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吴佩孚的成名战，段祺瑞优势兵力，为何5天一败涂地？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颠沛流离之象。…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

张并致电曹锟说：

“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7月14日，段祺瑞召集特别军事会议，下达总攻击令，并传檄全国，讨伐直军。同日，曹锟也发表两电，一是通电各省，说明开衅原由是在皖系；二是通电各报馆，请驱除奸党。至此，直皖战争正式爆发。

2、直皖战争与美日的“代理人”战争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经过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打击，总结并施行一套“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

他们“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的贪利目的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他们在中国制造了派系势力并导演了派系间的战争。

直皖战争即是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各支持一派军人，而直皖两系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所酿成的。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即移爱于皖系强人段祺瑞和直系首领冯国璋。日本认识到：

“虽然段没有当总统，只是任国务总理，有时连国务总理都不担任，但北京政府实际上是在他的势力支配下。”

基于此，日本利用欧战之机，施展“日元外交”攻势，大力从事对于段祺瑞政府的收买。

1917年7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一项决议：

“帝国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

并制订了对华具体方针：

①我财团可共同或单独予中国政府之所需要的财政援助；②武器等军需品加以友好的考虑：③保持与南方派相当接触，但要严密监视其言行；④拒绝南方派切望之借款及军需品之供应。所谓“南方派”主要指孙中山为代表的护法势力。

所谓“日元外交”的具体内容乃《西原借款》。此项借款约为八项，共14500万日元，主要用于支持皖系发动内战的军费。援段打内战，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基本国策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

而段祺瑞政府却甘愿充当日本侵华的理想工具，在日本人支持下，段祺瑞大肆对南方用兵，为反对直系而阴谋发动驱冯政变，直至发动直皖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支持段祺瑞，在中国取得了许多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并“合法”地将日军进驻到中国的领土、领海。

美国为抵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投靠日本、坚持对南方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外交方针上支持直系反日反段。

1919年8月，美国参议院曾通过一项对凡尔赛条约的保留案，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不予同意：“美国对德和约第一五六条、一五七条、一五八条之规定，不予同意。”

1920年7月，英国公使通告北洋政府，要求皖系不用英国飞机参与战争，并撤回英国技师：在直皖战争中，“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马格德和安德森到保定前线观战”。以示对日本扶植皖系的不满和从道义上、政治上支持直系。

这样，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争夺中国问题上，各支持一派，挑起直皖两系兵戎相见。从根本上说，直皖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所编导的“分裂剥削政策”的产物。

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3、打了5天的战争

直皖战争漫天风云，扰攘中外，可是正式开火不过3天，连同首尾，只有5天而已。

7月14日晚，直皖双方正式开火。皖军第一军以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双方胜负未决。

16日天津开来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两英里以外，因此直军防线被打开了一道缺口，皖军遂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为此不能通车。在这两仗中，直军都吃了败仗。

17日，战争情况起了变化。在西战场，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后，率领一部直车绕出左翼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对皖军进行突击。松林店是皖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皖军西路总司令曲同丰正做着生擒曹、吴的大梦，不料枪声大作，直军已经掩入，曲同丰和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便像山倒堤崩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

18日，曲同丰被押抵保定，在曹锟的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札，随后即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

在东战场，18日，张作霖以“有奸人自称交通部参事姚步瀛等十余人，顷间自京潜来长春，图谋不轨”为借口，派军参战。东路皖军在西路既已失败，奉军又大股参战的情况下，士气沮丧，人心惊慌，无心恋战，“全军陷于溃散状态”。

徐树铮见大势已去，于20日“化妆”逃回北京。东路失去指挥，皖军不堪奉、直联军一击，驻廊坊的边防军、西北军不战而逃，而杨村之皖军也逃走一空，奉军集中于北仓一带，追击皖军前进。

东西路皖军败兵向张家口逃遁，企图回到西北，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但被倾向于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驻兵在离居庸关不远的康庄缴械，解除武装收编，其他被奉军改编。至此，“定国军”全部瓦解，不复存在。

7月18日，靳云鹏建议段祺瑞派“定国军参议傅良佐到天津向直军求和”，但傅被直隶省长曹锐扣押。段祺瑞只得请求新华宫的徐世昌下一道“停战令”。徐在说出为“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一语后，发布了“停战令”。

19日，段祺瑞通电引咎辞职：

“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至此，直皖战争以皖系败北，直奉取得胜利而告终。

4、何以直胜皖败？

直皖战争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当时在近畿主战场的皖系兵力约有八九万人之多，而直系东西两路的兵力为5.7万人。

战争的结果却是直胜皖败。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人心向背问题。

直皖之役是在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特殊战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指出了这场战争确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存乎其中。

战前，段祺瑞皖系集团独裁专制，投靠日本，出卖主权，强迫民意，制造安福国会，大搞参战借款，编练参战军，“对外宣而不战”，穷兵黩武；“对内战而不宣”，涂炭生灵，残民以逞，致使“国民都有不甘同日之慨”，“国内因起剧烈的反抗运动”，全国舆论无不一致地声讨和谴责，纷纷通电痛斥和挞伐皖系，“国人望段之覆灭，四处声讨之电文，不一而足”，使身处前线的皖军将士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士气低落，军心惶惶，离心离德，厌战和反战情绪严重，不愿为长官卖命。

这表现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皖军将士整师、整旅的投诚。直皖战争与其说是直皖之战，毋宁谓是皖与皖战。

吴佩孚则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民意要求，以打倒皖系反对日本为旗帜而赢得民心。当时吴挺身而出，反对段祺瑞皖系集团、安福系、交通系政客及其所控制的北洋政府的盗卖国权，植党营私，独裁统治，与全国罢课、罢市、罢工风潮相呼应，获得了包括共产国际、苏俄、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全国舆论大多表示希望吴佩孚对皖系诉诸武力，以期推翻误国害民的段祺瑞和徐树铮。

可以说：

“吴佩孚的胜利，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舆论对吴佩孚的强烈同情和坚决支持，对皖系、安福系、交通系军人、官僚、政客的深刻憎恶与痛恨，是直胜皖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战略战术得失。

战略战术正确与否对作战双方的胜负有着重大和直接的影响。

在战略上，吴佩孚顺应民众爱国热忱和仇皖心理，向社会宣布自己“吊民伐罪”、倒皖反日的作战目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派系的反皖力量，从而在北方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在南方又结成南北联盟。

如果没有全国强大的反皖大同盟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直系要战胜当时控制北洋政权、有充分的财力和操纵力，又以日本为外援的势力较雄厚的皖系皖军是不大可能的。而皖系的战略错误就在于其推行了卖国独裁、排斥异己、与民为敌的政策，从而招致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群起而攻之”和直军吴佩孚乘机联络南北“战而胜之”。

在战术方面，吴佩孚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指挥员，他亲临前线，统一指挥，调度灵活，采取了在总体战局上的“品”形战势和“掏心”战术，诱敌深人，避实捣虚，左右包抄，分进合击，取得了成功。

相比之下，皖军将领如段芝贵、曲同丰、吴光新以及张敬尧之流，既非将才，亦非帅才，更乏勇敢精神。皖军在装备上和供给上占优势，却未能集中统一指挥，以优势兵力歼灭敌方有生力量，却把夺取直军本部所在地保定作为最高行动目标。这些错误，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直皖之役是中华民国北洋统治时期大北洋系内部直皖奉三派之间的战争，但其性质，决不能以“不义之战”来概括。

在评价战争性质问题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给予了直皖战争和吴佩孚以应有的评价。

陈独秀认为：

吴佩孚“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张作霖、交通系（指一次直奉战争)的行上，不但是爱国者，并且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李大钊认为：

“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面前。”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

“吴佩孚所主张的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

因此，我们认为，直皖战争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次特殊战争。它既有直皖奉三系军人争权夺势的不义一面，又有顺应五四革命潮流，客观上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1919年至1921年形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与这次战争不无关系。直皖战争的主角是吴佩孚，他反皖反日的言行是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的。

5、粤桂战争的爆发背景

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趁机在西南发动了粤桂战争。

直皖战争发动以前，直桂两系曾经相约同时动手，直系在北方推翻控制北洋政府的皖系势力，桂系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而皖系与国民党及滇系也有一套反击直桂两系的计划。段氏目的在联孙反直，孙氏目的在联皖讨桂。

1919年9月，孙中山即开始向安福系、皖系公开表示：

“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当引为同志。”廖仲恺认为：“桂系能否攻破，端赖于此。”

9月21日，孙中山在文件上批示：“吾党今日欲有发展，应先扑灭广西陆荣廷。”而手段与后果不计。后又多次强调：“救国必须剿灭桂贼，统一西南。”而后“乃能出师北伐”。

欲达此目的，“一切进行方法”，似舍联皖别无他途。

8月，孙中山与段祺瑞商定：陈炯明主动让出闽南大片“护法区”，而所有讨桂计划及闽军接防事宜，一切皆如李厚基所要求。

李助粤军饷糈50万元，拨子弹600万发，并派闽军臧致平旅来粤参战。而段对孙之护法主张，表示让步。这样，闽粤合兵，一得惠州，则广肇各地不成问题。

为了消灭桂系，孙中山为此制订了一个全面埋伏的大包围政策。在联皖的同时，运动湘、川、黔、滇、闽及海军方面全面围攻桂系。而在广东内部则为中心开花计划，即动员钦州、潮州、琼州等地国民党人起兵响应，并鼓励广东地方实力派反桂，使桂系首尾不能兼顾，四面受敌。

在孙中山讨桂方略中，陈炯明的粤军则是重中之重。粤军是以广东省长所属的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孙中山看来，陈炯明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希望他能成为民国元年的黄兴，民国二年的陈其美，对他寄以厚望。

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孙中山让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并派许崇智、邓铿等国民党军事干部充实进去，出任将职。但由于桂系的排斥，陈炯明部粤军在广东难于立足。为了保存实力，陈部粤军于1918年1月25日誓师攻闽，8月初攻占福建重镇漳州，在福建站稳了脚跟。

由于粤军是被迫离粤的，因此，孙中山一直期望着粤军回师广东，返旆驱桂。

1919年2月4日，孙中山在复陈炯明信中说道：

“粤军于停战以后，未能亟谋发展，则固守现势，整顿内部，以待时机，亦策之得者。至筹购新式武器，以谋改良，分途并进，亦属当务之急。欲谋异日之发展，必先求内方之充实，庶为不败之道。”

信中要陈蓄势待发、见机行事的目的就是消灭桂系。

1920年初，滇桂两系因驻粤滇军的军事统帅权而内讧分裂，唐继尧曾与孙中山暗约，由陈部先发，唐部响应。孙中山为此屡屡促陈起兵，并派古应芬、廖仲恺、朱执信等前往劝说，但陈炯明却以为时机未到，又存保全实力私心，暗中派遣黄强、金章等同桂系及其附属派系政客勾结，因而错失了大好机会。

7月中旬，北方直皖战争爆发，经过五天的战斗，号称无敌的段祺瑞边防军全部溃灭。桂系本与直系暗中勾结，因此，拟借机混水摸鱼，计划进攻驻闽粤军。陆荣廷为此特开龙州会议，决定以进攻福建皖系北军为名，顺路消灭粤军，同时以福建地盘为饵引诱海军，协同作战。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