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被烛光点亮的女性生活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文明的历史是人类逐渐控制能源的历史。”而在能源史研究中，女性角色却长久地处于缺席状态。《持家的人：女性劳动与能源变革》介绍了在 19、20 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性别与能源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多种交织方式。从她们在家中作出的能源使用决策，到作为家庭电力推广者的新职业身份，再到对工业污染的抗议，女性是能源变革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女性的缺席是不正常的，毕竞，没有哪种身份明确的群体愿意被排除在所史之外。本书旨在通过能源史的“透镜”来理解女性的行为，赋于女性在能源变革历史中的自主权。

经“万川”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二章《在照明史中寻找女性：英国家庭中的蜡烛》，分享给读者。

以蜡烛为例，能源的历史具有连续性和复杂性。这是最近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指出的。此外，尽管有人认为“家庭照明是一种基本的、不起眼的事，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历史记录留存下来，也没有引起当代人的评论”。但在本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历史可以从各种报纸、书籍、期刊以及某些法庭证词中得到。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志，照明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希弗尔布施（Schivelbusch）和尼德（Nead）就在各自的作品中介绍了巴什拉（Bachelard）写的关于灯的作品。希弗尔布施的作品中有如下引文：“灯就是守护每个房间的精灵，它是家的核心。没有灯的家，就跟没有家的灯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尼德写道：“在巴什拉看来，烛光是文明的事物，人与烛光的关系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关系。烛光照明的时候，人会感觉到庄严肃穆，它带来的生活节奏比日光或电灯慢，这是做梦、沉思和幻想的好时候。”尼德发现，巴什拉所称的“火光时间”，就是“燃烧蜡烛的时间”。烛光和人相依相偎，烛光等待着、守候着、护卫着巴什拉。

然而，在探索从蜡烛到煤气灯的变革时（巴什拉并没有提到过煤气灯），尼德和希弗尔布施就产生了差异。希弗尔布施认为，这种变革是巨大的进步，因为煤气灯的使用是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就跟从牲畜拉车到铁轨火车的变革一样——19 世纪时，煤气灯和铁轨火车经常被拿来类比。他还表示，人们因为工业化进程渗透到了家中而感到不安，甚至还觉得因此失去了自由。人们再也不能沉浸在单根蜡烛或油灯的“火光”中沉思，毕竟不会有人去盯着煤气灯的火焰沉思或幻想。而尼德认为灯光的变革是不明显的，她拓展了巴什拉作品中的观念，提出“煤气灯是一种介于古老的烛光和最初的现代电灯之间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理解差异要归咎于希弗尔布施关注的是家庭照明，而尼德关注的是街灯。但这引出了更重要、更宽泛的差异，不仅是关于日夜的感知差异，还有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照明方式的认识差异，以及对由它们定义的历史框架的认识差异。烛光的发展历史本来就被定义为古老和过时的，没有实证的、规范的、持续“进步”的历史，以及为了技术创新付出代价、获得经济主导权的某些历史那样壮观。19 世纪的照明史就像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是不断发展的。而以女权主义史学方式来看，照明史一直都带有性别化标签。

正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过去（并且现在仍然如此），历史知识的产生存在一种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女性被排除在能源史的史学记载之外，这既与历史主题的形式有关，也与其内容有关。女权主义史学家们认为，我们需要将女性纳入史学探究的范畴，比如提醒我们自己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重要的女性个体，女性跟男性一样，都曾主动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他们还认为，我们应该转变历史的探究领域，以便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既包括了男性的经历体验，也包括了女性的经历体验。虽然历史赋予女性较低的劳动地位，但她们的劳动应该被视为跟男性同等重要，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女性的劳动也是需要技能和才智去完成的，应该赋予其应有的物质价值和创造性价值。

改变女性在能源史中隐形状态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探讨。女权主义的史学实践通常需要弥补现有资料中的空白，并从可用资料中找到突破口去探究女性的经历体验——就本章的内容而言，便是烛光使用方面的历史。在本书记载的资料案例中，一些女性出现在政府文件中，一些出现在报道资料中，还有一些出现在自传作品或歌颂母亲的作品中，她们是理想的母亲形象。我们在诸如期刊、书籍、阳光肥皂公司发布的各种家庭主妇手册宣传资料中发现了这些女性形象，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劳动情况。

应该赋予其应有的物质价值和创造性价值。

家庭主妇手册有各种版本，它提出管理家居生活、让家变得舒适是女性最首要也最重要的职责——不过经常淡化女性所需要做的工作。1898 年的《阳光年鉴》提出：“为了让家变得舒适宜人，并充分利用好一切物资，你需要做的事情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通过一场性别化的探讨，这份手册奠定了这一时期“家庭应舒适节俭”的基调。手册通过举例（如织袜子，用香烟盒做针垫，用大篮子做可移动家居，用箱子做“音乐车”，用擦拭干净并涂漆的水管做伞把），提出虽然这些活儿都需要“品位和智慧”，但都是女性的轻松简单的工作。“所有这些，”《阳光年鉴》指出，“可以由家里的女性承担，因为这些并不是什么费力的活儿。”这些建议明确规定了女性应该做什么，并表明听从建议有利于家庭经济的管理以及持家主妇的心理健康：“管理家庭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情。即便是最简单的事情，做的方式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的方式省钱省时，免了麻烦，也免了让人发火，错误的方式则与之相反。”我们知道，这种手册的读者很多，读者们偶尔会做注解。例如，《阳光年鉴》封面上会有读者所写的“最有用的书”的字样，目录标题处还有注释——“医疗”旁写着请查阅第 368 页，“流感”旁写着“卧床休息是必要的”，上面还标注着“禁盐”。这都是用自来水笔写的，能看出是读者的手笔，读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要的反思。

换言之，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能够重视女性的生活，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未受教育的女性以及她们经历的共同之处，我们必须利用好不被关注的内容，除了官方的书面记载，也需要寻找不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信息来源。这并不是说史学实践的基本方法改变了，而是其研究的问题改变了。正如卡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在其不朽著作《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中写的那样：“史学家们从繁重的档案工作中构建的‘故事’，通过概念框架来保持严谨性，故事建立在全面收集证据、找寻补充记录、核实相互冲突的观念、践行良好的学术实践的基础上……但在过去的 20 年里，尝试进行特定类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们所承担的职责显著改变了。”不过，史学家们对这种方式的坚持仍然在继续。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历史研究调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便是以前被忽略了的、与私人化家庭生活相关的活动，如缝纫、清洁、洗衣和烹饪等。梅兰妮·基什勒（Melanie Kiechle）等史学家就一直在这样做，他们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关注女性发挥的特定作用，即女性在家庭这个有限的环境中发挥的才干和智慧。在对过去的“新科技”和环境的关系的分析中，这种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回顾 19 世纪的照明史，我们发现正如弗吉尼亚·施拉夫（Virginia Scharf）所说的那样：“人类，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通过性别而认识自然的。”

为了理解家庭使用能源的决策，我们需要理解作出家庭决策的决策权是如何演变的，以及选择使用某种能源是如何成为习惯的。这些决策不可避免地是性别化的，就跟维多利亚时代约定俗成的其他生活习惯一样。正如哈拉维（Haraway）认为的，要认识人类以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日常决策权是如何演变的，并让这种不可见的演变过程变成持续可见的，从而便于探讨。我们需要了解家居环境史，探索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彼此和环境的交互关系，还有日常对能源的依赖。当环境史涉及能源史时，就必定要关注能源在家庭中的使用，而这种历史一定会被打上性别化标签。

烛光、女性和日常的物质文化

19 世纪就跟 18 世纪一样，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了解到的，家庭主妇和仆从做家务劳动时（无论有偿还是无偿）仍然需要依赖人造光。这些劳动在两个方面与性别特性相关：一是职责，二是所花费的时间。许多常见的家务活儿都是女性完成的，这些活计都需要光，即使是火光的光照。为此，人们发明了放大镜，可以将蜡烛的光线投射到需要近距离完成的事务上，如织补和缝纫。护理和育儿延长了女性的家务工作时间，通常也都需要深夜的光照。因此，特定照明方式和设备的使用或许会受到特定性别或角色的塑造。例如儿童房内使用的一些设备，要么是为了提供柔和的光线，要么是用来为儿童的食物进行加热。

从物质文化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蜡烛的使用具备灵活性，家庭中的日常活动需要用到蜡烛，如护理、育儿和日常照顾，这都是女性专属的活计。照明设备的管理本身也是很费力的，它既需要体力，也需要技巧。例如要用“肥皂和水”擦洗镀金烛台，用“热水和珍珠粉”清洗肮脏的油灯，用“肥皂和水”擦洗灯罩上的焦斑。虽然在最富裕的家庭里，这些活计可能是男性仆人完成的，但通常来说，还是女性来做。在家居指南等资料中，仆人总是以“她”来指称。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这种劳动从社会层面上是中性化的，但在实际中它更多是以女性为主的。有偿和无偿的家庭劳动都是有价值的——既是生产性活动，又与资源管理和控制有关——且是由女性完成的。

找寻被烛光点亮的女性生活

女性和孩子们在烛光中的互动可以通过 1830 年的一起盗窃案体现出来。这次案件的被告人是住在廉租公寓房内的一位女士，据说她曾让一位女性证人“点起蜡烛，照顾孩子、陪他玩”。我们不仅在法庭案件记录里的城市贫民生活中发现了蜡烛，而且在乡村生活以及旨在给富人看的期刊杂志中也能发现。根据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民杂志》，蜡烛是卧室照明用的——为了让人们在天亮前赶早班车，或让学生在晚上夜读——人们需要仔细控制其使用风险。

19 世纪 30 年代时，蜡烛在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中无处不在。到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时，虽然油灯（因煤油的开发而重新问世）已经普及，社会也接受了煤气灯，但蜡烛仍是无处不在的。家庭主妇手册精准地概括了能源使用的性别标签和节俭要求，为资产阶级人士规定了仆人（女仆）需要怎么做才能让光线充足，体现出由社会阶层决定的照明管理。例如，1907 年的一本家庭主妇手册中就规定了灯盏、煤气灯、电灯和烛台等都需要清洁：“这就需要女仆非常细心。要擦洗烛台，需要备有专用的抹布和刷子，要用专门的刀具来刮磨，还要有用专属盒子存储的专用润滑油。”雇主们需要按照书上的指示，吩咐仆人来管理晚间的照明：“现在房里的一切都为过夜准备好了，女仆要将蜡烛和火柴一起安置在便于拿取的地方，以备需要。”诸如此类，每一本手册都有富裕家庭中的能源使用指南以及跨越性别和阶层界限的任务安排等内容。

《万事通》是一本针对有抱负的工人阶级上层或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出版物。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给家庭主妇看的小贴士，标题为“舒适家居提示”。在睡前就着烛光读书这件事上，《万事通》提醒读者，“将蜡烛安置于你背后”；关于就着烛光缝纫，“烛光后面要安放白色布料或白纸”；关于避免蜡烛油焦斑和火灾的风险，“冬季天黑前尽可能完成家务，这样晚上就不用带着蜡烛到处跑”。烛光显然与休闲有关（如睡前阅读），必须谨慎小心管控（如用白纸将可用光最亮化），而且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限制女性的劳动时间。

在其他照明方式兴起的时候，蜡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时候，它们的生产和使用取决于女性的家庭职责。例如，1898 年的《阳光年鉴》既指出了读煤气表的方法，也概括了治疗耳疼的方法，并随附了一张育婴女佣的图片：“舀一小勺甘油，放到蜡烛的烛火上温热，轻轻地灌入耳朵里。”蜡烛是便携的，可以被放置在任何需要光（或热）的地方，而且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儿。虽然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都是购买成品蜡烛，而不是买材料回去自己制作，但此时的蜡烛也会滴落废料、留下痕迹，废料可以被重新加工使用。因此，1894 年的《万事通》虽然推荐购买“菲尔德和蔡尔兹”夜间照明烛，但也提供了用棉花和蜡烛废料自制夜烛的说明——将做好的蜡烛放在药丸盒里，然后将盒子放在盛水的碟子里，这样，蜡烛末端和滴落的燃料就能完全烧掉。

烛光和成本

那些按照家政科学训练仆人的人，试图让家庭弃用普通的烛火，因为根据威廉·特盖尔梅尔（William Tegetmeier）的说法，蜡烛价格高得离谱。这就是建议人们减少使用蜡烛的理由，而且建议是针对女性的，因为女性被定义为家庭管理的主要负责人。特盖尔梅尔指出，蜡烛，因为最初成本低廉，主要被用于制造光，它们发出的光虽然很微弱，但几乎是我们所能使用的最珍贵的光源。但是跟其他光源作比较，很难确定具体用量。

因为女性被定义为家庭管理的主要负责人。

在阿库姆（Accum）的《煤气灯实用专论》（Practical Treatise on Gas-light）中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显然非常重要，足以让读者决定放弃蜡烛、采用新能源。他列出了几组数据，将个人制造的煤气灯与商品牛油蜡烛的成本进行了比较。阿库姆计算出，在他位于曼彻斯特的棉纺厂里，使用 2500 根每磅 1 先令的蜡烛，平均每天使用 2 小时，每小时消耗 0.4 盎司牛油，每年成本约为 2000 英镑，而煤气的成本只需 600 英镑。如果每天平均使用 3 小时蜡烛，那么成本为 3000 英镑，但煤气只需 650 英镑。伯明翰的一家小型金属玩具工厂冬天会使用 24 盏煤气灯，每天花费 4 便士，但蜡烛每天要花费 3 先令， 也就是说，一年使用 20 周蜡烛的话，需要花费 50 英镑。伦敦的一家小型顶针制造商称，7 个小时需要燃烧 42 根脂烛，耗资 7 先令。而且在上述所有使用蜡烛的地方， 都产生了废气。

阿库姆努力地让人们接受煤气灯，这也符合富盖（Fouquet）和培生（Pearson）的观点，他们认为，富裕阶层正在寻求负担得起的新型照明技术以提高行事效率。然而根据特盖尔梅尔的书，以及 1907 年的一份家庭主妇手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晚上的蜡烛仍然是触手可及的（此时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已经能够用上电了）。因此我们有明确证据表明，即便是到了 20 世纪初，在家庭经济状况还不错的情况下，蜡烛仍然是家庭常用的一种能源。因此，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蜡烛一直在家庭中（以及其他地方）使用，女仆和主妇都可以用它们来工作。

描述妻子或女仆承担的职责时，《万事通》概括了管理家庭照明所需的性别化工作。但如前所述，蜡烛的使用也有阶层的差别。在家庭主妇手册等资料中，我们可以从有偿工作中区别阶层——清理烛台、收拾废料、整理过夜所需的蜡烛和火柴——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成员亲自做的事情了。从其他资料中我们发现，特定类型蜡烛的消费也是分阶层的。撇开能源的开发成本和利用效率不谈，拥有能源及提供能源的材料就等于拥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因为获得这些物资需要有购买能力。照明方式的日常用途也因阶层和性别而异。在《荒野庄园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中，如果男仆不知道女主人的蜡烛“是蜡做的，不需要剪烛花”的话，他就会被认为是喝多了或者是粗俗、无礼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此书作者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默认有文化的女性读者会理解蜡烛的社会意义和阶层意义，懂得怎样管理照明，所以她才会在作品中写这样的情景。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作品《克兰福德》（Cranford）中，我们也读到了节约高昂蜡烛成本的相关描述。

在一篇记录中，一位女士被指控偷了蜡烛，因为她想要让别人认为她属于高等社会阶层。根据《每日新闻报》的报道，这位女士跟丈夫离婚了，“她丈夫是一名钢琴调音师，最近买了套公寓。毫无疑问，她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人一等而做出了一些不当行为，而这种行为正遭到非常公正且严厉的处罚”。被偷盗的商人起诉了她，商人在伦敦城里有 6 处产业，他希望维护自己的声誉，因此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辩护信作为回应——此前，这位女士的一名房客曾在该报发文为她辩护。根据商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他刚要出门时，见她进了店铺，走向“蜡烛柜架”，正在她说着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商人“清楚地看到了她腋下夹着的那包蜡烛”。接受法庭审讯时，这位女士说她当时不想买任何东西，于是便离开了商店，没有去过蜡烛柜架。商人则说他在门口拦住了她，掀起了她的斗篷，斗篷下露出了蜡烛包，然后这位女士希望商人“把蜡烛送回她家去”。商人回答道：“我不会把它们送到你家，但会把它们和你一起送到警察局。”而这一幕“被一位绅士的妻子看到了”。从这个案子中，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女性而言，拥有和使用特定的照明能源与社会地位和面子密切相关，这是社会阶层和性别特征的综合体现，而不仅关乎照明的质量或效率问题。

照明方式的日常用途也因阶层和性别而异。

烛光和劳动力

如下关于脂烛的描述以及其与蜡烛的比较，都出自阿库姆《煤气灯实用专论》：

由于某些材料导致了更多（或更少）的人类活动（即人力）来管理照明的最佳效果，因此蜡烛的成本或价格可以与燃料内部的能量消耗，或者与修剪或熄灭蜡烛所需的劳动力相匹配。这一点从科学角度很好理解，并得到了阿库姆等作家的广泛传播，而且在用于教育仆从的册子中也被反复强调。特盖尔梅尔等人也为其目标读者——培训机构和女校中的女性——细致地进行了介绍说明。阿库姆提出的“选择合适的能源能使家庭在照明方面更加经济高效”的观点显然很有影响力，毕竟到 1880 年时，阿库姆的著作已经出了 10 版，而且这种观点也被政府文件所引用。在当时，这类经济知识被认为可以帮助女性获得更高薪的工作。

与其他开销相比，当时的脂烛价格还是相对稳定的。蜡烛价格通常是脂烛的 3 倍至 4 倍。不过，所有蜡烛的成本都存在问题。1839 年，《泰晤士报》提议人们作一些储备，甚至储备一些脂油：“用盐减缓脂油的燃烧速度，让脂烛整晚燃烧，为卧室提供充足的光线。”同时，由于政府干预以及市场竞争疲软，油价一直居高不下。家庭人工照明的消费与高水平的资本和商品化程度有关，这促进了家庭节俭。此外，在天然气市场开启之前，富裕的家庭已经开始依赖于加工程度更高级的可用燃料了，他们通过选择更高品质的产品，来降低使用蜡烛的劳动力消耗，毕竟更高级的照明产品不需要在家里维护照明设备，也不需要做更多照明管理工作。到 19 世纪结束时，有余钱的家庭会购买轻便的烛台，这种烛台可以在蜡烛燃烧的同时自动向上抬高，不用人工干预就能保持光源的位置，方便人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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