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他们认为这是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一种平行文明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远西旅人》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 1860 年代初到 1895 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本书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为理解晚清时期的中西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

书中不仅结合了传媒学理论，剖析了使臣们如何运用不同体裁和传递方式构建西方叙事，还探讨了信息在阅读集团中的演变和重新利用。同时，本书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历史相结合，展示了晚清士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内外张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会关系对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响。

全书分为八章，从清朝政府对国外信息采集的局限开始，逐步展现了出使大臣的身份转变、驻外使臣的制度化、文书流通的电信化以及江南私人出版业对清政府信息掌控的颠覆性。最终，在甲午战争前夕，晚清士人对于西方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交错的共识与话语，这一观念变革与使臣们构建的信息秩序紧密相连。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学生》分享给读者。

在 1917 年一个冬日午后，张德彝将儿子召集在病榻旁。他预感自己可能命不久矣，口述了临终遗折，准备呈给 1912 年被废黜、当时年仅 12 岁的宣统帝溥仪。张德彝说，近七年间，“临餐忘食，终夜失眠，病体缠绵，医药无效，现复日加危笃，自知不起，伏惟皇上冲龄睿智，典学方新。重道亲师，庄敬乃日强之本；遵时养晦，殷忧启圣之基。此则臣耿耿愚衷，不能自已者也。涓埃未报，溘露已零。”

72 岁的张德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清朝遗老。在清朝灭亡后的几年里，他固执地在其北京宅院内留存了一份花名册，里面记录了曾来京向已故的光绪帝（1871-1908 年在位）行最后致敬礼的前清朝官员的姓名。他哀叹，国丧本应天下缟素，而整个辽阔的大清国中，却只有他一人庐守清陵，为光绪帝守丧三年。

在熊熊燃烧着革命热情的 20 世纪初，张德彝的同代中少有人会在意这些话，但这位长者并不是一位恪守传统的守旧派。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国他乡度过，并且是清帝国首批派往欧洲的使节之一。1847 年，张德彝于出生于盛京（今辽宁沈阳）一个一贫如洗的汉军旗人家庭，幼时由母亲对他进行家庭教育，7 岁时，由舅父资助，送他到一所私塾学习。在他 15 岁的时候，满洲、蒙古和汉军各旗都在招募年轻人到新成立的同文馆就读。张德彝凭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同文馆，成为 10 名学员之一，并开始接受成为一名英文译员所需的培训。凭借着语言天赋，张德彝以最高分通过了学校的首次资格大考，并被授予八品官职。蒙古八旗的学生凤仪得分略低于他，被授予九品官职。1866 年，在大考结束不久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上奏，带领几个学生前往英国进行一次家乡游历。总理衙门建议张德彝、凤仪以及他们的同学彦慧随使团“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从此，张德彝先后出使欧洲、美国、日本等地达八次之多，并于 1903 年升任为清朝的驻英公使。

张德彝出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同治中兴正值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年纪尚小，他无法体会到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朝外交关系的彻底改变。作为同文馆学生，英文学业是一份让他得以在官僚机构的底层谋生和立足的职业。根据同文馆规定，驻外使馆人员可以重新进入同文馆，并在其中担任教师和翻译。由此，张德彝整合出使所学到的实践经验和笔录的日记文稿用于课堂，以培训未来的译员和外交官。同文馆和驻外使馆之间的这种互惠关系，为受训学生和在职外交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联结，并使得先前使团积累的知识，能够通过课堂传达给未来的外交官。张德彝从一名学生译员到驻外公使的职业历程并非独一无二。最终正式担任驻外公使的清朝外交官中，共有 14 名出身于学生译员，其中包括 4 名同文馆的旗人，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清朝外交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传统的成功路径不同，得益于从外语的才能和海外随使中获得的经验。从张德彝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官的职业轨迹和个人倾向左右了他们建构西方信息的形式。

珍奇的收集者

作为一名新手翻译官，张德彝在出使时坚持依照传统条目的记录形式撰写日记。他先从日期和天气开始记录，然后是当天主要活动的总结，最后是他返回住所的时间。他偶尔也会写一篇类似于人类学家田野记录的特“记”，即一种以独特和客观的笔调，对其工作中所触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经验观察式的写作。这些特“记”，被交叉引用并分散在每部日记中，也有助于自己从零散的记录中总结规律，为笔记添加可读性。张德彝的兴趣范围广阔，覆盖了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细节到最为古怪奇异的机械设备，却几乎不谈及任何严肃正经之事。他对参观美国国会之事仅用两句话草草略过，却不惜笔墨，描述弹子游戏与赌博下注的规则。他从不放过任何能详尽阐述男女求爱的礼数与舞宴艺术的机会。作为年轻人的张德彝，其观点、兴趣与情感均与使团中级别较高的官员们大相径庭，同样地，他对西方社会的描述和解释自然也与他们迥然不同。

张德彝将自己的第一本日记命名为《航海述奇》。他以“述奇者”的身份写作，遵循了清代文人墨客中的传统，通过大量收集材料和文本的写作来“质疑、探索和建构”自我。通过标题突出他的历险故事是由海洋起源的，张德彝请读者抛开惯有常识，并随他一同进入一个充满不可思议元素却又真实的世界。“奇”通常用于描述引起惊奇、出奇或离奇之物，著名诗人屈原（前 340-前 278）用这个字来暗示他自己不寻常的儿时抱负（“余幼好此奇服兮”）。“述”则是一种以最简约朴素的形式呈现真实的记录方法。张德彝将“述”与“奇”相结合，由此向其读者示意：书中记录的所有物体对象、事件活动和经历体验都来自现实中的生活。正如他在《欧美环游记》自序中所写：“前寰海诸书，固已言之甚悉，但所言征实者，不过十之二三。”

作为一名还在接受训练的学生，张德彝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选材，使他能够容纳比传统使节日记更广的内容。如果说使团里的官员均在试图将西方融入他们现有的概念框架之中，张德彝则不同，他宁愿让读者沉浸在一个充满无穷无尽奇闻异物的盛宴中，并不急于给予解释。直至 1870 年他第三次出使前，张德彝的日记中，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冲突很少提及。

就举他经常描写的一类事物为例：游戏。这并不是一个符合传统的题材，因为晚清的教育通常不鼓励体育运动和户外游戏，父母和老师会称赞那些对同龄人交往或出去玩耍兴趣索然的孩子。视察欧洲的清朝官员通常将盛行于西方的体育运动解释为国家培养军事力量或磨练个人意志的手段。譬如，志刚仔细观察了孤儿院的孩子在游戏场地上彼此背抱的方式，认为这让人看起来“以为嬉戏”，实则是为了练习在战场上背负伤兵。1877 年，郭嵩焘在前往伦敦担任驻外公使的航程中，看到德国军官以跳蛙游戏玩耍，又用前额和肘部击碎核桃，不由得肃然起敬道：“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相较之下，张德彝对游戏乐在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不但具有休闲娱乐性，还对个人有实用价值。即便他曾经想到过这些活动在国家、军事上的效用，但也并没有在写作中提及。

他对所有年龄阶段的各种形式的玩具和游戏都十分着迷，比如客厅游戏、滚铁环、抽陀螺以及跷跷板等。在笔记中张德彝花费大量笔墨翻译介绍了数十种游戏：其中包括弹子球游戏规则、力学锻炼三十余式以及关于如何游泳的十四要点课程。他特别喜爱一套西式儿童积木，以至于花费数页详细记述每个木块的形状与尺寸。又有一次，张德彝独自漫步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讷伊，并进入了其中一家赌场，他不仅在观摩中记住了许多赌局的设置和规则，还在回来后将其一一记录。他的上司，即管理使团的官员对他这样的“不务正业”很少干预，也许将其视为语言练习。

张德彝在其日记条目中对这些游戏描写的细致性和准确性，让人感觉他很可能打算将其规则带回国传授给家人和朋友。虽然张德彝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对各种游戏和运动如此上心，但他似乎展现出对体育的偏好。他最长的一篇日记包含了关于“泅水”课的记录，并以一系列对现实的关心作为开头：“泅水一技，虽近于戏，一则历练胆识，一则拯救危险……或有谓泅水不利于疲弱者，而医生云：“长习此技，不惟增长膂力，且能辟除厉疫。”

张德彝通过从大众生活中收集的事实、轶事和小道消息，呈现出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描绘的西方形象截然不同的另类西方。而在 1868 年他第二次出使海外时，张德彝开始将记录日记视为一项严肃的工作，他甚至开始改变个人习惯，决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上，而是以学习有价值之事为目标，度过每一天。当使团成员抱怨他与轮船上的日本乘客谈论过多时，他解释道：“明对以生斯世也，随处皆足征学，无人不可贡忱。古人云：‘游不废

学’，良有以也。”这些观点在福泽渝吉（1835-1901）的早期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共鸣。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教育家，《西洋事情初编》的作者，曾以德川幕府外交使团译员的身份随使，并致力于“学习外国文化中最寻常的细枝末节。”在纽约时，张德彝被带到一位年轻的非洲探险家面前，这位探险家告诉张德彝：他曾在沙漠中坚持完成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旅程，却在返回后沉迷于饮酒赌博的颓态之中。张德彝由是发出了一段呼吁：

不管这些对话是否原原本本如他所记，但在这段描写中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心愿：让自己的日记成为对后人有用的记载。

并不急于给予解释

这种对平凡琐碎的热爱与对著书立说的激情，一直伴随着张德彝走过漫长的外交生涯，但它的应用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多年来，随着在外交部门角色的持续变化，他作为一名学生的稍许不成熟观点逐渐被职业外交官的专业习惯所取代。张德彝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惊人的记忆力、对细节的关注程度以及精湛的记录能力，协助清朝在英国、法国和俄国建立驻外使馆。这些从他在 1877 年清朝在欧洲建立首座使馆时就显现出来，当时张德彝就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者，他负责处理使团的各种杂务：从签订公使馆居所的租赁合同、管理外国仆人、与来访者保持通信、传送并接收正式和非正式电报以及参加众多宴会和舞会。与此同时，他还收集了公使认为有用的各种信息情报。完成上述这一系列的职责，日记作为信息储存的机制，涵盖了与使馆运作有关的方方面面，其作用非同寻常。所以，作为“述奇者”，张德彝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他漫漫职业生涯中责任的转移而逐步演变。

大同世界的旅者

在 1866 年远航开始仅仅几天后，张德彝和同窗们就克服了羞怯，用笛声为船上法国人的歌唱伴奏。在 1866 年的蒲安臣使团出使期间，据《布鲁克林鹰报》报道，使团译员凤仪说：“如果他的父母也能来的话，他希望可以在美国度过余生。”早期清朝使团缺乏严格的行为准则，经常唱歌、玩耍、喝酒或与外国人交谈，这表明清朝使团成员享有远超同时期日本使团成员的自由度。德川幕府晚期派遣的使团成员，一举一动都被指定的督查员所监视。与使团的官员相比，学生更卓越的语言能力和并不繁重的公务职责，让他们与外国人的交流沟通更加惬意自得。比如，在巴黎参加了一场多国宴会后，张德彝写道，他坚信世界各地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然衣服虽诡异，而喜则亦喜，忧则亦忧，情无或异；风俗虽不同，而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性实大同。”他很感激能有机会“又得良朋”，海外朋友们的陪伴使得他“耳目为之一新”，“则晤言一室，把臂言欢，非未天假之缘也，此乐何极！”

这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是对跨越文化、政治分歧之共同人性的笃信，在其早期出使时期，这种精神为年轻的张德彝提供了如何描绘他与外国人交往的写作框架。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可以表现为对公然种族侮辱的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容忍。例如，在使团抵达巴黎时，张德彝的辫发招致一位英国小年轻的嘲笑，这位英国人大笑着对哥哥惊呼：“阿兄！看猪尾甚长。”哥哥则叱之说：“威良！可谓少不更事矣。汝知泰西于百年前亦有辫乎？只少短于此耳。再，汝言华辫为猪尾，则我面为猴脸矣。”同样，当一个美国女孩看到他“憨笑不止（出门则笑声大作）”时，张德彝记录了她母亲的难堪尴尬和连连道歉。在这些叙事中，通过将成年人指定为训诫之人，张德彝授予了西方人能够自我纠正其幼稚行为的能力。

他愿意宽恕个人的冒犯过失，并认为中西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人沟通不畅和互相误解，而非种族主义的恶意中伤。即使在面对出于政治动机的诽谤造谣时，他仍保持沉着与庄重。例如，法国外交部官员曾向张德彝求证，新闻上关于“中国公使将三车老鼠带至华盛顿，并每天命其华仆再购两篮老鼠”的报道是否属实。这位法国官员问道：“如为详确不知如何烹调？乞明以教我。”张冷静淡然地反驳说：“天下各国人民，或遭兵燹，或遇水患，食鼠容或有之。然我国钦差在此，即有食鼠一说，不知购自何处，尚望再为访之。”据张德彝的记载，法国人当即承认这一定是报纸编造的无稽之谈，并感谢张德彝的指正。当遇到一位英国女士向其求问中国溺女之谣传时，张德彝也采取了同样的回答方式，且同样温文尔雅地引导这位女士为轻信讹闻而道歉。

这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是对跨越文化、政治分歧之共同人性的笃信

同样，在面对中国人对外国人失礼之处，张德彝也用类似的技巧缓和紧张局面，比如，一个法国人曾直截了当地问他，中国人为什么用“鬼子”来称呼外国人。张德彝再清楚不过，这个称谓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形容外国人的贬义称呼。有学者认为，“鬼子”最开始使用，可能在 18 世纪晚期。该词被广东人用来称呼英国商人，这大概因为广东人厌恶英商工作至深夜的习惯，故而对他们以鬼作比。张德彝可能对“鬼子”一词的起源一无所知，但他不可能不熟悉这个词的用法。他的对策是当场编造一个词源典故。他告诉这位法国人，“鬼子”实际上是汉朝时与中国贸易的一个中亚国家“龟兹”之名的讹传。其实“龟兹”应读作“秋慈”，但后人仅凭流传的书面文字，错记了其原始读音，以致该词听起来像“鬼子”。他向法国人保证，这类错误如同将英国人误认为俄罗斯人，或将日本人误认为中国人一样，仅此而已，别无他意。但当张德彝被问及这个称呼为何仍在使用时，他只能将这个问题抛诸脑后，反问为何西方人称他的国家为“斋那” “吉那” “支那”，而不是“大清”“中国”。

刘禾将张德彝编造的词源解释描述为谴责洋人对中国与“支那”之间的混淆。虽然张德彝的这番话带有批判的语气，但他言论的重点似乎不是指责欧洲人称他的国家为“支那”。张德彝似乎想使其所造词源被西方人认真对待，并借此改善其同胞的仇外形象。对他来说，称外国人为“鬼子”确实是让人所厌恶与不齿的。实际上，在描述此事的整篇日记中，张德彝极力避免直接写出“鬼子”两字，而是以同音字“桂子”取而代之。若将此举置于他其余试图减少文化冲突的努力之背景下考量，则张德彝为“鬼子”所构建的词源解说很可能将原本的带有种族主义贬低洋人的词汇经过重朔词源，化解为一场语言误会。

因此，张德彝的世界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跨文化共同人性的坚定信念上，也体现在他旨在改善中西方彼此认知的细微言行中。张德彝的世界主义精神在他那一代其他外语学生身上也可以看到，但每个人的表现有所不同。福州船政局附设求是堂艺局的法文学生陈季同，在自身文学热情的驱使下，以法国人最能欣赏的方式描绘中国形象。庆常，一位来自汉军镶红旗的天主教徒，对清朝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日益消极的态度，并最终放弃了使臣一职，隐匿于欧洲社会。张德彝以“珍故收集者”的镜头，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西方各国瓦解成无数个细小的发现，这既不是极宏大的叙事记述，也不是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当我们将这些小碎片重新拼装起来时，浮现出来的暗示是：这是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一种平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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