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历史与文学——关于大众历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一、以文证史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

我主要讲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其实来到这个平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文学讲座”，就反映出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对文学的态度，今天的主题是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写作要有历史感。为什么会讲这个内容？其实这两句话基本上是这次讲座的主旨，是我的主要观点。这是我们在进行历史写作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历史研究者，还是文学创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在这些年的历史写作中，我经常在思考这些问题，今天我想借机梳理一下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历史学者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我们的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越来越远离文学的话，就会逐渐失去广大读者。所以我试图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运用文学的语言，当然，做得好不好要让广大读者和学者、文学写作者进行评判。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进行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焦点转移到对普通人、对日常生活、对大众文化这些方面的关注。如果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的话，历史的写作其实应该在文学上大有作为。中国传统上文史不分家，文学写作经常也用历史数据，用文学来证史也不仅仅是新文化史兴起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这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所以我还会讲到历史写作的文学性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否影响到历史作品的真实性。其实我的不少历史研究者同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历史研究和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后，会不会妨碍我们写出真实的历史。后面我会讲这个问题。讲座的最后我会谈一谈从文学来观察历史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或者说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存在历史的真实性。

先讲一讲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的问题。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历史学界，研究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历史写作越来越枯燥，大众对历史学者的作品不感兴趣。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主要出在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身上，因为我们的写作太枯燥，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大众阅读的需求。我们做研究、从事历史写作主要是给同行专家看，是和同行专家进行对话。但是最近一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历史学不能停留在象牙塔里，过去我们说历史研究要纯粹，不应该迎合大众或者适应政治的需要，我们要有独立性。这些我都同意，在历史研究的公正性方面我们要不偏不倚，要寻求历史的真实，而不是考虑政治的目的。但是我们在写作的形式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历史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大众接受度的问题。

说到历史写作为大众所接受，历史研究者真的可以从文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得到不少启发。我们都阅读文学作品，我相信我的同行、研究历史的和写历史的都读文学作品，文学家在写作的时候特别讲究叙事的有趣，文字的精彩活泼，故事的引人入胜。其实我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就经常考虑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吸引我一口气读下去，而不像许多历史学著作，包括我自己的著作，确实没办法读进去。我的第一本专著，即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有700多页。我经常跟朋友说，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就把这本书拿来读一读，是可以催眠的。我在1980年代写那本书的时候，想的是我的史学思考和要论证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写作的表达形式问题，也不想谁来读这本书，谁会喜欢读我的书，我心目中的读者就是那些跟我做同样研究的历史研究者。但是现在，写作形式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严肃的分析和讨论，同时还要照顾到历史的生动表达。所以最近这些年，我承认受到文学家的影响，在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一方面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同时也在思考它为什么吸引我。

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有非常清楚的准则，我们一定不能像写小说那样来创作。我必须强调今天我也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虽然我讲写作要有文学性，但是我所引用的、所讲述的是历史本身，一定不是我头脑中臆造出来的，都是有根据的。在历史写作的时候，如果那个事情并没有发生过，那就一定不能把它写进去。或者那个事情，你猜想有可能发生，但是你没有证据，可以写进去，但是你必须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一种猜想。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那本书，就会发现我也运用过这个手法，我不知道主角雷明远的结局，我说有三种可能：第一，因为抽鸦片损害他的身体，他可能已经死去；第二，因为抽鸦片而破产，到1949年的时候沦为贫民，没有了家产，在土改的时候分了地；第三，因为他手上有几个命案，在镇反的时候被镇压了。我一定要告诉读者，我不知道他的真实结局，书中给出的结局是根据逻辑推理得来的，一定要告诉读者这是推论，这样才能把历史的写作和小说的创作区别开来。

我们在历史写作过程中要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要采访，还要研究历史文献，查地方志，查当时的报刊等等，就是去寻找历史的证据，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看很多文学家的创作，也会发现这样的过程，只是文学家是在体验生活，进行实地考察。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文学写作者也是在挖掘历史。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文学和历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不同领域，我甚至认为有的小说实际上也在写历史，也在记载历史，纪实文学更是实实在在地在记载历史。文学家通过他们的眼光，通过他们的思考，来反映他们对现实的观察，很多年以后甚至可以将这些文字作品拿给历史研究者，作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小说家或者一个文学家在写作的时候，采访他的家庭成员，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是为了文学创作而采访，后来他把采访的这些故事写进了文学作品中。很多年以后，在涉及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历史学家缺乏官方历史数据记载，把这个文学作品作为书写那个事件的历史依据，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像李劼人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我再举个例子，民国时期沈从文写了非常多关于湘西农村的生活，但他写的是散文。如果现在一个历史研究者去研究民国时期的湘西日常生活，去查正史，关于湘西日常生活的真实历史记载可能非常少。但是，那些农民、家庭、爱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风土人情、土匪，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留下来了，具实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描述。所以我主张文学写作要有历史感，其实沈从文的作品非常有历史感，而且还有乡土气。

二、历史书写与文学的关系

下面讲一讲历史写作的文学性问题，特别是文学性是否会影响历史作品的真实性。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怎样定义历史的真实性。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常说的历史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历史本身，就是过去的事情，昨天的就是历史。比如成都附近的雅安发生了地震，历史记载2022年6月1日在雅安的芦山发生6.1级地震，这就成了历史。过去几十年的是历史，几百年的也是历史，几千年的也是历史，只要是过去的事情就是历史，这是历史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经常说的历史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进行的历史写作，根据留下来的记载去重建已经过去的历史，但是要重构历史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困难在哪里？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历史过去了，但是留下来的关于第一种历史的资料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我研究历史得出来的经验，任何一个事件发生后，真正留下来的记录不到1%，每天在城市、在乡村、在家庭、在个人，多少事情发生啊，即使今天有了非凡的记录工具——互联网、手机等等，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仍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后代的历史研究者根据今天留下来的不到1%的记载去还原历史的本身。那么，我们写的历史离真实的历史到底有多远？或者到底有多近？这并不是历史的不可知论，我想说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怎样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性？19世纪德国有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叫冯·兰克，他说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一定要通过历史档案、历史记载等数据去发现真实的历史。我完全同意，我们作为历史写作者，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发现真实的历史，写出客观的历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都在为此做出努力，以此为使命。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后，我们一直走的都是这个路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经过整个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头22年，可以看到我们还在为写出真实的、可信的历史而不断奋斗。

但就是因为我们想写出真实的历史，在20个世纪，特别是20个世纪下半叶，我们的历史学家试图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向社会科学学习，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我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是也就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我们力图把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我们写的论文和专著越来越远离文学，结果历史写作越来越枯燥，越来越像科学论文。这一问题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不仅仅是中国，西方也是这样。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写了一本书叫《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他就提出历史研究面临语言学的转向，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历史研究要回归文学，回归叙事的传统。如果大家熟悉司马迁的《史记》就会理解什么叫叙事的传统，《刺客列传》就像小说一样，《史记》里面的好多章节都可以作为文学教材的范文。在海登·怀特以后，历史学家并不把一切的历史记载都看作是历史本身，而是看作一种叙事，看作一种文本，甚至是一种文学，海登·怀特提出史（历史）与诗（诗歌）并不存在截然分离的鸿沟，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历史。按照海登·怀特的理论，我们的历史书写存在一个文学的架构。他认为，历史写作和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这是好多历史研究者都不能接受的，我们一直非常仔细地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创作区别开来，我记得2021年我在北京参加社科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一次有关非虚构写作的对谈时，已经有历史学者提出，难道历史还有虚构的吗？如果历史作品有非虚构的话，似乎暗示历史写作还有虚构作品。

我认同海登·怀特的这种分析，历史写作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后面我会讲，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尽管历史学家都承认，而且我们都追求兰克学派提出的写出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历史写作不可避免的——不是主观上刻意的——会有作者的臆想和再创作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海登·怀特这个说法没有错。

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历史书写，而且它在文学上的造诣非常高，也作为文学教材使用。最近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概公元前2世纪，《史记》的内容涵盖司马迁同时代（汉武帝时代）一直到之前三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书写过去三千年的历史，我们拥有的条件肯定比司马迁不知道好到哪里去，我们有各种档案，有各种文献记载，还有考古发现。在司马迁写《史记》的那个时代文献非常少，司马迁也说他到各处考察，采访老人，把它记录下来，从他父亲开始到他这一代，根据口述或者实地考察最后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但是问题在于，《史记》中的很多描述是缺乏直接历史依据的。当时的书籍非常稀缺，即便是学富五车，一辆马车也拉不了几部书，所以他要单纯根据历史记载写《史记》的话，资料就非常少。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学创作，多大程度是记载真实的历史？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5年，但他写的荆轲刺秦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中间大概有七八十年的距离。如果我们今天写1940年的某个人物，不管是刺客也好，或者政治人物也好，如果只靠口述的话，历史的真实性有多少？存不存在臆想的成分？存不存在文学创作的成分？我承认《史记》是非常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经过了司马迁的文学再创作。

三、历史写作的不真实性

在西方，世界历史学界经常把希罗多德（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司马迁放到一起。美国的教学不像中国分得这么细，近代史、古代史、先秦史、秦汉史，等等。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整个历史系就我一个人教中国史，最早可以从远古神话，甚至可以从北京人开始讲，一直讲到现在。我在教秦汉史的时候经常用的一部教科书就是托马斯·马汀（Thomas Martin）编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Herodotus and Sima Qian），他把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些篇章和《史记》中的一些篇章编到一起。当时我在想，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写希腊波斯战争史的时候，他写的是同时代的历史。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之间半个世纪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99至公元前449年，希罗多德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是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过的，我认为希罗多德写的希波战争史，从逻辑上来讲比司马迁的《史记》更接近于历史的本身、历史的真实。《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司马迁写的秦皇也好，项羽也好，还是写的刺客也好，我们不能全盘照收，因为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就认为它一定是历史本身。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写作的不真实性。我刚才提到，历史写作的不真实性是由于数据的缺乏，除了数据之外，还有主观因素。历史学者一般都有抱负，一本书写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我们把各种数据重新整合，写成一本客观真实的历史。但是我越来越对此持质疑态度，我认为历史写作，不管你掌握的资料多丰富，不管你主观想写出多么客观的历史，无论你做出多大的努力，但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写作是一种主观行为。哪怕仅仅记载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书写某个人物，哪怕不带任何偏见，哪怕没有任何歪曲历史的初衷，但是任何文字的记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和局限，甚至存在谬误。这可能是记载者没有意识到的，因为这种偏见、局限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你看问题的角度，还有你所处的位置，你所处的时间，更不要说你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经济状况、阶级地位、意识形态……各种因素都在影响你对某一问题的看法。

正是因为历史写作是一种主观行为，所以历史写作的真实性是无法验证的，很难说清它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科学研究是可以验证的，你发现了什么理论，做了什么实验，是可以论证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你经过各种资料分析证明了某个问题，其他人也能得出同样结果，这就是科学。为什么历史不放在社会科学领域，而是归于人文学科？过去经常说历史科学，其实是不对的。不同的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资料，写出来的东西千差万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对资料的理解和分析都是不一样的，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教育、家庭、阶级、意识形态、地域文化等，都可以是干扰我们的因素。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是2002年的夏天，我们历史学界也包括文学界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开了一个新史学的学术讨论会。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任教，专门回来参加这个会。在会下闲聊的时候，大家谈到刚出版不久的《退想斋日记》。作者刘大鹏是山西地方小士绅，他在日记中对他的家庭、村落、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记载得非常详细。这是非常珍贵的日记数据，但当时只选编了一小部分，非常不全，日记本身有200多本。大家都对这些日记感兴趣，我当时提出一个建议，说可以从在座的或者其他愿意参加的学者中选10个历史研究者去山西省图书馆（因为全套日记存放山西省图书馆）读《退想斋日记》。我们分别去读，不做任何讨论，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写出论文，最后把它编成一本书，那绝对是非常好的尝试。

我想证明的是，我们在读日记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主题、方法、问题意识、兴趣点、出发点、使用数据的方法等等，可能都不一样。后来我们真的去问了，当时山西省图书馆把这套日记看作镇馆之宝，不给外面人随便查阅，所以我们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但是就在最近，我看到有消息称山西省图书馆把《退想斋日记》全套影印出版。如果听众中哪些人对这个建议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做这个有意义的尝试。我还没有看见在西方历史、中国历史上，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绝对有意义。这个尝试就能证明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资料，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反复讲的，历史写作就是一种主观的个体行为。

四、多学科交叉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下一个问题，从文学看历史。这些年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的日益发展，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学科对历史的研究都有影响，这让研究历史的人感到一种危机，担心历史这块蛋糕被其他学科切去了，我们自己所剩无几。有人对历史研究的未来充满担忧，一些历史研究者甚至开始怀疑，以后还有真正的历史学吗？文学有文学史，社会学有社会史，人类学有历史人类学，其他什么学科都跟历史有关，历史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所担忧，而且我认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不可逆转的一种趋势，其他学科介入历史学，不但没有阻碍历史学的发展，而且给历史学注入新的活力。

为什么这样说？历史研究者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好多历史学的课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让人感到很难继续深入下去。比如研究辛亥革命，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就有人说辛亥革命研究了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的专著、论文，没有什么好研究的，而我不这样认为。过去研究近代史，焦点放在一些近代重大事件上，或是外交、战争、政治运动、思想史、精英人物等等，所以大家觉得好多课题走到尽头了。其实当其他学科进入历史学之后，我们感到好像无路可走的课题，一下又像打开了一扇门，找到了新的路径，我们得以换一个角度，甚至用不同的学术语言，用不同的方法，对历史课题进行新的研究。不管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学科，我们面对同样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一个研究课题，如果我们采取其他学科的一些思考模式、一些理论方法，我们发现观察历史的角度就不大一样了，这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所以我认为历史学要对其他学科持开放态度。还是回到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现在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数据，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风俗、城市文化特别是普通人的很多研究都是依靠文学作品才有了新的研究取向，这就叫“新文化史”。过去历史对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缺乏记载，到哪里去寻找数据？文学就是一个宝库。

比如西方有一个历史学家叫达恩顿，他写的《屠猫记：法国社会文化史钩沉》，其中的第一章就是通过《小红帽》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来看农民生活。其实每个民族都有各种传说。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举个简单的例子，明清时期有一部白话长篇神怪小说叫《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十卷，一百回，作者是潘镜若，成书于17世纪明朝万历年间。历史学家贝林（Judith Berling）就根据这部神怪小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来看人性、礼仪、欲望、宗教。什么叫“三教”？就是指儒教、佛教、道教。通过这部小说，还可以看到城市中的社会生活，包括客栈、茶馆、妓院的情况，盐商、小贩、铁匠、店铺老板、珠宝商甚至棺材匠的日常，我们正统历史不记载这些。其实也有利用《金瓶梅》研究明代社会的学者，出了一些成果。通过对小说的分析，我们得到在历史数据中得不到的关于宗教、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旅行的内容。在16、17世纪的明代，这类文学作品有很多，其中的道德说教反映出当时的精英意识、大众意识、宗教、大众文化、社会状况等，都是丰富的资料。

伯克利大学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姜士彬（David Johnson），就一直在研究目莲救母这个脍炙人口的佛教故事。他通过戏曲唱本、演出内容来看当时的文化，其实过去这些都是研究文学史才用的资料，目莲救母、劝善文、目莲传、目莲报恩经，这些都是研究戏曲史才去看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他甚至还参考周作人的《谈目莲戏》，来进行历史写作。所以历史学家也切了别人的蛋糕，姜士彬就把文学史的蛋糕切了一块，这没有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的。多学科的交叉让一些过去很难再深入的研究进行下去，开拓了新的路径。

其实我自己研究成都的时候也利用了很多文学资料，比如竹枝词。在成都，由于战乱，很多档案数据没有留下来，19世纪关于成都的数据非常少，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竹枝词就是非常有用的数据。竹枝词和现代诗歌不一样，它比较通俗写实，眼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很少抒情。2003年，我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就是从19世纪的竹枝词来看成都的城市生活。那篇论文其实蛮难写的，因为要把竹枝词翻译成英语，根据竹枝词来重建城市史。比如我中间引用了一首竹枝词：“福德祠前影戏开”，福德祠是当时的一个庙，在这个庙前开始演皮影戏；“满街鞭炮响如雷”，到处都在放鞭炮；“笑他会首醺醺醉”，会首就是这条街管事的人，已经喝得半醉；“土偶何曾喝一杯”，土偶就是那些泥菩萨，它们又没有喝，说是敬神，是敬它们的，结果你自己喝得醉醺醺。

这首竹枝词背后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写出了过去的成都在清明节前后的社会活动，当时在清明节前，每个街区或小区都有所谓的清醮会，“醮”就是打醮，敬神的一种仪式。清醮会又叫土地会，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每家每户要凑钱雇戏班子演戏，街区举行宴会，大家喝酒。喝了酒干啥？街区的街民组织起来开始掏阴沟，过去的阴沟都由石板盖着，街民要把石板撬起来，把里面的污泥清除。农民再把清除掉的污泥运到城外做肥料。这个活动非常重要，因为成都地势非常低洼，如果春天不把阴沟清掏干净，让它排水顺畅的话，到了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成都就会遭水灾。过去这个活动是由土地会，也就是清醮会来组织进行，和政府没有关系。但是晚清新政一直到民国时期，政府开始对这些传统的社会自治组织进行打击，“你不要管了，由政府来管”，结果政府权力增加了以后，又无力管理清掏阴沟这些事情。所以到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非常厉害。

一首小小的竹枝词，其实展示了非常丰富的、复杂的历史信息。过去我们对中国城市有偏见，西方也有偏见，认为中国一直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地方没有任何自主权。其实，研究清代中国城市会发现城市的自治性，在清代，地方政府都是小政府。举个简单的例子，成都县当时有七八十万人，成都县和华阳县共同管理成都市区，两个县的官员加到一起，算上各种小衙吏，也就是七八百人，这七八百人还要同时管理乡村。他们没办法管理地方社会，由谁来管理？就是小区自治，这个非常重要。

文学作品中间还有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比如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就会对成都的茶馆有印象。过去的成都有所谓的“吃讲茶”的活动，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中描述过。如果有纠纷的话，大家好面子，又不愿意打官司，或者还没有严重到打官司的程度，就到茶馆里面去“吃讲茶”。“吃讲茶”就是找一个中人来评判到底谁对谁错。按照李劼人的说法，在“吃讲茶”的时候，两方邀请的人越多越好，谁的势力大，谁的人多，中间人就会判势力大的那方赢。如果势均力敌怎么办？李劼人说，就让他们去吵，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在茶馆里打起来，用茶桌、茶椅、茶碗做武器。打了之后，地方的会首都会出来解决纠纷，进行赔偿。这些茶馆老板高兴极了，把放在角落里的，过去就烂掉的桌子、椅子、茶碗全部拿出来索取赔偿。

所以他说过去成都茶馆的老板非常喜欢“吃讲茶”的活动。“吃讲茶”的活动在历史记载中非常少，但是我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档案、报刊、个人回忆录里找到一些描述。一方面，我承认李劼人在《暴风雨前》关于“吃讲茶”的活动描写非常生动，而且有历史依据。但是另一方面，我在使用它的时候非常小心。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其实李劼人对这个活动的描写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他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和巴金一样，在那个时代对这种社会的自发活动几乎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所以作为历史的写作者，如果全盘照搬《暴风雨前》中的描写，那就会有问题。李劼人说，中人看谁的势力大就判谁赢。根据档案和其他资料，会发现他说的是不对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活动过去在社会中一直存在，从清代到民国时期，警察不断禁止，但为什么民间一直做这个活动？就是因为百姓认为请中人来做判决比去官府告状还要公正，一般中人都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特别是袍哥的首领。他们很顾及自己的声望，不能乱判；乱判的话，他自己的声望也受到影响。如果按照李劼人的说法，中人都是乱判，这种活动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说茶馆老板特别喜欢“吃讲茶”的时候打起来，打起来可以把过去的烂桌烂椅、茶碗茶杯全部拿出来要求赔偿，这也是不对的，也是为了讽刺的效果。根据各种记载，茶馆最怕“吃讲茶”的时候发生这种暴力活动，因为这些茶桌茶碗打碎，首先损失非常大，而且生意没法做了，关门大吉，而且这种赔偿经常耗费很多时间也不一定能得到。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运用文学数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真实性问题，要用历史的数据进行印证，不能完全照搬，直接采用，那样就会有问题。

五、写同时代的文学其实也是在记录历史

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有各种选择。第一种是写同时代的事情；第二种是写过去或者未来的时代，作者从来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第三种完全不涉及任何时代，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世界，特别像诗歌这种形式。我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写同时代的文学。

写同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形式，我认为就是在记录历史，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这样的文学作品。以上海为例，就有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还有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本来就是写真实人物发生的真实事情。所以当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能从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每天吃喝拉撒这样的细节感觉到强烈的历史感，更不要说作品背后还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些东西。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余华的《活着》，福贵为什么会有这些遭遇？后面的大背景是非常清楚的，是时代后面的人生悲剧。当然我也注意到，目前有些文学作品在淡化政治背景，大家比较熟悉的杨本芬的《秋园》写得非常好，但我读完那本书在想，如果对那些历史背景完全不清楚，就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活得这么苦，生存这么艰难？这些后面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可以理解在写某些历史阶段的历史时，必须把背景淡化。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文学作品削弱了历史感。

我经常在想，如果50年或者100年以后来看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想要去了解当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从文学那里得到的东西多，还是从历史中得到的东西多？虽然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我越来越怀疑，很多年以后，我们可能会从文学作品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普通人的信息。因为历史学还是更加关注重大的事件、重要人物，对普通人很少关注。但是文学始终关注的是普通人，特别是当代文学，有的情节就是作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要不就是自己观察过、通过自己的眼睛记录下来的当时人们的生活。

所以从一定程度来说，我认为这些作品从文学的角度写下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者一定不要轻视文学创作，因为它们经常有历史根据，尽管是从特定角度塑造人物，但人物后面有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当然我们要承认，文学描写与历史本身还是有差距的，甚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至少可以向文学家学习，特别是向他们学习关注普通人，要眼光向下。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经常找借口，因为环境局限等原因不能敞开写，但是我想说，如果说写某些大的事件、大的课题有一定难度，其实写普通人局限反而会少一些。我们的史学观没有转化过来，我们的历史学秉承中国历史写作的传统，热衷于宏大叙事，对大事件、领袖、英雄、帝王充满兴趣，但是对于那些哪怕在我们眼前出现了1万次的普通人，我们却视而不见，这才是历史写作最大的问题。

在记录当下历史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要认为离我们太近的事情没有价值，把周围发生的事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如今年上海封控期间的生活写下来，那不是非常好的历史吗？我们怎样经过了这样艰难的几个月，我们不应该忘却，历史可以给我们教训，也可以给我们经验。

下面，我想讲讲文学写作的历史性问题。写上海这些大城市要靠文学家，写农村也是如此。当代写中国农村的好作品非常多，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其实这些文学作品无疑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我们要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看普通人、普通农民，但是历史学拿不出这些东西。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通过书写当时农村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命运来展现大时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本书涉及20世纪70年代的饥饿。他描写的那种饥饿，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写得那么深刻，所以《平凡的世界》被称为史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路遥自己也说他在写的时候非常关注历史感，他说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是历史不能编造，不可以似是而非，一定要弄清楚历史背景。虽然是文学的创作，但文学的创作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他后来回忆自己写《平凡的世界》的经历，他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的合订本堆在屋子里，一本一本地翻看，做了大量笔记。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平凡的世界》，正是因为它的历史感非常强。如果没有那种历史感的话，这部书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响了。

当然，我们在讨论历史真实性的时候也得承认，我们每个人、每个学者、每个历史学家，实际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是真实性，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认为这个记录、这个写作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另一个人可能并不这样看，因为我们的判断力也是主观的。所以我不承认，或者我不赞成有所谓的绝对的历史真实性，因为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但是经过历史研究者的不断努力，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六、文学和历史相辅相成

我现在讲最后一点，文学与历史。

海登·怀特在写《元史学》的时候说，历史写作深层结构和文学是一样的。他特别分析19世纪研究欧洲历史的4位历史学家，包括米什莱、冯·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通过分析他们的作品，海登·怀特认为这4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品的深层结构可以分为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其实推而广之，全部的历史作品，其深层结构，都可以归结到这四种形式。而且他说，历史写作的表达也像文学一样有各种手法，像隐喻、转喻、提喻、讽喻等等，历史和文学采用的语言、表达、书写方式都非常类似。

所以历史研究者一定不要排斥文学，文学创作也要有历史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为什么喜欢李劼人的作品？因为李劼人的作品非常写实，他写的寺庙、茶馆、戏院、街道、人物等，都是真名真事。1949年以后他反复修改这些书，因为别人批评他，说他的《暴风雨前》《大波》《死水微澜》，特别是《大波》缺乏革命的浪漫主义，就像纪实本末一样。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这种写实的风格就非常有用。沙汀也是这样，他说《在其香居茶馆》中的故事，就是他亲眼所见的川北茶馆中的一幕，他不过是加了最后一个尾巴而已，非常写实。实际上，他们也在记录历史，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要轻视文学，但是文学写作者应该像路遥那样，尊重历史，要有历史感。《那间街角的茶铺》中，我便引用了李劼人和沙汀的作品的一些段落。

最后作个简单总结。首先，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的话，越来越远离文学的话，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第二，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这样才可以在文学写作上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回归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第三，文学是可以作为历史数据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不要排斥文学，以文学证史不仅仅是西方新文化史的特点，中国也有历史学家采用这些方法，像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便从大量的诗文中间读出历史，所以我们不应该轻视文学作品。过去历史学忌讳引用文学作品，我觉得现在不应该这样，而应该从文学中去发现那些正史里面缺失的东西。历史学家不要太自负，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记录历史的，才能够寻找真实的历史，不要过于夸大自己在记录历史、阐释历史方面的作用，文学对历史记载的贡献同样重要。所以文学的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的追求。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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