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沅湘良缘

回想起来，我在1956年最大的收获还是与一位沅陵姑娘结识，从师生、同事进而成为爱侣。当时虽未明文禁止，但多少有些忌讳师生恋爱，因此在她就读历史系本科时，我虽有爱慕之心，但从未明显表示。怀玉是1952年秋季从沅陵到武汉进入华中师院的，二年级以前从未与我有过接触，因为1954年以前我主要是在历史专修科与外系讲课。直到1954年秋季，我才为她们这个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这是我第一次为历史系本科生上课，加之课时甚多又没有正式教材，只读过两年多大学的我确实是勉为其难。但是这个年级人数不多，只有三十余人，因此比在外系大课堂师生关系就密切得多。我除上课、辅导以外，还多次参加他们的班会、团日活动，几乎对每个学生都很熟悉。怀玉学习非常勤奋，热心班上公共事务，但属于埋头苦干类型，不爱出头露面，保持着许多湘西诚朴浑厚的本色。她是喻存粹教授经常夸奖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崔曙庭），由于上大学前曾在沅陵一所小学当过代课老师，多少有些教学经验，所以在武昌二十五女中教育实习期间赢得普遍好评，曾经讲过一次大型公开课供众多师生观摩。我虽然在汉口另一所中学指导教育实习，也听说过当时的盛况。不过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在一次班会上讲故事，讲的是《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但是经她娓娓言说，居然妙趣横生，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入学之前曾教过小学，已经有若干教学历练，这样的学生进师范学院，自然具有明显优势。此外，我还听说她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特别是在本科四年，始终如一地关心两位同学，一是年龄最大、子女较多、经济困窘的黄宗宪，一是年龄最小、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的谢寿珉。她除课余给予二人必要的辅导，还暗中多次给前者家里寄钱（因为她带有工资上学）。

当时师生恋比较容易受到非议，加上我们彼此都很忙（我是个不合格的大学老师，而且一周有三个课堂总共13课时的繁重任务，课外还要为众多学生辅导），所以也顾不上考虑正式谈婚论嫁。我们俩角色的转换，确实是在1956年暑假她毕业留校之后。

当时华师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规模发展很快，教师非常短缺，所以毕业生留校任教者较多。在中南五省当中，湖南中学教育基础最好，所以在留校毕业生中所占比重较大，而沅陵来的保送学生尤显优势。以历史系1956年本科为例，毕业生总共不过二十多人，一次留下八人，此外还有不少被分配到武汉乃至外省高校。当时留校的几位女生都与我们单身教工住在新落成的学生宿舍2栋，我与系主任田家农住在一楼西端，每人一间房，卧室兼书房。田家农曾到日本留学，参加革命也比我早。在开封中原大学时期，在政治研究室我们已经相识，不过他在科学社会主义组，我在中共党史组，相互接触不多。及至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我们遂成为邻居，加之都是单身，关系顿时密切起来。搬到2栋学生宿舍，虽说是暂时利用的单身教工宿舍，但真正的单身汉（当时称“王老五”）历史系教员只有我们两人，即现今所谓大龄剩男。我们已习惯于单身生活，加上工作紧张，连礼拜天都成为“星期七”，很少有真正的休假时间，所以大家同样过集体生活，也没觉得有任何成家压力。倒是组织上特别是那些好心的已成家的前辈替我们着急。从历史系来说，需要帮助成家的对象，首先就是田家农，他确实是在党组织居间撮合下，很快与资料室的耿亮结婚。

说起来也很好笑，这帮“王老五”已习惯于过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结婚以后反而大不适应常态的家庭生活。田家农结婚以后虽然已在昙华林老校区分得家属宿舍，但仍然喜欢与我们这些“老战友”混在一起，甚至连礼拜天也与我们共同享乐，抽烟、喝酒、打桥牌。由于我已买有一个小铁炭炉，可以利用我从河南带来的简易军用金属脸盆烹煮我最喜爱的红烧肉，所以我的小房间便成为临时俱乐部。我们嘻嘻哈哈玩得高兴，老田回家免不了挨批。不过他逐渐便领略到家庭生活的更多情趣，终于从我们这个群体疏离出去了。但他仍然关心我这个资深“王老五”，热切希望我早点摘帽成家。

怀玉毕业以后，由于中学有英语基础（读教会学校），大学俄语成绩优秀，所以被分在世界史教研室，平时与我仍较少接触。不过同住一层楼，每天从早到晚见面机会倒是很多，有时也参加若干历史系组织的共同活动，时日稍久，多少流露出稍许两情相悦，只是不好意思主动明确表达。老田是过来人，对我的木讷个性了解更深，多次劝我抓紧追求。我不知道他是否向怀玉透露我的意向，因为他们同属世界史学科，平时接触较多。有一天，他看见怀玉一个人在宿舍看书，便建议我主动出击，见我仍然犹疑不决，便大声呵责：“你不去找人家，难道还要等人家来找你?”并且模仿作战口令：“冲上去!”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我横下一条心，鼓足勇气走向怀玉房间，正式向她表达爱慕之情。怀玉似乎已有思想准备，首次交谈落落大方，从此便进入热恋阶段。

我们的恋爱日渐公开化，相互交谈日益频繁，两人曾相约到汉口访问辛亥老人李春萱，并顺路观看梅兰芳的精彩演出，散场后又到照相馆摄影留念，按当时的风气，这就是以后的结婚照片。这是我们第一次悄悄约会，因而是难忘的欢悦的一天。花前月下，美好的回忆甚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相伴到珞珈山参加武汉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那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我们历史系教师成群结队前往珞珈山。由于1956年风气渐开，女性服装与发式已有明显变化，旗袍逐渐代替列宁服加连衣裙。怀玉穿上新做的白底浅绿碎花旗袍，依然是双辫子垂肩，绰约而又大方。不过我们一到珞珈山就分别活动。她参加世界史分组会，随后又前往施之瑜老师家做客；我参加中国近代史分组会，并且就太平天国土地问题作重点发言。会间休息与中餐时间，我们才有机会见面。记得中南财经学院的赵德馨与夫人周秀鸾也来武大，我和怀玉与他俩一见如故，热烈叙谈。由于怀玉与德馨是湖南人，我与秀鸾是浙江人，多少增添了若干同乡情结，从此成为终生挚友。

珞珈山之行更加促进我与怀玉终身相伴的决心，但科学的春天真像早春天气，政治局势很快就风云突变。

1957年4月底，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华师校园随即进入“大鸣大放”热潮，广大师生响应党的号召，通过各种座谈与大字报、小字报方式，为党内整风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的自发盛况。整个五月“鸣放”热潮有增无已，但是党的高层领导已经高度警觉。6月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形势急转直下，很快就结束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进入党组织推行的反右斗争。

说来惭愧，一贯关心政治、敢于直言的我，在如火如荼的“大鸣大放”高潮中竟然缄默无语。陷于热恋诚然是原因之一，但运动初始一个偶发事件似乎对我影响更大。

由于我在科学的春天已稍露头角，引起外界的瞩目，难免要承担若干社会兼职，如湖北省青联副主席、湖北省对外友协理事之类。除社会活动日渐增加外，还经常参与一些外事活动。由于工作需要，经济也尚宽裕，我做了一套哗叽中山服，还买了一块东风手表，多少改进一点自己的形象。我自己觉得还不算奢侈浪费，但在一次全系教师座谈会上，有位我平素比较尊敬的民主党派的年长教师登台慷慨陈词，就党群关系提出许多尖锐批评。恰巧我坐在讲台邻近处，他看了我一眼随手指着我说：“你们看，现在穿毛料套服，吃香喝辣，戴名牌手表的，都是些什么人？”全场都为之诧异，帮助党整风为什么向一个尚被拒于党门外的青年教师放横炮？由于发言者思想比较进步，解放前曾经参与民主运动，解放后又担任民盟负责工作，所以我并未与他计较。心里想，他虽然是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但家大口阔，1956年定级又未评上副教授，日子自然没有我这样的单身汉好过，无非是发点牢骚罢了。当时“鸣放”刚刚开始，很少有什么辩驳，所以整个会场波澜不惊，我自己也没有当作多大的事。

会后，田家农倒是很关心，怕我受不了这种当面羞辱。他开门见山就问：“大章，刚才你有什么感受？”大概是担心我的火暴脾气何时发作。我的心情倒是非常平静，所以回答：“没有什么感觉。”老田大惑不解：“人家当面那样骂你，你还无动于衷?”他没有想到，我正迷醉于爱情的甜蜜，对眼前这些区区小事确实满不在乎，何况我还真是问心无愧！老田仍然安慰我：“大章，你这是为党受过呀！‘鸣放’还要继续，各种意见都会出现，你要坐得住，听得进。”

“为党受过”？南下以后，我经常被视为桀骜不驯的异类，老田居然把我当作自己人，真使我受宠若惊。但是，也有些南下的老战友，其中也包括若干党员，对我的表现非常失望。他们希望我发扬既往敢说敢做的作风，带头“大鸣大放”，发表若干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众望所归， 压力很大，我只好在一次全校性的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总算以积极姿态参加了 “鸣放”。

其实，我也无非是即兴发言，借用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带头“鸣放”的话题“拆墙”与“填沟”，结合我自己有关党群关系的观感，比较系统地发挥一番，没有想到校报编辑早有准备，派专人记录并整理全文发表，整整占二分之一版面。这样，总算不再有人怂恿我“大鸣大放” 了。

过了一段时间，主流媒体已经显示微妙变化，但我却毫未发觉其中透露的重大政治信息。田家农大概已经发觉我的心不在焉，于是又邀我聊天。他总是那么坦率，开门见山就问：“现在政治情况有些复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前局势。”我对他极为信任，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所以自我坦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准备全力反右，主流媒体暗中已经摩拳擦掌，紧锣密鼓，急待大戏登场，而我却浑然不觉。虽经老田好心提醒，也无多大长进，说穿了就是心有旁骛。

回想起来，这年5月与6月，正是我与怀玉的恋爱进入热度最高的时期，因而才对政治表现出漠不关心。当时又未停课，我的教学任务很重，报刊稿约又多。稍有空余时间，我俩总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仿佛有说不完的私房话。及至7月24日，我们前往民政局正式领取结婚证。

在那些年，学校教师多半是举办集体婚礼，很少有个人大操大办婚事。由于反右斗争已经展开，虽然不能说是人人自危，但至少大家内心都比较紧张，我的恋爱与结婚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而便显得更加低调与俭朴。我们没有另外申请家属宿舍，仍然住在我那间单身宿舍，家具也是原来公家配给的那几件。但是作为新房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棉被，我从开封带来的那条“两斤半”终于完成历史使命，从盖被降格成垫褥。怀玉另外做了一床厚实而又宽大的新棉被，被面是从沅陵带来的传统湘绣，金黄色绸缎上面缀着龙凤图案，床单也是崭新的，因而房间顿时显得喜气洋洋。只是我那记录了革命者青春岁月的军用棉被每况愈下，由于破烂不堪，很快又被置换，裁剪成婴儿小床垫被，最终成为外孙女的尿片。那些年月计划供应的布票非常稀缺，所以这些破烂衣服被褥都得为家人服役终生，这也是比较普遍的习惯，说不上是什么节俭美德。

脸盆的变化更大，我到武汉已有七八个年头，用的仍然是南下行军随身携带的铝制小盆。它在开封时早已发挥多功能，到武汉后仍然是多功能。刚合并到华中大学时，由于房屋紧张与家具奇缺，吃饭连餐桌都没有。每逢牙祭之日，必须按一桌八人分菜，我的宝贝脸盆就成为主菜盛具。其实武汉小贩早就有以旧换新的服务，只要加点钱，就可以换个新盆。好些南下老战友都把铝盆换成搪瓷盆，只有我生性懒惰，继续使用铝盆。由于大家都爱惜漂亮的搪瓷盆，牙祭之日我的铝盆遂义不容辞，为大家美餐服役。因此，我对铝盆颇有感情，它的消失使我为之怅然。但是换来的新盆确实漂亮，洁白光滑，盆底有一对相互嬉戏的红色金鱼，这是怀玉精心挑选的，意味着我俩人生道路有了新的开始，我的“王老五”生活随着那个铝盆一去不复返。

结婚之际，整风已转入反右阶段，校园内紧急动员对“右派猖狂进攻展开反击”。我们这些来自中原大学的教学骨干还单独开过动员会，老领导刘介愚院长苦口婆心，鼓励大家积极投入斗争。他说，京剧有个传统剧目叫《四进士》，四个好友同科考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但时过境迁，仕途遭遇各异，三人贪赃枉法，只有一人刚正不阿，给枉法者以严正裁决。他说现在正是演出“四进士”的时候，意思就是不得徇情包庇， 必须大义灭亲。

这些动员我都认真听了，也不是完全没有震动，但是总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何况“鸣放”中很多意见我都赞同，怎么能够随便把自己的老战友当作敌人呢？对我来说，当务之急还是结婚，加上父亲又刚从重庆探亲回来，并且把姐姐的儿子民胜带来武汉上学，我又不得不做紧急安排。幸好历史系领导非常关怀，就在我住房的对面打开一间空房， 作为祖孙两人的临时宿舍。我与怀玉把这间房稍为布置，并且摆了几碟喜糖，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但其时已放暑假，加之政治形势极为紧张，人心惶惶，许多人唯恐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又有多少心思来关注我的婚事呢！

我与怀玉原本就想到外地欢度蜜月，偏偏就有这样的巧事，学校竟然安排我们陪同两对日本夫妇前往庐山避暑。

这两家的男人，一姓渡边，一姓小野，都是抗战期间经八路军策反投诚的日本军人，以后不仅参加共产党（日共野坂参三系统），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先后参加军政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渡边先生奉命前往旅顺筹建工会，所以可以算是抗日根据地老干部。1956年根据中央统一安排，把他们列为优先遣返日侨，并暂时在华师教育系担任教员作为过渡。华师早先已在庐山租赁两幢别墅，作为本校教工避暑休养之所。1957年暑假政治风云突变，很难分批组织教工前往休养。只有这两家日本人因为即将回国，优先安排前往庐山游览。早先学校本来是要田家农亲自陪同，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连行为举止与生活习惯都很像日本人。但他不仅是历史系系主任，而且还是校党委委员，身负领导反右斗争重任，所以临时便派我与怀玉陪同。因为我是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已经积累较多外事接待经验，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对我颇有好评，所以欣然同意。

我们大约是在8月初到达庐山，渡边家三口人（儿子小健七岁左右）， 小野家人多，因为有三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同行者除我与怀玉之外，还有工会干部刘有信与一位厨师老张，他们是校工会专门派来照顾避暑教工饮食起居的。华师租的别墅位置很好，属于牯岭正街比较清静的地段，离花径、仙人洞很近，正好可以俯瞰山谷美景，傍晚又可就近登含鄱口远眺湖边落日。我们与这两家日本人同住同吃同玩，加之他们都会说中国话，朝夕相处，亲如一家。渡边当过兵，性格豪爽，每逢吃饺子，必定大喊：“拿啤酒来! ”小野颇为斯文，仍然保持老八路艰苦朴素作风，由于带的衣服不多，三个小孩挤睡一张床，山上夜间降温，便将两床蚊帐取下当作被子为幼儿驱寒。

我们游遍庐山景点，稍远之处都有专车接送。唯独观音桥不仅路远，而且没有环山公路，这一年因游客稀少，又找不到滑竿（山区的简易轿子），必须步行。渡边夫人比较年轻时髦，匆忙中竟忘记换下高跟鞋。下山时倒也比较顺利，沿路风景特别优美，奇花异草，珍稀动物，美不胜收。但回程必须爬山，道路非常陡峭，穿高跟鞋很难着力。其时已近黄昏，据说林间还有老虎出没，大家都非常焦急。渡边毕竟当过兵，赶紧在附近找来两根废弃竹竿，与我两人各执一端前行，夫人一手紧握一竿，既拖又拉，总算赶在天黑前回到牯岭。中日两国军人，能够如此融洽相处，堪称一段佳话。

但我与怀玉毕竟是新婚燕尔，一般没有远游安排的日子，总爱就近在花径散步，花前月下，畅诉衷曲。我们至今还保留有一张在仙人洞的合影，风华正茂，神采飞扬，正如神仙伴侣。2014年我俩旧地重游，时隔57年，当年“纵览云飞”崖边石刻背后的迎客松，已经长得有几人高了，时过境迁，不胜感慨。我为庐山图书馆留下当年的照片，并且题词：“仲夏夜梦牯岭月，不了庐山千古情。”

庐山蜜月似乎超凡脱俗，但它毕竟没有摆脱现实政治的羁绊。在我们之后又来了几位华师避暑游客，分别属于俄语、教育、美术等系，但总共也只有六七位，多数为资历较深的教授。没过多久，我便收到老田的来信，语气虽然婉转，但显然是希望我们早点回去。我们理解他的难处，反右斗争已经紧锣密鼓，怎能容许两个年轻教师在庐山消闲自在，何况学校马上就要开学，日本友人回国前还要做许多准备。因此我们与两家日本人决定立即返校。但正因为快要开学，出游回校的旅客太多，船票非常紧张，卧铺票无法保证每人一张。小野夫妇年龄较长，而孩子幼小，我们给这家人两张卧铺票挤着睡，剩下两张卧铺票我与渡边各取一张，自行轮流就寝。下山的时候，渡边在车上不断对小健说：“庐山真美啊！再多看几眼。”

我们坐的是夜班船，晚上8时开船，要第二天凌晨才能到达武汉。小野一家上船之后就挤着入睡了。剩下我们两家只有夫妻轮流休息，因为双人床实在太狭窄，挤不下两个成人。由于船上人员复杂，治安比较可虑，我们采取轮流的办法是分为两班，我与渡边夫人上半夜先休息，怀玉与渡边下半夜休息。长夜漫漫，浮云遮月，昏暗中看不到什么江边夜景，所以只能以闲聊消磨时间。渡边夫人非常健谈，从闲谈中我才具体了解她的身世。她本姓小山，出生于九州福冈商业世家，当地大商人多为煤矿老板或从事航运，所以“九一八”事变以后她就随父亲到旅顺，并且一直在当地读书，因此汉语特别流利，只是带有东北口音。日本投降以后，她父亲由于在旅顺继续经商，暂时没有回国。当时旅顺还驻扎着苏联红军，经常举行舞会，渡边夫人虽然仍是年轻学生，但由于生性活泼，已经在社交圈有些影响。正好渡边从部队转业，奉命到旅顺筹建工会，两人一见倾心，遂成终身伴侣。前些年父母已经回到日本，她仍随渡边留在中国。以后她即使回到日本，也不会回福冈老家，而是与渡边共同自行谋生，实际上就是赞成渡边的政治选择，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奉献一生。这两家日本人回国以后，与老田一直保持联系。多年以后， 老田出任新华社驻东京首席记者，曾在东京与渡边欢晤，其时他正担任东京某个区的日共党组织负责人。小野则是靠经营一个小店铺谋生。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莫测，但愿这两家人福泰安康！

回校以后，虽然还是初秋，但校园已显肃杀气象。到处贴满大字报， 千篇一律都是讨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乃至“反毛主席”的大帽子随便乱扣。教师与学生中已有为数甚多的无辜者被划为右派乃至极右分子。其中有个学生，由于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尽管在“大鸣大放”中一言未发，也被人检举为“心怀不满的反党分子”，随后又把他的日记抄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把他定为极右。正因为层层定有内部掌握的反右指标，尽管运动表面轰轰烈烈，但实际上许多在“大鸣大放”时发言较多者都有点人人自危。在我们之后上庐山旅游的那些教授，有几位一回校就被猛烈抨击，大会小会反复批斗，最终被定为右派分子。我虽然没有多少前科，但毕竟对这场斗争表现消极，幸好院、系两级主要领导与多数同事尚能理解我大龄求偶、成家心切，对我没有任何责备。

回校已是反右尾声，对右派的揭发批判高潮已经过去，我也只能通过他人介绍才略知结果。我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王元圣与许绵永都被定为右派，其主要定罪根据我真是闻所未闻。我回校后只赶上收尾工作，主要是思想总结，自我教育，但也免不了相互批评。按当时政治标准划分，“左”派右派我都够不上，只能列为中间动摇分子。似乎也未定为中右，因此基本上没有对我进行严厉批判。但我对运动表现冷漠却是明显的事实，作为教学骨干更是影响不良，所以多数批评意见集中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提升为“白专道路”严词劝诫。正好学校已决定把一大批教工下放外地劳动锻炼，我自然是必然之选，而且也只能无条件服从分配，尽管其时怀玉已经怀孕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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