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走向革命

1948年11月下旬，我与罗卓荦、严国超、王元圣、黄贲一行五人，悄悄离校乘轮船前往汉口。

此行的主导者实际上是一贯思想比较保守的罗卓荦，但他的思想经过转变之后，行动却十分果断决绝。加以年龄最大，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所以俨然成为此次秘密出走的领队。他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同乡同学在汉口圣约瑟小学教书，早已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罗卓荦思想的迅速转变，很可能更多是受到这两位知心朋友的影响。他俩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并且做了相当周密的安排。

我们被安排住在双洞门铁路桥梁附近的一家小木匠作坊的阁楼上，与圣约瑟小学正好是斜对面，彼此联络非常方便，也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锯屑和刨花散发出清新气息，工匠们整天埋头工作，与我们没有任何交流，但至今我仍然记得他们勤劳憨厚的模样（仿佛都是从农村来的），似乎又闻到那些木料浓郁的清香。双洞门至今仍然存在，但火车铁桥早已废弃，小学与木匠作坊都不见了。

与地下党的联络，主要是靠这两位小学老师。没过几天，罗卓荦轻声告知我们，需要到指定地点见一个人，但彼此都不能直接交谈。我们按时前往，站在指定的马路人行道上，果然有位30岁左右的男子，穿灰色中山装并戴黑色太阳镜，只稍微瞥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便匆匆离去。事后罗卓荦才介绍说，那就是中共武汉地下党负责与我们联络的干部，化名小张。如果到解放区不幸途中失散，只要说是汉口小张介绍来的，即可受到接待，因此这句话千万不能忘记。但如果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则千万不能透露任何真实信息。我们并不紧张，只是感觉有些神秘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不合法的状况下，与一位真实的中共地下党员见面，尽管未说一句话，也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我想，他也无非是亲自观察我们这一行五人的相貌举止，以便做最后的决定。果然，很快就得到通知，要求我们尽快乘火车到驻马店，然后设法通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向中共许昌市委报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能否进入解放区最关键的第一步。但态度一向坚决的严国超却敲了退堂鼓，不过他并非胆小临阵逃脱，而是由于舍不得正相热恋的表妹。表妹思想也很进步，但由于正在读高三上，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他俩约定明年暑假就近投奔江汉军分区，所以表示不能与我们同行。我们都表示能够理解，并且为此佳偶祝福，便匆匆分手了。严国超信守诺言，果然在1949年初夏偕同表妹潜入江汉军分区，并且是妇唱夫随，双双经过短期培训，从事部队医护工作。

我们在1948年1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出发，乘坐的是运煤的无棚货车，四个人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只带有极为简单的行李。一路上毛毛细雨连绵不绝，头发与外衣都淋湿了，但内心热情似火，似乎没有感觉寒冷。不过深夜到达驻马店，却面临一大难题，因为我们虽然扮作商人模样，但除学生证以外别无其他可用证件。当时平汉线已经中断，驻马店属于国民党军最前沿的封锁线，所以对车站附近旅客检查特别严密。我们不敢公然住旅舍，只有在一个偏僻院落的屋檐下铺上被褥，四人挤在一起和衣而卧。幸好雨停已久，地面还比较干燥，加以一路疲劳困顿，很快便进入香甜梦乡。不过第二天凌晨就被冻醒，棉衣上结满了霜，冷得瑟瑟发抖，果真是冷到心窝。幸好赶早行路的商贩较多，车站附近几家点心铺已经灯火通明，我们赶忙收拾行李，每人喝一大碗滚烫喷香的豆浆，这样才驱除全身寒气，感到若干暖意。

尽管国民党军封锁甚严，但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商贸来往并未断绝。许昌是豫南比较富裕的地区，盛产烟叶，价廉物美，历来热销湖北及南方其他各省，所以仍有不少商贩来往于许昌与驻马店之间，许多货车也来往两地，乘机谋取优厚报酬，尽管也要承受较多风险。

我们人生地不熟，无从做任何选择，只有硬着头皮随着一群人挤上一辆车。司机逐个收取车费，好像是每人10块银元。我们未带这么多光洋，全部合在一起也只有25块。司机倒也豪爽宽容，看出我们一副贫寒学生模样，笑了一笑，随手拿去20元，留下5元供我们路上零花，我们当然感恩不尽，但彼此都没有说话，大概都不愿因此惹出任何事端。

开车前，司机还做简单提示：路上可能有单身劫匪强行搭车，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对抗，司机会应付他们；过封锁线时更要言行谨慎，千万不可带违禁物品；遇有国民党军人上车检查，一切听从其命令，但也不能显示任何惊慌，司机自会打发他们。我们心里明白，司机纯粹是开车谋生，阴阳界两面都不敢得罪，唯有在谋求平安无事方面，他与车上乘客是捆绑在一起的患难朋友，尽管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们也只有完全仰仗他的指导与庇护。

沿路果然相当荒凉，难见其他行人踪迹。过封锁线时，货车自行停在路边等待检查。其实形势也不那么紧张，孤零零的检查站只有两个士兵上车检查，服装枪械倒也整齐，不过神情显得有点懒散。我们奉命把行李顶在头上，他们随手摸摸捏捏。还未检查到乘客的一半，司机便请他们下车抽烟休息。他们倒也非常随和，下车后与司机走到距车稍远处，悄悄交谈几句，只见司机递给他们一个沉重布袋，显然就是“买路钱”，两个士兵便心满意足地走进检查站“交差”去了。司机与多数乘客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大家都心照不宣，放下行李包裹，重新开车急行。

一路颇为顺畅，虽然道路坑坑凹凹，而且满目疮痍。途中果然有一黑衣汉子招手停车，并且很麻利地纵身上车。我们心头一颤，心想必定就是单身劫匪，但他始终不言不语，没有任何异常举动。车行一段路程后他又要求停车，然后纵身跳下车，也没有与司机打个招呼，便大步流星地自行走了。我们也顾不上思索这些路上偶遇，只是为如此顺利进入解放区感到无比兴奋与欢悦。

许昌与驻马店相距不远，所以当天下午便到达终点。中共许昌市委事先已得到武汉地下党通知，所以热情而又周到地接待了我们。由于许昌解放不久，市委、市府刚刚组建，工作人员甚少。主持工作的曹市长正好出差在外，只剩下一位黄秘书与陈干事留守并接待我们。安排好我们食宿以后，黄秘书与我们简单交谈，嘱咐我们每人写份履历，便自行料理繁重公务去了。

陈干事与我们是同年人，倒是一见如故，叙谈甚久，非常投缘。他原来在中央大学读书，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又同样是来自南京，所以分外亲切。他介绍说，黄秘书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曾经留学日本，文化程度甚高。曹市长也是学生出身，所以对知识分子都比较尊重与理解。此外，他还为我们介绍一些市府相关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晚上，我们洗尽一路风尘，总算安安稳稳睡上一个好觉。

次日，曹市长亲自探望，他身材高大，披一件军大衣，两眼炯炯有神，与我想象中的八路军指挥员正好相似。他言语简洁，热情诚朴，中午宴请无非是临时加一盘卤牛肉。我初次吃高粱窝头，还以为是巧克力蛋糕，幸好没有说出来。

紧接着，又有一批年轻干部赶来座谈，因为他们接管城市工作不久，一切都很生疏。听说我们是京沪地区来的进步学生，所以赶紧了解蒋管区的最新情况，同时也就新解放区经济、文化等城市管理工作有所咨询。我们也就力所能及作简略回答。罗卓荦是农业经济系学生，我曾肄业会计专修班，也曾写过有关金圆券的时评，可能在这方面谈论较多。没过几天黄秘书找我们谈话，想把我们留在许昌参与银行接管工作，亦可考虑前往军分区任编辑或记者。

当时开封已经第二次解放，中原大学全体从宝丰迁入开封，我们随即匆匆步行前往开封。中原大学招生办公室设在城内，报名手续非常简单，持相关单位介绍信，稍经交谈便算录取，并且立即安排在市内临时招待所食宿。这是由于中原大学刚刚迁入河南大学原址，一切工作尚未就绪，特别是学员宿舍爆满，我们只能在校外稍作等待。

正是在这短暂等待时间，我自己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因为整天闲着无事，又没有心情逛街，我每天早餐后必定到附近一家小书店看书。那书店老板是本地人，起初倒还谦和有礼。但连续几天我都只看不买，他明显有点厌恶，我却因为先后在四川与南京都习惯于到书店蹭书看，往往可以站着看四、五个小时，所以并未察觉老板情绪的变化，也不会说点感谢或抱歉的话。终于有天进书店不久，来了一个警察，要我跟着他走，说是需要有所查询。我初到开封，人生地不熟，认为新解放城市对陌生人进行盘问是应有之举，所以便保持沉默跟着警察走。没想到他并没有把我带到派出所办公室，而是引进附近一座带有院落的土坯房屋，那里已有十几个流浪汉模样的人拥挤站立在院子里。我顿时意识到此处可能是临时拘留所，便质问警察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警察板着脸回答：书店老板说你偷了许多篮球（书店兼卖文具）。还未等到我申辩，他就一溜烟跑了。我愤怒而又无奈。因为离开招待所时未曾对同室者有任何留言，而此刻又无法与罗卓荦等联络。那些关在这里的流浪汉，看来多半是盗窃犯罪嫌疑，衣冠整齐者似乎就只有我一人。正因为我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所以他们都用异样眼光盯视。我内心产生某些不安全的预感，唯恐他们对我可能采取某些粗暴行为。幸好他们的表情还比较平静，我也尽量装作镇定自若，因为毕竟当过兵，多少有些自卫能力。

就这样百无聊赖地站在此地大约个把小时，突然院外人声喧哗，其中好像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明白一定是招待所有些人来寻找，连忙大声回应。很快就进来另外一个警察，把我带出这座院落，果然是招待所所长带领二、三十个中大新学员到处寻找，其中也有罗卓荦、王元圣、黄贲。派出所负责人解释说，那个把我骗进临时拘留所的警察是个留用人员，此事并未经过领导批准，他可能是私下接受书店老板嘱托，对我有所“警示”，免得我每天泡在那里影响营业。站立看书本来就是一种良好习惯，不料在新解放区却受到书店老板与旧警察的联手羞辱。不过我们一回招待所就集中搬进中原大学学员宿舍，随即正式上课受训，也就顾不上找书店老板计较了。

我们一行四人编入中原大学第一分部（相当于政治学院）第20队，并且还是同一个小组。我被指定为组长，罗卓荦是管生活的副组长，说明队主任对我们比较重视。河南大学校园幽美，教学大楼与学生宿舍堪称上乘，但由于我们进校迟缓，只能住在校园一个角落利用马棚改建的简易宿舍。这马棚原先是清代遗留下来的考棚，颇具历史建筑资格，但内战期间却被国民党军队用作马棚。经过中原大学校方改建，改为一列一行长条形大宿舍。室内没有木床与桌椅，只有土砖砌成的统铺型大炕。这炕也是有名无实，因为是实心的，根本无法烧火取暖。一个小组20多人挤住一室（女生另有宿舍，集中居住），个人生活空间极为狭小。入学后每人发一条两斤半重的薄棉被，冬天很难御寒。房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白天生一煤炉，烧开水兼升温；晚上只有和衣而卧，挤在一起取暖。开封地下水碱性特重，淡水供应奇缺，早晨每人发一瓦钵水，漱口洗脸综合利用。大家只能像猫那样，用手捧水洗脸，然后用毛巾擦干。从南方（特别是大城市）来的学员对此确实难以适应。

由于卫生条件太差，所以虱子很容易滋生蔓延，繁殖极为迅速，身体凡有毛发丛生之处，以及衣服（特别是毛衣）缝隙，都藏有蠕动的虱子。因此每遇闲暇，难免如同鲁迅小说中的阿Q、王胡一样，边晒太阳边抓虱子。如遇难得休假，必定由生活组长带领，在校园偏僻水坑边，架锅烧开水烫虱子，顺便用坑中积水擦身洗衣。由于水的碱性很重，无需用肥皂而自行去垢，但浴后没有清水冲洗，皮肤滑腻腻的，总像没洗干净。

说起洗衣服，其实也没有几件衣服可洗，因为中大与军队一样，每人一套棉军服外衣，两套内衣裤。我们的后勤供给一直靠“二野”，即第二野军（或称华中野战军），而“二野”是四大野战军中最穷的一支部队。就在这半年时间，我们眼看着“三野”、“四野”由于打胜仗缴获甚多，穿戴光鲜，枪械精良，相继经过河南向东南地区进发，而我们仍然穿用树皮染色的土布军服，真有点自惭形秽难以为情。

伙食更为粗劣。由于不愿加重新解放区人民负担，部队与公职人员一律吃老区用小车不远千里推来的积存支前军粮，中原大学师生自然不能例外。这批军粮长途运输，历经风霜雨雪而又无从翻晒，大多已经发霉变质。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就是用霉变高粱面做成的窝头，粗砺而又酸涩。刚出笼时还比较松软，冷却以后坚硬无比。大家都戏称为“铁塔”，因为河南大学背面正好有处名为“铁塔”的古迹。那“铁塔”其实并非铁铸，是用上过釉的陶砖砌成，由于颜色黑中带红，类似生铁铸成，因此得名，并与附近的潘、杨二湖一并成为历史胜迹。至于我们吃的“铁塔”，不仅非常难吃而且不易消化，可以说是“吃啥痾啥”，露天茅坑中往往堆满这种干巴巴的排泄物，连狗都不愿搭理。

不过炊事员很多都是忠诚敬业的老战士，他们千方百计改善伙食，有时用少量细粮掺和或干脆做成花卷，味道果然好些。“细粮”无非是未霉变的小米面或绿豆面，但供应量很少，基本上吃不到大米白面。偶尔吃上一餐连同蔬菜煮的绿豆丸子汤，就算是“打牙祭”。记得有个礼拜天好多金大迟来的校友造访，他们刚刚入校，已编入22队和24队，其中包括以后成为著名指挥家的郑小瑛等文艺活跃分子。我们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桶绿豆丸子热情款待，看到他们勉强吃完的怪异表情，我们却产生某种“久经锻炼”的优越感。当然，他们很快也都适应了这种艰苦生活。

按照公职人员供给制待遇，我们的衣食住行与医疗全由“公家”包干，但每月零用钱很少，只能买点肥皂、牙膏之类零碎日用品，不过另外还发50支一大包许昌本地产的纸烟与半斤炒花生。“烟民”们当然不够抽，所以往往用花生换取我们的纸烟。当时开封解放不久，战争疮痍未消，市面非常萧条，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买，也从不想买什么，因为“一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政治学习改造自己思想，每期只有四个月，课程排得满满的，主要是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课余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每次前方取得大捷，我们都要开祝捷大会，并向民众宣传政治军事大好形势。现在回忆起来，除学校附近的潘、杨二湖与龙亭、铁塔以外，我们对开封市区毫无任何印象。

入学初期，我们多少有些失望，因为范文澜不过是挂名校长，本人仍然留在华北大学，学习的课程对我们又太浅显，因为早已都学过，还认真读过若干相关经典。加以伙食、取暖条件太差，确实苦不堪言，我们双脚冻肿穿不进鞋。王元圣曾提议干脆申请退学，回到许昌就地参加工作，至少可以享受正式干部待遇，生活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大家都有同感，但又感到入学不过几个星期就知难而退，实在不好意思见曹市长与黄秘书。春暖花开之后，取暖问题又自然消失，我们终于下定决心留在中原大学，坚持完成学习任务。

队部只有四位干部。队主任牟政，28岁，山东人，一口胶东话，抗战中期入伍，20岁就当区长，是个干练而又沉稳的年轻干部。虽然只读过高中，但由于工作中勤学不辍，已有较高文化素养，加以又有丰富的革命阅历，很快便赢得众多学员的爱戴。队主任之下设三位辅导员。资格最老年纪最大的是老李，典型的工农干部，老实憨厚，拙于言辞，但却诚朴感人，有较多亲和力。另一位是女性，名汤颖，学生出身，曾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活泼开朗，很容易与学员打成一片。由于都是占籍江浙，她与我多一份同乡情谊，所以非常关心我在政治上的进步，以后还成为我的入团介绍人。第三位辅导员名白照，河南大学学生，开封第一次解放时他就随同解放军撤退到宝丰，进入中原大学经短期学习后留校工作。他的经历与我们相近，所以有更多共同语言，我们更多地是把他当作朋友，而没有视为管理干部。白照也不善于言辞，与那些能说会道指手划脚的政工干部大异其情趣。我想，正是由于队里有这几位可亲可敬的干部，不断热情关怀与循循善诱，所以才使我们很快决心留下来坚持学习。

入学不久便选举学生会，因为彼此都不熟，所以候选人由队部推荐。选举时开全队大会，除本队干部参加外，校部还派来原河南大学的稽文甫、王毅斋等几位进步教授列席，他们也认真听取候选人发言，并且观察民主程序进程状况。我与王元圣都在候选人之列，并且都即席发表竞选演说。王元圣在成都金大时期，即已参与民主运动，演讲颇有鼓动性与感染力。我是头一次出头露面公开介绍自己并发表政见，显得有些拘紧与怯场，但事后听说稽、王二位教授对我的评价最高，认为颇多深刻自我反省，真挚感人。开票结果与老教授的期望相反，王元圣过线而我落选，但得票最多的却是一位李姓同学，他是河南大学学生，原来就已经参加进步学运，加以20队学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河南省籍，所以老李当选并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实为理所当然。学生会成立以后，王元圣分工担任民运股长，实际上无事可做，倒是我被宣传股聘为墙报编辑，总算编辑出了几期墙报，我想这大概也是由于王元圣的推荐。

对我来说，编辑墙报已是家常便饭，不料却由于一期墙报引起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而起因则是由于黄贲的“失言”。黄贲虽然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却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他来解放区确实是出于对国民党的不满，但对共产党与马列主义却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在学习《社会发展史》课堂讨论时，他公然说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列主义“公式化”、“图谱化”的表现。这也并非他自己的真知灼见，而是在政校学习时的耳食之言。当即在课堂上引发若干马列主义捍卫者的愤怒反击，除当面猛烈抨击外，还要我办一期墙报专刊，以肃清“恶劣影响”。

我过去与黄贲素不相识，但通过这一段聚会，确信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甚至有点幼稚的忠厚人士；毛病是有些过分偏执，不善言辞却又喜爱与别人“抬杠”。我承认黄贲有观点错误，但不主张把问题泛政治化，与党派斗争混为一谈。我主动向牟政建议，20队本来就是通过学习改造思想，墙报最好采用暴露思想自由讨论的方式，让学员各抒己见，然后积极引导，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认识，并且避免对个别人的伤害。牟政对此类青年学生的思想表现已是司空见惯，很善于做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因此鼓励我放手自行编辑墙报，不作任何限制。我有意避开30年代社会发展史争论的党派背景，着重从学理上探讨如何辨析“公式化”、“图谱化”的是非曲直。其实这一组稿件多数是我自己化名写的学习心得，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在编排与图饰方面也做了精心设计。可能是由于牟政已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所以好几位领导干部赶来认真看了墙报，随即又组织其他各队干部与学员代表前来观摩。事后牟政又要我以20队学生会的名义写了一篇工作总结，刊登于校部出版的机关刊物《改造》第二期。此后，黄贲直到毕业与分配工作，都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指谪与歧视，这也是我终生都尊敬爱戴牟政的原因之一。

这四个月的政治学习，主要收获并非课程本身。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并且阅读过若干马列经典的京沪大学生来说，课本与讲授的内容都太“小儿科”了。倒是那一套教育方法与学习、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干部们言传身教所体现的“延安精神”与革命本色，更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一部主任刘介愚以后曾把这种教育模式总结为“五步教育法”，其精神实质就是把学员当作教育主体，以充分发挥其追求进步与自我完善的主观能动性为轴心。应该承认，中原大学虽然存在不久，但其影响却已深入学员心灵。或许可以说，中原大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真诚而高尚的人。

课程学习告一段落之后，便进入暴露思想与自我教育阶段。何时进入这一阶段，校部没有硬性统一规定，主要靠队干部自行掌握“火候”，关键是“阶级感情”的转变与对“组织”信任的程度。由于学期已经过半，队部早已物色并培养典型，即所谓“典型开路”。这是四个月学习的总结阶段，总体收获大小，取决于典型选择与培养是否恰当，而这恰好是对队级干部水平的考验。此外，队干部还要通过大量个别谈心，甚至自己现身说法，营造一种与旧社会乃至旧我决裂的浓厚气氛，其主旋律便是白毛女所唱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典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贫苦家庭出生，深受压迫剥削，对旧社会，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者，以其血泪控诉，教育众多学员；一类是参加反动党团乃至军警特务，曾经忠诚追随国民党且有若干罪行者。当时内战正处于高潮，中原大学大批招生根本无法进行严格政治审查，只能运用思想教育感化，让这些潜伏或准潜伏者自行坦白反省，与旧社会及其统治阶级彻底决裂。

20队学员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绝大多数是大专与高中学生，所以第一类典型很难物色，倒是第二类找到一个化名李平的湖北大学生，外貌确乎是一表人才，但过去在校期间曾经正式参加特务组织。其特点是比较隐蔽，只在暗中监视、密报、迫害进步同学，却未露任何痕迹。进入20队以后，他并未向组织交代这些罪行，大家也没有察觉他有任何异样。他甚至向汤颖辅导员公开表示爱慕之情，使她感到厌烦。因为她在新四军文工团期间已有相知甚深的男友，只是由于男方进入解放区以前曾经被捕入狱，尚有若干历史疑点未能消除，所以一直没有正式结婚。不过汤颖从工作出发，仍然对李平耐心进行思想教育，满腔热情帮助李平提高政治觉悟。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的真诚与政策威力终于使李平有所悔悟，加以全队已形成与旧我彻底决裂的浓郁氛围，这个潜伏已久的特务鼓足勇气在全队大会上全盘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各项罪行，并且深挖自己的错误思想根源，讲到沉重之处不禁痛哭流涕，众多学员都深为感动。

当然，李平的改变并非全靠外力促进，他进入解放区似乎也不属于特务组织派遣，而是比较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弃暗投明，痛改全非，才能脱胎换骨求得新生。

20队首战告捷，深得学校好评，我认为与几位队干部的优良作风有密切关系。他们坚持和风细雨，从不以“老革命”自傲，总是平等待人，循循善诱。李平初期不仅全部隐瞒了罪恶历史，而且对汤颖已经形成公开骚扰，有次甚至死不要脸躺在汤颖床上不肯起来。即令表现如此恶劣，我们也没有看到牟政等领导厉声呵斥或采取任何粗暴行动。他们对李平也同样尊重其人格尊严，没有鼓动群众贴标语、喊口号，追求任何轰轰烈烈的“高潮”形式，而仍然是坚持个别谈话，晓以大义并耐心等待他自己真正悔悟。

政治学习结束以后，李平大概已被校方认定为改造成功的典型，所以被分配到公安系统从事秘密反特务工作。武汉解放初期，我们好些20队同学都看到他穿便衣站在六渡桥路边，密切注意行人可能会出现的任何可疑举止。但我们彼此只能微笑示意，遵守保密纪律，以免干扰他的重要工作。

回想起来，典型开路确实成效很大。李平的痛切忏悔，把20队的思想改造迅速推上快车道，许多学员争相走上讲台，暴露自己过去错误的思想与行为，真诚地清算旧我并批判旧社会的腐败黑暗。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一位女学员，平时都被认为是一个清纯天真的高中生，竟坦然自我暴露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外室”。她愤怒控诉国民党高官贪污腐化、霸占民女罪行，同时也批判自己的软弱与虚荣心。一个不满20岁的弱女子就这样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向旧社会及其统治者挑战，这样就更加激发20队众多青年的革命斗志，而革命首先就从自身开始，我们不知不觉就实现了人生的重大抉择。

20队思想改造圆满结束，通过真诚的批判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放下各种思想“包袱”，仿佛轻松一大截，而人际关系更融洽了。有一个词不约而同萌生于众多队员脑际，这就是“同志爱”，而把我们从五湖四海联结起来的就是“革命”。我们这些年轻浪漫的革命者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就是列宁说过的：“世界上有国际歌声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同志。”20队仅仅存在四个月，但它却成为大家走向革命的真正起点，我们已不再是一个个人奋斗的莽撞少年，而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群体中的一员。

1949年4月，20队按时结业，这正是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攻击的前夜。大约在此前两个月，已有四个队宣布提前结业，以配合渡江战役的紧急需要。记得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潘梓年在广场上作政治动员，并欢送这500位学员参与支前工作。潘老振臂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北风呼啸，彤云密布，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吼声激荡整个校园，一颗颗年轻的心早已飞向前方。

我们满心以为结业以后，必定也要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一部副主任梁维直为我们几个即将结业的队做政治报告，我正好坐在一排正中间。梁维直心直口快，一上讲台就大声问：“你们现在最想做什么？”我不禁脱口而出：“打过长江，活捉蒋介石。”梁维直看我一眼，开玩笑说：“你一个人过江，恐怕蒋介石正好抓你。”引起全场一片笑声。然后他严肃地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不能只想打仗，还要多想如何建设新中国，从事建国后的各项建设。因此，中大毕业生不会全部分配到部队，也要为经济、文教战线输送干部。”又强调说：“中原大学应该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做出更大贡献，将来必定会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人民的正规大学。”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一定体现着中原局乃至中共中央总体部署的意向，中原大学师生理应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与责任重大。但毕竟仍然是战争岁月，大家都以参军作战为最大的光荣与幸福。梁维直的坦诚话语与恳挚期望反而如同泼了一盆冷水，特别是我本来就有充当战地记者的梦想，立刻涌现出壮志难酬的预感。

果然，结业典礼之后，一部分同学（包括罗卓荦、黄贲等）分配到部队，但多属文化教员之类文职。一部分分到后方各级各类机关担任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作为即将解放地区的储备干部，并且安排相应的集训。出乎意料之外的是，20队只有我与王元圣留校工作，分配到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即准教员，边工作，边学习。但是，我们还继续在20队留住了好几天，因为队部必须尽快办理离校同学的手续，特别是那些支前人员。最后只剩下6个人进餐，即队干部与我及王元圣。伙食确实不错，因为许多人离队时间参差不齐，临时出现若干“伙食尾子”（结余），按校部规定，可以不必上交，用以改善留队干部、学员生活。牟政爱护下属人员，特别让炊事员做了好些白面肉馅饺子，以此为我们饯别，这可是过年才吃得到的美味佳肴啊！但这就是20队“最后的晚餐”，因为“20队”立刻就要撤销，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牟政及其副手马上就要接收一批新到学员，以新番号开始又一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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