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 | 如何“走出中国近代史”

“走出中国近代史”原为章开沅先生2002年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学刊》所写的发刊词，后收入先生生前最后一部文集，并以此命名，足见先生对此问题的重视，实际上也是他对我们研究所今后发展的期许。

作为中国史下面的二级学科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尚未完全统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系指1840-1919年的历史；1919-1949年，称“中国现代史”；1949年至今则称“中国当代史”。现今比较流行的是将1840-1949年称为“中国近代史”，1949年以后至今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章先生所指的“走出中国近代史”，首先就是从时间上要走出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向上延伸至清史乃至明史，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看到其间的历史连续性（continuity）。其次是从空间上走出比较单一的政治史格局，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狭隘本国史倾向，看到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有机联系，看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密切关联。总之，要重视历史的“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

史学的进步体现为在传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结合章先生的论述和当今史学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可从以下方面来深化“走出中国近代史”这一深刻命题，尝试为“走出”探寻具体的路径。

在“向上延伸”上，可引入“近世化”的概念，结合与“近代化”概念的关联和比较，将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具体化、学理化。章先生业已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向上延伸，“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这种“内在变迁”究竟何所指？其实就是明清以来日益显露的“近世化”趋向。

“近世”是中国历史文献中常见的一个概念，中外学者关于“近世”内涵有多种不同的论说，典型的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岸本美绪等的“明清近世说”等。

就个人而言，我比较赞同“明清近世说”，尤其关注“近世”说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即宋元明清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经历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首先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人口的增长，大量城镇随之兴起，工商业趋于空前繁荣；其次是与工商业繁荣相伴随的商业化、城市化、平民化、世俗化的整体性经济社会变化趋势，以及基于这些社会变化之上，由经世实学和“新民本”思想等所体现的明清启蒙思潮的兴起。

所谓“近世化”，恰是对这一系列社会变迁趋势的归纳：即自15、16世纪以来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步出中世纪而迈入近代。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曾以“资本主义萌芽”之名对这一社会发展趋势进行过系统的探讨，今天看来，尽管这一探讨有自身的局限性，多少带有先入为主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但所揭示的大量社会现象和史实，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形态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过渡，仍有其巨大的历史价值。

“近世化”与1840年以后的“近代化”（早期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果说，中国“近代化”过程更多体现的是由西方入侵所引发的社会“突变”，那么，“近世化”则更多体现的是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渐变”，一种在传统中的“自身之变”。

从“近世化”视角看，近代中国的诸多制度变迁和思潮起伏，都应向前追溯到明清时期，方可获得比较满意的解答。如近代一系列“变法”“维新”“自治”，甚至“革命”等政治变革，其思想源头，往往可以上溯至明清之际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经世实学思想的影响。而许多近代新词的内涵和外延，离开了近世实学思想，便很难加以准确阐释。

换言之，西方影响固然重要，但又并非导致中国近代变局的唯一因素，我们还须关注“近代之变”中蕴含的更长时段的“近世之变”的持续性影响，在二者的重迭、交叉中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化趋势及其复杂面相。

在“向下延伸”上，可引入“新革命史”和“现代化史”论说中的一些最新的思考，突破以1949年截然划线的思维误区，将“近代史”同“当代史”（或现代史）打通进行思考。

为什么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之后?章先生的解释是，“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袭与运动，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刻消亡”。对此，有学者从革命史角度进行了引申说明，认为即便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史进行研究，也不宜以1949年作为截然断限，而必须看到1949年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存在内在连续性，是同一场革命的上下两个半场。

如李金铮认为，中共革命的历史，“同样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前半场即1921-1949年，后半场为1949-1978年，各有三十年的时间”。王奇生也认为，“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无论革命还是执政，1949年并不是一条鸿沟，相反，1949年前后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革命虽然具有阶段性，更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如果忽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中国当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就可能无法理解”。

也就是说，即便1949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建设转移，但过去长期形成的革命思想体系仍在延续，并没有马上完成转轨，往往是以革命的思想和心态指导建设，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会有“大跃进”一类的冒进和“超英赶美”的冲动，甚至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动乱。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艰难探索。

同样，从现代化史视角看，以1949年为界，虽然有“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别，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历史的连续性，不是可以“一刀两断”、截然两分的。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譬如如何破解后发现代化、落后国家现代化之困，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深层次社会结构、文化转型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共同的。反过来，早期现代化留下的也不纯是负资产，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如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积极因素，其“实业计划”中的系统经济发展思考，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在“乡建运动”中的一些具体主张、做法，均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只有打通“近代”与“当代”的界限，我们才能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距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寻觅文化的基因、历史之渊源，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在“横向会通”上，应注重引入“全球史”概念，看到近代历史的空间展开特征及中国史同世界史日趋紧密的联系，真正从空间上“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中国近代史。

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全球化理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强势话语。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上来定义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各国市场或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但另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全球化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进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特征是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转变，是一种“对远方的效应”，表现为“距离的消失”或“疆界毁坏”，民族国家、文化的界线越来越无法限制人员、信息、技术、资金乃至文化观念的全球性流动。

将全球化视野及其理论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便是“全球史”的产生。“全球史”不再孤立地讨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联系之中，从各国的相互依存之中来把握一国或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如威廉姆斯在《史学家的世界史》一书中所说，“真正的史学家叙述任何一段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指出这些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蕴含”。

在“全球史”视野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全球性流动和交往空前增加，近代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日趋紧密，于是，中国开始真正成为世界之一部分，中国历史开始被纳入世界历史中来观察和思考。

独具慧眼的梁启超对这一趋势看得十分清楚，早在1901年，便借用西方史学的分期方法，将全部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此说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打破了王朝更迭的传统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界定中国历史，并点明近代中国历史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已成为“世界之中国”。这对于将中国置于全球之中，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史来把握中国史，具有特殊的意义，是近代史观上的一次革命。

历史发展固然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但在不同历史时段，时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说，古代历史运动更多呈现的是“时间递进型”，各农业文明国家如同孤岛般浮沉于世界的海洋中，王朝更迭，周而复始，进步迟缓，那么，近代历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空间传动型”方式展开，大航海和其后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人类活动的舞台空前扩大，从前各民族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国之间的彼此渗透和相互依赖所取代。人类进入了一个相互联系和横向交流日益密切的一体化发展的新世界、新时代。伴随历史运动横向展开的巨大势能，新的历史时空观亦随之而产生，这就是全球史家们所称的，“历史在（空间）移动之中”（history is movement）。

“全球史”观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我们从“空间传动”“空间转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一些过去所忽略的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譬如，具有跨国性质的环境史、海洋史、贸易史、旅行史、传教史、世博史、艺术史、食品史、习俗史、性别史、灾害史、国际组织史，如此等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亦随之大为扩充。

在研究方法上，应更多引入比较研究、整体研究、互动研究、交叉研究、大数据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多样性、丰富性。

其实，章先生“走出中国近代史”的呼吁，不仅仅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走出”，也包括了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其深层含义，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传统中国史研究方法的隐忧。

他所提及的“方法”，一是比较研究的方法，“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关系的研究，同时还需要从事近代中西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革命运动、民族关系、社会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整体研究的方法，“就中国近代史本身而言，社会乃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们可以侧重研究某一部分，但却应该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而要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和整体性研究，自然离不开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当代学术科际整合发展趋势而言，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不宜墨守单一的考据实证成规，妨碍本学科开创新局面”。

除章先生已提到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外，结合新的史学发展，全球史所提倡的“互动”研究、大历史观所提倡的“交叉”研究，以及同信息化密切相关的“大数据”计量研究，也值得高度重视。

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主张之一，是强调“叙事从单向度向多向度转移”。同过去以孤立对象为研究单位不同，全球史则更为注重不同单位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成为叙事关键词。借鉴其“互动”的思想，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更多观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群体与群体、团体与团体、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另一层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治与经济、思想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在“互动”和“网络”中发现交互空间中的“移动的历史”（history in movement）。这种“移动的历史”，不是单向度的谁决定谁，而是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相互统摄、相互决定，在动态过程中呈现历史的本来样貌。

所谓“交叉”研究，也不仅是指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也包括对历史交叉时段和节点的研究。譬如，晚清史与中前清史、民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交叉时段或过渡期，往往处于两不管状态，极易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薄弱点，而这些时段往往又是历史纠缠最为复杂的时期，是新旧交替的触发点、接合部，恰是近代史研究需着力处，有许多从属于“交叉历史”范围的课题都值得重新研究。

此外，随着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发展，大数据和历史计量研究逐渐开始成为新的潮流，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应忽视这类新的研究方法。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在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当今，大量涌现的历史文献数据库极大拓展了史料收集的范围，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史料占有早已不是一种奢望。

基础性历史数据库有如《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申报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青苹果数据中心开发的各类近现代报刊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构建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历史文献类数据库。研究性数据库有如哈佛大学等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香港科技大学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双城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CUSD）等数据库，台湾政治大学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浙江大学的《蒋介石研究数据数据库》、清华大学的《清代商税数据库》、中山大学的《明代价格数据库》等，可谓琳琅满目。

这些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极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为开展长时段、整体性、宏微观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

然而，走出中国近代史，最终又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因为“中国近代史毕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我体会，章先生所言说的“更高境界”的中国近代史，应当是“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的结合，长时段历史与短时段历史的结合，科学历史与人文历史的结合。这样的历史，并不排斥传统史学的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但却置人物和事件于一个更大的“格局”之中，呈现其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更显宏阔的背景；这样的历史，固然格外重视区域和地方历史的研究，但却赋予区域和地方历史研究以全球性关怀；这样的历史，将继续发扬中国史学实证与考据的传统，但却经历了现代信息革命的洗礼和改造。

总之，走出之后又回归的中国近代史，应当是更能够反映历史真相和全貌的、焕然一新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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