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法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自拿破仑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法国形成了以各学科学部为主的高教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性机构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这构成了法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1968 年，法国开始逐渐打造具有自主权的大学，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法国逐渐通过组织改革、加强大学校长的权力等手段塑造大学的组织完整性。

在《法国大学的长征》一书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克里斯蒂娜·穆塞林系统描述了法国大学自 19 世纪以来的这一转型过程，是关于法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本经典研究著作。

经商务印书馆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结论一章分享给读者。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法国媒体关于大学的文章以及报纸和杂志的专题报道都做出了同样的诊断：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必须进行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评估几乎没有变化。综合来看，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几乎表明，危机是法国大学教育永久的自然状态。学业失败率（Yahou et Raulin, 1997），毕业生失业率（Vergnies, 1997;  Sigot et Vergnies, 1998），学生因不了解规则而迷失方向（Lapeyronnie et Marie, 1992），教师因过度拥挤的课堂而疲惫不堪，大量改革无果而终等，这些问题当然有批判的余地，但很难让人无动于衷。然而，这些问题不应该掩盖已经发生的真实和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与人们常说的大学，特别是法国大学的惰性，以及大学系统改革的不可能性等言论相矛盾。将我 20 世纪 80 年代对法国大学的研究与今天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历时性比较后会发现，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这些变化再次让大学在法国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

迈向一种新的构型

向更自主、更强势的机构转变，只是影响法国大学整体构型的更大变化的可见一面，也就是说，教育部、大学和学术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个集体行为者的相对比重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十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深刻动摇了自拿破仑改革以来这三个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加强国家中央集权和大学教育的标准化，重新创建院系，阻止大学教育的发展，以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行会，19 世纪初的帝国大学为围绕三个轴心的构型奠定了基础：两个中心同时存在，一个是国家，另一个是行会；两者之间存在联合管理关系；大学消失，由此产生了院系的力量。这导致了极其标准化的大学教育的发展，它以学科差异为基础，但又基于平等、统一和国家性原则。

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里，没有一项改革能够改变这种构型，甚至连第三共和国的共和主义改革者那雄心勃勃的努力也没能改变，因为这些改革在赋予大学行政地位的同时，也在实际上加强了国家和行会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单一学科的学院成为系统的支柱。直到 1968 年，《富尔法》废除了院系制，法国的大学系统才能够使大学成为监管机构和学术界之间的一个中间层次，并将组织结构与学术职业管理结构分开。然而，这项法律并没有影响到系统的双重中央集权或国家—行会联合管理，而新的大学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仍然是系统的薄弱环节。起初，大学面临着决策机构政治化的问题，后来，中央政府赋予它们的自主权越来越少，而中央政府以前的管理方法却丝毫未改变。然而，这一次，学科由于本身的力量被削弱，未能趁势取而代之。在以前的院系中，同行之间的合议运作和院长的形象赋予了这些机构自我组织和指导的能力。它们代表了学者们认同的统一实体，在其中形成了强烈的归属感。1968 年后，教学与研究单位（UER）鲜少重新创造出学院的凝聚力，而由不同的系选举产生的 UER 主任也极不可能像院长那样作为科学和道德的权威人物而存在。在《富尔法》颁布之后的二十年里，“专业”（即以学科为基础）和“机构”（即大学）的监管模式被削弱，这使得大学学者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这种影响有时是不可取的，例如，容忍过度的自由放任，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手段来控制它。这种影响也可能是有益的，例如，当大学学者利用这种个人自主权来开发项目时。选拔性专业学位项目的成功，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所（INSERM）、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INRA）等机构的联系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组织与大学之间的交织），某些学者与企业或地方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的发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某些学者在建立此类联系、响应招标、跟进教育部激励措施等方面的个人能力。削弱院系的束缚为个体的主动性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但也削弱了大学的管理，加剧了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差异（Musselin, 1987）。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学合同的引入深刻地影响了这种情况，它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改变了法国大学构型，其本身是通过两方面的发展而产生的。

第一，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从国家中心到各个大学的滑动。合同化不仅涉及引入可供谈判的程序，而且还修改了教育部作为监管者的角色。此外，这意味着大学要开始参与处理以前由教育部负责的问题，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层次，确定其自身政策并使之相互一致。

但也削弱了大学的管理

第二，这种有利于大学的重新平衡也削弱了行会中心。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学科为中心的逻辑在教育部中的垄断地位结束了。这种逻辑现在不得不“适应”以大学为中心的逻辑。教育部固守的学院思维的崩溃，与中央职业管理机构——国家大学委员会（CNU）的削弱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发展是由 1992 年的法令直接带来的，该法令将 CNU 的作用限制在候选人资格认证方面，并将最终的聘用决定权交给了地方专家委员会和大学机构。这些变化不能与合同政策直接挂钩，因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强大学的实力，也不是为了通过给大学在学术聘用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来巩固合同。然而，正如我们对四个全国性的 CNU 学科部门和十几个地方聘用委员会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措施恰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Blanchet et Musselin, 1996; Hanin, 1996; Blangy et Musselin, 1996; de Oliveira, 1998）.

因此，这些变化所形成的新构型更加平衡，大学变得更强大了，也更有能力开展更多集体行动，改变监管机构和行会之间形成的二对一联盟（Caplow, 1968），并进一步削弱了学科的分量和作用。

法国大学何去何从？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我们应该为这些变化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担忧？它们将“产生”什么类型的大学？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很想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事实上，法国所走的道路似乎与其他邻国一致。许多专家指出，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在经历两个变化：从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也称为学院式或研究型大学模式）转向作为“公共服务”的大学（也称为管理式甚至创业型）；从基于事前监管和监督的国家干预模式过渡到事后监管和评估的监督模式。法国合同政策的参与者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投资信息化管理项目，加强大学校长团队权力的意愿，将新的任务下放到大学层面，将确定和确保地方政策协调性的任务下放到各个大学，以及重新界定监管机构角色的话语体系，这些发展综合起来似乎表明，法国正在朝着同一方向前进。而且，相对于周边国家，法国是走上变革之路最晚的国家之一，用它们的经验来评估法国的新方向可能产生的利弊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在确认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符合任何新的“欧洲模式”之前，以及在根据其他地方的长期经验来评估法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从“合议制大学+干预主义国家”模式转变为“管理型大学+监管者国家”模式存在固有的弱点。首先，这一模式假定了欧洲各大学过去的共同理想，而这是经不起任何历史分析的。至于管理型大学，在我看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同样存在差异。此外，最重要的是，为描述过去的状况而提出的串联将两个互不相容的人物组合在一起了。合议制大学和采用密切监督的干预主义国家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由“专业人士”控制的大学治理在定义上是与这种类型的教育部管理方式相互矛盾的。密切的国家监督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只能说明两种情况：没有专业的监管+纯粹的官僚或国家控制的指导（类似于前东欧国家的情况），或者是我为法国描述的官僚—无政府主义的勾结类型，这与缺席的大学相吻合。如果合议制模式确实是过去的模式，它必然伴随着国家的监管干预，这种干预可以是纠正性的，也可以是保护性的。至于第二种组合模式，用它来描述现在的情况，是不完整的。一个管理型大学，更加贴近其“客户”，并与其他机构竞争，它不仅可以与纠正一监管型国家联系在一起，还可以与国家角色的退出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学间的监管可以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来完成。总而言之，管理模式可以在或多或少的国家监管行动中发挥作用。因此，可能的组合比这些研究中提出的简单配对要多得多。为了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真实变化，需要一个不那么简单的、比较宽松的分析框架。

“管理型大学+监管者国家”模式存在固有的弱点

其次，我还想指出，这种“模式”给人一种趋同的假象，在这个领域里，区别仍然很明显，改革进程仍然受到国家机构的限制。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沿着一条清晰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个模式，而这可能导致我们认为大学系统之间真正的、切实的差异是可以忽略的变量。法国今日的发展首先是法国大学系统的发展。这些发展的路径、提出的解决方案、产生的后果可能与其他地方的路径和政策产生共鸣，但这不应该掩盖法国大学构型的内部凝聚力或该构型的变化。这些评论不应该被解读为民族主义，相反，它们相当于一个简单的观察，即不存在欧洲大学模式，这样的大学都还没有被建构，欧盟的大学系统仍然首先是国家的。尽管法国正在遵循的方向似乎与其他地方的方向并不冲突，但由于它是在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制度框架中构建的，其大学系统目前仍然是独特的、具体的、民族的。

当然，没有一种单一的方式可以用来描述正在发生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利于加强大学的管理能力。这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今天的大学比昨天的大学更需要去处理“为科学而科学”和“为社会而大学”之间的平衡问题。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或在这两极之间采取何种立场。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新鲜，相反，它是每一个大学系统所固有的。然而，它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被处理。在法国，这种紧张关系直到最近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处理的：在国家层面上，教育部与行会联合管理，教育部调解和重新制定社会的要求，并鼓励大学接受这些要求；在个体层面，主要基于每个学者与其所处的环境建立的个人关系。最近的变化正在推动大学成为这种综合和管理的中心。在未来，大学将比过去更多地决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个特定的“专业”方向（纯粹的科学研究或教学），以及如何充分整合外部需求、如何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应用。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法国大学成为只遵循市场规则的教育或培训“企业”的可能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风险似乎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现实。第一，无论这种情况是令人遗憾还是值得称赞的，法国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和强化的治理能力并没有使它们更接近美国的私立大学，后者对某些人来说是理想，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邪恶的威胁，也就是那些经常被视为管理型大学的典型机构（尽管很难说是教育“企业”）。

第二，在法国，教育部角色的变化与其说是“削弱国家”的角色，不如说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国家干预”。从国家到地方的转变伴随的并不是国家中心的消失，而是国家中心的职责转向均衡和再均衡、避免过度和预防可能出现的过度。

第三，法国国家干预模式的转变弱化了国家和中央集权，更注重评估而不是监督，这种转变与单一的大学治理模式不相适应。在我看来，尽管它引起了一些合理化的讨论，但法国发生的变化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首先赋予法国大学学者更多的责任来管理学科的纯粹的“专业”需求与外部需求和期望之间的平衡。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仍由教育部与能够进入中心的行会代表共同管理。法国大学的规模和异质性使得将这一责任从中心转移到大学和大学学者手中变得非常有意义。现在，大学、大学学者和教育部在这一变革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件坏事吗？

未来的挑战

因此，法国大学教育在过去十年所走的道路应该继续下去，但要完成这一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变化是最近才发生的，涉及组织和技术学习，需要改变行为和态度，并以传播和巩固新的表象为基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接下来，我将指出一些未来必须克服的困难。

法国大学的出现及其向更加自主的机构的转型，使组织机制发挥了作用，直接影响到其内部的运作和治理，给它们带来了三大挑战。

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个特定的“专业”方向

第一个挑战是将教育与研究单位（UFR）主任纳入大学治理中。如果要成功实施所选择的政策，校长团队需要其支持。目前，UFR 主任没有履行这一职能：要么，他们拒绝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要么，他们愿意这样做，但缺乏合法性或手段（在时间、能力或行动的杠杆方面）。UFR 主任的处境特别不舒服，因为他们被要求执行在他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他们满足行政办公室的要求，就有可能面临疏远 UFR 成员的风险。改善这种微妙状况的一个方法是，重新思考他们和大学领导层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发明能让他们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治理模式来加强 UFR 主任的地位。将 UFR 主任纳入决策过程，扩大校长团队，更系统地将 UFR 主任纳入决策机构，肯定会赋予他们更大的管理权限，但这要以修改他们的职能为前提。UFR主任的工作需要成为一项全职的、更专业的活动，并在更长的时间内行使（这可以使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不那么依赖他们的选举人）。事实上，如果大学要成为更强大的机构，这个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大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在教育供应方面的地位。法国大学的学习项目比大多数外国大学更加多样化。在学校层面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似乎很难与保持这种一致性相协调：同一项政策不可能同时涵盖所有的差异。因此，人们期望大学能更清楚地表明其独特的教学和科研方法。这在一些大学中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在“第三个千禧年大学”框架下准备的发展项目证实了这一趋势。每个地区的大学集群都准备致力于优先事项，使其有别于其他大学集群。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就要面对预算和职位的内部重新分配、对学术职位招聘的影响，处理优先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不同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所有这些对法国大学来说都是新的练习，它们虽然学会了“说”，但不一定学会了“做”，因为多年来它们把“做”的责任留给了教育部，而教育部非但没有拒绝做选择，反而很乐意抓住机会将其观点强加于人。

最后一个挑战，也是不小的挑战，涉及的是行政和学术人事管理——尽管它是大学自治的一个基本条件，但通常不包括在大学自治中的领域；以及校长团队和大学理事会应更多地参与到招聘决策中。如果大学没有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员，如何能够实施大学的具体政策？如果不能确保聘用的学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有实力，而且还有很强的教学能力，欣赏并重视与学生的关系，并愿意为服务学生投入一些时间，又怎么能制定出改善接待学生的政策？同样地，如果没有吸引高质量候选人的激励措施，又如何能建立一个研究标杆？大学目前不愿意干涉专家委员会给出的排名，这种做法不应该被校长的自由选择所取代，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学的负责人或决策机构需要空间进行更仔细的审查，这将降低做出有问题的选择的风险，否则将使大学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受影响。此外，还需要集体制定内部“游戏规则”的空间，以防止大学实施考虑不周的政策或偏离轨道。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国家大学委员会（CNU）扮演着科学保证人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维持这个中央机构，但这个角色也可以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方层面。促进这一变化的最激进的方法当然是废除 CNU。必须承认，目前这样的改革是不被接受的。然而，这将使中央行政部门从组织部门会议、处理和分发大量候选人的档案、组织选举等大量工作中解脱出来，并能定期制定新的程序来规避“游戏规则”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当然，教育部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事实上，除了大学的内部运作问题外，更多的多元化大学的出现正在考验教育部的能力——它该如何给自己定义一个新的角色，发展新的做法，发明不同于之前通过监管机构和国家规范所实现（并将继续适用）的一致性形式。直到现在，教育部必须确保情况具有可比性。现在，大学的多样性和每所大学试图为自己定义的特殊身份，将迫使教育部修改其行动和政策。著名的“猛犸象”（即中央行政部门）的转型将不得不关注质量多于数量。只有当教育部人员的任务和技能发生变化时，教育部才能发生变化。必须开发新的运作模式，进而有可能解决国家、平等主义原则与整个大学系统的多样化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然而，摆脱规则制定者和规则应用监督者的角色并不容易。

更多的多元化大学的出现正在考验教育部的能力

最后，教育部角色的转型将必须重新定义专家评估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对专家的工作质量很有信心。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迪贝（Francois Dubet）（1999）在写到他最近在教育部的经历时，指出了专家建议存在强烈的趋同性——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公正性和科学严谨性。我同意，在专家中，偏袒行为或党派行为是例外，而不是常态。问题不在于专家评价的内在质量，而在于它所产生的反常的影响，其中包括：由中央行政部门选择的少数专家同时也参与管理大学事务；行政人员在专家意见方面几乎没有独立性；由此造成的学科管理的垂直化和集中化；大学本身缺乏责任感。与迪贝不同，我认为这些运作模式必须被质疑和改变。专家评估是必要的，但它不应该在教育部内部和与中央行政部门的密切互动中实行。而且，这种评估不应该再采取“智者委员会”的形式，接收部长委托为其出具报告。目前，这类委员会的成员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不存在的数据编制报告，除了召集和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指派其他专家外别无他法。他们会就听证会的综合情况和一系列建议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些建议又必须在报告提交给部委之前分发给媒体。如果专家们的结论与教育部的预期不符，或者教育部认为这些建议有可能在公共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那么这些结论就有可能被埋没。这种针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委员会和报告层出不穷。无论报告内容多么有趣，其影响都很微弱；无论委员会中的专家素质如何，其合法性都很有限。这说明，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必须构思新的模式，使专家评估能够更加独立于作为监管者的教育部，使教育部能更独立于专家意见。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既可以是一个缓冲机构，如以前的英国大学资助委员会，也可以是瑞典高度重视的那种专门机构，关键是要进一步打乱学科的垂直管理。法国大学的历史表明，纵向的学科管理是造成大学惰性的一个自然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份关于有待解决的领域的问题清单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失偏颇的，但并不是不相干的。事实上，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处理所提到的每一个问题，而在于控制它们的集体活力：教育部、大学和大学行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部门起步晚，就会拖累其他部门的发展。法国大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明确地与拿破仑体系保持距离，但这一次，法国大学已经真正走上了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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