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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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讨论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是不是舶来品，名词考辨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公开表达个人立场及政治见解的缺失。关于演说技能的培养及研究之所以在古希腊罗马占据重要位置，那是由其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所有重要事务均须通过公开辩论，由集体来决定，那么，“说服”便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是政治工具。推展开去，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演说，也都构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周作人曾谈及为何在古希腊“演说术”或“修辞学”特别重要，那是因为：“这种学问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双方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氛围，不要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就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都没有出现过。不管是战国的纵横家言、汉代的盐铁论争，还是南宋的朱张会讲等，都不能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相提并论。这里的关键不在文学修养，也不在辩论技术，而在政治制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众多关于演说学的论著，都必须直面这个难题，即一方面，“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确实不怎么擅长演说，“战国时代也有纵横捭阖的游说家；六朝时代也有言论隽永的清谈家；但不曾产生出一个Cicero，一个Lincoln”。至于原因，大都将其归因于秦汉以降长期的政治及思想上的大一统：“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二千年来之国教，几以缄默少文为主旨，讹缪递传，牢不可破”。也就是说，关键在政治制度，而不是种族、人性、修辞能力或文化差异。

西学东渐大潮的汹涌、社会结构的变异，加上朝廷管控能力的下降，这才促成了公开表达政见的“演说”在晚清的迅速崛起。因此，可以辨析晚清的演说思潮与清代宣讲《圣谕广训》的联系与区别，但不适合生拉硬扯，建构从古到今的“中国演说史”。在我看来，演说不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更牵涉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传统。因此，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

当然，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确实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也就在这一年，黄炎培结识了同窗好友穆湘瑶的弟弟穆藕初，两人志气相投，日后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据穆自述：

辛丑、壬寅间，对外事件接踵而起，新党人物在沪上大见活动，对俄、对日同志会等风起云涌，而演说之风遂大盛。余追随其间，觉事事不如人，因此益自发愤，遂联络同志数十人，每星期学习演说。为时一年，向之讷讷不出诸口者，一变而为畅所欲言矣。余之畏葸羞缩之气质，因之而生一大变化。

从早年生性腼腆，不敢当众发言，到成为上海企业家中最擅长演说者，穆藕初这个变化气质的过程，好友黄炎培乃至其师蔡元培的影响隐约可见。

可这并非蔡元培的个人爱好，在中国最早办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的马相伯，以及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也都特别重视且擅长演说。虽然清廷未雨绸缪，1903年弹压京师大学堂师生抗俄集会后，在第二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中特别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但此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根本无法阻挡。此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抗争、学术普及以及文化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我们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生活与教育、运动与娱乐时，无法完全忽略那些不同历史时期或高亢如云、或低回婉转的“声音”。

02

我所见到的关于清末民初演说场景的描写，没有比黄炎培的《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更精彩的了。1914年10月13日午后二时，黄炎培驱车至崇文门外花儿寺街火神庙，现场观察一场演说。先是外部环境的描写：“庙古而屋未破，山门双辟，旁悬牌立旗，大书‘今日讲演’字样。门外小桌陈教育画数十种，皆出售者，每纸铜圆一枚，观者如堵，以一职员司之。入门，廊下悬巨幅滑稽画，一人张大口作高呼状，左右简章数条。大殿古佛一龛，讲者听者分东西向。讲坛一，黑板一，讲桌一，讲鞭一，其下设座容数十人。”接下来进入正题，简要介绍演说的全过程，并略加评述：

讲题似为劝戒烟，于三十分时间，记其讲演之内容如下：

人之知觉，脑之作用（画图），鸦片，纸卷烟，兴奋之功用，烟精（画图），卫生上之损害，经济上之损害。

讲音与讲态，以余评之，俱可予以七十以上之点数。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听者肃静，时颔其首作领悟状。既而第二讲员上，仍前题而出以滑稽，四座精神复一振焉。

地点是京师的古庙，背景有巨幅滑稽画，演说者“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也有“出以滑稽”，让四座精神为之一振的，此等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说书。这正呼应了此文开头京师名记者黄远庸的提醒：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以演说为主干的通俗教育之所以推展十分顺利，与此地民众喜欢听说书有直接关系。

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吸引广大听众并收获满堂掌声，此举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关键看现场氛围，以及演说者能否顺应民心（听众的趣味）、拿捏得当。大才子郭沫若曾在回忆录中用戏谑口吻总结此等演说技巧：

我是经过五卅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些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你总是知道的吧？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在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千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

作为实例，郭沫若还记下自己当初那次演讲的具体内容，全都是大话、空话、套话，逻辑混乱，比拟不伦，语句简单，道理武断，但效果极佳，一句一鼓掌，讲完还有董事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天讲得可真好！

此等新潮的教育手段与娱乐方式，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会错过。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象：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也就是说，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

正面描摹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小说家们做了很多尝试。有的立意很好，但笔墨跟不上，描写呆滞，变成了纯粹的说教。如需推选一个精彩的演说场景，我倾向于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熟悉现代中国小说的，肯定记得老舍《赵子曰》中慈眉善目的张梦叔教授演说“女权”，现场如何一片混乱；而钱钟书《围城》第二章中，游学归来的方鸿渐应邀在中学演说，更是出尽洋相。先是“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插穿了两个笑话”；临上场又换错了衣服，只好鸦片呀梅毒呀胡扯了一通，“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

与此类讽刺笔墨相对应的，是大量正面描写演说场景的中长篇小说。那是因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五卅，再到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旦涉及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比如茅盾的《虹》、蒋光慈的《短裤党》、萧红的《生死场》等。最典型的演说场景，不妨举《倪焕之》《大波》《八月的乡村》三部作品为例。

若论有意识地借“演说”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性格，当推叶圣陶1928年起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先是第2节提及倪焕之因校长的演说而深深感动，虽然“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要素，实在每回是这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后面第23节则“对于日来说教似的自己的演讲，他不禁起了怀疑”。但最核心的是正面描写倪焕之的两场演说：呼应五四运动（第19节）与参与五卅集会（第22节）。作者饱含深情，详细描述演说者的动作、言语及精神状态。前者是“他点（踮）起了脚，身子耸起，有一种兀然不动的气概；平时温和的神态不知消隐到那里去了，换来了激昂与忧伤，声音里带着煽动的调子”；后者则“焕之开口演讲了。满腔的血差不多涌到了喉际；声音抖动而凄厉；他恨不得把这颗心掬示给听众。……鼓掌声呼喊声却警醒了他。他从沉醉于演讲的状态中抬起头来，看见各色的纸片正纷纷地从高空飞下。一阵强烈的激动打着他的心门，他感觉得要哭。但是立刻这样想：为什么要哭？弱虫才要哭！于是他的脸上露出坚毅的微笑”。

至于下面这段文字，可谓形神兼备，是我见到的现代中国小说中描写“演说”最为精彩的：

第二个登台的是倪焕之。近来他的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利害；他的身躯虽然在南方，他的心灵却飞驰到北京，参加学生的队伍；他们奔走，他们呼号，他们被监禁，受饥饿，他的心灵仿佛都有分。他一方面愤恨执政的懦弱，卑污，列强的贪残，不义，一方面也痛惜同胞的昏顽，乏力。……他恨不得接近所有的中国人，把这一层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立刻觉悟过来。此刻登台演讲，台下虽只有几百人，他却抱着临对全中国人那样的热情。他的呼吸很急促，胸膈间似乎有一股气尽往上涌，阻碍着他的说话，致使嘴里说的没有心里想的那么尽情通畅。他的眼里放射出激动而带惨厉的光；也可以说是哀求的表情，他哀求全中国人赶快觉悟；更可说是哭泣的表情，他哭泣中国已到了不自振作强邻鄙视的地位。他的一只右手伸向前方，在空中画动，帮助说话的力量；手掌是张开着，像待与人握手的姿势，意思仿佛是“我们同命运的同国人啊，大家握起手来吧！”

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像叶圣陶这样认真且成功地描摹演说场景及人物心理的，不是很多；但借助“演说”驰骋想象，推进情节，则比比皆是。

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中有不少关于演说的正面描写，尤其是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演说、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的论述等，演说地点则兼及茶馆、街道、公馆、办公场所等。如未完稿的《大波》第四部第一章“不平静的日子”，介绍南校场演说会的前因后果，带入观众的视角与现场氛围，还有第二天各家报纸的新闻报导方式，如标题、字体、详略、人名，以及后续的社会效应等。下面这段站在听众立场的观察与描写，可与上述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相对读：

董修武正在演说。远远地只能看见他那未蓄胡须的口一张一阖，一股劲在提高声音。毕竟坝子太宽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经不甚听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几句：“……我们同盟会……革命！……排满！……民族！……我们孙中山先生……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平均地权！……我们孙中山先生……我们的主张……”而且挤在台子下的人们又都各自在发言，不晓得是评判董修武的话？抑或在发舒己见？发言的声浪并不比台上演说人的声浪低。何况还由李俊领头，几乎不断地在拍掌。

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第八节“为死者祭！”，描写游击队司令陈柱在战友的葬礼上演说。大段大段的议论，夹杂若干场面描写，群情激昂，很是震撼人心。缅怀战友与动员士兵，这是任何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都必须做的，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据小说称，“声音震荡着气流，震荡着围墙外面的树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围山谷里去消没……”——那既是写实，也是象征。

从吴趼人到李劼人，众多小说家之所以特别关注那些“震荡”着现代中国的“声音”，因那既是政治，也是技术，还是文化，偶尔还牵涉美学。可以这么说，晚清以降，无数知识精英借助刚刚习得的“演说”来表达政见、传递新知、影响社会，同时变化自家气质。这里牵涉政治信仰、文化关怀、学术积累、技术训练等，需要仔细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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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物理现象的“声音”，只能出现在演说现场。如何借助某种技术手段，重现这个转瞬即逝的“演说现场”，是个有趣的话题。相对来说，文字最为简便，也最有效，比如当初报章上的新闻报导、演说实录，或者听众多年后的追忆，乃至小说家的驰想等。实际上，我们关于晚清以降“演说”历史与功用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借助文字数据。随着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成与开放，检索近现代中国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的演说（无论基于人物、时间、地点，还是主题、传播、影响力等），不能说唾手可得，但技术含量显然已不太高，难度主要体现在集合、拼接与阐释。

同样涉及“演说”，本该与文字数据相辅相成的图像呈现与声音记忆，可谓寥寥无几，完全不成比例。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着力钩稽的是关于演说的图像与声音——前者可参见我的《“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后者则有《声音的魅力》。

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唱片业以及无线电广播在中国都市的兴起，娱乐、政治以及文化的声音，开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及天空回荡。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强调“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农村高音大喇叭开始逐渐普及，1976年底达到了顶峰。此后，高音喇叭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虽也有若干重新崛起的时刻，但已不复从前。那是因为，民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生活方式改变，即便偏僻的乡村，单纯收听广播的人口也大为减少了。

眼看电视、网络、慕课、音频节目逐渐普及，再加上制作简便的抖音，如今若想保存以及传播某种声音，已成举手之劳。回过头看，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学术，那种过于僵硬的“训导”或“报告”，很难再吸引听众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学习/操作/传播那些带有“表演”成分的“说话”，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并长久吸引听众，此等演说技能，对外影响社会，对内塑造人生，可谓前途未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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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谈论“演说的魅力”，以及其如何训练、运作与展开，还有怎样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与策略。最常被提及的是“开启民智”（比如晚清下层社会启蒙），以及“动员群众”（比如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两点已有的政治史及社会史著作多有涉及。但若将视野延伸到教育史、文学史及学术史，则“演说”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我更多关注且有所发明的，是演说如何“赞助白话”、“影响述学”以及“改良文风”。考虑到此前我已有相关论述，如《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2）、《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3）、《“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2006）、《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2007）、《“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等，这里只须提要钩玄，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章太炎的东京讲学（1906—1910）以及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此类以“浅显之语言”系统地“演述各种学术”的“讲学”，明显并非针对引车卖浆者流，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基本上是专题性质，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其次，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第三，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但又穿插社会批评。最后，不管是事先准备还是临场发挥，抑或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此等文字刊载于报章，对于近代中国文章风格的衍变，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则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积极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藉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可以有几点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就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学术交接的1922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讲演者使用的是白话（即便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大师也不例外），若用渊雅高深的文言来记录、整理，必须经过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以致经过“文言”这个模子出来的“讲演”，很可能尽失原先的风采与神韵。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讲演”。回过头来，看看胡适之将“演说”与“国语文”直接挂钩——凡能演说者，没有不会做白话文的，因二者都需要有条理有层次的思考与表达——还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学者的公开讲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假如此说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风的“讲演”，对于推广白话文，其实功莫大焉。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

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确实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除此之外，还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文章变革。若需要简而言之，可以这么描述“演说”的特点：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这些，都将波及学界趣味以及文坛风气。“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卑之无甚高论”；演说之影响文章，则可能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剑走偏锋。

晚清以降，书院改学堂，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不再以学生自修、而是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所有的大学教授，多少都得学会“演说”——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以外。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中，有不太擅长演说，主要以著述面对读者的；但更多的是兼及声音与文字，如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周作人、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说”传世。至于学堂开设演说课程以及组织雄辩社等，更是使得学生日后走上社会，在群众场合即席演讲时，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因此，谈论晚清以降的文人学者，专门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随风飘逝或因各种因缘残留在纸面上的“演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说在此前的论著中，我主要讨论的是演说对于现代中国白话、文体及述学的巨大影响，那么《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主要从图像呈现（第二章《晚清画报中的声音》）、技术储备（第三章《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政治及美学（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求（第五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等角度，讨论演说的传播、训练及功用。因为，在我看来，演说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充满各种变异与可能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图像与录音等手段超越时空，只有动静结合，综合把握与论述，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呈现。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演说本身并不透明与自足，而是严重受限于外在的政治思潮及社会氛围，如何“演”，以及“说”什么，与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比如，晚清的文化启蒙，五四的政治抗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动员，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宣传与学术普及，以及新世纪的文化传播等，即便“即兴演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别青睐的主题，以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当然，也都有身不由己的内外限制——包括立场、姿态以及声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2022年4月25日初稿

5月5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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