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南生 | 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章开沅的治史道路与史学思想

章开沅先生（1926—2021）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强调治史者只有走进历史，才能理解历史，只有理解历史，才能走出历史，并以史学佳作参与现实生活，实现“史学的参与”。他一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人才培养，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是对其学术生涯的完整概括。“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是过程与目的的统一。他晚年亲自选编《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他的演讲、学术报告、学术论文等30篇，所涉论题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社会、从当下危机到人类文明的未来，集中反映了章开沅对走进与走出中国近代史的深入思考。

一、章开沅的治史道路

章开沅，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人，生于安徽芜湖，其祖父章维藩在晚清时期辞官下海，创办益新面粉厂和凹山（今马鞍山）铁矿。在那个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虽然家境条件不错，但章开沅却未能在一个学校接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连大学也只能以肄业结束。但颠沛流离的生活学习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曾将自己在川江上当船工的经历戏称为“长江大学”，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他在治学上的“骛远”性格、开放胸怀与开阔眼界，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便是不断地开辟新域。

章开沅所涉研究领域甚广，但用力集中之处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国早期现代化史、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等五个领域。纵观章开沅先生的治学生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文革”前是章开沅走上大学讲台、专心教学并结合教学工作和史学界研究热点开展近代史研究的时期。（二）从“文革”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章开沅学术生涯的高峰，以1974年章开沅接受《辛亥革命史》的主编工作为标志，他的学术研究进入旺盛时期，章开沅也自称“这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版和发表的。（三）1990年8月，章开沅卸下校务，应邀远赴大洋彼岸，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校任教、访学和查阅数据。1994年春，章开沅旅美、旅日、访台归来，潜心开展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并运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参与现实生活，直至逝世。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职业角度看，他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是被安排的结果，“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他常戏称自己与史学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关系。“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因此，他早期的研究工作也多半结合教学需要并跟踪史学热点，“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转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年秋，章开沅接待了专程从民主德国来武汉调查辛亥革命的历史学者贝喜发，他回忆说：“贝喜发来访一事对我颇有触动，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不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我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筹备并参加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激发了他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术担当，这一研究的硕果以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为标志。严格意义上讲，章开沅治史并非自辛亥革命始，但辛亥革命史无疑是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成就最为卓著的领域，也是被学界广泛认可的领域。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国内学者认为，这是“建国三十年来有价值的一部著作，对于推动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海外学者也不吝赞美之词，把它看作“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研究辛亥革命史离不开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章开沅提交给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与刘望龄教授合作）和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可以看作是他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作，或许可以认为，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是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的切入点。他主张深化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须从典型人物入手，张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张謇从状元变为实业家，又投身政治与教育，时间跨度长，经历复杂，实在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1963年他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1986年出版《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他主张研究资产阶级应该将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如对资本集团、商会、会馆等多做一些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将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实际。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学术界特别是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积聚了一批研究近代商会、行会和行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对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倡导并组织团队开展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时，从现代化或近代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学界热点，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和以章开沅为代表的华师学派。章开沅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反对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代表作则是由其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和《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章开沅转向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章开沅曾谦逊地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纯粹出于偶然，但偶然中却蕴含多种“机缘”，最重要的是他晚年对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注意到耶鲁神学院特藏的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档案和中国文献项目，《贝德士文献》便静静地躺在那里。抗战时期，贝氏担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章开沅的业师之一，其档案中保存着大量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1990年，章开沅再赴大洋彼岸，教学之余，他查阅了耶鲁神学院所藏贝德士文献，并进行翻译、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同时，他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也结出了硕果，集中在《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和他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会》中。此前，他与林蔚教授一道主编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开创和推进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章开沅能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绝非偶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章开沅出生、成长于一个绅商家庭。虽然没有数据表明，他幼承家学，天赋异禀，但其祖父曾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在马鞍山设立凹山铁矿，虽家道中落，但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他从事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回忆家庭对其个人的影响时曾写道：“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这些当事人包括溥仪、章士钊、喻育之、黄一欧（黄兴长子）、蔡端（蔡锷之子）、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等。

其次，大学时代所接受的系统的专业教育。他曾就读于教会大学，虽未完成学业就参加了革命，但仍然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基础。金陵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兼顾中外历史的完整性与平衡性和史学方法的训练，其课程构成如下：

中国近世史4—6学分；西洋近世史6学分；中国断代史（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明清、金元）8—12学分；西洋断代史（1500—1815、第一次欧战后之世界）8—12学分；国别史（日本史、英国史、南洋史、俄国史）4—6学分；专门史（西洋思想史、欧洲思想史、欧洲经济史）4—6学分；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3学分；中国地理3学分；西洋史学史4学分；毕业论文2—4学分。

如果我们把上述课程称之为专业核心课程的话，金陵大学历史系核心课程的学分为46—62，要把这些课程学好，相当不易，因为该系的淘汰率很高。据章开沅回忆，“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任课教师多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知名教授，如讲授《中国通史》和《商周史》的陈锡祺，讲授《西洋通史》《近世西洋史》和《今日之世界》的王绳祖，讲授《秦汉史》和《近世中国史》的陈恭禄，讲授《西洋古代史》《俄国史》和《美国文化研究》的贝德士等。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与通识，也非常重视学生选课，各系都选派专门教师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如1947年秋季金陵大学文学院选课总指导为贝德士先生，历史系1947年秋季选课指导为王绳祖先生，1948年春季学期文学院选课总指导为倪青原先生。据章开沅回忆，“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大学时期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奠定了章开沅的学问根基，他回忆说，“金大历史系对中外近现代史的重视，与强调兼学其他社会科学课程（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两方面都堪称开国内风气之先。我一生治学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于此。”马长寿教授的社会学课程，“使我这个历史系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王绳祖教授“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贝德士“对学生要求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参考书布置得多，Paper（读书报告）也布置得多”，正是这些严格的训练，“使我们在养成良好学风方面受益匪浅”。

再次，作为历史学家，章开沅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一是基于民族的使命感。他之所以走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原因是由于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的触动，他投身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探讨，既是维护历史尊严的需要，也是为了驳斥日本右翼学者对日本侵华史的肆意歪曲。二是基于个人经历与身份所触发的责任感。章开沅回忆自己“决意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发端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的一次面谈，刘子健教授列举了章开沅从事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三重有利经历和身份：教会大学学生、大学校长、历史学者。三是基于其博大的人类关怀。在价值观层面，章开沅对人类文明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文化边界，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价值体系。”针对学术界一个时期内存在的“体用之争”“西化论”和“本位论”等，他主张：“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他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与变迁无疑是一个特定时代里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不能成为中国历史学者永远的待垦之地，这是章开沅晚年超越文化界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会大学史研究最为深沉的文化因子。

最后，章开沅十分注意跟踪前沿，广泛涉猎中外史学新理论、新方法。一是勤于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章开沅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开展中西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学术交流的学者之一。与他有过学术交往的外国学者众多，其中较为频繁的著名学者包括北美学者柯白、魏斐德、杜维明、费维恺、薛君度、何炳棣、陈志让、罗兹曼、余英时、孔飞力、周锡瑞等，法国学者巴斯蒂、白吉尔夫人等，日本学者佐伯有一、田中正俊、野泽丰、岛田虔次、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中村义、藤井升三、小岛淑男、滨下武志等，韩国学者闵斗基，交流较密的台湾学者有张玉法、张朋园等，这些交往不仅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而且也能及时了解到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二是章开沅对国外史学新理论、新方法的涉猎，哪怕到了晚年时期，他仍然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来自异域的理论与方法。他十分推崇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的历史观念与方法，在有关学术论著与讲演中多次引用布氏的有关言论，他倡导历史学者应该走出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布氏的影响。

二、“走进历史”与如何“走进历史”

何为“走进历史”？章开沅并未就其内涵大加阐发，但他指出，“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在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中，参与历史、走进历史与理解历史具有逐层递进的同等意义。“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单从物理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走进历史，人只能存在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而且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历史学家却需要跨越时空，参与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学家。” 21世纪伊始，章开沅率先提出了“参与史学”，他指出，“我们的研究紧扣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术界、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这种研究既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带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我把它叫做参与史学。”参与历史是参与现实生活的前提，“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在这里，前后两种“参与”各有针对性指向，前者是特别针对历史学者的“职业病”，历史学者不能做埋首于故纸堆、不问世事的学究，而是要立足当下，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后者意即进入，只有走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知人论事。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某种意义上讲，时空感就是史感，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史感，即历史学家要回到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事件的历史场景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论事，这就是走进历史的全部意义。那些习惯于当历史判官者，以今世的标准去评价古人古事，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便是对历史研究的无知。章开沅总结了李贽、崔东壁、陈寅恪、法国历史学家马鲁、布洛赫、保罗·利科等人的思想后指出，理解的最好方法是与古人对话，“即为古人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借助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其心灵深处的奥秘。”走进历史，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但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他说“历史学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它绝不等于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社会发展史”。

对历史学者来说，“走进历史”不仅是一个职业门坎，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陈寅恪称之为“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王国维则称“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在历史学家的心中，历史人物应是能被感知的、有思想力的个体，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与古人的对话。可见，“走进历史”是历史研究者必备的素养，一个缺乏“走进历史”的意识与观念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历史学者，一个不懂得如何“走进历史”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同其它学科一样，历史学有其独立的学科品格，即求实存真，只有走进历史，才有可能探寻真实的历史，“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

“走进历史”的门径在哪里？章开沅认为，首先需要走进史料，“不仅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和解释。”为此，章开沅强调了历史的原生态，呼吁历史学者要“走进历史原生态”，“一方面要重视史料，尽量利用原生态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在史家应当具备的才、学、识“三长”中，章先生尤其看重“史识”，“史识不仅限于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对史事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层理解。”章开沅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重视史料，察其源，辨其流，考真伪，但又不为史料所羁绊，强调要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而不是先验性的给史料贴标签，进而将一切与个人观点不符或自己偏好的观点不符的史料剔除在外。

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章开沅十分注重走进史料，开展历史资料调查，走近历史当事人。1963年，他曾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助杨东莼征集北洋时期史料，“在北京得以结识许多学识丰富的师友，会见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重要当事人，阅读许多珍贵的文献史料。”章开沅十分注重史迹、史料的调查与考证，他常常利用赴海外参会、讲学间隙遍访近代史迹。1981年他到日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专程赴荒尾市天水町参访黄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寄居的田尻家，不仅发现了田尻住宅正厅壁上悬挂的黄兴题赠的七绝一首，还与田尻的儿子、儿媳交谈，他们“娓娓地追述当年黄兴蛰居天水的往事。邻近的老农也闻讯赶来参加晤谈，他们都记得黄兴的音容笑貌，甚至连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一些生活细节，他们也历历如数家珍。”这是走进历史的一种方式，也增添了史学家对辛亥人物的感性认知。

只有对话才能更好的“走进历史”。章开沅提出了两个层面上的对话：一是需要与往昔对话，与古人对话，即“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与古人形成“潜在的共鸣”。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本身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这种复杂环境之中的人也非常复杂，特别是他们的思想与心理。”因此，“善于与古人对话，就是对古人经由沟通形成理解，从中吸取历史蕴涵的智慧。”他还特别以拉贝为例，说明“拉贝现象”的存在，“一个西方纳粹分子，他的国家和领袖以后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残酷屠杀400万无辜难民，而他本人此时却在南京扮演了难民守护者的角色。”如果不理解拉贝的内心世界，如何解释“拉贝现象”？二是需要进行“广义的对话”，即“历史学者与其他各科学者之间的外在对话”，这是由历史学者的专业背景与知识结构决定的，“历史学家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结构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了不断扩展对过去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历史学家便不得不经常向许多其他学科专家求助，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专家等。”

三、“走出历史”与如何“走出历史”

何为“走出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指历史研究者走出历史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与空间范围。二是指研究者需要超越历史研究现状，亦即超越历史，“所谓超越历史，就是不要受陈旧历史眼光的局限，更不要因袭过去历史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见与误区”。章开沅以抗日战争为例指出：“过去由于长期的敌对状态，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片面抗战’，反而形成历史的自我贬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走出过去那些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党派之见，就难以对抗日战争形成客观的评价。三是指跨越历史研究界域，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主动参与现实生活、关注未来，章开沅称之为“史学的参与”。“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在全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世界伦理、战争与和平等），都应该听得见历史学家的声音。”诚然，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难以准确地预测未来，但如何保证当政者了解真实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智慧，避免重复历史上的悲剧，却是历史学家应尽的责任。

历史研究者需要走出历史，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的需要，这是由主体与客体两方面决定的。首先，就历史研究者而言，如前所述，时空感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素养，但是，历史研究又不能拘泥于时空限制，否则我们就陷入到研究对象的泥潭中不可自拔，进而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式的无奈，或者爱屋及乌，拔高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或恶其余胥，有意贬低研究对象及其关联的人和事。不能客观公正地理解研究对象，更遑论走出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在遵循时空观念的同时，又需要超越历史时空，这是历史学自身的价值所决定的。正如罗素所言，历史学“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其次，就历史研究对象而言，历史是过去的人和事，它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然而，时间越久，相去越远，过去的人和事也就越模糊，要使模糊的历史清晰化尚且不易，要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谈何容易。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长时段和人类活动的全球视野中，才能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王国维将“走出历史”的作用概括为“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通俗地讲，就是只有走出历史，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章开沅主张走出历史，是从阐释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走出近代史开始的。21世纪初，章开沅以“走出中国近代史”为题，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创办的《近代史学刊》撰写发刊词，正式提出了为什么要走出中国近代史和如何走出中国近代史的思考。发刊词从世纪之交人类文明面临的深重灾难出发，基于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时代责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呼吁“为了更好的建设这个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认为，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年轻，“而且其成长过程又是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很不成熟。此前十几年，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已经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开始考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他以《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为题，主张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开展“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一百年、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未来一百年，通过时间跨度上的延伸走出辛亥革命史，再以“走出”后的长镜头评价孙中山、三民主义等又会有另一番新的认识，只有“放开历史的视距，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的正、负面影响才有可能讲透”。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三个一百年”，“实质就是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因为“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即令是最伟大的革命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甚至三五年）把旧社会改变成为新社会”。鸦片战争也不例外，战争及其结果对中国的影响“是经过数十年逐渐显示出来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版图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大体上仍然是沿袭于明清，有些则必须上溯到秦汉。因此，所谓“走出中国近代史，首先就是走出这80或110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袭与运动”。横向会通则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乃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不能割裂”，“应该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二是“应该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同时还需要从事近代中西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革命运动、民族关系、社会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三是“从当代学术科际整合发展趋向而言，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总之，“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历史的长镜头，后者是历史的广角镜。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章开沅撰写了《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一文，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在思想渊源、纲领设计、策略选择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他还进一步拉长时限，透视了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中国曾经接受其积极影响，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又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摆脱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但是，中国又曾走向一种极端，把革命从手段转换为目的，把在一定历史时期必要的革命夸大成为永不停顿的、无间断的革命，终于造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该文可谓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把“走出中国近代史”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走出历史”，这是由历史学的学科取向决定的，历史学“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长于做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且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因此，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定是具有崇高的人类关怀与深切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章开沅将历史学家形象地比喻为乌鸦，他说“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当整个社会弥漫于太平盛世的世纪迷思时，章开沅却冷静地指出：“整个人类正处于危机之中，整个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道德的沦落，战争的灾害，环境的破坏引起环境的报复，等等，问题一大堆。”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保持足够的理智，充当社会的清醒剂。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承担不同的角色，譬如，哲学家需要用理性的批判精神扫除文明进步的障碍，历史学家应该讲清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以史为鉴，在社会普遍唱着“盛世”高调时，应该指出它所面临的忧患，而当人类处于“衰世”悲叹中，又要帮助唤醒自信。罗素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的反思却超越了许多职业历史学者，“他的眼光始终朝向前方，他仿佛是在论证：一个历史学家的尊严就在于他关心着未来的可能的忧患。”

章开沅始终维护着历史学家的这份“尊严”，他“走出历史”，走向现实，走出过去，面向未来。作为“走出历史”的落脚点，他提出了“史学的参与”，主张历史学者要走出书斋。2004年11月，他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上的演讲中说，“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他对辛亥革命的跨世纪思考，是他践行“史学的参与”的案例之一。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时，他以《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为题在香港浸会大学演讲，从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弥漫着的“世纪”意识入手，到90年后人们对新世纪的鼓吹与企盼，他尖锐地指出：“现今流行的世纪话语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新旧世纪之交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艾滋病蔓延、吸毒与犯罪率猛升，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影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可见，“仅以世纪意识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弥足珍惜，至少是能够引发我们一系列有关世界与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是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的又一个典型例证。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的暴行之一，然而，从政界到学界，日本总有一些右翼政客与右翼学者，肆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章开沅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本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不能忘记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投入到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中。他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贝德士文献，系统地挖掘、整理贝德士文献中所保存的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著作，为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铁证，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学者的“虚构说”“无稽之谈论”。章开沅走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是为了还原真相，更是为了走出历史，超越历史。他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在他亲自选编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他多次表达了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洛赫的共鸣，尤其推崇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所扛起的“使命”与“天职”的历史担当。他指出：“布洛赫自我认定的‘天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史学的奉献；一是对社会的奉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历史学家，既拿起笔也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书稿（指《历史学家的技艺》——引者注）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他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且以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回荡千古的奉献之歌”。章开沅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说是已经进入这个境界的光辉榜样之一。”当然，章开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共鸣与推崇上，而是以行动呼应布洛赫，虽然时代不同，但在“走出历史”这一点上，两人的学术归宿却完全一致！

四、“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的统一

在章开沅的史学研究生涯中，“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缺一不可。王国维以“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来概括，十分精当，章开沅则强调这一过程也是一种境界，他说：“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应该始终伴随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治史者必须具备这种境界，以“走进历史”的气度来探寻真实的历史，进而“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以“走出历史”的担当，克服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的局限性，实现“史学的参与”。在技术主义十分盛行的现当代，“历史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常常困扰着人文学科，章开沅强调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的境界，源于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感，“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或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他说：“建设当代健康有益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历史学家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1995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研讨会”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的主旨演讲，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回馈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的局限性，“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却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要求。”

作为一种史学思想，“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一方面，“走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进而“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维护史学的尊严与品格；另一方面，“走出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历史，“走出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使前者变得更加顺畅。他用“专”和“通”说明出入史学堂奥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章开沅所强调的“通”，包括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涉猎与借鉴，读他的论著，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学、经济学方法的借重，而且文笔优美、哲理深邃，这无不得益于他良好的文学、哲学功底。章开沅自幼喜好文学，并伴之一生，但他读诗却是为了更好地悟史，他说，中国古代诗词歌赋，“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他以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辛弃疾的《南乡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魏源的《悼鹤》、张维屏的《黄鹤楼》为例，体验诗人深沉的史感，揭示了诗词中凝重的历史意蕴。

“走进历史”不易，非有长期的训练与修养，难以真正走进历史；“走出历史”更难，它不是历史学家“走进历史”后的必然延伸，而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学科品格的坚守，是历史学家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行为体现。章开沅认为，“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因此，走出历史，绝不是简单地附和现实，相反，历史学家走出历史后，常常以更加理性、更为冷静、甚至批评者的口吻参与现实生活。章开沅认为：“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绝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因此，他反对急功近利，即“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做‘学术’注解”。相比之下，章开沅以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博大的胸怀关怀人类文明和命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先生以《野叟献曝，三言两语——疫后教育变革展望》为题，发表了他对这场疫情的认识，文章写道：“何谓‘疫后’，何有‘疫后’？‘新冠’肆虐，乃是现代人类文明危机，又一次大暴发，源远流长，日益张狂，仿佛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章开沅走完了一个历史学家完整的学术人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正如2018年第七届吴玉章终身学术成就奖颁奖词所言：“他在多个史学领域取得累累硕果，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将国外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先生不仅关注历史，还拷问‘史魂’，以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在近古稀之年潜心南京大屠杀研究，维护历史尊严。先生治史六十余载，心系史学繁荣以及用史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和平。”

章开沅著

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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