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来叙述巴勒斯坦？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萨里·努赛贝出身于历史悠久的阿拉伯家族，他记忆中的巴勒斯坦曾是多种文化共存的祥和之地，然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与数次中东战争，这一地区成为暴力与割裂的代名词。巴以冲突是如何源起与演变的？为何国际社会多次斡旋都无果而终？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国家的未来？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萨里讲述自己与家族的爱憎沉浮，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艰难求存；他的人生也是巴勒斯坦历史的缩影。从一心治学到游走于巴以政权之间促成和谈，他的经历颇为戏剧性，曾被巴勒斯坦人斥为“叛徒”，又被以色列当局抓入监狱。

中东冲突很难找到“中间立场”，萨里可谓在夹缝中生存，但他始终坚持和平与共情。在犹太人的苦难已经广为人知的今天，探索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或许可以令我们对中东问题，甚至是更为宏大复杂的问题，形成更完整全面的认知。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故国曾在》第四章《希律门委员会》分享给读者。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的事件，大部分发生在 1947 年 12 月到次年 5 月，也就是从联合国作出决议到英国托管当局按决议交出控制权的过渡期。联合国决议一出，犹太人一整天都在热火朝天地庆祝，当地阿拉伯领导人则下令进行三天的全国性抗议罢工作为回应。罢工第一日，父亲正坐在家中，突然被他弟弟告知马米拉街（Mamilla Street）上有人在游行示威。那是一个重要商业区，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就在那里。两人步行去往示威现场，没看到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只有“五十个零零散散的野孩子”散漫地站着，双手插着口袋，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无领导，无组织。

父亲来到他的办公室，目睹一场“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抗议逐渐变成骚乱。先是那些“野孩子”把唯一能找到的犹太人打了一顿，后者是《巴勒斯坦邮报》（Palestine Post）的记者。接着，示威者洗劫了那个商业中心。他们“毫无区别地洗劫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店铺”，从商店和大楼中把一切能抢到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无论是库存的商品，还是铺面的门、窗框、马桶，“不放过任何东西”。他们用炸药炸开锁了门的店铺，等抢劫完了，整个商业中心只剩下“烟尘、喧嚣与混乱”。

二十年来作为法律与秩序强制方的英国警察采取了旁观的态度，绝不插手干涉。于是，这就变成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英国人只是不作为的裁判。除了被攻击时采取必要的自卫之外，“他们清理好格斗场，心安理得地看着热闹”。

阿拉伯人的组织十分松散，根本不可能阻止街上那些暴民抢劫自己人的店铺；而犹太人则有个运行顺畅、类似政府的组织。希伯来大学校长朱达·马格内斯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战胜”阿拉伯人，他一点也没说错。双方从来没有势均力敌，也不可能势均力敌。犹太人建立了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社区，领导团体训练有素，令人叹服。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并且能系统化地去实现。他们有类似于国家组织的各种机构，比如一个希伯来语教育体系，包括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的大学。他们有自己的公交服务、医疗体系；还有与第一次阿以战争更相关的东西，一支精良的地下军队。

父亲在回忆录中分析了当时双方的战略和军事力量。他的阿拉伯同胞满脑子都是幻想和不切实际的骄傲，彼此之间嫌隙很大，争吵不断。“巴勒斯坦人……没有能掌管国家的影子政府，没有领导，没有武器，没有武装力量。”需要保卫的村庄与城市成百上千，却没有保卫者。更致命的是，他们根本不清楚抗争的目的是什么。早些年起义反抗土耳其人时，领土从来不是斗争的焦点。土耳其人接管村庄时，也不会赶走村民，再让自己的人进去居住。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寸土必争。

唯一可能背水一战的，是由英国人训练并配备武器的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和阿拉伯解放军（Arab Liberation Army）。阿拉伯军团的领导人是约翰·巴格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阿拉伯人称其为“格拉布大人”，他是个古怪的英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贝都因阿拉伯语。格拉布是军事专家，他很清楚，要是英国军队不出手，犹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但伦敦给他下了命令，5 月 15 日之前都不能插手巴勒斯坦事务，就算到了那天，他也只能占领联合国分治决议中属于阿拉伯人的区域。

到 5 月 15 日，唯一能胜任执行抵抗犹太军队任务的，就是阿拉伯解放军。它由 2800 人组成，大部分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志愿军。然而，军队缺乏领导，注定走向失败，起不了作用。

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犹太人很容易被打倒，他们已经在争论最后的辉煌胜利该归功于谁了。他们没有考虑巴勒斯坦本地的领导人，包括最值得一提的大穆夫提的亲戚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Abdel Kader el-Husseini），而是把军队的联合指挥权交给了叙利亚人法齐·卡乌齐（Fawzi al-Qawukji）和伊拉克将军伊斯梅尔·萨夫瓦特（Ismail Safwat）。

父亲评价说，这两个人担任指挥官都是“极大的失败”：“在行动期间，卡乌齐和萨夫瓦特从未踏足他们要拯救的那个国家。他们甚至时常行踪不定……来自巴勒斯坦多个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委员会代表团经常要在阿拉伯国家的各个首都去寻找他们。他们到了大马士革，结果听说将军们已经起程去开罗了，如此种种，永无止境地兜着圈子。”

父亲有个来自海法的朋友，他很清楚，如果没有阿拉伯解放军的帮助，这座城市必定陷落。他和一些同僚在多次努力之后，终于在大马士革找到了萨夫瓦特将军。这位朋友请求将军提供军队和武器支持：“这位大人物非常包容也非常耐心地倾听这一切，仿佛一个训练有素的脑科专家在观察别人，仔细地分析一例心理疑难杂症，等对方一五一十地讲完了，这位专家的表现可谓非同寻常。

彼此之间嫌隙很大，争吵不断。

“‘喂，’他举起电话，对着听筒说，‘喂，是斯柯达军工厂吗？麻烦你们给我送以下武器，要最好最新式的。’接着他说了一长串很厉害的武器名称。放下听筒后，将军转过去对着客人，突然说：‘哦，对了，你想要枪是吧？’他举起右手在空气中乱抓一气，把想象中的枪放在这位纠缠不休的代表脚边。”

巴勒斯坦当地人向将军发出警告，要是得不到阿拉伯解放军的援助，他们的城镇必然会陷落。将军却说，根本没必要紧张。“让雅法陷落吧，”他对父亲的朋友说，“让海法陷落吧，”他又补充说，他就要说到重点了，“让阿科陷落吧，让采法特陷落吧，让耶路撒冷陷落吧，让拿撒勒陷落吧，这些城镇反正没有战略意义，而且我们想收回的时候总能收回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犹太领导人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有详细的计划，也有充分的条理去实现这些计划。哈加纳（Haganah）和伊尔贡等军事组织总共有 3 万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会共同出击。这就像一支勇往直前的斯巴达军队，欧洲的恐怖局势更让他们孤注一掷。在军事装备上，他们也远胜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拿到了大量从欧洲走私来的，或在战争中从英国人那里偷来的武器。还有很多小工厂在制造装甲车、迫击炮和炸弹。

他们的作战计划更偏向进攻而非防守。他们要开疆扩土，赶走阿拉伯人，战争范围远超过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决议。他们决心要尽可能多地夺取领土，赶在 5 月 15 日外约旦军队到来之前，让一切变成既成事实。

在英国托管结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名义上英国人仍然掌控着这个国家；而整个巴勒斯坦正重复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正如格拉布大人所预测的，在各个村庄和城市，哈加纳等多个地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袭击了防守薄弱的阿拉伯地区。联合国计划中归入阿拉伯国家的很多阿拉伯城镇，都被犹太人控制了。雅法、海法，以及其他阿拉伯城镇和乡村，“都遭受了洗劫和破坏”。到 5 月 15 日，数十万阿拉伯难民把从海岸线往东延伸的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父亲的回忆录讲述了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整个民族都因为恐惧而逃亡。

很多人是在枪口的威逼下离开的，也有很多阿拉伯人是自己逃离家园的。毕竟，战争或自然灾害中人们常常这样做，心里想着等到风波平静了还能再回来。但人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所对抗的是什么。本—古里安已经认定，驱逐阿拉伯人很有必要，而且在战争的背景下也是完全可行的。下令进行驱逐的人，并非满腔仇恨的暴徒，而是很理性的政治与军事规划者。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净化”这个国家的人口。

父亲亲身经历了这场悲剧。一天，一个农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来自南部一个小村庄，位于犹太城镇雷霍沃特（Rechovot）附近。他那简朴的家被炸毁了，村庄里的土地也被犹太军队强占，唯一的儿子被杀死，他自己的腿也中了弹，面临截肢的危险。

父亲没有以史学家的客观和超然讲述这个男人的遭遇，而是带着一种悲剧作家的激动和文采。“雅法是 20 万阿拉伯人的家，”他讲述以色列军队对这些人的驱逐，“失去雅法，意味着这么多人都要被驱赶。失去阿科、拿撒勒、采法特、拉姆勒、吕大和巴勒斯坦其他的那些城镇与乡村，不仅仅意味着地图上会多添几个红点。它们是一个古老社群引以为豪的温暖家园。如今，家园被夷为平地，化为灰烬，曾经在其中熙来攘往的生命再也没了声息。”

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耶路撒冷划作一块国际区域，既不属于阿拉伯国家，也不属于“犹太国”。5 月 15 日之前，英国人把这座城市划分成一个个的安全区，他们的政策是把各个交战的部落控制在各自的区域内。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国际城市的局势很快恶化成内战战场。父亲描述了那噩梦般的经历，稀松平常的生活突然就陷入疯狂与混乱，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们驻扎在各个关卡，彼此交火。如果换个时空，这些人本该互为家中的座上客，而不是枪靶子啊。文明的锚被拔起来了，军事思维支配了本来热爱和平的两个民族。

在父亲的故事中，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始于大马士革门的一次爆炸事件，那里距离他的家步行只需 15 分钟。1947 年年底联合国投票之后的几天，犹太地下组织的三个成员乔装成阿拉伯人，开着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把两桶焦油状的东西倒在市场货摊前。他们开车离开时，我父亲的哥哥哈桑正往旧城外面赶。快到大马士革门时，哈桑伯伯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闷响，像是回火严重的汽车。几分钟之后，他就看到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贴在了的墙边，血淋淋的，已经没了形。苏莱曼大帝（Suleimanthe Magnificent）修建的厚重城墙让门内的人们免受炸弹伤害，哈桑伯伯也算走运。而门外的那些人，面对自制炸弹的弹片，则是毫无防备。

文明的锚被拔起来了，军事思维支配了本来热爱和平的两个民族。

几天后，哈桑伯伯遇到了直接袭击。他继承了我们家族的“城堡”，就是旧城外那个规模很大的古老石质要塞。他那时刚刚对其进行整修，加了室内管道，通了冷热自来水，安装了取暖系统，等等，好符合自己新娘的现代品位。一天晚上，父亲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他穿上衣服，飞奔到楼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几分钟后，他的亲戚上门了，含混地对他说：“祝你长寿。”这不是一句吉利话。

“谁死了？”父亲问。

“没人死，但他们把你哥哥的城堡给炸了。”

“我哥呢？”

“谢天谢地，他没事。他跟他老婆家的人待在旧城。”哈桑伯伯能活着，全靠一位犹太邻居预先警告说有人要来炸他的家，所以他才没像自己的城堡一样化为碎片烟尘。第二天上午，正如《巴勒斯坦邮报》的报道，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为这次袭击辩解，称其为必要的行动，要捣毁“狙击手的窝点”。

这之后不久，父亲出于慎重考虑，决定把妻儿都送往黎巴嫩，以保证安全。他在黎巴嫩山间为家人租下了一栋美丽的别墅。

1948 年 5 月之前的那几个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在进攻与反攻。一天，一辆貌似装甲警车的车开在雅法路上，在安全岛掉了个头，停在某些商店的门外。没人起疑心，因为那个区域是阿拉伯人非常繁忙的交易中心，经常有警车来巡逻，执行安保工作。过了一会儿，这车就开走了。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巨响。车里的激进主义者把道路两旁的自动发射装置打开了，飞速朝犹太区的里哈维亚（Rechavia）撤退。有二十多人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

父亲还讲述了在旧城犹太区一座犹太会堂的楼顶，常常有狙击手开枪杀人。他们的靶子是去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和圆顶清真寺的穆斯林。

阿拉伯人的反击也同样血腥。《巴勒斯坦邮报》所在的大楼不断遭遇炸弹袭击。有一次，三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在一辆伪装警车的护送下，停在本耶胡达（Ben Yehuda）街上，突然就爆炸了。

在战乱中，父亲一边为被英国人施以重刑的民族主义者辩护，一边保卫陷于围攻的旧城。1948 年春天，希律门的一块块花岗岩被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打得千疮百孔。巨响声让很多中产阶层无法忍受，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想等局势稳定再回来。

包括父亲在内的领导团体担心，如果他们不能有效防御，旧城就会陷落。他们选择自己掌控命运，组成了保卫委员会。父亲将其命名为“希律门委员会”。“我们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有家有妻小，都心怀忧惧。”

父亲在手稿中提到一些参与其中的阿拉伯名门望族成员，包括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达尔维什家族和达雅尼家族。但大部分是既无社会地位，也没接受过教育的平民。战斗的中坚力量，并非达官显贵，而是贫苦民众。父亲形容他们是一群“行动英勇，头脑简单，或者只是非常平凡”的人，用的是非常古老的武器。

哈加纳正从东欧走私大批军火，希律门委员会决定要和他们一较高下，于是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他们需要枪。为了搞到枪，父亲和朋友们做了人们在公开募资时常做的事情：他们举办了一次公开抽奖活动，把自己的衣物拿出来作为奖品。参加活动的 200 人捐出的钱款，却只够买一把枪和几盒弹药。“和犹太人从纽约拿到的天文数字相比，”父亲写道，“我们这小小的努力实在太微不足道，太可悲了，必然会让很多乐观主义者气馁。”

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就在希律门附近召开，但墙外扔来几枚手榴弹之后，他们决定把会议转移到谢里夫·苏博（Sherif Sbouh）的家中，他是位退休的教学督查，也是我父亲心中希律门委员会最杰出的成员。

苏博是纳布卢斯（Nablus）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他几乎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凭借着勤奋努力，贫苦农民出身的他一路升到了教育部的最高位。父亲在手稿中这样描写他：“瘦长身材，身高大约一米七，两条弓形腿摇摇晃晃地支撑着身体，一身行头像个牛仔，一双近视眼在钢圈眼镜下眨呀眨的，憔悴的脸上有灿烂而坚定的笑容，阐述重大决定时，他总会挥动干瘦却极富表现力的双手。”

必然会让很多乐观主义者气馁。

他的主要工作是管账簿。“他通常都在研究一些写得整整齐齐的数字，一手拿着华特曼黑色水笔，一手拿着一串褐红色的串珠。晚上，我们会讨论最新时事和接下来的活动，接着出发去巡查不同的岗哨，也从居民那里募资，充实我们贫乏的资金库。”

一个常患伤风的退休督学，因为擅长处理与数字有关的事务，就成为希律门委员会最重要的人物，从这个事实你大概就能知道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委员会成员们没有安装任何炸弹，也没有任何进攻计划。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个防御团体，他们最关注的是搜集武器。

那就是我父亲的职责。他提到，自己有一天回家吃午饭，发现家门口附近的桑树不堪重负又十分怪异地挂了很多手枪、弹药带和步枪，是开罗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送来的。

暴露在西部沙漠的环境之中，大部分枪支都没用了。没有一支有备用件，就算还能用的武器也没有足够的弹药。为了把这些武器用起来，委员会向拉乌夫·达尔维什（Raouf Darwish）求助。他在父亲的回忆录中永生，“是我认识的在世之人中最接近福斯塔夫”的……身量甚为宽大，满面红光，巧舌如簧，我看过他为了打赌把四分之一瓶劣质威士忌对着嘴灌下去，直到喝完最后一滴”。

达尔维什是希律门委员会的夜间补给官。他会清理被沙子堵住的枪支，并且“像东方集市上的老鹰一样”，把各种手指大小的混杂子弹分门别类，把型号和口径合适的那些分发给等在一边的守卫。

父亲故事的高潮发生在英国托管结束的六个星期前。城里的情况越来越让人绝望。“耶路撒冷，在托管结束前最后的紧张时期，就像一根破旧的软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又有两个地方在漏水。人们夜以继日地修补着，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为了让旧城免于陷落，父亲频繁与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会面，商讨安全局势。

父亲和阿卜杜勒·卡迪尔相识于耶路撒冷，那时两人都还是孩子。其实，在我父亲的母亲那边，两人是有亲戚关系的，但起因不太好。（几代人之前，两个姓努赛贝的收税员带着一小队宪兵从雅法前往耶路撒冷，走到阿布豪什村附近时，一群侯赛尼家的人冷血无情地把他们杀掉了。之后，侯赛尼家与我家讲和，把当时的穆夫提的姐姐送来联姻，丈夫是那两位受害者的兄弟。）

再说回 1948 年，阿卜杜勒·卡迪尔辞去了政府要员的工作，深入山间去反对英国的分割政策。他的指挥部在拉姆安拉北边的比尔泽特（Birzeit）村。英国人重金悬赏要他的人头，所以他极少来耶路撒冷，如果来的话，也必然会严格保密。

阿卜杜勒·卡迪尔、我父亲，以及其他委员会成员决定拯救这座城市，阿卜杜勒·卡迪尔的军队必须夺回被犹太人突袭占领的古老十字军堡垒卡斯塔尔（al—Castal）。卡斯塔尔堡垒的位置处在高山顶上，所以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很多从特拉维夫来的犹太护卫队想要挺进西耶路撒冷，都在那里被阿拉伯人击退了。

阿卜杜勒·卡迪尔在我父亲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前往大马士革，试图说服阿拉伯解放军的指挥官伊斯梅尔·萨夫瓦特提供一些援助。过程中，萨夫瓦特转身看着他们，用在我父亲听来是故意羞辱的语气说：“阿卜杜勒·卡迪尔，我听说犹太人已经占领了卡斯塔尔。你是想要自己去夺回它，还是希望我命令解放军帮你做？”

阿卜杜勒·卡迪尔回答说，他的人手里拿的都是很古老的意大利步枪，根本不可能夺回堡垒。

“恐怕我们是没法派军队给你的。”萨夫瓦特一边小口喝着茶，一边盛气凌人地宣布。

“那我就去夺回卡斯塔尔吧，”阿卜杜勒·卡迪尔回应道，“不过坦白说，我看你是没有任何拯救巴勒斯坦的意愿的。”说完就和我父亲一起离开了。“我不抱什么希望了，”阿卜杜勒·卡迪尔对我父亲说，“我们要么就去伊拉克藏身，要么就回去，牺牲在卡斯塔尔。”他们往回赶，要去参加战斗。

从大马士革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父亲稍微绕了个路，去贝鲁特看了我母亲。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看到四肢健全的丈夫。他们浓情蜜意地团聚了，种下了第四个爱情结晶——我。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卡迪尔继续前往卡斯塔尔。

第二天，父亲到了家，直奔希律门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接着就得知卡斯塔尔之战已然打响，阿卜杜勒·卡迪尔在领导进攻。父亲决定前往这决定性战役的现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一贯作风，先完成了一些办公室的工作才离开。

一个地方补好了，又有两个地方在漏水。

一直等到午饭后，他和弟弟艾哈迈德才开车从耶路撒冷出发。上路不久就因为狙击手的偷袭，被迫弃车步行。直到黄昏时分，他们才来到离战场不远的一座山顶，在那里目睹了阿拉伯人发起的攻击。“我们阵营的人开始前进，小心翼翼地贴着边缘。到处都是飕飕而过的子弹……一位斗士，”我父亲写道，“往前跳跃着，活像一只蚱蜢。他已经把谨慎抛诸脑后，不断跳跃，不时跪在地上，拿步枪射向目标。”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父亲也在现场体会了胜利的感觉。阿卜杜勒·卡迪尔和他的那群斗士夺回了那个颇具战略意义的山顶，给了萨夫瓦特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本来值得欢庆的胜利，竟然成了灾难的预兆。第一个迹象就是父亲得知，耶路撒冷周边的艾因凯雷姆（Ein Kerem）村遭到了袭击，很多村民都受了伤，却得不到医疗救助。

父亲立刻决定取道艾因凯雷姆回耶路撒冷。他的弟弟艾哈迈德是个医生，说自己也可以帮忙。两人都决定在艾因凯雷姆的一个天主教方济各会修道院过夜。艾哈迈德负责为伤员治疗，父亲就到村子里去探访，看村民们都需要些什么。在当地一家小餐馆，他巧遇一群之前在卡斯塔尔见过的阿拉伯非正规军。他们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阿卜杜勒·卡迪尔中枪身亡。

父亲还沉浸在朋友牺牲的震惊中，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消息已经接踵而至。又一个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遭遇了袭击。父亲立刻回到希律门委员会的总部，对日渐恶化的局势进行评估。保卫耶路撒冷之战的形势突然之间就急转直下。

那天，阿拉伯人夺回卡斯塔尔后，犹太士兵决定做点事情来鼓舞士气。斯特恩帮和伊尔贡的 132 名士兵与哈加纳合作，分别在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和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二人后来都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带领下洗劫了村庄，屠杀了 250 多位村民。

那天晚上，筋疲力尽的父亲在办公室晕倒了。事情越来越多，发生得越来越快：大马士革毫无建树的会面，在艾因凯雷姆遭受攻击，阿卜杜勒·卡迪尔牺牲，现在代尔亚辛又被血洗。他实在太沮丧了。

希律门委员会的麻烦迅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代尔亚辛遭遇大屠杀后，邻村的人们出于恐慌逃离家园。他们挤进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控制区，占据了修道院、教堂、清真寺和空地。犹太军队不断将刚送到的物资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投入战斗。耶路撒冷的卡塔蒙（Katamon）区陷落了，所有的居民都惨遭驱逐。

有一次，我父亲戴着一块斑点花纹的农民头巾，刚刚从一个法院里逃出来，那栋楼就被斯特恩帮炸毁了。他还九死一生地侥幸逃过了绑架。

此时，旧城的阿拉伯守卫者一共 300 人，都是受过训练且有武装的志愿兵，很多都来自英国托管政府的警备力量。然而，随着 5 月 15 日一天天逼近，攻击更为密集凶猛，情况愈加使人绝望。父亲明白，只要英国托管正式结束，委员会就将面对 12000 名训练有素的犹太士兵，他们会对城门发起猛攻。除非能得到在安曼的阿拉伯军团的帮助，否则这座城市必然面对陷落的命运。阿卜杜拉一世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父亲跋涉过约旦河去见国王。他先去见了格拉布大人，后者非常清楚地表态，即使阿拉伯军团要进入巴勒斯坦，也会以英国军团的名义去支持英国的政策。

会面结束后，父亲继续前往王宫，到达以后，他亲吻了国王陛下的红宝石戒指，告诉他耶路撒冷正急切期盼着阿拉伯军团。“耶路撒冷曾经在十字军东征时被洗劫过，”他解释道，“现在从代尔亚辛的情况看，犹太人一旦成功冲了进来，根本没有理由期待更好的结果。”父亲恳求国王允许阿拉伯军团守卫分配给阿拉伯人的区域。“如果不这么做，犹太人将在几个小时内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根本不管联合国划定的界线。”国王陛下向他保证，自己绝不会允许这群新的十字军洗劫圣城。

否则这座城市必然面对陷落的命运。

5 月 13 日，父亲买了一些弹药，也去黑市上看了一些苏联制造的武器。第二天，阿卜杜拉一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到杰里科，准备挺进耶路撒冷。

5 月 15 日，英国的托管统治结束了，出生于俄国的戴维·本一古里安宣布，巴勒斯坦两千年的“外国统治”结束了，永远结束了。犹太军队立刻占领了阿拉伯人聚居的塔尔比赫、德国殖民地和巴卡。雅法门、新门和锡安门也发生了袭击事件。装备和兵力都十分寒碜的阿拉伯军队努力坚持了四天。阿拉伯电台纷纷请求外界驰援耶路撒冷，但唯一的志愿兵力量来自海法附近一个小村庄。我父亲的一位基督教医师同事说，志愿兵们来到拉姆安拉，迫切地想要“拯救圣墓教堂与圆顶清真寺，使之免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亵渎”。这群志愿兵来自三教九流，拿着非常原始的武器，完全缺乏军事领导能力和训练。父亲对他们宣布：“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前进，我们将站在前面。”这群人里多数手无寸铁，只有少数人拿着老式冲锋枪。

弹药越来越短缺，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父亲去拉姆安拉想面见总指挥，但后者不在。接着，父亲和四个同伴去了犹太定居点拿比—雅科（Nabi-Yacoub），那里已经成了废弃之地，守卫者已经逃往锡安山的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l）。当地的阿拉伯人正在洗劫拿比—雅科，能抢走多少是多少。

父亲在回耶路撒冷的车上大腿中了弹。子弹来自斯科普斯山警营，打中了他膝盖以上的大腿主动脉。他被紧急送往纳布卢斯政府医院，但还是由于失血过多生了坏疽。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他截了肢，也在转瞬之间截断了他的网球之梦，那是他最热爱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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