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每个人》是当代法语文坛桂冠作家 让-保罗·杜波瓦的代表作。故事从主人公保罗·汉森在蒙特利尔监狱服刑开始写起，当下的监狱生活与保罗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交叉并进，直到最后才揭开他被捕入狱的原因。平静克制的叙事中蕴藏着浓烈的哀伤与孤独，但也不乏种种幽默诙谐的细节。

保罗出生在法国图卢兹。他的父亲约翰内斯·汉森是一名丹麦牧师，来自日德兰半岛上一个只有八千居民的小镇，母亲安娜就出生在图卢兹，继承了家里经营的小影院，在新浪潮时期是当地有名的“艺术和实验”类影院。保罗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先锋派的母亲与捍卫传统宗教信仰的父亲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弥合。最终，这个家庭以约翰内斯牧师只身出走加拿大而宣告终结。

父亲离开的第二年，保罗也飞往了加拿大。在一场意外变故后，他搬到了蒙特利尔生活，成为一栋公寓楼的管理员。但随着业主更替，这栋曾让他忙碌又快乐的公寓变成了一间冷漠的牢笼。过分严苛的要求、不近人情的新任业委会主席、无情的解雇、恋人的死都将保罗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某日午后，在面对又一次苛责时，他终于情绪失控……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的《深喉》一章分享给读者。

我很早就意识到，我父亲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成为那些相信英国终究是堕落之地而世界其他地方无非是缺乏教养的偏远郊区的家伙当中的一员。

他难以习惯这个国家，难以理解它并接受它的风俗习惯，这令我母亲非常不快，以至于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动不动就会引爆其他矛盾。尽管已经在法国待了十六年，但约翰内斯·汉森依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丹麦人，喜欢吃开放式三明治，一个来自北日德兰的人，说话硬邦邦的，会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缺乏在我们这里很流行的那种骑墙的态度，轻易就否认明摆着的事实，背弃自己的承诺。

在这个接纳他的国度，他最喜欢的是它的语言，使用它的时候怀着无限敬意，非常注重语法的准确。除此之外，他似乎很难找到一种适合他的生活。他经常说，在他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中，法国是最爱要求别人拥有共和精神和高尚品德却很少用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平等和博爱。“你们的总统和小侯爵们戴着特权王冠，比我们可怜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更像君主。”这是他经常喜欢在餐桌上重复的话，用来惹恼我母亲。他还很看不惯傲慢、善于撒谎和不忠行为，说我们的政府充斥着这些恶习。至于我们的政治家，他只能想象他们在腐败和妥协的浴池中尽情嬉戏的样子。

安娜随即打断了这一连串的责难。“那你为什么在这里生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回老家呀。”我父亲从不接茬，但我们都能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因为我儿子在这里，而且我爱你。”

尽管我在法国出生、接受教育，但很多时候我同意父亲对我们国家的负面看法和感受。我完全理解，他这样一个在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身材高大的男人，在人们试图将他套进法式紧身衣时，注定会感到束手束脚。而且他儿子在这里，因此，尽管情况越来越复杂，但他对妻子的爱依然如故。

斯帕戈电影院已经恢复了最初的平静，上座率的高低和电影是否成功息息相关。《红圈》、《特丽丝塔娜》、《小巨人》、《屠夫》、《陆军野战医院》和《大迫供》，1970 年的这些电影让我母亲度过了最好的年头之一。影片制作中充满了精彩的新点子，它们完美地融入了我们“艺术与实验”的小影院，看电影依然是一件高雅的事情。在高中，得益于我母亲的身份和当时在年轻人中风靡的电影热，我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至于我，所有这些电影，一部接一部，我都是在斯帕戈看的。有时，在白天，但通常是在傍晚，因为一个特殊的场合、一部特别棒的电影，母亲会组织一场家庭观影会。整个电影院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我并排坐在一起，在大屏幕上看一部故事片。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时光，当三醋酸纤维素酯电影胶卷上的画面连续播放时，在这个巨大的放映厅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父亲很少跟我们提起教堂和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他的表演远不如在丹麦那样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里似乎是用礼貌的冷漠提供一种尽可能少的服务。他一如既往认真地写他的布道文，但他内心的什么东西似乎熄灭了。母亲从来没有去望过他的弥撒，而我，我已经很久没去听他那些陈词滥调了，这些废话跟他的同事和死对头们讲的话一样，听起来像一张在先知们的留声机上转了好几个世纪的唱片。

有些夜晚，约翰内斯会坐在面对河流的大窗户前，自斟自饮一杯，等我的母亲回家。夏天，下雨的时候，他打开百叶窗，倾听倾盆大雨的声音，感受从人行道上升起的、生命湿漉漉的味道。对于这样一个有时忧郁有时看破一切的神职人员来说，人们以为他会选择巴赫或亨德尔来装点这些孤独的夜晚。事实上，在那些幻灭的时刻，我父亲听的音乐唱片毫无规律可言，好像它们是自己从架子上掉下来的：李·科尼兹，爱默生、雷克与帕玛乐队，斯坦·盖茨，柯蒂斯·梅菲尔德或齐柏林飞艇乐队在我们的马兰士牌高保真音响和与之配套的 JBL 环绕音响上轮番播放，这组 JBL 音响是我母亲亲自挑选的。在我父母那个年代，音质极为重要，而现在音质的意义已大不如前。那时，为了弥补唱片压制的缺陷、制作的拙劣和 33 转唱片磨损造成的杂音，人们对音响性能的追求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对牧师来说，这种音乐或许来自天堂，通过这些由詹姆斯·布洛·兰辛设计发明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岭地区组装的高音、中音和低音扬声器的神奇纽带传递。

听起来像一张在先知们的留声机上转了好几个世纪的唱片。

如果约翰内斯还活在世上，如果他知道我方寸生活中的不幸，或许当他读到这条关于我们家扬声器来历的无用但准确的注释时，至少会感到一丝欣慰吧。“如今，世界变得太复杂，无法满足于差不多、模糊的解释和泛泛的评论。我从未如此相信要力求精准、确切，要说出细节。以前你用一幅圣像就可以收买一个人的灵魂——他只想要神灵的庇佑而不求其他。而如今为了得到他的灵魂，你就得陪伴他，回答他的问题，抚慰他的焦虑，像一名匿名戒酒会上疲惫的导师那样耐心地陪在他身旁。”

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对雨小酌一两杯后，有时他会开始给我讲他的爱好，那些“在尽善尽美的信仰中度过的”时光。有天晚上，我母亲迟迟没有踏上回家的台阶，雨水淅淅沥沥，轻轻拍打着房间的窗户。这次，在喝完第三杯后，他突然失控了，一直支撑他的信仰崩塌了。“我不再有信仰了。

一天都没有了。哪怕偶尔的几个小时都没有了。再没有完美，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上次去斯卡恩的时候，我和老牧师聊了很久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可是约翰内斯，我也不再信了，什么都不信，除了这瓶威士忌，每次空了我就再换一瓶。信仰是脆弱的，就像魔术一样，它建立在虚无之上。一个优秀的魔术师需要什么呢？一只兔子和一顶帽子。以前这两样东西我手上都有，而今天，没有了兔子，没有了帽子，也不再有魔法了。’正是这样，孩子。什么都没有了。你和你妈妈从不来看我，对这一切也从不感兴趣，你们是对的。我真羡慕你们。我呢，为了谋生只得继续登台变我的老戏法，我只学过这个。而且没有女人，没有兔子，没有帽子。”

那晚，父亲为我们准备了干酪焗茄子。晚餐放在烤箱里温着，等我们回来享用。母亲回来时小心翼翼，避免弄出开门的声响。父亲已经睡着了。

一大早，仿佛夜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帕特里克·霍顿还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回到了我们的牢房。之后，当我们吃完早餐回来，一个狱警从门缝里探出头。“我把你的事儿跟头儿说了。问题解决了。维修的人一小时后会过来。”的确，大约中午时分，一名维修工走进孔多，他带着一把猫舌状镘刀、一些金属屑以及一种速干涂料。为了制作混合填缝料，他用一点水稀释粉末，并加入钢屑。然后他开始填补墙壁上的所有裂缝。在他作业时，霍顿像影子一样紧紧跟在他身后，检查每一处修补的质量。“你确定混合填缝料里的金属够了吗？你这镘刀够锋利吗？要手一碰到就会被割破才行，否则一点用也没有。它要过多久才能完全变硬？24 小时？妈的，没办法让它干得快点吗？”这个监狱里的维修工花了一个多小时把孔多全都刮了个遍，然后填补裂缝。他还得去拿另一袋涂料和其他金属屑。完工后，他在我们的洗手池里洗手，他看了看马桶上的盖布，随后又打量了我们一会儿。“你们中谁怕老鼠？”霍顿好半天才承认是他。男人笑着整理东西。“妈的，我猜肯定是你。”

1 月是蒙特利尔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这一周，气温降至 -32℃。尽管房间内有暖气，可室温不过 14℃ 而已，于是给我们加了几床被子。这些被子是聚丙烯纤维做的，有一股奇怪的气味，让人想起某些以旧轮胎为原料制作的再生橡胶的味道。夜里，我们和衣而卧；白天，我们套上两三件毛衣来御寒。

老鼠们或许已经冻僵在管道里，又失去了它们习惯出没的鼠洞，所以没来我们这里光顾。正因为如此，霍顿的情绪也明显有了改变。他又找回了他的英雄气概，想把很多人都劈成两半。他对我说：“今天进来的几个家伙，我认识其中一个。他可是个实打实的摩托车高手。整个蒙特利尔都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他能为你快速改装他偷来的几辆摩托车，并且，只用一下午，就能干完你给他的活儿。不过，你记着，当你知道他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时，你就会明白这家伙不是吃素的。此外，他奸诈得很，散步的时候都不忘带一个刀片在身上。不出 24 小时，他就可以在这儿做出一个刀片。你瞧吧，他呀，毫无疑问，会死得很惨。我跟你说，有朝一日，这个家伙会碰到一个硬茬，把他劈成两半。就像《圣经》里面说的那样：‘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说到这里，我最喜欢的《圣经》阐释者裹上厚厚的毯子，开始巡逻，检查掺了金属屑补的那些老鼠洞是否堵严实了。

无论气温高低，给我们提供的伙食总是很差。今天，我们只有用微波炉热了热甚至没有完全解冻的褐色鸡胸肉配豌豆。在监狱里，吃饭常常是这一天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这些对饭菜兴味索然的时刻，我没有想到我母亲做的饭菜，我不记得看过她用新鲜食材做饭，却想到我祖父斯文做的美味的斯卡恩鲽鱼配越橘，那种甜和咸在口腔中简直是绝配。

信仰是脆弱的，就像魔术一样，它建立在虚无之上。

那天晚上，天冷得我无法入睡。我听到管道咔咔作响，还有人咳嗽的声音。有时候一连串的咳嗽声从另一层楼的牢房中传来。这些由于距离而变调减弱的噪声让我想起野兽的叫声和呻吟。

我的父亲刚才来过。我们瞎聊了一些事儿，他在我们的谈话中自然而然地提起 Ro80 汽车。他特别想知道当他在 1975 年底离开图卢兹之后，这辆车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知道答案，但我宁可把它烂在肚子里。我知道答案会让他伤心。薇诺娜和努克稍后加入了我们。这是一段宁静的时光。无论生与死我们都待在一起，紧紧地靠在一起，试图给彼此带来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一点温暖和慰藉。

监禁总伴随着令人不快的气息，消极的想法散发出一股霉味，邪念的恶臭四处泛滥，往昔的遗憾泛起阵阵酸涩。显然，自由的新鲜空气从来不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在这密不透风的环境中呼吸着，共同闻到夹杂着褐色鸡肉和阴谋的气息。最后，甚至我们的衣服、毛巾和皮肤都会被这种气味浸染，让我们永远都无法习惯。每一次，在我们放风回来的路上，当外界的空气在十字转门处戛然而止时，内外环境的过渡总是粗暴而残酷的。一阵隐隐的恶心马上提醒我们，我们正在一个不断蠕动的胃里生活和呼吸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会把我们消化掉，然后等到时机成熟就把我们排出去，为了给它自己减减负，而不是为了还我们自由。

我十八岁拿到高中毕业文凭，这并非易事。那次考试很多人都挂了，我全凭偶然被捞了上来。1968 年“五月风暴”时代的宽松已远去，当时每个学生只需提交居住地证明就可以顺利毕业，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图卢兹学区大大提高了合格的要求和标准。幸亏我的体育和地理成绩优异，又在其他一些科目上耍了小聪明，最终得以把毕业证书拿给牧师看，并且听到他用安徒生的语言，以一种庄严的口吻对我说：“Min søn, jeg er stolt af dig.”意思是：“我的孩子，我为你感到自豪。”

事实上，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父亲眼里是什么样，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像个小混血儿，会不会让他后悔当初没有和一个真正的斯卡恩女人结婚，那样她就会按丹麦人的方式思考、相爱、吃喝、游泳、亲热并且生一个健壮的丹麦小孩。每个人都会称赞这孩子长得健壮、生得俊俏，而他，一睁开眼睛，就会对赞美他的亲人们说：“Smigger er som en skygge: det gor du, eller større, eller mindre.”意思是：“奉承就像影子：它不会让你变大，也不会让你变小。”

我完全能理解约翰内斯，那个不信律法的牧师，有时会在晚上看雨的时候，幻想他从未有过的孩子。

凭借外来移民的身份，我入读了大学。地理系认为教授我有关丹麦的知识正合适。如果不算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这两块属地，丹麦的本土面积仅为 42924 平方公里，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小的国家。但如果加上那两个地区，它就会一跃成为面积 2210579 平方公里的庞然大物。

我喜欢和旅行有关的地理，那种徒步穿行、顺坡而上时目之所及的风景；喜欢双腿的疲倦酸胀和天空的变幻无常。但我对那些图文并茂的地理书却提不起兴趣。在学校的日子归总起来便是一连串的闲逛、查缺补漏的测验、放映室里影印图片与讲义交织的无尽时光，让我在晚上回家时满心欢喜却浑身疲惫。

家里的情况还是老样子，耐心和爱意却与日俱减。隆巴尔堤岸的这间公寓里，冷漠的痕迹像一层层灰尘渐渐积攒。牧师依旧准备饭菜，而我母亲依旧晚归。大部分时候，他们的时间是错开的，各自用餐。

安娜自己挣钱自己花，提前做好规划，尽情享受眼前的世界。而约翰内斯依旧恪尽职守，默默誊写《圣经》，粉饰表面的太平，或利用手头上有的东西即兴变一场小魔术，但这场魔术从来都没有帽子也没有小兔子。

1975 年，我二十岁那年，一个世界终结了，我们的世界，汉森夫妇的世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世界。他们曾做出那么多隐忍和牺牲，跨越如此长的距离走到一起，学习陌生语言，买下不可思议的汽车，用他们的方式尽情接吻——一个闭着眼另一个睁着眼，生了一个孩子却不太清楚为什么生或为谁生。他们传播上帝的教义，编排魔鬼的故事，也像保证过的那样每天打扫门前堆积的沙子。他们忍受着这一切，直到筋疲力尽，最终还是走向分手、疏远、离异、撕裂和破碎。

那一年的 4 月 24 日，临近中午时分，因为年头久了，尤其因为油价大幅调整，作为时尚坏品位牺牲品的最后一辆 DS 离开了雅威尔堤岸的雪铁龙工厂。这是一场工业的、没有人落泪的葬礼。公司管理层、政府官员和媒体人或其代表，或许还有我外公外婆的在天之灵，站在生产这台车的车间里，这个以前用来生产大量有毒的次氯酸钠的地方。马尔热里夫妇坚持要出席这场葬礼，来见证被他们视作马路杀手的最后一位代表的消亡。他们丝毫没有忘记瑙鲁兹的那场车祸，更别提原谅什么了。

隆巴尔堤岸的这间公寓里，冷漠的痕迹像一层层灰尘渐渐积攒。

后来，当我回想起汉森一家的分崩离析却找不到类比的时候，就总把它和雪铁龙的破产联系在一起，和雪铁龙卖掉品牌并离开雅威尔的情形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之所以离开隆巴尔堤岸的家并从家族中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叫杰拉德·达米亚诺的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布朗克斯人，虔诚的天主教徒，曾在放射科做过助手，后来成了附近街区的理发师。某一天，他拿着黑手党控治的教区里的好心人捐赠的 25000 美元，决定拍摄第二部由美国专业电影公司制作的真正的色情电影。剧情和对白写在庆祝节日用的彩纸上。故事仅仅讲述由琳达·洛夫莱斯饰演的女主角咽喉里的奇事，在她身旁围绕着一些时刻准备慷慨献身的业余男演员。电影是和一个住在甲壳虫汽车里的团队一起鼓捣出来的。那次拍摄是在迈阿密温暖的冬天里，只用了 6 天就完成了。1972 年春天，电影在美国上映。其中一名演员哈里·里姆斯在此之前只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在《深喉》这部电影中，他兼任演员和灯光师。司法机关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对他提起诉讼。有 27 个州禁止放映这部影片，纽约州将它定性为“彻头彻尾的淫秽电影”。它引起了狂风暴雨般的轰动、铺天盖地的批评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道德评判。然而，能放映这部电影的影院里总是挤满了观众。上映期间，《深喉》这部小成本电影收获了超过 6 亿美元的票房。但要注意一点：这位理发师导演达米亚诺和这些参演的新人演员一样，为期 6 天的工作当时只让他们收获了这座金山上的几粒小石子而已。实际上，绝大部分票房收入以现金的形式日复一日被全国各大影院的售票窗口抽走了，是黑手党安插的收款员搜刮了导演和演员们的钱财。

不过次年，杰拉德·达米亚诺故技重施，拍摄了《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该片以 7700000 美元的票房成为 1973 年最受欢迎的影片。在 32 年的导演生涯中，这位传奇人物拍摄的电影作品多达 48 部，片名都直截了当、夺人眼球，如《屁眼开花》，让人对其剧情的风格、特点以及内容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深喉》这部影片直到 1975 年 8 月 27 日才得以突破重重审查在法国上映。也因为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关于“改革”和“艺术与实验”的争论在我家一度很激烈。

距离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间，耳鼻喉科医生和影评家们对深喉的不同寻常之处大费唇舌，其中有关于导演的生平介绍，他对待天主教的弹性态度，以及像帽子里的兔子一样变没了的电影票房收入。这些趣闻随大西洋彼岸的海浪漂来，以至于《深喉》在法国的院线上映时，大家都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因此，1975 年 8 月 27 日对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命中注定我们的生活要天翻地覆的一天，长期以来我预感的事终于公开了。

从 6 月开始，外交部部长米歇尔·居伊解除了进口电影到法国的禁令。我母亲，作为独立影院的经理，联系了法国阿尔法影视公司，为了在斯帕戈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当这一消息传到隆巴尔堤岸，牧师气急败坏，露出他谨慎保守的一面，他还放出狠话：“你觉得我介意的是那个可怜的故事、可笑的阴蒂，还有那些让人给他口交一小时的家伙吗？你觉得是这些让我震惊吗？你真这么认为？不，安娜，让我恼火的，是作为牧师的妻子，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你愚蠢的选片对我的影响。如果你在你的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我就完了，我再也没脸去教堂了。众人、报纸和我的信徒们显然会把闹出丑闻的人与那个在周日向他们吹嘘哥林多人美德的人联系起来：‘身体不是用来淫乱的，而是用来献给主的。’你知道你会把我弄得有多难堪吗？你甚至不跟我商量，不问我的意见。我是在接电话的时候碰巧发现的。一个法国阿尔法影视公司的家伙对我说：‘汉森夫人不在？您是汉森先生吗？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深喉》没问题。电影上映后就可以在你们的电影院排片。我们将通知你们具体日期和电影胶片什么时候到。我给你们提个醒，这会改变你们平时的排片风格。’如果你放这部电影，我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变，安娜，我们的整个人生。”

母亲突然站起来，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你只是一个外省的小牧师，一个畏首畏尾的新教徒，保守，对改变视而不见。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懂，你武断，爱评判，拿着你的《圣经》，就像挥舞着刑法典一样。你仍然生活在 19 世纪，还沉浸在你的鱼粉和被沙掩埋的半岛的故事里。你让我感到厌烦，约翰内斯·汉森。在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去看这部电影，它或许是一部烂片，但它标志着我所从事的行业的一个转折点。我不知道它意味着怎样的转折，但我肯定它是一个事件。所以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这一切来平息一个不顾妻子工作的丈夫的职业焦虑。放电影，这是我的工作，约翰内斯，你明白吗。当我拿到的是一部伯格曼或塔可夫斯基的片子时，我放映的就是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当它是一部达米亚诺的影片时，我放映的就是口交，口交和阴蒂。如果女性喉咙里的这点小事让你陷入这样的境地，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这一切来平息一个不顾妻子工作的丈夫的职业焦虑。

说完，安娜走出房间，离开公寓时砰的一声关上了前门。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父亲就像最后一批离开装配线的 DS 车型的雪铁龙汽车，在我们的前后都有孤独和不确定的深渊。在这场家庭冲突中，尽管我显然赞同母亲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观点，但我仍立即站在了约翰内斯这一边。或许是因为某种丹麦血统内在的团结，也因为看到父亲的绝望、失去了信仰，忘记了他所有的魔法，一边等我母亲回家一边无言地看着倾盆大雨落下，这深深震动了我。他的生活与我看过的所有电影、我们周围的世界背道而驰。就像他的 NSU 的汪克尔发动机一样，尽管在转但并没有真正前进，油门踩得不够用力，没办法让车如脱缰之马奔驰而去。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份专门刊载演出和即将上映的电影信息的免费出版物将斯帕戈列入了计划放映《深喉》的电影院名单。随着该片放映日期的临近，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卫道士联盟强烈批评喉咙深处这种违背自然的用途。在新教圈子里，每个人最终都把这家电影院不择手段的谋利者和汉森牧师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来回复来自社区中最保守的那一部分人的尖锐问题。

1975 年 8 月 22 日，那是个星期五，我父亲被教区理事会叫去，理事会跟他解释说，因为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会让双方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他的职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

如今，我在家里看到的是一个沉默寡言、魂不守舍的男人。

8 月 24 日星期天上午，约翰内斯待在家里。之后他出门去加龙河河畔走走，打了几通电话，其中一通是用英语打的。他没有拨任何一个丹麦号码，想必是希望让他的家人远离所有流言蜚语，免得要跟他母亲解释他的不幸。自从周五和教区理事会谈话后，父亲就知道他被彻底扫地出门了，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教堂了。此外，如果安娜的现代主义随后又促使她在次年引进《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之后是《屁眼开花》，那他要怎么为自己回归教会和留在教会任职申辩呢？

毋庸置疑，8 月 25 日的票全部售罄，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亦是如此。当然，这部电影没什么好深究的，当地的一个评论家在观影后认为它只是为“沉迷视觉享乐的饕餮之徒”准备的。

除了隆巴尔堤岸，父亲很少去其他地方。他似乎接受了自己的失败。我注意到他花了不少时间打电话，用英语和法语与对方交谈。他和我母亲已经不再争吵了，只有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家庭日常事务时才会彼此沟通一下。再也没有提到达米亚诺或琳达·洛夫莱斯。外界的喧嚣渐渐平息了。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事业突然一落千丈，安娜有些心烦意乱，但她很快又恢复了光彩，名利双收，而且从来没有黑帮过来搜刮她的钱财。

9 月中旬的一天，晚饭时间，外面暴风雨大作，我父亲平静而洪亮的声音轻易就盖过了轰隆隆的雷声。“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教区理事会一周前召见我，确认了我不可能复职，但没有详细说明原因；第二，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将被任命为塞特福德矿山卫理公会教堂的主牧师。那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城。我将于 11 月 1 日上任就职。我 10 月中旬就会去那里定居。在那之前，我将努力从行政意义上抹去我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家里的所有痕迹——我知道你们法国人在这一点上就喜欢拖拖拉拉。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在我看来，我们离婚在所难免。离婚条件你说了算，当然，我走之前会签署你需要的所有文件。不必多说，那个小城永远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对小城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它是靠石棉矿发展起来的。”

用一个真正的丹麦女人的决绝，我母亲从桌边站起来，傲慢而愤怒地盯着约翰内斯·汉森的蓝眼睛，在那一刻，她一定觉得汉森是个自私自利的小牧师。“离婚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在门厅柜子的抽屉里找到它们。”

如今，我在家里看到的是一个沉默寡言、魂不守舍的男人。

“你在想什么呢，twit？”我没想到霍顿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也没想到他会友好地用“twit”来称呼我，法语中与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最接近的是“白痴”。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我正沉浸在一个多年来埋藏在我心底的世界里无法自拔，一个旧世界，在那里人们可以因为一部烂片分手，我在那里住了快二十年，那里还有我的位置，坐在桌前，在父母中间，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俩难得坐在一起。那个世界，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牧师就死在我眼前。安娜与一个不知名的瑞士电影出品人同居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五年前，她死于故意过量服药。在我父亲走后不久，NSU 就被偷了，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撞得稀巴烂，最终进了废旧汽车清理场。至于斯帕戈电影院，它的命运符合市场潮流的变化，渐渐萧条，之后被我母亲卖给了一个马赛的年轻人，他抛弃了“艺术与实验”的标签，把电影院变成了色情电影的乐园，更名为“草地”，之后又更名为“锯齿线”，最后变成了一家连锁眼镜店，跟这个地方的过去再无瓜葛。

这就是“白痴”在 1 月的这个晚上的所思所想，气温一直在下降。很快，新添的被子也嫌不够了。锅炉暖气虽然开到了最大，但设备太旧了，抵挡不了冬日的严寒。

“你看到昨天在纽约和世界上许多城市发生的事情了吗？3000 个家伙同时脱掉了他们的裤子。一下子就有 3000 人，你信吗？这似乎是’无裤日’的庆祝活动。发言人解释说：‘俱乐部的成员这样做是为了感受不穿裤子更自由，而且，这一天，他们仍然正常工作上街，但只穿内裤。’……不开玩笑，简直是天方夜谭！想象一下，一个穿着丁字裤的狱警出现在孔多，对着你大喊：‘汉森来接待室！’或者法庭上的法官，穿着内裤对着你高谈阔论。妈的，‘无裤日’太劲爆了。我跟你说，哥们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话说回来，我完全不介意他们在外面招摇。但在 1 月，这个气温，这成了一项要命的极限运动。”

一种阴暗而令人尴尬的东西，忧愁像一条厚厚的披肩裹住了我的肩膀。霍顿继续滔滔不绝地播报他从广播中听到的有关新文化的重大消息，但他的消息在飘进我的耳朵前就乱作一团。

我经常觉察到这种心不在焉，这种不自在。尤其在回想起所有死去的人时，我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独。现在，我是南方汉森家族的最后一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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