萨斯人口论于中国，且言而有证也”，论述发人清醒。因此章开沅称其为“马尔萨斯主义”者。该书还受到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和英国经济史学者托尼的影响，方法交叉性很强。在章开沅身上也能看到交叉学科在史学研究中使用的魅力。1979年，章开沅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有外国学者请他介绍如何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章开沅称不同学者的理解和运用不一致，举出了社会集团（或势力）研究趋向，显示出自己对社会学参与史学研究交叉的理解，与不标榜用社会学或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史扶邻有相通之处。

章开沅一生没有专门论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著述，但是在散篇中处处体现出其独到的史学方法论，很多事实上既是金大新史派的延续，更是其自觉实践总结出的史学方法论。金大史学教育主张学科交叉，章开沅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此得出“有益的结论”，但是“历史学不能代替其他学科，更无法涵盖一切，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有多学科互相渗透的需要”。这都源自贝德士的多学科涉猎兴趣。在学生章开沅眼中，贝德士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贝德士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家（missionary educator），而且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历史学者”。

以整体史观来审视，章开沅有金大之史风，所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对象是大变动时代的大事件，史事繁然杂陈，探寻尤难，但编者能以整体审视、编写，竟成名著。章开沅在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学——比较史学研究》中译本的“序言”中直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整体史观而言，“新史派”诸人均优于此，王绳祖是其中好手，其《欧洲近代史》的编写体现出“严密的思虑与宏伟的手笔”。王绳祖对于外交史的研究成其终身学术，他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中自序其整体研究：“一个人研究外交史，不祇是分析档案内容按年月日，排列事实，穿插起来，成一篇故事。他应该深入一时，廓清那些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势力，诸如时代思潮、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等等。”对整体史，陈恭禄也称“盖历史之价值，常在研求各方之发展，探寻社会上政治上之潜伏势力，综合叙述，以使读者明了一时代之情状；决不可勉强分类，分别叙述，而使一般读者，对于整个社会，无由认识也”。时人在评述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时称，“所谓综合史学之为解释作用于其间，实近代史学之一大跃进也。本书著者，颇富于此种才力，每章皆缀以解释，尾以结论，夹叙夹议，不但读之醰醰有味，且属史事著作最佳之笔法也”，特别是近代史事浩如烟海，“而审辨真伪虚实，尤需绝大识见”，以“大识”称之。无疑，在评者眼中，陈恭禄是具备这种综合评判、整合史实的整体史观能力的。该书参阅万余册资料，时人惊叹其参引史料之巨、识见卓荦公正、论断肯綮，体现出整体史观追索宏观的意义。对于史观，陈恭禄称“历史著作价值的高下，史观常为关键性的问题”，即便是在介绍史料的著述中，陈恭禄也强调“读者仍当重视史观”。在史料方面，陈恭禄也主张研究近代中国史“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就记录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显示出通达中外的视野。后人评述陈恭禄在贝德士的指导下，述史时“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其史学理念与治学态度经得起推敲，“遗着可传”。

金大诸学者的整体史观无疑是受贝德士的影响。贝德士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鼓励学生处理近代中国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全球史视野进行思考，要从世界趋势看中国，而不要狭隘地只从中国立场看世界，否则很难理解进入近代的中国与世界，当然也就很难认识到历史真相”。贝德士在金大所授课程颇多，在章开沅看来，这种广泛涉猎体现出其“知识之渊博，堪称通识型的专才”。在贝德士的影响下，陈恭禄的近代史研究深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影响，也因此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史叙事模式”中。

在史料观念上，章开沅一生强调史料于史学之重要性，事实上仍旧是金大史学的传统。对章开沅史学路径影响较大的贝、陈、王诸人均强调史料，章开沅在读之际，金大文学院史学系已经进行多年的“中日战争史料之纂辑”。陈恭禄更是倾心史料依持，颇有自得，他根据内容将史料分为两类：原料（Primary Source of Materials）、资料（Secondary Source of Materials），“原料则供史家之研究，资料则为一般人所读之书”，这种史料分类竟成为当时的一种分类主张。陈恭禄的史料功夫被时人称誉，称之“识见高超，精娴中外文字”，又加之努力，所著“取材至广，涉猎至多，沙里淘金，弥见艰辛”，对于各种史料“可谓尽抉摘爬梳之能事”；就史料使用的量上而言，“据闻其参看之史料，殆数万册，如此燕许大手笔，非读破万卷书不能办也”。总体上判断，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取材丰富，材料来源亦相当正确”。

陈恭禄一生十分重视史料，民国时期连续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史料评述文章，其遗着《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专述史料，“陈先生对所介绍和评论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亲见亲查，详实可信”。虽然见识史料颇众，但是陈恭禄也称，“近代史之史料，浩如烟海，绝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因此“学者知其然也，非亲读或曾利用之史料，不敢有所论列。其研究之范围，常限于专题或某一时期，既不能以之推论一切，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更要摒弃“文史部分，以为能文者皆可为史家”的观念。由于该观念泯灭了历史学的专门属性，因此陈恭禄特别强调史学的“训练”和“科学方法”。他所观察与感想，是针对当时文史不分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之要明确“历史性质”“历史方法”，以此凸显学者的贡献——“视其研究之结果——有无新知识”。陈恭禄对此有一个总的判断：“综之，史料经过学者研究，辨别虚实，始有真确可信之史迹，然后方有满意可读近代史之著作”。《中国近代史数据概述》“是近代史领域第一次系统清理史料，进行分类、考辨，并对提及的近代史数据提出初步的价值评估”，该书一直坚持史料的真实性。

王绳祖《欧洲近代史》也以史料丰富被称誉：“所引参考书达千余种，史料之广集，与乎选择之谨严，实为国内著作所仅见，其成效又远非读一般译本所能几及也。”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广告该书称：“参考书籍不下千册，费时四载，始成此书。”王绳祖对史料的处理，也受到时人的肯定：“虽然在中国著作一部欧洲近代史，不能利用原料，但凡是英文中的名著及主要书籍，也差不多应有尽有，搜罗极广，用力也勤，利用时也颇谨慎、圆熟，不露拼缀的痕迹，这是难能而可贵的。”在金大收集海内外史学资料相对国内其他高校是有条件的，历史系成立后，“历年购置图书，虽以经费有限，但选择极有计划，加以本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收藏之书籍，亦供给师生研究参考，因之，本系图书尚能适应学生之需要”。

金大“新史派”也注重史料选择。陈恭禄1925年完成的《日本全史》参考书籍多为中日英美学者所著，“作者较其所载之事实，核其言论之是非，研求学者之才能知识，著书之目的，着于何时何地，受何影响，及有无偏见（间有一二，不能尽知），然后始敢取材，至于评论，毫不为其所拘，其有相同者，或与作者所见相同，皆由作者负责。兹为便利读者购参考书之计，谨将重要书籍，略加批评，罗列于后，其非历史专书，及无重要价值者，皆不附录”，展示出作者对于外文文献的取舍以及学术思维的开放性。王绳祖对历史事实、历史证据、历史真理三个名词的定义及历史真确性做过阐释。在撰述《欧洲近代史》时，王绳祖称“烦难”有二，其一是史料的取材问题，他的处理是“重选择”，即“割舍若干部分，但求说明近代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之大势，凡史料之与此有关者，不惜尽量搜罗，宁愿选择，或有遗漏，而不敢作事实之拼凑堆栈也”，注重重要史料之尽收。对于二手著述类史料，认为“是类书籍，虽非原料，然久经公认为权威著作，吾人固可充分信任之也”。这种原料观念与陈恭禄相同。王绳祖特别重视原始史料，称“搜求证据，为研究历史之初步工作”，指出史料有“原料与次料之差。以价值而论，原料为尚”，“从档案中，寻求史实，为研究历史者，极有兴味之事”。

在史学研究视野开放或西方规范上，“新史派”诸人颇能化之为中国学术规范。金大在1910年左右就已经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认可，发给该校毕业学位，该校“乃与国际各大学获得同等之地位”，自此一直存在国际化的教育路线。金大在图书数据建设方面，也颇具有国际化的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印的卡片式目录在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上陈列，共有两套，一套赠与法国巴黎图书馆学校，一套赠与金陵大学图书馆。该目录编录全世界各种学术书目“尽萃于此”，金大还作了补充。该目录成为金大通向世界学界的一个窗口。另外，国内外赠阅交换书刊多达千余处。对于图书收藏，金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西文书籍“长于农林、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历史等”并成为国际书刊寄赠的图书馆。

有学者论曰：“陈恭禄受西方学者影响很大，在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所以在书中，对西方的作用多持积极的评价，对中国传统大加抨击，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总体结果持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失望和对当时的中国走向的强烈关心。”在观念上，陈恭禄也承认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之事实。金大时期，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书尾征引西文书籍颇多，并详细解读，西方一直是这种规范。他甚至多所引述西方学界近代史研究的做法：“历史学者人各研究特殊问题，综合所得，印制成书，剑桥大学印行历史，常用此法编成。剑桥欧洲近代史等为世界名著，则其自例也。其在欧美即编一大学课本，亦不知根据无数学者研究之结论，而在我国几皆以一人之力为之。”陈恭禄称自己就是这种研究方式：“不过根据七八年所读之书，草成文稿，自信未入于歧途，国内现时亟需此类史书也。”事实上，他提出的是一个命题——国内史学界应该借鉴此类史学写作方式。王绳祖《欧洲近代史》也类似，“编末并附有细注，说明材料来源，也颇可信赖”，同时“尤其喜欢用统计数字来表示，也是个极科学的方法”。金大历史系的教学参考书列得很多，章开沅称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帮助，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金大历史系的学风自由，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这是数十年后已在史学教育领域成绩荦荦至伟的章开沅体会性的总结。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介绍和列述，也成为章开沅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中所适用的方法。西方的一些学术规范在“新史派”诸人处得以运用并促进中国学术规范化。

四、余论：章开沅的金陵大学“新史派”余脉和传承

金陵大学的“新史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新史学”路径迥异，而表现出极大的新史学实践特征。贝德士将牛津大学等海外学术机构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授之于金大历史系学生、年轻教师如陈恭禄、王绳祖等，他们又在史学研究中履行之，从而产生出颇具影响的史学成果，甚至成为时代学术典范。北方的“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影响甚大，在南下等传播中，与金陵大学“新史派”诸人有所争议，比较著名的就有1932—1934年间陈恭禄与萧一山就《清代通史》下册的学案争论和1933年陈恭禄与邢鹏举就《中国近百年史》的学术争论。萧一山作为北京大学“新史学”的衣钵承继者，其《清代通史》的编写就是应着“普通史”撰写目标而作的，而邢鹏举在与陈恭禄的辩论中，处处标榜梁启超的史法，称他自己所著《中国近百年史》的编排“是根据梁启超的说法”编制为“普通史叙述近百年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变迁，专门史叙述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制度的推移”，甚至称“陈君说话尽可目空一世，我却始终相信梁氏的说法”，频频引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左证。陈恭禄与萧一山、邢鹏举的争论，事实上体现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新史派”研究实践的路径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1929年，金大教员韩荣森论述史料时“依据梁任公之意见者颇多”，但是两年后因“思想略有变更，更欲大事修改”，表现出在梁启超史料观念接受之后的变更、修改等“进步”。

与“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推广不同，金大“新史派”的接受途径直接来自贝德士作为中介的推广——史学理论直接来自西方，因而更直接具有西方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放性、方法的交叉性、史学的规范性、立场的自由性。贝德士着力于将西方学界研究的中国议题介绍给国内学者，所编辑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被国内学界列为史学研究中的参考索引。同时，贝德士作为金大“新史派”的创建者，甚至被当代学者称为“创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学者。章开沅自叙金大历史学专业教师的师承则直称：“贝德士博士是我的老师。……金陵大学历史系是贝德士一手创建的。”章开沅同样接受了金大“新史派”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虽然未有专门研究史学理论之著述，但是其各种著述中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史学方法论，这与民国时期金大“新史派”以著述示人而非理论见长一脉相承。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当时的“新史学”虽然都强调与旧史学的斩断，但是又各有路径。由此可以判断，“新史学”的理论虽然传播广泛，但是并未成为各高校历史学研究和教育的划一规范，而各高校甚至各位史家，均有其独立的史学方法和传承。金大的很多做法都与当时其他高校有不小的区别，显示出金大特色，如学点制、主辅系制、等级记分法等，学制等套用美国。在金大教育体制建构中，其史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所设的主干课程如中国近百年史、近代欧洲史、历史研究法等，以及专门史课程如欧洲近代外交史等，多倾向于近世史，使学生在“博”的基础上达到“专、精、深”，“促使学生思索百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由，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在私立大学中，金大历史学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也在教育中体现出金大特色。

作为金大“新史派”的余脉，章开沅授业后所表现出来的很多史学观念几乎都可以寻绎出该派的影响。这种情况不独章开沅一人有之。几乎与他同时在金大历史系就读并师从贝德士、王绳祖、陈恭禄等人学习中外历史的学生，后来成为欧美汉学界学术泰斗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将金大“新史派”的余脉播于海外。1943年夏入读金大历史系、1947年毕业的杨遵道也忆称师从陈恭禄、王绳祖和贝德士。1947年初转学考入金大历史系的罗宗真回忆称：“我在校就读期间，历史系是当时文学院教学质量最好的一个系，授课老师如陈恭禄、章诚忘、向达、商承祚、徐益棠、吴白陶等都是国内的知名学者，系主任王绳祖和美籍教师贝德士也是国内外的知名历史学家。”之后从事考古工作的罗宗真还特别说明金陵大学对培养他的专业方向所起到的影响：“历史学成了我的终身专业方向。”金大“新史派”的学风自由，主要得益于校风。校长陈裕光称，在学术上，推动金大在民国时期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是爱国主义思想和学术自由思想，而爱国主义和学术自由也是章开沅一生的史风品格。金大“新史派”虽然不彰于学术史中，但是从章开沅的史学接受是可以回溯其影响的。因此，章开沅的史法应有所自，也是金大“新史派”传承之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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